近年来，随着科技的进步与统治形式的调整，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工人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社会矛盾得以缓和;然而，在资本主义的种种自我调整政策之下，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与基本矛盾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最近几十年，整个世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资本主义作为全球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相应地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这些变化，一方面体现在生产力的发展上，另一方面体现在统治形式的调整上。
一、生产力方面的变化
首先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在20世纪的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整个世界发生了以电子计算机、原子能和空间技术的发明及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而第三次科技革命正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策源地发展起来的。这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过程中的一次巨大的历史性飞跃。随着相对论、量子力学这样一些革命性的现代科学理论的提出，带来了原子能、电子技术，特别是20世纪中叶诞生的信息科技的飞速发展。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且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整个人类文明也由19世纪发展起来的工业时代推进到了20世纪的信息化时代。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当代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国民经济也实现了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快速转型。在二战后的半个世纪里，由于整个世界局势处于相对稳定的时期，更重要的是新技术革命的影响，世界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接近4%，而在此前的十几年间，这个数据平均只有2.3%。世界国民生产总值每年达30万亿美元，而其中西方发达国家所占的比重几乎达到四分之三。尤其是在20世纪的五十到六十年代，当时的联邦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一度达到8.6%，日本的工业生产增长率也曾一度达到16%，世界经济呈现出高速增长的势头。
生产力飞速发展的直接结果，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转变。由新的社会生产力推动的全球社会产业结构变化迅速，传统的产业——主要是农业和工业在经济发展中的比重降低，而信息产业的比重大幅度上升。第一、第二产业的份额大大下降，第三产业迅速上升，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目前已达到三分之二左右。产业结构的转变必然带来就业结构的相应转变，直接的结果就是：蓝领工人减少，白领工人增多;非知识型工人减少，受过严格规范的专业训练的知识型工人增多。近年来，在美国数百万新的就业者中，知识型工人约占90%左右。普通就业者科技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又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由此催生了一个新兴的中产者阶层。
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突出的一个现象，是一个占人口约40%—50%的中间阶层的出现。这个阶层由政府中的中上层公务员、大学教授、医生、律师、记者等群体组成，他们收入较高，生活条件优裕。在工人阶级队伍中，以接受过相当程度的现代教育、并具有现代知识和技能为特征的“知识工人”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他们正在成为工人阶级的主体。工人的收入增加，生活得到明显改善;劳动时间也相应缩短;不少人还拥有股票。这些都是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新的变化。
现代西方社会基本上呈现出一个橄榄形的形态。所谓橄榄形，也就是两头尖，中间比较宽大。这比较形象地揭示了西方社会处于最上层的是极少数，同样处于最下层，生活十分贫困的也是极少数，大部分的社会成员都处于社会的中间层，经济上相对宽裕或至少能够自给自足。不少西方的学者也将橄榄形的社会视为一个比较稳定的社会形态，也就是说，这样的社会不太容易出现激烈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动荡。
总之，由于二战后西方国家阶级结构的多元化与复杂化，使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有所缓和。
二、统治形式方面的变化
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整个西方世界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与此同时，法西斯主义趁虚而入，在意大利、德国上台;加之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使得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摇摇欲坠。为了缓和矛盾，各个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程度地采纳了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方式，渐渐走上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样一种发展形式，即：企业国有化、经济计划化、国家福利化：
(一)在经济运行上实行国家干预的手段，最典型的就是凯恩斯主义和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二战之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建立了宏观经济调节制度，对经济进行国家干预。其干预的主要内容，包括建立国有企业，利用财政手段，比如说税收和货币信用政策以及国家制定的各种经济发展政策、计划对生产和经济过程进行调节。简单地说，就是加强了对自由市场的计划调控。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开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不过10%左右，到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比例上升到20%左右，而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三分之一以上，有些国家甚至超过了一半以上。国家财政支出的急剧增加，说明了政府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且越来越主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这种自我调整，虽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性质，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历史发展的一个趋势，那就是向着扬弃私有制，建立新的公有制的大方向前进。
(二)在社会价值目标上，注重平等的理念，建立福利国家，建立、健全和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最典型的就是瑞典所奉行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从一个孩子的出生，到长大成人乃至临终医疗，都生活在国家提供的高福利保障之下。二战之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法制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也建立起了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扶助或者说社会救济、以及社会福利组成的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并通过吸收工人参与管理，鼓励职工持有企业股票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阶级矛盾。比如说美国，许多大型垄断公司的持股者有几十万、上百万人。美国有六分之一的人口成为垄断公司的股东，加上其他中小企业的大小股东，可以说在美国几乎人人都成了持有股票的“资本家”。一方面，这样做可以增强职工对企业的归属感，激发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另一方面，这些分散的小额持股者丝毫不能动摇垄断资本对股份公司的实际支配权。
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劳动时间普遍缩短，大多数欧美国家每个劳动日甚至少于8个小时。德国工人一周的平均工作时间是33小时，也就是每天工作6个小时左右;法国是34小时，美国稍微长一点，不到37个小时。
今天，不论是白领工人还是蓝领工人，他们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穿着体面，生活悠闲。德国著名的哲学家马尔库塞曾经说过，今天的打字员或者秘书可能和她服务的老板的女儿穿得一样漂亮。现在已经很难再用过去那种贫穷、富裕或者说吃得饱不饱，穿得暖不暖的标准来区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了。尤其是在西欧国家，得益于高福利政策的推行，即使是流浪汉和无业者也可以过上一种不失尊严的生活。
三、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资本主义的本质
虽然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很大的改善，但这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福利制度”和“福利国家”的形成，是由多方面的条件和原因促成的。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解决由于战争破坏造成的各种矛盾，维持社会安定，普遍推行福利政策。二战刚刚结束的时候，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失业问题，人民生活条件相当恶劣。为了维护社会的基本稳定，平息国民的强烈不满，缓和国内的各种矛盾，简单地说，为了让国家能重新走入一个正常的轨道，让民众把日子过下去，各西方国家的政府必须出面解决广大人民的生存问题，所以才开始制定社会福利政策并采取救济措施。因为当时环境过于困苦，如果国家不做这个工作，那么经济可能长期得不到恢复。
战后工人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归根结底还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所决定的。生产力水平的迅猛增长，创造出了大量的劳动产品，制造出许多商品，这就必须要有一个相应的市场去消化。也就是说，产品有了，但必须有人来买，否则就会形成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经济又要崩溃。这个时候，福利国家和各种福利制度的产生，适时地缓解了日益尖锐的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大量的产品可以由政府购买，然后用福利的形式发放给需要的民众，同时又完成了消费，给资本主义企业带来利润，形成一个共赢的局面。
同时，生产的集约化、社会化也要求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化。就是说，我们前面提到所谓知识型的工人、技术型的工人，这是需要国家、政府投入大量的教育成本的。在新科技革命条件下，资本主义再生产需要培养专业化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的培养或者说再生产，仅仅靠工人自己的工资收入进行个体性的消费，或者是单靠个别企业进行职业培训，是很难实现的。这个时候，必须依靠国家发展社会教育和增加福利支出来实现。为了给不断发展的资本主义大生产提供合格的工人，国家必须承担起发展教育的职责。政府不得不干预国民收入的再分配，通过向工人、企业征收税款，把一部分国民收入集中起来，再统一支出、分配，进行社会化的劳动力再生产或者说劳动力的教育培训。
另外，高额的社会福利制度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这些钱从哪儿来呢?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由于资本输出的扩大和国际垄断的加强，现代垄断资本从国外，尤其是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掠夺了巨额的财富和利润，为本国的福利国家的实施提供了大量的资本。简单地说，当代资本主义已经从主要掠夺和剥削本国工人和无产阶级，转向了主要掠夺相对落后地区的工人和无产阶级。这一方面保证了垄断资本获得更大量的财富，同时又巧妙地转移和缓和了本国内部的阶级矛盾。
“福利国家”是一个听起来很有掩饰性的称谓。而究其实质，不过是资本主义国家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自我调节的一种手段。福利政策的实施，使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保障，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状况，缓和了阶级矛盾，有利于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同时，社会福利的扩大，带动了为之服务的医疗、教育、保险、金融、商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使就业机会增加，从而推动和刺激了社会需求和经济的增长。另外，福利政策还给资本主义戴上了一层玫瑰色的面纱，掩盖了劳动与资本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和对立，使得今天的资本主义国家看起来似乎也是温情脉脉的了。
事实上，马克思也早就这么说过：无产者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持有财产多一些，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他们生活状况有所改善，实际上不过表明，他们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
虽然西方国家的中产阶层不断扩大，但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也愈演愈烈。据美国统计局调查报告披露，美国社会顶层的20%高收入者在1993年占美国国民收入的48.9%，到1998年，这一数字上升到49.2%，而居于底层的20%的工人的总收入比重一直没有变，依然是3.6%。
在发达国家内部，1979年美国20%最富的人的收入比20%最穷的人高3.5倍。而到了90年代末，这一数字已经达到9倍。目前，美国最富裕的1%的人口所占有的财富远远超过了90%的美国人的财富加起来的总和。在社会福利制度下并存的是不断扩大的贫富悬殊。前两年发生的占领华尔街事件就是美国这一矛盾的集中反映。
在西方国家，高福利也造就了“懒人经济”。以瑞典为例，瑞典一直推行高福利政策，为此，必须实行相应的高税收政策，因此，瑞典国民的收入差距相对而言比较平均。但这造成的一个结果是，瑞典的税率最高可超过公民收入的70%以上，有人做过测算，按照这样一个税率，一年12个月，一个瑞典工人从8月份开始的工作才是为自己赚钱，之前的7个月都是在为缴纳政府税收而进行无偿劳动。高额的税率严重损伤了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同时也催生了一大批不事生产，等待他人创造社会财富，坐享其成的懒人的存在，使得经济发展失去动力。
沉重的社会福利开支引起的巨额财政赤字、高通货膨胀率、高税收和企业的低效率等等，严重影响着资本主义利润的增长和扩大再生产的正常进行。面对这种情况，不少西方学者纷纷惊呼福利国家的危机已经到来。近年来，一直被反复提到的欧债危机，在某种程度上也跟欧洲各国长期奉行的高福利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政府无米下锅，难以为高福利政策买单，而国民却习惯了悠闲自在的生活状态，经济生活缺乏生机和动力，福利国家的政策也就难免捉襟见肘了。
无论是占领华尔街运动也好，还是欧债危机也罢，西方国家一直也在不断谋求着突破困境的方法和自我调整的道路。资本主义制度仍然有着很强的生命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一定时期内也能够进行自我调整，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够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并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向前发展。但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并没有解决，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和发展只能是在重重困难中摸索前行。
作者：刘莹珠 来源：中共石家庄市党委党校学报 2015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