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产方式”是一个整体性与有机性兼具的范畴，是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精髓在现实政治经济学考察中的重要体现。生产方式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具有重要作用，使其实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完整考察。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是“生产关系”，但必须基于“生产方式”加以考察。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应结合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完整而非断章取义式的借鉴。从马克思生产方式理论及其政治经济学研究出发，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与发展、有效应对西方经济学提出的挑战、切实解释并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等多个层面的考量，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在生产方式的理论框架下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0，F0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101（2020）05-0001-09
来稿日期：2020-06-30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17DZJ01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周文，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电子邮箱：zhou59201@；代红豆，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电子邮箱：17210010009@。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显然无论是西方的经济学理论还是中国传统的经济理论都无法很好地阐释这一中国发展奇迹。伴随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自信的不断养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运而生。它不仅关乎中国发展，更将提供一种“集众家之所长、助力新世纪发展”的全新经济学说。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要厘清的就是其研究对象。这是一个抽象性与理论性兼具的重要命题。
一、生产方式理论与马克思主義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不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但它的确立必须基于对前者的借鉴学习之上。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不仅仅只是一个抽象的结论，必须从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及其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完整、全面地理解和把握。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
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仍是一个尚存争议的重大理论问题。事实上，关于这一议题的探讨，自建国以来就络绎不绝，并始终围绕“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以及“生产力”这三个核心概念展开。大多数人赞同将“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也有人主张将研究生产力放在首位（熊映梧，生产力经济学创始人之一[1]），还有人主张要研究生产方式（马家驹、蔺子荣，1980[2]）。
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是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经济学。蒋学模先生就在其《政治经济学教材》开篇中指出：“政治经济学之所以这样重要，是因为它是一门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3]可以说，老一辈经济学家基本赞同这一观点，其背后具备充分的学理依据与深入的学术思考：一方面，就文本依据来看，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分析把握不应停留于单个文本的字句解读，而应回到其政治经济学经典巨著《资本论》中做整体把握。遗憾的是，马克思凭借他个人真正完成的只有《资本论》第一卷，但根据他的研究方法与体系，他采用科学抽象法并呈现“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整体研究序列，第一卷是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的最抽象分析，而第一卷最后作为最抽象的结论，也最接近问题实质，已然可以从某种意义上作为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结论。而事实上，第一卷最后要回归的就是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生产关系问题。且最后由恩格斯编写的第三卷实则也回归到了这一问题。另一方面，就理论分析来谈，政治经济学既研究关乎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的深层次问题，又在本质上属于“历史的科学”。由此，既要借由生产方式理论分析社会生产的运行及其发展，又要结合特定社会历史的主要矛盾和实际需要。而马克思当时就是为了推翻资本主义社会而去研究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是革命的政治经济学”，故“生产关系”的研究必然放在首位。也可以说，生产方式理论与马克思所处时代的历史实际相结合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生产关系”。
生产方式理论是马克思确立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关键依据。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来说，“生产关系”揭示了问题的抽象本质，但“生产方式”比“生产关系”更为丰富、更为具体，也因此“生产方式”较“生产关系”更具解释张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与以“生产方式”为核心范畴并不冲突，而是相辅相成，不是单纯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而是在“生产方式”的基础之上研究“生产关系”。笔者也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就是“生产关系”，但必须以其生产方式理论为依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确是“生产关系”，这是由马克思主义整体学说和所处历史时代所客观决定的，但对于后世来学习借鉴已有经典理论来说，重要的不是“是什么”，而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显然不能依据其对象本身来确立，而应从其生产方式理论中得到确立，但遗憾的是，后世往往忽略了这点而醉心于已有结论的字句争端。
（二）生产方式理论
强调生产方式理论而非仅仅停留在“生产方式”范畴，意在将它作为整体理论体系加以探讨，但仍要从其作为范畴开始着手。关于“生产方式”（英文themodeofproduction，德文derProduktionsweise）范畴的含义，也是一个长期争论不断的重要问题。国内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受到斯大林局限定义的影响，他在1938年写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提出：“生产方式既包括社会生产力，也包括人们的生产关系，而体现着两者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统一。”[4]将“生产方式”界定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不可否认，其虽对明晰概念的含义做了尝试，但确属形而上的界定，一度造成对这一范畴的忽视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解。1980年，马家驹、蔺子荣率先对这一界定提出质疑，与斯大林相反，他们认为“生产方式”并不是“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把这两者包括在自身之内，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从而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一个范畴。”[2]自此以后，关于“生产方式”究竟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统一还是两者中介的争论持续不断，但这其实是表象问题，更深层次问题则应涉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理解。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专门组稿3篇对“生产方式”的概念含义及其理解加以深入探讨。进一步地，吴易风则在前人基础上率先提出“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主张基于此原理而非“生产力—生产关系”原理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5]整体来看，围绕“生产方式”内涵这一议题形成的代表性观点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生产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核心问题是所有制形式；劳动的方式；生产的社会形式等，尚无统一定论。研究该议题确实面临客观困难：马克思自身在不同时段不同场合多次使用这一概念；但研究者也多局部取义，没能把握马克思使用这一范畴的本质内涵，没能从马克思主义整体视域把握这一术语的精妙。
据已有文本可考，马克思在标志着唯物史观创立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开始明确使用“生产方式”概念，“人们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他们必须生产自己的生活，而且必须用一定的方式来进行”[6]，“生产方式”是“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生活资料的方式”。而马克思开始习惯使用“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可依据文本，则最早出现在1846年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的信中：“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7]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生产方式”的重要性和社会历史性做了交代：“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8]2-3此为唯物史观的经典阐述但绝非成熟，探讨生产方式理论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立，还是应回到政治经济学经典巨著《资本论》中加以考释。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强调“生产方式”的社会历史性，这从“奴隶社会的生产方式”“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概念在《资本论》中的多次使用便可得知，“生产方式”总是根植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社会，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现实社会考察的显著表现。事实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不同篇章结合具体需要，认为“生产方式”具备不同具体含义，但都共同服务于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对现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完整考察。如：在第一卷“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篇中，马克思提到：“他的劳动生产条件，也就是他的生产方式，从而劳动过程本身，必须发生革命”[9]366，“生产方式”在此等同于“劳动生产条件”，着眼于劳动过程本身，包含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强调通过变革生产方式以提高劳动生产力。而在第一卷“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节中，马克思谈到：“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消灭，而且已经在消灭”。[9]872-874可以说，在考察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时，“生产方式”指建立在劳动者与其生产资料一定的结合关系基础上的社会生产，他还进一步概括了这一历史趋势的发展：“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到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重建个人所有制”。[9]872-874此外，“社会生产有机体形式”也是常见含义之一，马克思在论述人与生产过程，以及在社会生产中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物的相互关系时多次用到。
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键精妙即在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现实考察的融通，置于整体视域探求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及其规律。但现世的理论借鉴更应探求其究竟如何实现融通。毋庸置疑，现实关怀和问题意识是关键遵循。但“生产方式”作为同时出现在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板块的重要范畴，显然应当引起足够重视。笔者认为，“生产方式”是一个整体性与有机性兼具的范疇，是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原理的关键，是实现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完整考察的关键，是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精髓在现实政治经济学考察中的重要化身。唯其如此，历史唯物主义因现实的生产方式考察而得以“落地”，政治经济学因生产方式的整体把握而得以探清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惟“生产方式”的存在，两大伟大发现得以真正成立，得以相互贯通并构成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因此，对“生产方式”范畴及其相关理论的理解，应置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学科视域来加以探讨。
事实上，历史唯物主义归根结底是解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哲学世界观，由各种错综复杂的内部矛盾有机构成，本就极其复杂。同时又一直面临一个悖论：强调生产力的重要作用，就容易陷入生产力一元决定论陷阱；但忽视生产力的重要作用，便无法真正探清社会历史发展实际。于是马克思找到了“生产方式”这一宝器，一个可以不再过分局限于单纯探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问题、而更加科学合理地解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复杂实际的介质。至此，马克思基于“生产方式”整体视域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一般原则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起反作用”，但社会历史发展是复杂的，生产关系也可能先于生产力而发生变革，同时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生产关系也可能起决定性作用，但这与上述一般原则并不冲突，而真正关键的是置于“生产方式”整体视域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科学理解人类社会发展。政治经济学领域：进入现实的政治经济学考察，“生产方式”是一个美妙的化身，是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重要化身，它与具体的经济理论有机联系，共同构成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整体考察。当然，最后的共同指向是科学社会主义。
（三）生产方式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重要作用
1.生产方式理论是马克思确立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重要依据。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专门总结概括了新时代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九个方面，其中一个要求就是“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思想”[10]。而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思想必然不能剥离生产方式理论。在历史唯物主义哲学领域，借助生产方式理论能更加科学合理地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复杂历史，同时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生产方式理论与具体的经济理论有机联系，共同构成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整体考察。由此也完全可以说，生产方式理论是马克思确立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重要依据，使研究对象获得学理支撑。
2.生产方式理论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兼具客观现实性与社会历史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问题上存在显著差异。就西方经济学而言，比较能引起共识的研究对象是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这也是一般经济学教科书上的明确规定。不可否认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具体经济运行层面确有贡献，但实际上它还是存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的资产阶级经济学面临的问题，即混淆“生产一般”同“资本主义生产特殊”，在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视为永恒规律的前提下，撇开特定社会形式及生产研究资源配置问题，脱离社会现实。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不同，它基于特定社会生产方式之上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从而兼具客观现实性和社会历史性。
3.学科建构层面，生产方式理论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等实现有机统一。此处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进行简要梳理：第一，研究对象。“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9]8第二，研究目地。“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9]10第三，研究方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专门用一节探讨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笔者结合该节内容将研究方法概括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综合运用科学抽象法与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方法，综合考察具体经济现象和社会整体经济活动，于运动发展中探求经济关系本质。第四，理论体系。“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8]1上述每一个都是重大议题且尚存争议，但且从其整体把握，以利于问题探讨。事实上，对象服务于目的的实现，理论体系也由方法呈现为一个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整体序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键精妙之一就在于这些学科建构层面的重大理论命题有机统一，而在这其中，生产方式理论与每一命题都密切联系，促使它们共同构成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完整考察。
4.理论研究层面，生产方式理论联接研究对象与政治经济学具体理论，共同构成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完整考察。近年来，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存在一个很大的诋毁即在于：认为它只是抽象地研究生产关系，不关心资源配置问题，从而不具备现实意义。但事实上持有这一观点的人，他们还需要进一步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吴易风教授专门就这一问题进行过探讨，指出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就研究对象这一问题的真正分歧，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而在于资源配置在经济研究中的合理地位以及怎样研究资源配置，西方经济学只是孤立地研究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结合特定生产方式具体考察资源配置。[5]进一步，正是基于特定生产方式之上，我们所熟知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与资本积累理论等政治经济学经典理论才能具备特定内涵与意义，并共同构成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完整考察。
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以现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为根基，在研究进程中实现分割与统一，但这不是纯粹的头脑抽象，而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发展所决定，并最终呈现为一个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整体序列，实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解剖。在此必须特别提及《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第一章《导言》中的第一节《研究的对象》，其实该节具有特殊重要性，但学界却有所忽视。在该篇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单个进入社会、由静止进入运动，开始全面考察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在此，马克思专门对第一卷和第二卷前两篇的研究对象做了总结，关键的是他不仅阐释了前面各篇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更在对比中说明了各篇对应着特定的研究对象，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发展，并共同构成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剖。《资本论》各卷各篇考察的差别不在于研究的对象，而在于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抽象法的各个不同阶段。比如，第二卷前两篇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三篇则是研究这个方式在社会资本运动中所出现的形式。进一步，《资本论》三卷虽侧重不同，但互相补充构成一个整体。第一卷对生产过程的考察揭示被现象掩盖的问题实质；第二卷则揭示了掩盖实质的运动形式，使对实质的分析从抽象的理论进入具体的事实而得以丰富；而在第三卷便上升到最具体也是最接近人类肉眼可感知的资本主义社会，但这时资本主义的神秘面纱已然揭开，我们既看到了身着五彩华服的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也看到其亮丽外衣下难掩的罪恶本质。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理解与探析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1.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观的继承与发展。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历史的科学，其研究对象也应伴随历史的发展作出与时俱进的调整。首先应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孕育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是“革命”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主要是“建设”的政治经济学。[11]事实上，马克思本人也无法预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产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发展，“以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要标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以产品计划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经典社会主义模式也有了许多重要的差别。”[12]因此，应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确立研究对象的完整理论，但并不要求完全照搬其仅作为结论的研究对象内容。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观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历史实际加以丰富发展，服务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共同实现，置于生产方式的整体视域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
2.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能够有效应对西方经济学就研究对象问题所提出的挑战。一般而言，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在“生产方式”基础上研究“生产关系”，显然两者相互对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代中国，西方经济学就研究对象问题对传统政治经济学时有诘难，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没有研究具体层面的经济运行问题；二是无法量化，缺乏实际操作性。但事实上，“西方經济学不过是用一般的、抽象的资源配置学说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以阶级对抗为特征的资源配置”[13]，它天然地将资本主义社会视为颠扑不破的永恒真理，故大多脱离特定生产方式及生产关系，仅从经济运行层面探讨资源配置问题，显然这只能触及表象而无法真正深入本质。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不同，一方面，它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观的继承，探求的仍是符合经济理论研究本质的问题，并能真正揭示社会经济的历史发展；另一方面，生产关系范畴的确难以包容资源配置问题，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而非“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有助于明确资源配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中的合理地位，回应西方经济学挑战，更好服务于现实中国的发展。问题的真正关键不在于是否要研究资源配置，而在于怎样研究资源配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将资源配置问题置于特定生产方式中加以系统考察，比西方经济学仅孤立地探讨资源配置问题更科学。
3.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这一议题的研究现状与尚存争议来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能够有效回应争议、避免无意义的字词争端。“整体看来，当前学界围绕该议题主要呈现三种研究取向：一是坚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仍旧还是生产关系，因为生产关系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本质和核心；二是强调立足现实中国实践的情况和需要，结合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在研究生产关系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其中又可划分为主张也要研究生产力、也要研究上层建筑以及生产力和上层建筑都要研究这三种代表性观点；三是试图避开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做新的阐释。”[14]不同研究取向的背后实则是不同理论观点的争鸣与交锋。例如：如何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如何理解和研究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关系、研究对象是否包含生产力等，争议不断、尚无统一定论。而事实上，一门学科确立研究对象的真正要义在于划定研究范围、明晰研究指向以及构建研究体系，且目前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建构的重要历史机遇期，不可过分拘泥于纯字词争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主张根据马克思确立其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理论依据与完整过程，而非简单的字句照搬，在中国特色社會主义生产方式的整体视域中系统考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有利于减少争议、凝聚共识，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建构与理论发展。
4.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本质与理论发展需要。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本质问题，首先必须明确政治经济学的基本任务是“对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进行剖析，揭示其内在矛盾与运动规律，以指导人们变革或完善某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社会实践”[1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对社会经济运行的本质问题进行分析，这是对其政治经济学身份的“坚守”。同时，它不是别的什么政治经济学，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必须扎根于现实的中国大地，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从而获得独立且完整的存在。[16]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深入生产方式的整体视域探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问题，直接关涉社会经济发展本质问题；另一方面，强调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实践。同时历史地来看，每一次由人类社会发展大变革所引起的经济学理论的革新发展，都是以现实的社会发展为基准、对以往所有的经济学理论进行融合后的超越式创新再发展。假定这样的关键性历史时刻又再次到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如想把握好这一伟大历史机遇，在学科定位上就应开阔，在研究对象界定上更不应局限于传统的单一界定，它应揭示抽象的本质性规定，但必须是寓于丰富的“具体”之中的“抽象”。
5.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符合中国发展的现实诉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绝不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简单运用，更不是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框架内容原封不动简单化设置为‘教义’，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指导下，‘一切从实际出发’，立足中国国情，以中国问题为导向，回答中国问题，从而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规律。”[1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即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既不能依靠单一研究生产关系，也不能只研究市场经济的运行问题，最终还是应当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问题。只顾抽象探讨生产关系绝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不是当前中国发展实际需要的政治经济学说。而真正重要的，是回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作的经典政治经济学考察，服务于中国整体发展，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结合中系统考察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综上，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这不是对研究对象的泛化，而是强调结合中国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完整而非断章取义式的借鉴，从而避免学界纯粹的概念之争。
三、在理论与实践中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丰富内涵
归根结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马克思“生产方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对其丰富内涵的理解，首先应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加以把握，其次应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具体地加以阐释。
1.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本质上属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着根本区别，是一种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生产方式。由前所述，“生产方式”是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精髓在现实政治经济学考察中的重要化身。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作为研究对象便暗含：在该学科理论研究及其相关实践中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与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归根结底是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伟大发现，即超越以往唯物论和唯心主义的历史局限，认为人类社会发展也是唯“物”的，实现唯物论与辩证法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双重贯彻。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方式既由一定社会生产力客观地决定，又由特定社会发展历史地决定，因此生产方式兼具客观现实性与社会历史性。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从根本上区别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末总结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两大基本特征：“生产的产品是商品”和“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地和决定动机”。[18]显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从一开始的目标定向就与之不同，其发展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为了更好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而决不是少数人攫取大量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应当体现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理论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发展趋势。可以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简要概括为：第一，建立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面扬弃。第二，在生产关系层面，重建个人所有制与联合劳动。作为对“资本的生产过程”所做抽象分析的结论，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一节中论述了生产关系发展的否定之否定过程：“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到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重建个人所有制。[9]872-874在此，“个人所有制”是对前面所有生产关系的扬弃，与“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相适应，劳动者个人充分占有所需生产资料，实现自由的联合劳动。第三，在分配关系层面，“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提供了目标指引与前进方向。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生产方式，要实事求是、根据其民族特殊性与历史继承性具体地加以把握。
2.理论层面，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应当引领起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在学科建构上，与研究目地、研究方法、理论体系等重大命题有机统一；在具体理论研究上，与具体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相互贯通。以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为根基，贯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整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键精妙之一即在于其政治经济学研究是一个理论整体，研究目地、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体系等学科建构层面相关的重大命题密切关联，共同支撑起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现实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以此为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发展为根基，构建一个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整体序列，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体的理论研究密切联系，只有寓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之中的政治经济学具体理论才能具备特定内涵与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也只有以政治经济学具体理论为依托才真正成为其研究对象。一个现实的理论诘难即是：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是否还适用于当代中国？反对者认为这些皆为適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一旦适用于中国就等同于承认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赞同者则着眼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但他们无法回应反对者的质疑。而事实上，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分析框架，赋予这些理论以特定时空背景，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了。此外，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取得巨大成功，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两大优势。由此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考察，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极大丰富。
3.实践层面，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应当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相契合并能够引导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要精准把握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马克思晚年提出过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主要是结合俄国问题时谈到，“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就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19]，即经济落后国家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高度和科学结合的一个伟大创造。”[20]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突出强调虽然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必须牢牢把握这一基本国情。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相契合。顾钰民在总结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三大成果时指出：“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从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个人收入分配制度这三个层面创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三大成果，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和个人收入分配理论。”[2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要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相契合，要与当前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相适应。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要能够迎接挑战，抓住新型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新机遇。当前的全球局势与新技术革命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得不引起我们对世界大势的再审视。进入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逻辑统治着全球，如今又再次兴起探讨，即资本逻辑能否最终被技术统治所取代？这尚无定论，但可以明确的是处于世界大势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对这一变化引起足够重视。落实到现行中国经济发展上，高质量发展应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顺应时代潮流的伟大转变，是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的变革的统一”，而现代化经济体系则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良性互动的经济体系。”总之，在变局之中把握不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整体视域中系统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
四、简短结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科学性问题
“科学”这一提法最早源于自然科学领域，后来才逐渐引入到社会科学领域加以探讨，一般指“正确反映世界本质与规律的理论”。事实上，科学的基本任务是解释事物和指导实践，而政治经济学则研究一定社会经济结构、指导社会经济变革与经济发展。从这个角度看，政治经济学是可以成为科学，但前提是必须满足：一方面，阶级性与科学性的问题，亦即研究立场要克服阶级性；另一方面，研究内容要能够揭示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与规律。此亦为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科学性的要求。马克思曾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提到，“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9]10，直接关系到人们生活物质利益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必然极易受到阶级性问题的干扰而难以实现科学性，故政治经济学研究要能够抛开阶级局限和意识形态偏见，服务于特定社会的经济发展。后一个问题，则要求既要具备社会历史性，与当时当地社会的整体经济发展密切联系，同时经济理论的研究对象不是空中楼阁，要具备现实性和具体性，与现实的经济发展和具体的经济理论密切联系。
由前所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生产方式的整体视域下探察经济社会发展，由此既克服了阶级性的问题，又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与规律。反观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所谓“边际革命”，如杰文斯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提出了边际效用论，并开始运用数学工具来处理经济问题，便开始将生产关系排除出西方经济学的研究领域，这主要是因为生产关系很难量化。19世纪70年代后，新古典经济学开始将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局限在资源配置问题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时期，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在《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中明确提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或研究目地：“经济科学研究的是人类行为在配置稀缺手段时表现的形式……经济学是把人类行为当作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一种关系来研究的科学。”
尽管尚存争议，但目前西方经济学经典教科书大多沿用这一定义。如萨缪尔森《经济学》：“经济学研究社会如何使用稀缺资源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把它们在不同人之间进行分配。”[23]曼昆《经济学原理》：“经济学研究社会如何管理自己的稀缺资源。”[24]基于社会现实根源，西方经济学的早期并非空穴来风地将关乎社会经济发展的本質性问题排除在研究对象之外，但后来却发展为研究定式，日益趋向孤立研究和过分追逐量化。这背后实则反映了西方经济学本质上是西方国家统治阶级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它永远在假定资本主义社会永恒的前提下进行研究，这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它只能局限于具体的经济运行问题即资源配置，但脱离社会的历史发展是不可能真正解决好资源配置问题的，这也使其永远不能成为科学的经济理论。
马克思生产方式理论既是政治经济学现实考察的重要理论，又蕴含最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使得在考察特定社会经济发展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阶级局限，探知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得以区别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而更具科学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然正在进入学科建构的关键时期，而无论是从理论体系构建还是学科建设的角度出发，研究对象都是首要基本问题。其研究对象应该完整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观，并结合实践确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这一研究对象的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发展打下良好基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应在生产方式的理论框架下进一步推动该学科理论的研究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