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国家建设的普遍内在逻辑和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特殊历史进程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中的领导地位。基于价值、组织和制度等 3个要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党领导现代国家建设的模式经历了从全面管控到有限领导再到全面领导的发展演进。这 3种模式既相互联系又有所不同。其中，坚持党的领导，动态调整现代国家的建设目标；保持组织同构互嵌，尊重现代国家发展自主性；重视领导制度建设，规范党对现代国家的领导，这些都是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国家建设模式演进的共同价值遵循。
关键词：党的领导；现代国家建设；价值引领；组织嵌入；制度构建
对近代中国而言，现代国家的建设发轫于外在现代化潮流的冲击。首当其冲的清朝统治阶级尝试通过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等途径挽救自身统治，但“由于帝制中国内部很难生长出民族国家，需要先知先觉的建国者促成中国的现代国家转型”［3］，革命就成了唯一途径。尽管资产阶级性质的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王朝的国家形态，但并没有实现国家独立富强的目标，反而“分裂出大大小小的传统型权力中心，形成严重的政治权威危机”［4］302。其后，由国民党组建的南京政府作为一个低制度化水平的城市性政权，它的存在“不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仅仅是为了延续它的政权，这跟过去的王朝没有什么两样”［5］263。意识形态的混乱杂糅、组织结构的功能紊乱和政治军事的接连败退，导致国民党逐渐丧失了现代国家建设的主导权。在此消彼长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近代中国实际紧密结合，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逐步承担起领导建立现代国家的历史重任，也由此决定了党在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的领导地位。
实践经验表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国家成长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决定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程，也决定了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内在逻辑”［6］。中国共产党通过借鉴、吸收、创新等方式，不断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国家建设道路。就其表现而言，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国家建设的领导可以从价值、组织和制度3个维度加以认识。首先，任何现代国家的建设都是在一定的价值引领下开展的，执政党需要向国家传输特定的政治价值。价值的稳定传输与生根发芽是一个长期过程，一旦形成良性循环的有利局面，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就会更加稳固。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更需要把党的指导思想确立为国家的指导思想，进而将自身的政治愿景和执政理念转化为国家的前进方向与发展目标，并贯穿于现代国家建设的全过程。其次，在政党主导型国家中，组织嵌入程度决定了执政党根基的稳定性［7］。执政党要在符合现代国家建设规律的基础上，将自身组织有机嵌入到国家政权结构之中。从近代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探索实践看，仅靠器物革新和制度改革无法实现目标，低组织化的近代中国社会也难以推动现代国家的建立，而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和严密高效的组织体系正是中国共产党得以领导建立新中国的关键所在，也是党巩固自身对现代国家建设领导地位的重要载体。最后，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国家建设的必要依据和有力保障。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加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建设有助于实现党对国家权力的理性改造和合理掌控，确保国家政权机关按照党的执政理念开展行动，实现政治目的和行政效率的平衡。上述 3个要素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有机融合的关系。价值聚焦的是执政党将执政蓝图转化为国家现实的问题，决定了现代国家建设的根本方向；组织是政党领导现代国家建设的基础，有助于克服执政党悬浮于国家政权结构的难题；制度作为政党领导现代国家建设的保障，为执政党和国家划定了活动空间和运作规则。三者的共同作用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将现代国家从构想变成现实的重要保证，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推进现代国家建设不断取得伟大成就的重要保证。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国家建设既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也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再版，更不是西方发达国家建设的翻版，而是在不断探索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由此也决定了这一行动方略具有启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的方法论意义。因此，本文以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现代国家建设的实践经验为参照，基于政党主导现代国家建设理论，整体把握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历史进程，从价值、组织和制度 3个维度探讨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国家建设的模式演进，并归纳其价值遵循。这不仅有助于深刻理解中国道路的成功经验，也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智力支持。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对现代国家建设的全面管控模式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在一个落后且饱经战乱的农业国家实现工业化以及如何实现对超大规模国家的有效治理，就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国家建设亟须解决的两大难题。受列宁主义和苏俄经验影响，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认可经济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必须经历一个过渡阶段的观点，但国外敌对势力的联合封锁、国内反动力量残余的负隅顽抗和人民群众对建设富强国家的强烈向往等主客观因素，把发展矛盾高度压缩到了一个临界点。在这一背景下，党对现代国家建设的领导采取了全面管控模式，实施赶超型发展战略。
（一）明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目标，沿用运动式发展策略
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新中国实际上是在相对落后的现实条件基础上，同步开启了对国家政权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探索。对此，毛泽东继承并发展了列宁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理论，指出新民主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前者为后者提供物质和文化等方面的积累，工业化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基础。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强调：“我们党和全国人民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改变国家的这种经济状况，在经济上由落后的贫穷的农业国家，变为富强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国家。”［8］6051956年9月，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明确提出，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目标是“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富强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9］274。明确发展目标之后，找到适合自身国情的道路就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国家的关键。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完成，标志着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阶段，毛泽东强调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并明确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1956年9月，党的八大正确分析了国内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指出当下的主要任务是把我国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先进的工业国，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次年 2月，面对国内外形势的巨大变化，毛泽东系统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与特点，要求把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为社会主义现代国家建设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不过，由于受到当时国内经济建设冒进、国际斗争形势严峻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党和国家提出了“超英赶美”“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
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10］584等明显带有运动色彩的口号和路线，严重打乱了国家建设的正常节奏。而后，尽管党中央也试图对此作出调整，如，1964年12月周恩来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目标，即“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1］423，并规划了合理的“两步走”战略构想。但在“左”倾错误思想的持续干扰下，党领导现代国家建设的价值引领出现了偏差，建设实践也遭遇了挫折。
（二）强化党的领导，构建党与政府同构互嵌的组织体系
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表示，“作为执政党，我们不能不把苏维埃的‘上层’和党的‘上层’融为一体，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12］11。在苏维埃政权中，政党获得了国家身份，政党精英等同于国家统治精英。深受苏联模式影响的新中国也采用了相同的政治体制，“所有的政府组织都在党的控制之中，都要为实现党的高层领导所设定的全国性目标而协调一致”［13］316。1949年11月，中央通过了在中央人民政府内组织党委和建立党组的决定，要求在中央人民政府工作的党员必须参加党的组织，过党的组织生活，并在中央人民政府党委下分设 6个分党委、在中央所属各机关内组建党的总支和支部，保证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政府工作的决定。同时，出于党委直接指挥同级政府的考量，各级党委设立了各种与政府职能机构相对应的党的工作部门，各级政府部门成为执行机构，国家层面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实质上成了党内的中央与地方各级组织的关系。1958年6月，党中央明确提出政治局决定大政方针，书记处负责具体部署，“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14］150。为了进一步落实归口管理，中共中央根据国家工作重心划分，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等小组。这些小组成为党对政府部门进行归口管理的抓手，保证了党的领导意志在政府中的全面贯彻。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会议上再次强调，“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15］832。至此，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的国家政权体系基本形成的基础上，同步构建起了与之相适配的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权机关的党的组织体系。两套同构互嵌的组织体系意味着其中的个体同时拥有政府官员和党的领导干部双重身份，而且规定党委拥有对政府官员的人事任免权，有力推动了政党和国家的融合，确保
了党能够实现对国家的全面管控。但是，“这两种方式高度的互联性和同构性使党非常容易代替政府（以党代政），使政府系统的政府间关系无形中转化为党的组织系统的上下级关系”［16］15，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家政权体系自我纠偏和自我修复的能力。
（三）坚持民主集中制，奠定党领导国家建设的制度基础
不同于西方先发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制度构建必然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新中国成立前夕，第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建设中的独立领导地位，明确要求各级政权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随着国家政权逐渐稳定，正式宪法的制定被提上日程。毛泽东在宪法起草的过程中强调，宪法就是要将人民民主国家已经建立巩固的事实体现为政体。对此，1954年宪法从国家根本大法的高度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绝对领导，强调以坚持民主集中制作为根本原则。各级国家政权机关都以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建起来，实现了将民主集中制贯穿于国家政权建设的各层级和各领域的目标。在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之后，为了保障不同地区、不同身份的人民能通过其代表或其功能性代表组织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两种政治民主参与的形式。前者是国家制定决策的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后者是民主协商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正式渠道。尽管两种制度的具体形式不尽相同，但“它们所蕴含的逻辑起点是共同的，即党的领导与多阶级联合的有机统
一”［17］122。这两项关键制度增强了党与人民民主的制度契合性，巩固了党领导执政的基本制度基础，也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基础和国家架构。广大民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凝聚起来，进而行使政治权利，新中国也得以在最大程度上整合各类资源，开展现代化建设。此外，在具体制度层面，基于有效管理超大规模国家的现实需要，中国共产党建立健全了干部任命制度、党委（党组）运行制度和归口管理制度等，实现了党对国家的全面嵌入和系统管理，进而稳固了党对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领导地位，充分反映出这一时期的政治形态“是高度的民主和高度的集中的结合”［9］74。
总体而言，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国家建设的全面管控模式是在新中国刚成立这一特殊国情下，为了克服低水平现代化障碍同时又追求快速现代化所采取的一种组织和建制方式，这就要求我们辩证地看待其历史合理性与局限性。就其历史合理性而言，全面管控模式符合“从分散到整体”的一般现代化进程，其展现出来的强大资源汲取、组织动员、整合分配和政策执行等重要能力，有效保障了新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国家平稳过渡到社会主义国家，并确保了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至于其历史局限性，一方面，由于缺乏现代国家建设的经验，全面管控模式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问题，权力高度集中于党中央，而“权力的高度集中和无约束地使用，最终使处于危机状态的当代中国政治形态出现了严重病变”［18］244。政党组织成为国家行政事务的直接管理者，不仅削弱了政党的基本职能，也限制了国家的执行能力。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党领导现代国家建设并未严格遵循制度化的常规路径，而更多沿用了运动式治理模式。这种模式之下的现代国家建设虽然取得了一系列伟大成就，但持续的大规模政治运动也给现代国家建设打下了不稳定的烙印，在整体上影响了现代国家建设的理性化和规范化进程，导致在较长时间内我国政治运行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波动特征。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对现代国家建设的有限领导模式
面对国家经济发展迟滞、人民生活水平不高等现实国情，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决定推进领导体制改革，调整党的领导的限度，给予国家和社会更多的自主空间，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正式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提高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成为党和国家的首要任务。事实上，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使市场力量逐渐增强，社会开始复苏成长，对党政不分的高度集权体制造成了巨大冲击。邓小平指出，“党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复杂，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19］329，释放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强烈信号。为了廓清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的一些错误思想，邓小平强调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19］341-342，有力维护了党在国家建设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对于改革的关键所在，党的十三大明确了以推进党政分开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提出“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20］36，通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是党对国家事务进行政治领导的基本方式。这一表述证明党的领导方式和治国理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党不再对国家进行直接全面的管控，党对现代国家建设的领导逐渐走上了制度化的轨道。针对实践过程中更多强调党的政治领导，其他方面的领导存在虚化弱化的问题，江泽民强调：“政治领导与思想领导、组织领导又是统一的、不可分的。”［21］92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六大明确规定：“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22］555从党的十三大到十六大的表述变化可以看出，党的领导的核心内容和实现方式都得到了丰富和拓展，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党的领导经历了再强化的过程。
改革开放后，基于“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23］61的判断，党对现代国家建设的目标进行了数次调整。具体而言，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将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确立为国家建设的主要目标，体现出党对前一历史时期高度集权体制所造成的各种问题的深刻反思，党开始谋求建立更加稳定的政治领导体制，奠定了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基础目标。党的十四大通过的党章则在保留民主和文明的基础上，把富强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首要目标，这充分反映了党对经济建设的高度重视。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党注意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贫富差距日益悬殊、人民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强等问题，在十七大党章中又增加了和谐这一新目标，进一步完善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体系。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准确把握和敏锐感知了国家建设的前进方向与实际问题，适时调整自身领导国家建设的着力点，同步推进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征程中走出了一条既符合现代化发展一般规律又适应中国特殊国情的发展道路。
（二）合理划分党政机构职责，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政分开的主导逻辑下，党主动调整党的机构与国家机关的关系，合理划分党政机构职责和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是贯穿其中的两条主线。在合理划分党政机构职责方面，党的领导方式转变是推进党政分开的必然要求，党的组织结构改变则是党的领导方式转变的基础。相较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委员民主，书记集中”的做法，新时期党坚持民主集中制，调整了党中央权力格局，逐渐完善集体领导结构。一方面，1980年2月，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领导下的日常办事机构得以重新设立，党中央再次恢复了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3个层次的政治领导机构。这3个机构各司其职，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负责重大决策，中央书记处处理日常工作。另一方面，党的十二大废除了党的主席制度，党中央不再设立主席和副主席，总书记成为党中央的最高领导职务。大会通过的新党章规定，总书记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这两项党中央层面的机构改革，不仅有助于解决党内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也有利于保证党的集体领导的长期连续性和稳定性。与之相对应的是，为了修补前一个时期频繁的政治运动对国家机构的冲击与破坏，满足市场经济下对国家治理方式的新要求，党逐渐将过去包揽的国家权力归还给政权机关。各级党委减少了党政交叉兼职，撤销了大量与同级政府部门重叠的职能部门，行政性事务转由政府职能部门承担，并恢复和健全了人大、法院、检察院等国家机构，逐步构建起系统完备、权责明晰、运转有效的党和国家机构体系［24］。党的十三大认为，政府各部门现有党组不利于政府工作的统一与效能，决定逐步撤销。1988年7月出台的《关于撤销国务院各部门党组有关问题的意见》对政府内部党组撤销予以具体指导。然而，撤销党组制的探索性实践并未改善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仅仅两年后，之前裁撤的政府各部门党组又重新设立。
在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方面，改革开放后，相对独立于政治领域的经济社会力量快速发展壮大，传统的党政不分的治理结构已经不能适应新情况。对此，党将转变政府职能作为行政改革的重点，逐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配的政府管理体制。经过改革开放近20年的探索和经验积累，党对政府职能转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初步完成政府管理体制重构的任务之后，199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政府机构改革要围绕转变政府职能这一中心环节，重点解决政企不分、机构臃肿等问题。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将效率价值和法治价值共同融入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全过程。党的十六大和党的十七大都对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出了单独论述，并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不难看出，这一时期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重点是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不断丰富政府职能的内容构成，确定以行政审批改革为突破口，明确政府职责边界，并且更加强调政府要提升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和质量，增强为人民服务的能力。
（三）建立健全党的领导制度，推动党的意志制度化转化
为了突破党政不分体制的桎梏，中国共产党强调制度建设，将党的领导制度化地嵌入国家体制，推动“党的领导”和“国家建设”的同步提升［25］。但是，党政分开并不能自动保证党对国家的有效领导。党领导现代国家建设必须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内，充分运用制度提供的资源，制定实施施政纲领，按照合法的程序运作国家机器，把党的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首次提出了“党的领导制度”这一概念，表明党已经深刻认识到用制度规范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80年8月，邓小平明确指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19］341这为正确理解加强党的领导与完善制度建设的内在关系提供了思想指南。为了克服一元化领导模式下权力过度集中于个人的弊端，废除了干部职务终身制，进一步健全民主集中制，恢复集体领导制度就成为必然要求。为此，党中央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党内法规，要求“在工作中都能遵循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26］41-42，党内政治生活逐步正常化。党的十二大进一步决定在党中央废除主席制，建立总书记制度，逐渐形成并完善了“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三位一体这样的领导体制和领导形式”［22］603，在制度层面上实现了党政军最高权力的合法化集中。此外，为了理顺党内权力的结构关系，规范地方党委对同级政府的领导，党中央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等党内领导制度，优化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党委领导政府体制。这些制度安排搭建起了党领导国家政权的基本框架，时至今日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通过正式的制度渠道，推动党的意志转化为国家政策是落实党的领导的关键所在。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的政党，强大的战略规划能力和执行能力是其显著优势，保证了党能够有效地制定、调整和实施国家现代化发展的长远战略目标和中长期规划。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先后领导制定并实施了“五五”计划直至“十二五”规划，夯实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经济基础。选人用人是影响党的意志转化与国家政策执行的另一关键环节，为此，党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公务员制度的全面推行，明确了“凡进必考”是党政机关干部录用的基本规则，同时，党重点加强了对领导干部的管理，专门制定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关于试行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年度工作考核制度的意见》等具体制度，要求各级党委按照程序向对应层级的人大推荐政府重要官员人选、精心组织竞争性选举、认真开展工作考核，保证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和日常管理符合程序规定。同时，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再通过政治运动的形式直接下达，而是通过立法、行政指令等方式间接推动，减少了公共权力对基层社会的干扰。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27］29这再次凸显了人民民主的重要性。可以看到，执政党和国家开始分别按照“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的重要原则运转，却又有机统一于坚持党的
领导这一根本原则，表明党领导现代国家建设的政治艺术趋向成熟。
概言之，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深刻总结了过去领导现代国家建设模式的经验与不足，达成了调整领导模式的内部共识，而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的巨大应力则从外部要求党改变领导现代国家建设的策略。这种转变过程决定了新时期党领导现代国家建设受到集权和分权双重逻辑的交互影响。集权逻辑植根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传统特质，要求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权威有效整合资源、构建制度框架和维护基本秩序，推动国家和社会平稳转型；分权逻辑则基于改革开放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呼唤，回应了给予市场和社会一定自主权的要求，从而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两种逻辑既有相融之处，也有冲突之时。其具体体现为党通过自身建设及其主导下的政府职能改革，逐步建立起适应市场化和分权化趋势的体制结构和运作方式，同时，以改善政治结构和提高治理能力为目标取向，努力解决市场化和分权化带来的一些弊端和问题，如，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政治控制、政府对市场的宏观调控和国家对社会的分类管理等。相较于前一个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党的领导呈现出收缩的态势，明显减少了对国家管控的广度、力度和深度，并更加注重建章立制，国家由此获得了更多自主空间。但是，实践中党政分开所导致的党政对立等问题不仅损害了党的权威与领导，也阻碍了政府工作的开展。再加上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等国际事件的冲击，20世纪90年代党再次出现集权倾向，折射出这一时期党领导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传统与革新之间的潜在博弈。事实上，这与改革开放后党领导现代国家建设的模式调整更多停留在形式层面的修复，缺乏系统完善的制度予以规范限制不无关系。因此，这种调整必然会对庞杂的国家政治结构和权力体系造成扰动，而广泛深入分权与监督有效覆盖之间的内在张力滋生了不容忽视的贪腐问题，这就要求必须再次集中权力予以纠治和克服。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对现代国家建设的全面领导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国家建设凸显新特征。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重点回答了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旗帜鲜明地指出党的领导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续优化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不断巩固党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领导核心地位。
（一）强调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确立新时代国家建设目标
“作为现代化事业的引领和推动力量，政党的价值理念、领导水平、治理能力、精神风貌、意志品质直接关系国家现代化的前途命运。”［28］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首次明确提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强调“党的领导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29］166，直接体现在党和国家发展事业的各个方面。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30］20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 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把“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摆在首位，并指明其余12个方面的显著优势的发挥都离不开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和实践的新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五个必由之路”和“四个最”等重大论断，并强调只有“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才能“确保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方向”［31］26。大会同意把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等内容写入新修订的党章，进一步提升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权威地位，为社会主义现代国家建设提供坚强的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在党领导现代国家建设的方式上，总书记重申了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党领导国家政权有效载体的重要地位，明确提出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国家工作中得到全面贯彻和有效执行”［32］54。
在现代国家建设目标方面，党的十八大首次正式提出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了新时代现代国家建设的新篇章。为了如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势在必行。2015年11月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渐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并对脱贫攻坚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脱贫攻坚成为了各级党委政府的重大政治任务。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要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同时，在十七大党章提出的现代国家建设四个目标的基础上，本次大会通过的党章新增了“美丽”的目标，构建起“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并提出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两步走”战略。2021年7月，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宣告，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指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并对战略重点、推进方向和时间路线等作出了科学安排。
（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总书记围绕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从思想领导、组织领导、执政方式和领导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四个善于”的评判标准。在此要求下，党的全面领导覆盖了各类组织主体，不仅包括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武装力量等，还涵盖了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等，在具体对象层面实现了党的全面领导。为了进一步夯实党对国家机关领导的组织基础，党加强了国家机关的基层党组织建设，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如，2017年9月出台的《中央和国家机关基层党组织党建活动经费管理办法》规定，中央和国家机关中的基层党组织开展党建活动，可以申请财政资金保障，解决了基层党组织党建活动经费不足的问题。此外，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管干部的根本原则，要求发挥党组织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领导和把关作用，将党管干部原则贯穿于干部选拔任用、考核评价和监督管理的全过程。总书记还多次强调政治标准是第一位的，要求全体党员干部都要旗帜鲜明讲政治，自觉提高政治能力，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在巩固已有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成果的基础上，党中央决定继续深化改革，调整完善体制机制和机构职责。总书记强调：“处理好党政关系，首先要坚持党的领导，在这个大前提下才是各有分工，而且无论怎么分工，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33］277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和二十届二中全会均对此作出了战略部署，要求以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统领，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明确党中央负责重大工作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加强和优化党对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全面领导。在领导过程方面，党既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又协调各方、督促落实，将党中央的决策变为国家决策，国务院负责具体执行，形成横向层面的“决策与执行高效互动机制”，并通过将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意志转化为地方决策意志，地方党委和地方政府加以落实，构建起纵横交叉的决策与执行高效互动机制［34］。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则通过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真正把维护党中央的权威落到实处，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同时，为了保证党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领导，中央陆续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等多个带有统领全局性质的议事协调机构，地方各级党委也都设置了相应的领导小组，从而实现了上下联动，统筹推进各领域的改革发展。
（三）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高度重视制度建设，指出在我国制度体系中“具有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29］125，提出“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35］76的整体目标。2014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强调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围绕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党的领导制度优势摆在制度优势的首位，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这一概念，要求“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29］125。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等6项有机衔接的具体制度共同构成了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这些制度本质上是党的执政价值观的具像化，有效贯通了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不仅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制定了系统的实施方案和体制框架，也为增强党领导现代国家建设的能力提供了制度保障，标志着党的领导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36］。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突出强调了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统领地位，并提出要继续完善党领导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制度，确保党在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作用。这种领导作用的实现依托于各级党委（党组）工作制度的健全发展，而非党组织直接代替各类组织发挥作用，充分表明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建设得到了进一步深化。
民主政治的发展是现代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新时代，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通过实践探索与理论提炼，创造性地提出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形态，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是从中国式现代化本质的高度，要求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充分保障。其中，党的领导制度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共同构成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有效运转的制度保障。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则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平稳运行提供了法治保障。在新征程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国家建设的重大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超越了西方民主的传统范畴，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
简言之，针对一段时期内所暴露出的党的领导弱化和党的建设缺失等问题，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发展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强化党的领导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的主导作用。一方面，总书记围绕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论断，厘清了党的全面领导的科学内涵，深刻阐释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四个伟大”中的决定性作用，并多次强调要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作出同步推进党的建设和现代国家建设的战略部署，为开创现代国家建设新局面提供了理论指导。同时，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要求下，党中央增设了许多覆盖面更广、功能性更强的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另一方面，党更加注重从制度层面加强和巩固党对现代国家建设的全面领导地位，不仅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党章和宪法，保证了党的领导获得最高层次的制度保障，还健全了“两个维护”的制度机制，形成了一系列完善党的全面领导的具体制度，为新时代加强党对国家事业发展的领导构建了系统的制度框架。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党对现代国家建设的全面领导模式既是顺应党的事业发展与形势变化的要求，不断把党的领导这一原则进行制度化、体系化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趋势，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完善的内在规律和显著特征。
五、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国家建设模式演进的价值遵循
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国家建设的模式不是一时一地形成的，而是经历了从全面管控到有限领导再到全面领导的演进历程，呈现出渐进转型的阶段性特征。不变的理想追求与不同的实践策略，使三种模式既相互联系又有所不同，其中既有一脉相承的价值遵循，也有与时俱进的策略调适，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连续光谱”。
（一）坚持党的领导，动态调整现代国家的建设目标
任何现代国家的建设都离不开一个核心主体，核心主体的代表性、整合力和成熟度，直接决定着这个国家现代化的成长［37］10。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推进现代国家建设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实践中，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担任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核心，承担国家建构和社会整合的重任。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国家建设的领导不仅是缔造国家的自然延续，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现实需要。在领导现代国家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渐成长为具有高度主体性的领导力量，展现出强大的资源汲取、利益整合和组织动员等能力，并不断深化对现代化的性质、目标、动力、特点与历史进程的认知，及时调整自身的责任、使命、战略和策略，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结合起来，不断巩固自己的领导核心地位。其中，价值引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国家建设的重要维度，而坚持党的领导作为一以贯之的价值基调，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国家建设的全过程。作为价值引领的主要抓手，理论具有批判、选择、解释和预见的认识功能，同时具有指导、管理、教化和作用于生产力的实践功能，积极探索、创新并确立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科学理论以发挥其认识世界和指导实践的作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国家建设的显著优势。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理论成果，成为党领导现代国家建设的指导思想。在价值理念指导实践行动的过程中，不断得到理论阐释和形塑的实践行动也会对价值理念的引导功能提出更高要求，从而推动执政主体不断深化理论、发展理论［38］。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日益增多的风险挑战，持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强化党的价值引领是必然要求。
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使命任务，中国共产党探索和回答了建立什么样的现代国家、怎样建立现代国家和如何巩固发展现代国家等一系列事关现代国家建设的根本议题，有力地领导和推动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进程，科学揭示了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国家建设之间的内在联系。具体而言，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目标，明确了国家要最大限度实现和保证人民性的底色。鉴于薄弱的基础、贫瘠的资源和庞大的人口等客观条件，党选择继续运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取得巨大成功的政治运动方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推进领导体制机制改革，降低了对国家和社会的管控限度，党的领导制度化程度逐渐提高，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目标也得到了丰富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总书记反复强调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提出了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目标，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可以看到，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党对整体与部分、公平和效率、稳定与改革等辩证关系进行了有效排序和价值权衡，灵活设定了具有感召力的现代国家建设目标，将自身的政治主张融入现代国家建设事业中，汇聚起推动国家发展的强大合力。
（二）保持组织同构互嵌，尊重现代国家发展自主性
如何有效连接执政党与国家、处理好政党组织领导政权组织的问题，确保国家建设符合执政党的战略规划，是政党主导型现代国家不能回避的核心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党沿袭了局部执政时期党组织嵌入政权组织的模式，并在执政实践中不断发展。但由于政府系统具有更强的专业性，其在运转过程中有着完整和独立的组织体系［39］，仅依靠党组内部嵌入的组织形式已经难以实现党对政府的有效领导。为此，党中央决定由小组直接领导政府各个口的日常工作，地方各级党委的职能部门也开始管理政府部门的日常工作，归口管理机制得以正式建立。相较于侧重内部嵌入的党组制度，归口管理机制“从外部搭建起党组织对政权组织的直接领导通道”［40］，两种制度机制的结合贯通了党对决策和执行两个环节的领导，党政组织实现了同构互嵌，进一步巩固了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然而，随着党对政权组织的管控力度不断加大，党政不分的问题愈发严重。面对改革开放释放出的巨大市场潜力和社会活力，党政不分的管理体制已经无法适应发展形势的快速变化。党中央以党政分开为突破口，撤销了大量与政府机构重叠的党委部门，将日常行政性事务的管理权交还给政府。不过，党政分开在实践中暴露出削弱党的领导和滋生腐败等问题。进入新时代，党构建起了“工作领导小组+党政合署办公+归口领导+党管干部+部门内设党组+纪委监委巡视”六位一体的领导体系，涵盖了决策、整合、协调、人事、监察、监督 6 大职
能［41］，有力强化了党对政府的全面领导。
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现代国家建设需要明晰党和国家的权力边界，党政完全不分和党政彻底分开都不符合中国具体国情，不仅会削弱党的领导，也会阻碍国家的正常运转。尽管党在特定时期调整了对国家领导的限度，但现代国家建设所遭受的挫折又要求加强党的领导，这就解释了为何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对现代国家领导的范围和强度呈现出波浪式发展的特征。当下，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形成既符合现代国家建设规律又适应中国现实国情的党政关系是保持自身战略定力的关键条件。我们需要正确认识和理性对待政党组织与国家机关的差异，找到实现党对国家的全面领导和为现代国家成长提供必要空间之间的平衡点，稳步推行党政分工，保证政党组织和政权组织在规定的活动空间内规范运转，并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产生良好的联动效应。应当指出，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仍处于发展过程中，超大规模人口和资源相对不足的矛盾始终制约着现代国家建设的整个进程。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政党、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国家的自主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增强，但中国共产党始终处于领导地位，政党主导型现代化的特征并未发生根本改变。
（三）重视领导制度建设，规范党对现代国家的领导
现代国家的制度建构提供了现代国家成长的基石，是现代国家必须完成的使命。作为现代国家建设的主导力量，执政党的领导制度是其确认领导合法性、稳固执政地位的重要保证。执政党的特殊地位决定了这一领导制度构成了现代国家制度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现代国家建设的整体布局。与此同时，现代国家一经成立，便具有了公共权力的相对独立性，且其自主性会随着国家建设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强。这就意味着执政党要与现代国家形成相互促进和良性互动的战略格局，就必须构建起一套适应执政党领导现代国家建设需求的领导制度体系，规范党领导现代国家建设的权力划分及行使。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国家建设的探索实践中，党的领导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发展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充分认识到建章立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根本原则下，党和国家迅速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重大制度，并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党的领导制度建设进行了初步探索，提出了“大权独揽，小权分散”［10］277等领导原则。这些制度有效保证了党在国家政权体系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也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度的基本框架和总体样貌。改革开放后，为了修复前一历史时期“左”倾错误思想对党和国家制度的破坏，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党更加重视发挥制度的作用，不仅明显加大了制度建设的力度与速度，接连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党的各级代表大会任期制和党务公开制度等新制度，还恢复完善了党委制、党组制和党管干部等传统制度，整体上实现了根本制度的完善、基本制度的拓展以及具体制度的创新，为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实现现代国家建设目标提供了坚强的制度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党的制度建设摆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突出位置，坚持问题导向，构建起一套内容丰富、结构严密、运行有效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更加强调依托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完善带动国家治理的制度化建设。应该说，始终坚持和持续优化党的领导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实现长期执政的重要保证。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完成了相应的党的领导制度建设任务，领导制度的科学化、精细化和体系化程度得到了显著提高，有效规范了党对现代国家建设领导的实现方式与运作限度，使党在新时代更好担负起领导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重任。
正如总书记所言：“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42］367现代国家建设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现代国家建设扎根于中国大地，自发轫之初便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紧密关联，这就必然蕴含着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特殊规律。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国家建设又恰好发生在世界政党政治蓬勃发展的全球化时代，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走向与形态自然深受其影响，这就必然遵循政党主导型现代国家发展的普遍规律。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国家建设的模式兼具中国性与世界性，其演变充分体现了现代国家建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有机结合。同时，现代国家建设是一个充满挑战的过程，不同阶段的历史使命会对执政党提出不同的要求。执政党只有准确把握现代国家建设的内在逻辑，同步推进政党建设和现代国家建设，进而充分发挥执政党在推进现代国家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并在现代国家建设对执政党的回应性塑造中，进一步夯实自身的执政基础。对于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言，加强党的建设，不断提高自身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从价值引领、组织嵌入和制度构建3个层面着手，实现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才能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空情境下，更好地领导现代国家朝着既定目标稳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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