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共十七大以后，发展“党内民主”，并以此带动人民民主，已经成为党内和党外热议的话题。这种“热议”至少说明了一个重要的意向：民主，是(中共)党员和全体国民普遍关心的问题，甚至提到了“生命”的高度(中共十六大和十七大分别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然而，何谓“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它们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区别，就我个人看法，这里却有一些需要认真正视的基本问题。
“党内民主”其实指的是党员与党组织的关系。某些人因为政治上的志同道合而走到一起，组织起来，为一个共同的纲领所凝聚，形成一定的党派(组织)。在这里，个人与组织的关系是以志同道合，即承认和遵守那纲领为前提、为基础的。如果一个人不承认或不遵守那纲领，这种关系就不会形成。所以，党组织思想的一致性和统一性，是不言而喻的，也是一个不能动摇的大前提。没有这个大前提，党的组织就不会形成。中国共产党的新章程关于党纲，有这样明确的规定：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如果一个人不承认上述“行动指南”、“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或者对上述“行动指南”、“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持有异议，他就不能入党，已经入党的，或脱党或为党组织除名。这应该是一个毫无疑义的原则。
不但如此，加入中国共产党还有“入党宣誓”的“誓词”和严格的组织原则加以约束。誓词如下：“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誓词中的每一句，无疑都是一个庄严的承诺，既是责任，也是义务，更体现为一项项不可动摇的原则，它把党员个人与党组织结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这里，个人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党员个人必须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纳入党组织，化身在党的纲领、党员义务、党的决定和党的理想、党的目标中。“服从”是它的基本精神和天职。这誓词自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党的代表大会后，被正式列入党章，说明了当下党组织非常看重入党誓词对党员的特殊重要意义。
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目前所谈的“党内民主”不能、也不会离开党的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党章先是在“总纲”中把“坚持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建设必须坚决实现”的“四项基本要求”之一加以强调，更在第二章“党的组织制度”之，特别强调了“党是根据自己的纲领和章程，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民主集中制就是我们熟悉的“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它突出的是“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精神。
我说这些无非是想说明，我们必须在个人与党的关系、党的纲领的认识基础上来认识“党内民主”。无论怎样强调“党内民主”，也不会离开党的纲领。如果离开它，党的组织和凝聚力就不会形成。这也就是说，作为党员，党的纲领是至高无上的，党员只能在承认、遵守、维护党的纲领的大前提下行使自己的权利。党员的任何权利，包括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都只能服务于党的纲领和党的组织。党员“在党的会议上和党报党刊上”可以“参加关于党的政策问题的讨论”，可以“对党的决议和政策”“有不同意见”，但绝对无权对党的纲领说三道四;党员可以“在党的会议上有根据地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但标准只有一个，这就是党纲。“民主”在这里是纯粹的手段，无论出发点还是落脚点，都是党纲。换句话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共产主义“最高理想”、“最终目标”，作为党的基本意识形态是决不能违背的，党员的任何“民主”，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怀疑、违背党的基本意识形态的思想自由。因为离开了它而“自由”，就是斩断了个人与组织的关系纽带，“党员”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党性”。
所以，在我看来，“党内民主”无论强调到何等程度，也无论“扩大”到何种程度，都不可能突破这个由党的性质决定的意识形态局囿，这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人民民主”却有完全不同的含义。人民民主是个人对国家权力而言的。它体现的是个体生命的尊严和至高无上的意义，体现为每一个公民不可让渡的神圣权利。这些权利就是我国宪法——这个国家根本大法所保证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通信、宗教信仰等自由和各项人权，当然也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公民对国家政事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政治权利。然而，必须看到，这所有政治权利都有一个最终落脚点，即公民人权的保障，这也是人民民主中最重要、也最具实质性的意义。
人民民主包括“消极”和“积极”的两种意义：“消极”意义就是首先要求在个人和国家“公器”之间划开界限，国家权力不得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名义侵犯公民的“私人空间”，不管这个公民是官员还是平民，是富人还是穷人，是打工者还是无业游民，都有他不容侵犯的生命权、个人财产权和为宪法所保证的各项自由权。即使一个乞丐，他的乞食袋也不容别人随意翻检;即使是罪犯，也有他不容侵犯的生命尊严和属于他合法收入的财产权。这就是所谓“群己权界”。“积极”意义则是除了这个“权界”外，人民民主还通过公民知情权，参政，议政权，监督权，表达各种思想、意见和选择政府的权利，既体现公民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以发挥公民建设自己国家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巨大潜能，也维护和确保公民的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
人民民主与法治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法治最根本的意义在于，宪法和体现宪法精神的各项法律，是至高无上的，一切政治权力的运作，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之下进行。因为宪法和法律是客观、公正的(即面对所有人，不为任何特殊利益团体服务)，体现的是公民的神圣权利(当然也包括公民的责任和义务)，所以法治也就是宪法政治，也即通常所说的“宪政”。人民民主的根本保证，就在于法治。“法治”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法家那里就有了雏形，如《韩非·有度》中曾说：“法不阿贵，绳不绕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故矫上之失，诘下之邪，治乱决缪，绌羡齐非。”但因为有高高在上的君权，并最终为君权服务，所以中国始终也没有真正的法治。
从以上的简单说明中，大致可以看出，“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其实是具有完全不同的规定和内涵的。我们既不能因为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就说“党内民主”高于人民民主，也不能因为党员在人民之内而说“党内民主”是“人民民主的一部分”。党员，作为公民当然享有人民民主的各项权利，但同时党员也享有党章所规定的“党内民主”各项权利(这些权利即“党章”第一章第四条所列的8项)，这些权利“党外群众”就没有了;然而，也正因为他们是“党外群众”，不享受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他们当然也不存在党员的义务，党员的入党誓词自然与他们不相干，不能、也不应该把党纲对党员的规范和制约延伸到“党外群众”和人民民主中(这种“延伸”我们过去是经历过的，这就是毛泽东的全民革命化时代，它给中国带来的就是人民民主的消泯)。
党的执政党地位应该是人民授权的。作为执政党，党组织就不单单与党员发生关系，同时还要与广大党外群众发生关系。这时，党要遵从和信守的就是人民民主原则。它执政的合法性也源于此。仅仅从政党的角度说，“党外群众”没有对某一政党党务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但是作为执政党，也就是作为国家权力，无论是“党外群众”还是党员则都有对国家政务的知情、参与、监督和表达各种意见的权利，其所依据的精神当然是人民民主。这时，党的“先锋队”性质也好、“行动指南”也好，“最终理想和最终目标”也好，应该而且必须体现在人民民主上，切实实现“民有、民治、民享”。
“党内民主”是否能“带动”人民民主，是一个实践性问题，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但有一点我想是清楚的：致力于人民民主首要和必须的，就是坚决、有序而有效地努力构建人民民主的制度平台，切实保证和逐步扩大人民的民主权利;与此同时，就是对全民(无论党员，还是“党外群众”)进行有关人民民主和公民理性的宣传和教育，特别注意从青少年的公民素质教育(素质教育其实最根本的就“公民”素质教育)做起。要使国人都懂得自己之于国家的权利，并懂得依法行使这些权利。要国人彻底摆脱从王权专制主义文化一直延续下来的“圣王意识”、“清官意识”、“草民意识”、“救世主意识”、“官本位”意识，真正懂得只有他们才是国家的主人，而他们的主人地位是要靠宪政民主来确保的。
作者：郭铁成 来源：凤凰周刊 2009年3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