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会计信息失真是一个国际性、历史性的问题，也是世界各国当前需要着力研究解决的重大问题。本文根据会计信息失真的成因，提出会计信息失真“三分法”，将会计信息失真分为规则性失真、违规性失真和行为性失真等三类，并分别从会计域秩序、信息不对称和人类有限性的角度，分析了这三类会计信息失真的形成机理，并给出相应的证据；本文最后简要地探讨了三类会计信息失真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简要地提出相应的治理思路。
「关键词」会计信息失真规则性失真违规性失真行为性失真会计域秩序
一、问题的提出
会计信息失真是一个国际性、历史性的问题，它一直是世界会计学界研究的重点课题，也一直是世界各国政府部门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然而，时至今日，各种各样的会计信息失真事件仍然困扰着世界各国。比如，美国的目前正处于调查之中的著名的“安然事件”，以及我国的“银广厦事件”、“红光事件”等。我们认为，目前之所以没有在会计信息失真的研究与治理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没有将会计信息失真进行恰当的分类，从而无法采取相应的措施分别予以治理。
会计信息是会计规则执行人根据一定的会计规则而生产出来的。如果会计信息是失真的，那它必然与会计信息生产的某个或所有环节相关。高质量会计规则是产生高质量会计信息的基础，因此，会计信息失真首先与会计规则的质量相关；当然，即使会计规则的质量再高，也只有得到有效执行才能产生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故会计信息失真又与会计规则的执行紧密相关。总的来看，会计规则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无外乎以下两种情形：一是会计规则执行人故意违背会计规则；二是会计规则执行人由于客观上的原因在会计规则的执行上存在偏差。据此，我们对会计信息失真提出“三分法”，即将会计信息失真区分为规则性失真、违规性失真和行为性失真。本文拟对这三类会计信息失真进行简要分析，并分别给出不同类型会计信息失真的证据，在此基础上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及基本的治理思路，为进一步研究如何有效治理会计信息失真奠定基础。
二、会计域秩序与会计信息规则性失真
资源是稀缺的，而社会公众则是有多种需求的，这种资源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决定人们必定追求利益。从满足每一个社会公众基本需求的角度来看，社会公众首先会追求财富绝对量的增长。一定数量的财富是社会公众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的前提，实际上，只有在社会公众积累了一定的绝对财富量来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之后，人们才会开始追求更高层次需求的满足，而这种需求的满足则是通过相对财富比重的增加而得到实现的。当然，社会公众追求财富绝对量的增长，其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提高或者不降低其在社会总财富中的比重，可以说，追求财富绝对量的增长是实现财富相对比重增加的重要途径。社会公众之所以将其拥有的资源进行投资，其目的就在于通过追求财富绝对量的增长，以提高或者至少不降低其财富在社会总财富中的比重。因此，站在社会公众个体的角度来看，他们对投资行为的选择都将以有利于自己的利益为标准。这样，整个社会将处于无序状态，其结果是任何人都不可能有能力做好自己的事情，当然也就无法获得财富绝对量的增长，更谈不上财富相对比重的提高；也就是说，社会公众不仅不能提高他们需求的满足程度，而且连他们基本的需求也无法得到满足。这就如在十字路口，每个人都不顾他人而只顾自己地走，其结果是道路处于极度无序状态，结果谁也无法通过这个十字路口一样。因此，如果社会成员想要满足自己最基本的需求，想要提高满足自己需求的程度，他们必须进行合作，而被迫放弃以完全有利于自己利益为标准的投资行为。这样，不同的社会公众就成为该合作投资的不同的利益相关者。而利益相关者的合作投资的结果，就是社会形成一种自生自发的投资秩序。
实际上，利益相关者在发生投资行为过程中所进行的合作，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但是，合作若要取得成功，其基本前提就是需要对利益相关者所投入的不同资源和利益相关者所享有的收益进行计量。因此，利益相关者在进行合作之前，资产计量方法必定是他们协调的重要内容。另外，利益相关者绝对财富和相对财富的增长，其根本途径就在于从投资中获取报酬，而且这种报酬越多越好。合作投资到底实现了多少收益，各成员又能得到多少收益，都需要依靠会计对收益进行计量。由此可见，包括资源和收益价值的计量以及相关信息的披露等内容的会计域秩序，它实际上是利益相关者以其所投资的资源为依据而进行互动的结果，是他们利益冲突与协调的结果。
会计域秩序是利益相关者以其所投资的资源为依据而进行的利益冲突与协调的结果，它是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而会计规则则是以会计域秩序为基础的人为制造的秩序。因此，按照会计规则所产生出来的会计信息，其是否具有真实性的特征，就应该以它与会计域秩序的一致性为标准。然而，不同时期和不同范围内的利益相关者存在差异，这两方面因素便决定会计域秩序会因环境和主体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即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具有相对性，这也是会计规则“被限定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实行”（唐寿宁，1998b）的原因所在。具体来看，决定会计信息真实性的因素主要有制度环境、资源的供求关系、资源投入量、资源的信号显示机制、资源的可抵押性、资产专用性、风险选择以及组织化程度等，它们直接影响着利益相关者在决定会计域秩序方面的权力，它们始终处于变化之中；同时，利益相关者的投资动机的种类、投资群体的结构以及投资群体的组织化程度也在时刻发生着变化（《中国投资者动机和预期调查数据分析》联合课题组，2002）。因此，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是一个动态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不同国家的利益相关者的结构不同以及制度环境存在的差异，决定不同国家的会计信息就有不同的真实性。
会计域秩序是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与协调的结果，它的动态性决定会计信息真实性也是一个动态过程。但是，我们务必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按照会计规则要求所生产和披露出来的会计信息就具有真实性特征；相反，它却一定是失真的，也就是说，会计规则作为人为制造的秩序，虽然是以自生自发的会计域秩序为依据的，但它与会计域秩序一定是不相吻合的（这种不一致是由会计规则本身所造成的，故我们称其为“规则性失真”）。企业会计信息规则性失真之所以客观存在，其原因就在于会计规则制定者将自生自发的会计域秩序转变为会计规则的过程中存在偏差。这种偏差主要是由知识的相对性和人的有限认知理性所造成的。若要消除制定会计规则中存在的偏差，制定者不仅必须完全把握会计域秩序，而且必须能够运用会计知识真实地予以表达。但是，对于任何一个人或一个制定机构来说，他（它）无法完全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其原因在于以下三方面：（1）会计域秩序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始终处于变动之中；（2）能够对会计域秩序进行真实表达的会计知识，部分已经在现实中存在，另一部分尚未在现实中存在；（3）已经在现实中存在的与此相关的有用知识存在于会计理论界和会计实务界的所有人的脑中。由于组成为制定机构的人员同样是有限理性的，他们不仅不可能具备尚未在现实中存在的知识，而且他们也不可能具备所有与此相关的已在现实中存在的会计知识，更不可能随时动态的会计域秩序，因此，会计信息规则性失真是客观存在的，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
虽然会计信息规则性失真问题尚未引起学术界和实务界的足够重视，但事实中的确存在会计信息规则性失真的问题，目前正处于调查之中的美国著名的“安然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美国安然公司（Enron Corp）曾在美国500强公司中排名第七，1995年起被《财富》杂志评为“最富创新能力”的公司，连续六年排名居于微软、英特尔这些大公司之前。但正是这样一个备受业界尊重的超级公司，于2001年12月2日正式申请破产，它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宗破产案。安然公司的股票价格2001年初最高曾达到90.75美元，而申请破产时股票价格一落千丈至50美分。我们关心的问题是投资者为什么在此之前没有知悉安然公司真实的现状。而能够达到这一“理想状况”的原因，主要在于安然公司采用两种方法：一是为能源产品开辟期货、期权和其他复杂的衍生金融工具，对能源商品“金融化”；二是利用关联企业结构，避免企业直接的债务负担，同时灵活地扩大企业规模。安然公司有3000多家关联企业，LJM资本管理公司和马林信托基金是其中的两家。安然公司2000年从LJM资本管理公司的互换协议中至少“受益”5亿美元，2001年“受益”4.5亿美元；而安然公司通过将水厂等剥离给马林信托基金的方式也获得大量资金。由于安然公司对它们所拥有的股份达不到合并会计报表的要求，这样，“受益”成为安然公司的营业利润，取得资金的背后无法反映相应的债务。的确，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会计规则都规定，投资公司在占有被投资公司50%以上股份时才要求编制合并会计报表。而安然公司则运用这一规则，它拥有许多子公司50%的股份，但不需要合并会计报表，从而使利润的来源和负债的存在得到了隐藏。仅从这个角度看，安然公司并没有违背会计规则，而真正的问题却在于有关合并会计报表的会计规则。当然，我们无法判断这一规则原来是否为会计域秩序，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利益相关者现在自发选择的结果肯定会不同于原来的规则，即它已不是现时的会计域秩序，它说明会计信息在现时已经发生规则性失真另外，1999年我国上市公司开始实行计提“四项准备”的会计规则，沪深两市966家上市公司当年年报中，因计提“四项准备”使每股收益平均下降0.094元/股，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下降3.67个百分点（谭青春，2000）；“四项准备”的计提对不同公司的盈利影响不同，大约13%的公司集中了样本公司“四项准备”总额的50%，有些公司计提的“四项准备”金额相当高，对公司当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数据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如“粤金曼”仅计提“坏帐准备”一项就高达9.80亿元（于建国等，2000）。戴奉祥（2001）于2000年7月就“四项准备”计提对上市公司1999年报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程度向300家上市公司进行调查，收回有效问卷87份，问卷回收率为29%.在这87份问卷中，54%的被调查公司认为它对年报主要指标影响“大”或“较大”，约38%的被调查公司认为影响“一般”，认为影响“很小”的不到5%，只有1家在1998年已执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H股上市公司认为“没有影响”，评价值2.21说明被调查公司从总体上认为“四项准备”对年报主要财务指标影响大，且程度较高。无论从数据上考察，还是从上市公司意见的角度分析，“四项准备”的计提较大地改变了上市公司的业绩，那么，真实的业绩是改变之前的业绩还是改变之后的业绩呢？的确，我们无法作出明确的判断，但它说明了两个业绩中至少有一个不是真实的业绩，而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就在于会计规则本身，即它就是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规则性失真的一种具体体现。
三、信息不对称与会计信息违规性失真
企业是社会公众合作投资的一个具体项目，它是股东、管理者、职工、债权人、供货商、购货商以及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参与的一系列契约的联结。其中，人力资源所有者与非人力资源所有者之间的契约是企业契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企业契约区别于其它市场契约的特性所在（周其仁，1996）。人力资源所有者与非人力资源所有者在签订这一契约时的关系取决于人力资源与非人力资源的特性。人力资源所有者是凭借其所拥有的人力资源而参与企业的；而股东和债权人则将财务资源投入企业，供应商和消费者则将关系资源投入企业，社会公众则将公共资源投入企业。人力资源与这些非人力资源的区别，就在于人力资源与其所有者是不可分离的（Knight，1921）。这一特征决定了人力资源所有者直接经营管理企业，这样，经营者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便存在信息的不对称。正是由于这种信息不对称，加之企业契约的不完备性（incompleteness），它不能完全明确说明人力资源所有者在什么情况下干什么、得到什么以及负怎样的责任，同时，人力资源所有者对企业剩余总是握有相当的“自然控制权”（张维迎，1996），因此，人力资源所有者的决策很可能让自己受益而使其他利益相关者受损。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人力资源所有者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负责经营决策的人力资源所有者（简称为“经营者”），另一类是负责执行决策的人力资源所有者（简称为“生产者”）。撇开其他利益相关者，张维迎（1995）已经证明，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在企业经营者和生产者之间的最优安排取决于每类成员在企业中的相对重要性和对其监督的相对难易程度。如果生产者更重要、更难监督，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应归生产者所有；如果经营者更重要、更难监督，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应归经营者所有；如果两者同样重要、同样难以监督，则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应由两者共同拥有。一般来讲，经营者需要对企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作出反应，而这一反应对企业的生存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因而经营者比生产者更重要；经营者主要是用脑袋进行非程序化工作的，他的行为自然也最难监督。因此，最优安排应该是经营者拥有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生产者得到合同工资并接受经营者的监督。因此，真正对企业剩余拥有“自然控制权”的不是生产者，而是经营者，他的行为直接影响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由于会计信息不仅是利益相关者进行利益分配的依据，同时也是其他利益相关者考核经营者的经营管理业绩的依据。从这个角度来看，经营者必然存在违背已有的会计规则而披露虚假会计信息，以使自己收益而使企业其他利益相关者受损的动机，这种动机便决定了会计信息违规性失真的存在。
会计信息违规性失真的存在由来已久，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从某种程度上讲，审计之所以能够产生并不断取得发展，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会计信息违规性失真的存在。目前，理论界对审计起源主要有三种不同意见：（1）审计源于会计，认为审计是会计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适应会计检查的需要而产生的；（2）审计源于财政监督的需要，认为古代审计就是对国家财政收支进行检查，是一种财政监督形式；（3）审计源于经济监督的需要，认为审计一开始就不是会计的附属品，两者是不同质的两个概念。我们尚且不论哪种观点正确，但我们可以发现，三种观点的基础都是会计信息违规性失真。也就是说，如果不存在会计信息违规性失真，审计就不会产生。同样，如果不存在会计信息违规性失真，审计更不会发展。另外，从审计目标和审计技术的角度来考察，审计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帐表导向审计就是对会计报表进行详细的检查，其最为重要的审计目标就是揭发舞弊行为；此后，审计由帐表导向审计发展到制度基础审计乃至风险导向审计，虽然揭发舞弊行为已不是审计最为重要的目标，但它仍然是审计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
会计信息违规性失真的证据相当多。如历史上著名的英国南海公司的案件中，由于该公司虚报业绩，反映出前景诱人的盈利能力，其股价从1719年的114英镑升至1720年7月的1100英镑，当英国国会通过了“反泡沫公司法”时，其股价一落千丈，至1720年底宣布破产，实际资本已所剩无几，给数以万计的债权人及股东带来了惨重损失；美国80年代著名的ESM公司的舞弊性财务报告案中，带来的损失总计达3亿美元，而牵涉入此案中的会计师事务所（其名为“Alexander Grant & Co.”）所受的损失是其风险准备金的5倍，是实收资本的50倍（Belkaoui，1993）。又如我国审计署自1983年成立以来，每年都审计出大量的违纪金额。从1983年至1998年间，平均每单位违纪金额与估计总体违纪金额基本上呈递增的趋势，特别是1998年，平均每单位违纪金额达311.89万元，估计总体违纪金额达268878.68亿元；从估计总体违纪金额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相比来看，1983至1998年共16年中有15年的估计总体违纪金额超过了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其中7年的总体违纪金额超过了当年国民生产总值，1998年的总体违纪金额更是达到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3.45倍。应该说，违纪金额之大令我们吃惊！当然，违纪金额的逐年上升与我国审计技术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但它是以会计信息失真的存在为前提的。相反，由于审计不可能查出所有的违纪金额，企业真正的会计信息失真的状况比上文所分析的还要严重的多。审计署的审计结果所反映的会计信息失真状况与财政部在1999年7月至今共七次抽查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结果也是一致的。从总体上看，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抽查结果表明，我国企业会计信息失真问题普遍，不少企业违纪问题十分严重。另外，我们（吴联生，2000）的调查结果也表明，上市公司经营者在某些会计信息的披露上没有遵守披露制度；同时，很多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自从净资产收益率（ROE）作为上市公司申请配股的依据之一，上市公司在ROE数据上存在着明显的操纵行为。上市公司所披露的会计信息是必须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并且有专门的监督管理机构，即使如此，它们仍不能为社会公众所信任，相对来说，披露要求更为宽松的其他企业会计信息，其质量可想而知。
四、人类有限性与会计信息行为性失真
会计规则能否产生真实的会计信息，不仅取决于会计规则与会计域秩序的一致性以及会计规则执行人对会计规则执行的主观动机，而且还取决于会计规则执行人的具体执行行为，即会计规则执行人是否能够完全正确地对会计规则进行实施。然而，人类一个根本性的特征就是有限性，“如果不理解人类的有限性，那就也不理解人的本性”（巴雷特，1995）。人类的有限性就是人类局限的问题，它“不仅仅是我们的局限的数目，相反，人类的有限性把我们带到人的中心，在那里，确实的存在和否定性的存在恰好重合而且相互渗透到这样程度——人的力量与其感情相重合，他的视觉与其失明相重合，他的真相与假象相重合，他的存在与不存在相重合。”（巴雷特，1995）
会计规则执行人作为一个存在的人，有限性同样是他存在的构造性因素。有限性这种构造性因素的存在，决定会计规则执行人不可能对会计规则的执行永远正确。首先，会计规则能够被实施的前提是会计规则执行人对会计规则的理解程度。当然，我们不敢否定绝大多数人对一般会计规则的理解是非常透彻的，这就如我们不能否定绝大多数的人能够看见色彩缤纷的世界一样；同时，我们必须承认肯定存在一些不能很好理解会计规则的会计规则执行人，况且会计毕竟是一门具有专业技术的学科，这就如同样会有一些人是失明的，他们只能生活在黑暗的世界之中。从个体的角度来看，某一会计规则执行人对某一会计规则的透彻理解，并不能说明他对其他会计规则的透彻理解，也不能说明其他会计规则执行人对这一会计规则以及其他会计规则的透彻理解。而站在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不仅体现在会计规则始终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而且会计规则执行人也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这样，会计规则执行人还未透彻理解会计规则就执行会计规则的可能性会经常存在，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就决定了会计信息行为性失真的存在。其次，会计规则的具体内容是会计规则执行人将会计规则运用于具体实务之中的根本依据。如果会计规则能够对所有的会计事项的处理给出了明确的方法，显然，它可以说是完备的，会计规则执行人只要按照它的要求对其进行相应的处理即可。但事实表明，会计规则与企业契约具有共同的性质，它是不完备的，即它不可能对所有的会计事项都作出明确的规定，而会计事项的处理则是会计规则执行人根据会计规则的基本要求而运用专业判断而实现的。既然存在专业判断，那么，人类的有限性决定了其间存在错误判断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同样决定会计信息行为性失真的存在。即使会计规则执行人能够正确理解会计规则并对其具体运用作出了正确的判断，会计规则执行人仍可能在按照他的理解与判断对会计规则进行实施中存在错误，其原因仍然在于人类的有限性。人可以创造性地工作，但谁也无法保证他的每一个行为与他所想的完全一致。虽然电脑是由人发明的，但是只要给它一个指令，它可以完全按照这一质量的要求进行工作；而人类却无法做到这一点，即使人类再聪明也无能为力。可见，人类有限性是会计信息行为性失真存在的根本原因。
虽然会计信息行为性失真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大家的认可，但是，能够直接用以说明行为性失真存在的直接证据比较少。不过，审计的产生和发展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会计信息行为性失真的存在。上文已经论述到，揭示舞弊是审计发展第一个阶段的主要目标，随着审计向制度基础审计和风险导向审计阶段的发展，揭示舞弊虽然不再是审计的主要目标，但它一直是审计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检查错误和揭示舞弊一样，也是审计发展第一个阶段的主要目标。随着审计的发展，它逐步丧失了主要目标的地位，但也从来没有被淘汰出审计目标之列。另外，世界各国发展会计教育，提高会计人员的素质，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预防与降低会计信息行为性失真，而会计信息行为性失真的存在则是发展多层次会计教育的重要动力之一。另外，我们也找到了一个虽不完整但很确切的证据：上海物贸信息工程公司对1999年3月10日至3月16日刊登年报的59家上市公司年报的编制正确程度进行了分析，结果有13家上市公司的年报编制不平衡，占上市公司总数的22.03%；不平衡所涉及的项目数为23个，平均每个年报不平衡的上市公司编错1.77个项目；在“会计数据和业务数据摘要”中出现错误的共有12家上市公司，占上市公司总数的20.34%；错误所涉及的项目数为17个，平均每个出现错误的上市公司写错1.42个项目。如果把两种错误综合起来看，共有21家上市公司至少出现一种错误，占上市公司总数的35.59%；错误所涉及的项目数为40个，平均每个出现错误的上市公司写错1.90个项目。如果这59家上市公司年报的编制水平能够代表所有上市公司年报的编制水平，那么，35.59%的上市公司年报存在技术上的错误，可以说，会计信息行为性失真比较严重，况且，能够被找出来并进行统计的错误还只是所有错误中的一小部分，因为统计者无法设计上市公司会计业务的整个过程，甚至无法确定年报中数据之间的所有勾稽关系，而只是关注了年报的整体平衡问题以及摘要与报表一致性问题。
五、“三分法”下会计信息失真的结构及其简要治理思路
会计信息失真“三分法”表明，会计信息失真的存在与会计规则和会计规则执行的主观动机、具体执行行为相关。由此，会计信息失真可以区分为会计信息规则性失真、会计信息违规性失真和会计信息行为性失真。根据上文的分析，它们之间存在着如下的关系：真实的会计信息是会计域秩序经过规则性失真、违规性失真和行为性失真的三层先后过滤而形成的，而每一次的过滤都减少了真实会计信息的量。假设规则性失真、违规性失真和行为性失真的比例分别为，那么，它们的关系可表示为如下图所示。
从具体治理思路上看，三类不同会计信息失真的治理显然是有着显著差异的。会计信息规则性失真的治理首先在于会计规则制定者要准确及时地把握会计域秩序，在此基础上能够尽可能地运用已有存在于所有人头脑中的会计知识以及创新的知识，对会计域秩序进行准确地表达。而会计信息违规性失真的治理关键在于设计一个合理的责任合约安排，使会计规则执行人的违规行为所带来的成本超过由其带来的收益，从而改变理性的会计规则执行人的行为决策。会计信息行为性失真的治理措施则主要在于加强会计教育，不断提高会计人员素质，以及加强会计工作中的核查与验证工作。
参考文献
巴雷特。1995.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研究。杨照明。艾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陈小悦、肖星、过晓艳。2000.配股权与上市公司利润操纵。经济研究，第1期。
陈志武、杨林。2002.谁揭穿安然。财经，第1期。
陈志武、岳峥。2002.安然之谜。财经，第1期。
戴奉祥。2001.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研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打印本）。
哈耶克。2000.经济、科学与政治。冯克利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蒋义宏、魏刚。1998.“净资产收益率与配股条件”。见：证券市场会计问题实证研究。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靳明。2000.从ROE的实证分析看上市公司的业绩操纵行为。中国工业经济，第2期。
上海物贸信息工程公司。1999.吹毛求疵。中国证券报，3月11日、3月13日和3月17日。
谭青春。2000.年报水分会挤掉多少——四项计提对上市公司盈利指标影响的定量分析。湘财证券研究报告。
唐寿宁。1998a.投资活动中的秩序。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秋季号。
唐寿宁。1998b.“两种投资秩序及其碰撞”。经济研究，第12期。
文硕。1996.世界审计史。企业管理出版社。
吴联生。1998.会计信息失真的类型划分及其治理。浙江财税与会计，第4期。
吴联生。2000.投资者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需求的调查分析。经济研究，第4期。
吴联生。2001a.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理论与证据。厦门大学博士后研究报告。
吴联生。2001b.企业会计信息违法性失真的责任合约安排。经济研究，第2期。
吴联生。2002.会计域秩序与会计信息规则性失真。经济研究，第4期。
于建国等。2000.四项计提未明显影响业绩——1999年四项计提对公司业绩影响的实证分析。中国证券报，6月8日。
张维迎。1995.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张维迎。1996.所有制、治理结构与委托——代理关系。经济研究，第9期。
《中国投资者动机和预期调查数据分析》联合课题组。2002.参与、不确定性与投资秩序的生成和演化。经济研究，第2期。
周其仁。1996.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源与非人力资源的特别合约。经济研究，第6期。
周友梅。1997.财务违纪行为甄别技术。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
Belkaoui. Ahmed. 1993. The Coming Crisis in Accounting， London Quorum Books .New Westport Connecticut.
Hayek， F.H.1937. Economics and Knowledge. Economica，Vol.4.
Knight， Frank.1921. 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 New York.
Zingales.L. 2000. In Search of New Foundations. The Journal of Finance， Vol. LV. No.4.
吴联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