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当代价值探析
在当代中国建设市场经济、社会矛盾尖锐对立的背景下，我们以新的理性眼光重新思考和审视中国传统人生哲学，可以发现，它对当下中国存在着极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将在阐述中国传统人生哲学基本内涵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当代价值进行探索并对其实现路径进行思考。
一、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基本理论体系
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理论体系以道德为根基大致可分为目的观、意义观和态度观三方面，分别指人为什么活着、活着有何意义以及如何活这三个问题，代表着人生的目标方向、价值作用与实践真谛。
（一）目标和方向——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目的观
《书·泰誓》曰：“人为万物之灵。”[1]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2]。中国传统人生哲学认为“人”首先是作为集天地之灵气而成的万物之中最尊贵者而存在。其次，正如《诗》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3]。“人”的尊贵之处就在于其与一般的飞禽走兽不同，他拥有动物无法企及的思维和智慧，能够参悟天地川河运行的自然规律并将其归结为“道”，进而内化为自身的言行，而能够将这些天地之道在生活中真正落实的“人”则是大众之中的圣贤。最后，就像《孟子》引：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4]那样，“人”活着就是为了为人君师，他的目标与方向就是将“人”之道统代代相传、以身作则，保证人类群体的繁衍和光大。
（二）价值和作用——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意义观
荀子曰：劳苦之事则争先，饶乐之事则能让，端悫诚信，拘守而详，横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任。[5]孔夫子也曾经告诫过子贡：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6]在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看来人生在世之价值意义绝不在于只为自己谋私利，而在于为他人的无私奉献之中，怀着这份先人后己的信念进一步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7]。一个人为人处世念念不忘他人微观上可以利益周围之人，宏观上可以治国理政为天下带来福音，这是“人”最有价值的作用。孟子云：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8]这正是人生服务大众的意义所在。
（三）实践和真谛——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态度观
《群书治要》引《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9]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0]《群书治要》引《管子》：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国有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11]《大学》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是以修身为本。[12]中国传统人生哲学提出人要遵循自然之道而活，而自然之道圣贤人悟出要以孝道为首要和根本品德，在此基础上衍生出四维八德的品质，最终举国上下皆以此为立人之本、治国之道。这种道德的实践上可以求索治国平天下的真谛，下可以收获人生经营的真实智慧，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迫切需要的一种人生态度观。
二、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当代价值
在当代，中国传统人生哲学能够给中国国民带来人生经营的智慧、给中国社会带来民族文化自信以及传统人生哲学信仰的恢复、给国家民族带来治国理政的煌煌大道。
（一）个人：寻找生命的智慧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西方思潮的涌入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实践，中国国民的生活状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巨变，突出表现为同古代相比人生经营方面道德与礼仪不再是人们恪守的首要准则与判断标准，在现代物质文明的蒙蔽下“利益”在极大程度上引导着国民生活之中的言行举动，尤其在中国传统教育断代的情况下人们更是颠倒是非、对此茫然不觉，而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式的发展则进一步恶化了这种状况。事实上，当下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与矛盾与其说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正常涌现出来的现象，毋宁说是国民在处理家庭、社会的人际关系时丧失了道德和礼仪的约束与指导，换言之，就是缺乏了中国古人经营人生时的博大智慧。正如霍布斯鲍姆大师所言：简言之，如今文化成了利润丰厚的生意。[13]
要想改善中国国民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精神幸福感受大幅下滑的不正常现象，就必须要重新发挥中国传统人生哲学文化对人们的人性道德教育功能。中国传统人生哲学自始至终以从大自然运行之规律衍化而来的人性道德为根基和主轴线，从最基本的孝道开始将人的品行修养层级提升最终达到四维八德的圣贤境界，而在这一提升的过程之中，人的人际关系也从最基本的父母家庭和睦逐步拓展到社会工作关系的和谐融洽。当中国国民将这种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的善良美德实践到他们的人生当中时，精神生活幸福的收获将让他们意识到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自己民族文化中的优秀道德与文明礼仪才是真正的生命智慧，而这也是中国传统人生哲学在个人层面的最大当代价值。
（二）社会：重塑民族的自信
近代中国的历史带给中华民族最深重的精神灾难莫过于民族自信心的丧失，而这种丧失最显著的表现则是中国国民对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心的极大丧失。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曾说：文化可以是非常严肃的事情，特别是当它代表着民族或国家的时候。[14]但是近代晚晴王朝的屈辱历史让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怀着满腔爱国情怀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时又将民族落后挨打的满腔悲愤非理性地发泄到中国传统文化身上，知识精英的这种偏执而又激进的偏见经过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十年文革的内乱以及改革开放之后西方思潮的大举涌入与物质文明的极大发展进一步异化为中国人民大众脑海中根深蒂固的非理性误解。直到今天，中国社会传统的思想价值体系已经土崩瓦解、传统人生哲学的信仰也早已荡然无存，新的社会核心价值取向还在东西方文明的激烈碰撞中痛苦地形成。
这种形成是如此缓慢以致于中国社会始终无法在精神上将全中国紧紧地凝聚起来、更不能在精神领域创造出像西方文明那样的现代辉煌，由此引发出大量的社会问题与矛盾，这不仅严重影响社会和谐，更是中国社会改革的巨大阻碍。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不仅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中的精华所在，也是适合中国国民性格和地理风土人情的生活哲学，它贴近民众生活实际，以先人后己的道德价值取向和正气浩然的文明礼仪解决人们生活中的许多眼下困难。当中国大众在这种道德与礼仪的生活实践中获得西方物质文明无法给予的精神幸福时，对民族文化的理解、信任和钦佩油然而生，误解也会逐步烟消云散。最终再进一步则是立足中国国情的中国优秀传统思想价值观信仰的复兴以及中国社会传统文化和民族自信的恢复，这是中国传统人生哲学在社会层面的最大当代价值。
（三）国家：探索治国的大道
“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道德的力量也是无穷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15]是故以道德为根基的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更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珍贵无比的思想武器。改革开放近四十年，受西方文明思潮的深刻影响，我们在探索国家道路时往往不经意间陷入了西方现代化的误区而忽略了传统的治国智慧，最明显的就是教育和制度。短期内，重视自然科学知识的教育的确为中国经济的建设提供了强劲的动力，但长期忽视伦理道德教育的灾难性后果目前已经显示出了不详的征兆，当下经济发展的现代中国比过去物质落后的古代中国道德问题大幅增多且国民幸福感大幅下滑的异常现象则是最典型的例证。
荀子云：“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16]我们始终错误地将过多的精力放在如何建立像西方自由民主制度那样的所谓“现代化先进”制度方面，却一直忽略了任何先进制度的背后都是强而有力的道德准则在支撑。不得不说，在探索治国的大道时我们抓住了末叶却丧失了根本。中国传统人生哲学通过对个人和领导者言行的榜样式规范以及对国家各领域治理以德为本的阐释以道德礼仪为主轴线将政府与民众之间健康、团结的和谐关系构建起来，在这个根本的基础上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去解决以德治国大体制之下的具体理政问题。这不仅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以以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为精髓的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是中国传统人生哲学在国家层面的最大当代价值。
三、中国传统人生哲学当代价值的实现路径
要实现中国传统人生哲学在当代中国的现实价值，个人必须要自觉践行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价值观，传媒要引导大众树立传统美德价值观、形成以德为美的社会风尚，党和国家则首先要从教育和制度两方面着手、在全国范围内营造以德治国的环境氛围。
（一）个人：立德修身，从自我做起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17]我们理应去学习和理解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人生哲学，在此基础上将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生活智慧践行到生活中的每一个点滴。从最基本的孝悌之道开始，处理好与父母长辈、兄弟姐妹之间的家庭伦理关系；再进一步落实好忠信礼仪廉耻之道，处理好与师长同学、朋友同事之间的关系；而当我们面对家国天下时，也能够以仁爱和平之道协调好自身发展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关系。当我们收获人生幸福时也就是我们品德修养和行为付出获得周围和社会肯定的时候，而当我们对中国传统人生哲学树立起坚定无比的自信心时也就是我们以自身言行弘扬中国传统人生哲学文化的开始。
（二）社会：以德为美，从大众抓起
被西方现代物质文明蒙蔽下的中国社会在事物的认知与判断上出现了颠倒是非、以丑恶为美善的乱象，为了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恢复中国社会对中国优秀传统思想价值体系指导国民幸福生活的自信就必须要立足中国大众，因此，党政机关的宣传部门和大众传媒就成了从大众抓起的关键着眼点。党政宣传部门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18]大众传媒更要根据中国百姓的生活实际着重宣传中国传统人生哲学对国民幸福人生的现实意义与巨大效用。最后，为重塑中国人民大众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以及精神信仰营造浓厚的道德风气和坚实的社会氛围。
（三）国家：为政以德，从教育谈起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19]党和国家首先从教育领域抓起，将中国传统人生哲学思想融入到教育的各个环节方面，引导全国上下树立起以德为本的中国传统人生哲学认知方式与评价标准，与此同时，改革现行法律与制度以提倡和鼓励国民对中国传统人生哲学道德风尚和文明礼仪的践行，最终在中国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以及民生等一系列治国、治党和治军的工作中形成为政以德的环境氛围。为以中国传统人生哲学思想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提供稳固的支撑、奠定深厚的根基。
作者：柴鹏
第2篇：对庄子人生哲学思想的解读
在中国传统各派思想家中所着力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人怎样才能从各种束缚、羁绊、烦恼、痛苦中解脱出来，并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庄子的人生哲学可以说是极具代表性的。它提供了一种特殊的生活模式，引导人们不必采取激烈的发泄，就可以在内心消除外界所给予的一切精神压力。庄子人生哲学的理论主体是对自然和个人、人生的思考，展示了人类精神现象中的一个经常发生的、具有危机性质的方面。所以，庄子在这方面提供的个体体验，对人生的理想境界和实践方法，在今天对于人们摆脱精神折磨，安顿好自己的精神家园，更好地安身立命，仍不失其现实意义。
一、庄子人生哲学的产生
庄子的思想产生于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可以说，庄子的人生哲学思想最早和最全面地展开对人的境遇的理性探索。庄子对于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等问题的探讨，最终落脚点在人生，因此，“庄学”可以说是一部人生哲学。从生命困境中超脱出来实现心灵的绝对自由，则是其人生哲学基本的理论方向。
庄子人生哲学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在中国社会由领主封建制向地主封建制过渡的时期，一方面，社会动荡带来残酷的人类争夺，给高尚的人带来更强烈的冲击，使其深感忧惧不安；一方面新兴地主阶级在寻求变法革新，招揽人才。社会变迁和各国战争，为士人猎取政治功名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使得战国时代的社会生气勃勃，文化空前繁荣。但公元前4世纪—3世纪，大规模战争频频发生，加之水旱灾害、统治者不顾农时抽调力役，使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在战祸连绵的战国时代，危机感是普遍存在的，庄子对这极端情境的深切而敏锐的感受，是形成避世态度的根本原因。
庄子的人生哲学又与他的社会地位紧密相关。随着战国中期经济的变革、阶级的改组、知识分子阶层也在分化，有的坚守着领主贵族的立场，有的依附于新兴地主阶级，而庄子处于痛苦、迷惘，不愿依附于任何集团的尴尬地位，他饱尝了人间的忧患坎坷后，冷静地探索着人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思考着个体生命在特定情境中应有的抉择。最终，他选择追求精神世界的自由——逍遥。
二、从人生困境的超脱到“逍遥游”
庄子的人生哲学源起于对现实困境的感悟，是寻求人生出路的一种独特努力。人生而面临着许多困惑和束缚，按照庄子的理解分别来自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要达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种境界，实现这种人格，就要从以上诸多束缚中超脱出来。
庄子认为，人的超脱首先应是从死亡的精神压力中解脱出来，如果卸下这个沉重的负累，跨越生死的界限，人生其他问题就容易解决了。在庄子看来，生命是无—有—无，就好像春夏秋冬四时交替运行一样。死，是返归永恒的自然怀抱，无可悲戚；不仅不值得悲伤，反而值得庆幸，所以“鼓盆而歌”。哭是不通天命的。当然，庄子并不是提倡人人都去自杀以解脱人生的苦难，实际上庄子既不悦生恶死，也不恶死悦生，而是要求顺其自然，消除人们对死的恐惧、烦恼、痛苦，从生死问题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庄子认为，在现实世界里有两种外在的必然性：——“命”和“时”在主宰着人生。命运的限制既无法摆脱又不可以抗拒。而这种限制的力量，这些无法摆脱和抗拒的因素，也就是所谓的“命”。“时”，也就是所谓的时局、时势。它是人力所无法左右的、特定的社会发展状态。在《秋水》中，庄子借孔子的口说：“我讳穷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则矣，而不得，时也。当尧舜之时而天下无穷人，非知得也；当桀纣之时而天下无通人，非知失也；时势适然。”命运的好坏、国家治理得如何，不是看有没有智慧，而是由时势、时机来决定的。他说：“死生、存亡、穷达、“命”和“时”是人们无法摆脱又不可抗拒的因素，具有先天的必然性，是不可干预和改变的，任何摆脱和抗拒命运必然性的企图都是徒劳无益的，人无法加以左右，对它无可奈何，只能听任其安排。如何才能从“命”与“时”的局限中解脱出来呢？庄子提出“安时处顺”，“哀乐不能入”，安与命、化与时、顺与人。他认为既然命是先天的必然性，那就是不可改变的，任何摆脱和抗拒命运的努力都是徒劳。因此，一切因之顺之就可以获得解脱和自由，主张一切都不必太在意。庄子“安之若命”的观点是要人们不要被功名利禄、穷达祸福所困扰，从而保持内心的平静，获得精神的解脱。
在超脱了生死和社会的压力和束缚后，庄子认为，要实现绝对的自由还必须从自我的情绪中解脱出来，摆脱情与欲的限制。庄子认为，爱、憎、喜、怒、哀、乐等情感因素，以及声色、滋味、权势、利禄等欲望因素都是人的先天本性，并不需要后天的培养和影响。一个正常的人只要生活在现实中，就摆脱不了社会文化无孔不入的影响，再加上人趋利避害的生理本性，情欲之无法逾越如同死亡无法克服。那如何摆脱情与欲的限制呢？庄子的观点是只有真正理解自然本性，才能达到“喜怒哀乐不入胸次”，“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在庄子看来，人的喜怒哀乐之情应顺于自然，相通于大道，这样他才能不再为情所烦扰，他的心也不再受外物变化所影响。
从庄子面对人生困境所提出的解脱方法不难看出，庄子最终的追求目标是精神上的逍遥自由。“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于死生，无终始者为友”是他所要追求的绝对精神自由的境界，“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是他所要追求的理想人格，要达到这种境界，实现这种人格，就要从以上诸多束缚中超脱出来，最后在看透了人类、人生面临的种种困惑后，追求人生理想的最高境界即精神的绝对自由，即逍遥游。
《庄子》中，“逍遥游”也叫“逍遥”或“游”(其中“游”出现更多)。如：“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仿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茫然仿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等等。
逍遥于无何有之乡，逍遥于无为之业，这些并非形体的逍遥而是主观世界里的逍遥，精神的逍遥。同样，游无穷，游乎四海之外，也不是现实形体的游历，只是精神的遨游。由此，“逍遥”与“游”意义相当，都是指精神的无拘无束，绝对自由。结合庄子的处境及其思想历程来看，“逍遥游”指的是个体摆脱人世之累后精神的无牵无挂、怡然自得、来往无羁、绝对自由的状态。正如成玄英在《庄子序》中引穆夜之解说云：“逍遥者，盖是放狂自得之名也。至德内充，无时不适；忘怀应物，何往不通。以斯而游天下，故曰逍遥游。”
在庄子看来，“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合则成体，散则成始”，天下万物都是大自然的子孙，人的一切都只是天地（自然）的附属物，生命也是它所赋予的，所以一切都要顺乎自然。凡物皆有其自然之性，顺其自然之性，则可获幸福，不须外求，纯粹天然境界是最好的。顺乎自然是一切幸福和善的根源，顺乎人为是一切痛苦和恶的根源。
庄子最终的追求目标是精神上的逍遥自由，要忘却一切。不仅要忘掉身外世界，甚至连自身的存在也暂时忘了，从而使自己与自然合为一体。庄子正是在“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齐一”的旷达中，大彻于人之生死，达于“至人无己，圣人无名，神人无功”之境界，在这种物与我齐，我与道合的境界中，一切“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渴暑饥寒”皆不入于心。“安时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没有了外物的束缚，此种境界实在是最逍遥自由的了。
三、庄子人生哲学思想的现实意义
庄子的哲学是直指人生、关注生命的哲学。它源自对生命苦难的深切感痛，对人类处境的深层忧患，表现为一种追求人生自由、追求心灵自由的人生哲学，正若其人生理想所诠释的绝对自由——无己、无功、无名的“逍遥”。
庄子人生哲学发端于、立足于个人生存中的“困境”，以“自然”为母体，一切由此开始。它认为纯粹天然境界自身即为最好，自现在世界减去人为即为至善。追求精神上的绝对自由境界，是庄子自由观的灵魂，也是他人生哲学的最高境界。庄子对逍遥游的追求大胆而又热烈，执著而又超逸，在物欲横流、人为物役的现实世界之外，对精神世界进行积极探索。为世俗社会“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人们，开辟了一个比现实世界美好得多的精神世界，给人们一种物质之外心灵上的满足，使人们从现实压迫和各种物欲的束缚中，获得一种精神上的解脱。庄子的逍遥游还给人们展示出无比广阔宏大的精神自由境界，对世俗价值观念的大胆批判，不仅有助于培养人们开阔胸怀、拓宽视野，而且有利于人们打破精神枷锁，从而从传统观念和世俗困扰中解脱出来。尤其对于知识分子如何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如何在逆境中维持心理平衡，发挥了巨大作用。庄子人生哲学不是否定个体欲求的禁欲主义，也不是放任个体欲求的纵欲主义，而是对社会采取超出眼前狭隘功利的、放达的生活态度。这种态度要求人不为利害得失所动，完全遵循自然无为的原则行事，使人的生命活动与天地自然的永恒生机相融为一，培养出一种逆境中的稳定心态，提供了一条消融苦闷的途径。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庄子人生哲学消极的一面，比如他的“安之若命”理论带有宿命论色彩，在人们心中形成逆来顺受的观念，他的“无欲”“无己”成为一些人不求上进，懒惰的借口。但是我们更应看到，庄子作为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人生哲学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和思想观念，不仅告诉人们在乱世中如何生存，教诲人们在失意、无奈中追求内在心性的逍遥，而且还引导人们冷静、理性地思考人生、生命，探索解决现实种种困境的新出路，以实现人生、生命的清新。庄子的人生哲学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平衡作用，在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倡导社会和谐发展的当代，仍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因此，对庄子的人生哲学进行反思和总结，寻求其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意义，使其在完善个体人格、优化民族精神、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使其成为现代人生哲学的组成部分，是十分必要的。
作者：陈晓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