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的辩证统一，一方面始终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将马克思主义更进一步和中国实践相结合,使其不断民族化和具体化。十八大以来，围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故事、中国思想、中国主张的展示更是呼之欲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引起了社会各界热烈的讨论和研究。为此,本文将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生、演进及其使命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生和演进
与改革开放进程相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生和演进分为两大发展阶段：一是计划经济体制观念的突破；二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一)计划经济体制观念的突破（1978-1992)
第一，市场调节原则的认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未来社会经济特征的描绘，是在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基础之上作出的科学预测。比如，针对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存在的矛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得出了有计划的生产的观点。因此,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市场经济当作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把二者截然对立起来。而且就计划经济而言，它并不是从实践中抽象出来的经济理论,更多的是一种逻辑上的推演。周其仁认为：“计划命令体制不是从实践中自发建立起来的。它是按照一种理论构想,按照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构造出来的体制。”从1952-1978年，我国计划经济体制运行了大约26年,并贴上了社会主义的标签。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初,对计划经济体制不可能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而是要渐进地改变它。于是观念的变革首当其冲。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尊重经济规律，按照价值规律办事,并认为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这就触到了计划经济体制的痛点。到党的十二大认可市场调节的原则时，突破口已经松动了。
第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思想的提出。如果从改革开放思想史的角度看,邓小平早在1979年就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观点。但在计划经济体制还占据主导地位和作用的情况下，需要有_个过渡和缓存的环节，这就是商品经济。实际上，由于商品经济的自发性和盲目性特点,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它是与计划经济相对立的。我们党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显示出了巨大的理论勇气,认为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并不是对立的，在坚持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可以适当发展商品经济。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接受了这一新的认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思想由此而来。尽管这一决定还强调了计划指导、调节和行政管理的必要,邓小平还是认为，这个决定已经是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0。我们可以看到，商品经济与计划经济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它们之间并不矛盾,计划经济体制下也可以发展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以后,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更在理论和实践上得到充分展开。
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提出。突破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个观念以后，市场经济自然而然就成为下一个目标“充分发展的商品经济，必然离不开充分发育的完善的市场机制。”H1985年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的观点,认为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到1990年，邓小平又提出要从理论上搞懂计划和市场是不是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问题[4。但由于传统社会主义观念根深蒂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一直被当作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而看待。更由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波折,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一时被当作‘‘姓资”受到指责。苏东剧变以后，面对国内外的重重压力，邓小平在1992年年初南方谈话中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表达了坚持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的决心。至此，终于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计划经济思想的束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呼之欲出。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1992-)
第一阶段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1992-2002)。十四大以及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首先是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这个基本要求，即是要处理好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的关系。宏观调控与过去的指令性计划不能混为一谈,指令性计划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而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而政府则在市场监管与公共服务等方面发挥好自己的作用。其次是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方面的探索。提出‘‘两个毫不动摇”的观点；在公有制实现形式问题上大胆探索,积极推进股份制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再次是培育和建设现代市场体系。积极参与国际市场合作和竞争,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最后是提出了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在邓小平‘‘三步走”发展战略目标基础上明确了我国跨世纪的发展目标和任务。
第二阶段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2002-2012)。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及十七大都特别强调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的主要思想和理论观点有：牢固树立统筹发展的理念;最大限度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完善政府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职能；进一步建设和完善现代市场体系;注重制度建设和体制创新;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形成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等。总的来说,这个时期在围绕发展问题上形成了一些新思想、新理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增加了新的内涵。
第三阶段是十八大以来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时期（2012-)。中国经济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以后,到了一个需要重新认识和定位的新阶段。如何认识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特征呢？把世界经济发展周期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相结合，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作出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判断。针对经济发展新常态提出的主要思想和观点有：主动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树立“五大”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三农”工作牢牢抓在手上;提出“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等。这些新的思想和观点符合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在理论和实践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何为中国？为何特色？
近代以来中国被卷入世界现代化浪潮之后，‘‘中西文化之争”一直不绝于耳，直到今天还有学者提议要达成‘‘共同的底线”。新时期以来争论的焦点是西方所谓的现代化普世理论与中国本土理论谁能更好地解释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率先实现现代化的西方国家,其现代化模式及其价值是否具有普世性？从生产方式的选择来看，发展中国家如果选择市场经济是否必然要成为西方国家的样子？这个问题也是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在改革开放方向和性质之争中‘‘走改旗易帜邪路”思潮所坚持的。那么，我们有必要从经济学的角度认清何为中国？为何特色？
(一)何为中国
在对“中国经济学”这个概念里“中国”两字的解读中，有学者给出了三种含义:一是地缘政治概念视野下的中国，强调中国本土；二是历史时代概念视野下的中国，强调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三是文化范式概念视野下的中国，强调中国文化传统、社会主义与主流经济学三者相融的文化范式。该学者还认为，这三种对‘‘中国”的不同理解表明，中国政治和经济地位的上升使得人们对‘‘中国经济学”的期望值越来越高0。这样的理解聚焦于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经济学方面的表达诉求，但淡化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求索与选择过程，不易理解中国经济学为何要凸显自己的特色。比如，王亚南提出‘‘中国经济学”的概念与林毅夫倡导中国经济学本土化所面对的历史背景是不一样的。1940年王亚南首次提出“中国经济学”，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抽象概念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实际,从而提出经济学的中国化表达，这与20世纪30年代末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合拍的。而21世纪初林毅夫倡导中国经济学本土化的时候,建立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基础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已经在逐渐成熟和完善。
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是上述三种‘‘中国观”中的最大公约数。谈到社会主义,列宁曾在《论俄国革命》中强调过国家政权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列宁把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当作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经济社会发展所依靠的重要力量。与西欧国家那种自下而上推动现代化发展的模式不同，世界上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因此，国家或者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至关重要。比如，我们的情况是先成立中国共产党，然后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中国，最后在国家的推动和保护下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是当代中国经济学的前提。有学者也认为,就像“资本”是资本主义所有经济范畴中‘‘普照”的光一样“国家”在中国也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H。这种说法符合中国历史和现实发展的实际。新中国国家的建立和发展，与西方国家的国家形成和发展逻辑是不一样的。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二）为何特色
我们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四种特色与上述第三种中国观中社会主义、中国文化传统、主流经济学相融合的文化范式基本上是一致的。综合起来看，我们强调中国社会主义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色，主要基于两个理由。
第一，与传统社会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区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建设社会主义要走自己的路。我们建国后曾经照搬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有过不少教训。比如在经济发展问题上，苏联的做法是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抽象概念代替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具体形式。20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在研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过程中，针对苏联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正确的见解，但总体上并没有脱离传统社会主义的框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和理论勇气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第二,与资本主义和其他各种主义相区别。自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对中国社会性质乃至未来发展方向就出现了诸多不同的看法。像‘‘资本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等这样的说法、“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样的论断，完全用西方资本主义理论和传统社会主义理论解释中国的经济社会实际,看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以及其他各种主义的区别。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理论上特别是经济理论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所在。比如，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不同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而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不论是西欧、北美的资本主义还是北欧国家的资本主义,本质上都是坚持私有制为主体的。虽然从经济结构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也有私有制，甚至我们强调要毫不动摇地支持私有经济的发展,但前提条件必须是公有制为主体。这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色所在。
综合起来看，由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都不能准确地解释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才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可能。改革开放以来，从‘‘中国崩溃论”到‘‘中国威胁论”，再到附加在中国头上的五花八门的诸多“主义”，都是从西方立场或者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出发得出的结论,与中国的实际发展大相径庭。在21世纪的当代世界和中国，用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思想理论看问题已经过时了。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素材,为形成中国本土的经济学说奠定了基础。大体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社会主义属性。像社会主义本质、共同富裕、以人民为中心、共享、公平正义等思想和理论观点都体现了社会主义的要求。二是中国文化传统特色。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梦等思想和理论观点印有深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痕迹。三是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对我们在21世纪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使命
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丰富和发展都要围绕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展开。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回答和解决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它能够解释现实，始终对现实发展具有指引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必须始终具有问题意识,解决和回答好新常态下广大干部群众普遍关心和困惑的问题。比如，如何看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看待贫富差距扩大,如何看待区域发展不协调、不平衡,如何更好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等,都需要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从思想和理论上作出令人满意的解答。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为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作出贡献。20世纪末苏东剧变以来，马克思主义遭遇到了严重的发展危机和挑战，美国学者福山更是据此得出了‘‘历史终结”的结论。然而同一个学者后来也不得不承认,当“历史终结”论遇到中国模式时也尴尬尽显。因此，中国故事需要中国思想和中国主张出场讲述。总结中国故事、中国经验的过程,其实就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必将在21世纪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世界使命。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是我党的一大历史任务。作为一个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关于经济发展的实践和理论,对于处于同一发展阶段和类似发展水平的其他国家来说,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当然,从更高的历史使命感来说，中国发展经济的成功经验,将给世界上发展程度相似的国家提供一些值得借鉴的做法。毫无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它的使命任重而道远,但毕竟有了一个初步的基础和很好的方向。
王小军\中共山西省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