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中国经济模式认识的演进与发展

　　对中国经济模式的认识和研究是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而不断发展的。早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即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就提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走自己道路的指导思想,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在学术界,以孙冶方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成果。从指导思想和实践进程看,中国经济模式的发展方向无疑是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形成的。就学术层面来说,对中国经济模式的认识存在着不同的流派和观点,其演进在改革开放以来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

　　(一)比较经济学的范式:20世纪80年代对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探讨

　　经济改革的初期,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对改革理论的需求日益强烈;另一方面,正统的西方经济学和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又缺乏关于市场经济体制演化的系统理论。在这种情况下,比较经济学的理论大显身手,成为探索经济模式的重要理论支柱。在理论上,苏联东欧等国外学者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理论,如兰格的“计划模拟市场”模式、布鲁斯的“含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奥塔·锡克的“宏观收入分配计划调节下的自由市场”模式、科尔内的“宏观调控下的市场协调”模式、诺夫的“可行的社会主义”模式等,都曾在中国学界受到重视。在实践中,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匈牙利的新经济机制、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以及东亚模式、北欧模式、英美模式等,都曾引起人们的关注。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国内学者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进行深入的探讨,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例如,刘国光、戴园晨、张卓元等提出体制模式与发展模式的“双模式转换”论和企业改革与价格改革两条主线协同并行的“双向协同”改革战略;①厉以宁等提出企业改革主线论和股份制作为企业改革主要形式的观点;②吴敬琏、周小川等提出以价格改革为中心进行综合配套改革的“协调改革”观点;③董辅礽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八宝饭”的混合经济观点;④卫兴华、洪银兴和魏杰提出“计划调节市场,市场调节企业”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运行模式;⑤等等。从1987年10月起,国家体改委委托有关经济主管部门、科研机构、大专院校以及少数省市的专家学者,研究1988—1995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期规划,形成了几份具有不同特点的综合规划和总体报告,集中体现了那一时期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的系统认识。

　　比较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于我们正确借鉴国外的经济模式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它在摆脱传统计划经济理论的束缚和探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方面功不可没。但是,比较经济学的方法存在重要的局限。一方面,它是经验的而不是规范的,它对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的经济体制从实证的角度进行比较和概括,但是并没有形成关于制度变迁的一般理论。另一方面,这一理论又是抽象的,而不是现实的,因为它把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历史环境下形成的经济体制简单化、图式化。西方比较经济学最主要的弊病是缺少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科学思想,回避性质不同的生产关系之间的比较以及不同历史阶段和社会制度下经济规律的根本差别,撇开生产资料所有制与具体的经济管理体制及其运行机制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并把不同社会制度下的经济体制抽象地归纳为集权、分权和集权与分权的结合等模式,或者是动力机制、决策机制、调节机制等因素,这些过分抽象和简化的模式和因素与实际的经济生活相距甚远,当然不可能把握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复杂过程和内在逻辑。

　　(二)转轨经济学的范式:20世纪90年代对渐进式改革与激进式改革的比较

　　随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过渡,过渡经济学或转轨经济学应运而生。当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发生时,西方正统经济学家达成一种共识,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必须实行以宏观经济稳定化、价格自由化和国有企业私有化为核心的激进式改革,人们不可能两步跨越一道鸿沟,渐进式改革是难以成功的。但是,实践的结果却大为出人意料:经济学家没有预料到价格自由化和宏观稳定化之后产量的大幅度下降;私有化的结果导致了“内部人”获益;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急速增长,黑手党现象严重;如此多的国家分崩离析;最大的意外则是中国经济渐进式改革的成功。这表明,主流经济学家有关转型的知识和对转型的理解相当有限,并且大部分是“事后诸葛亮”。①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与苏联东欧各国经济的持续衰退形成了巨大反差。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说,成功与失败的对比是如此鲜明,以至于如果人们不试图从中汲取一些教训,也未免太不负责任了。②随着转型过程的深入,赞同渐进式改革和批评激进式改革的意见逐步增多,对中国渐进式改革与苏联东欧激进式改革道路的比较成了那一时期过渡经济学或转轨经济学关注的焦点。

　　在转轨经济学的范式中,国外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以萨克斯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所推崇的是以私有化和自由化为核心的“华盛顿共识”和激进的“休克疗法”。他们认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只是一种例外,主要是得益于有利的初始条件,如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传统计划体制内部的松散性等,因而中国的改革经验不具有普遍意义。他们还强调,由于没有实行彻底的私有化和自由化,中国渐进式改革正在陷入困境,面临着一系列所谓“深层矛盾”的挑战和危机。③二是凯恩斯主义的范式。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不完全且代价很高的信息、不完全的资本市场、不完全的竞争,这些都是市场经济的现实,以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在转型经济和制度选择中用处很小,渐进式改革比激进式改革更为可取。④阿姆斯旦和泰勒等人认为,向资本主义过渡更需要的是“看得见的手”,而不是新自由主义的“看不见的手”,资本主义的成功有赖于能够支持长期投资和承担风险的制度,而这种制度的建设,只有通过国家才能建构。

　　三是演进主义的范式。蒙勒、诺顿等持演进主义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是复杂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改革只能用试验的方法逐步推进,最成功的改革将属于那些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不断进行变革的国家,而不是选择某些经济战略使过去和未来之间造成断裂的国家。青木昌彦等人认为经济体制是一个复杂的进化系统,不同制度之间存在着互补性,互补性越强,改革的成本越高;进行大规模经济改革时,即使总的方向已经确定,改革的结果和过程也会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渐进式改革方式更为可取。

　　上述三个方面的理论在对经济转型的性质和目标的理解上并无根本分歧,都把经济转型理解为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所不同的是,新古典理论主张的是全面的一步到位的激进式改革;凯恩斯主义承认市场经济的局限并肯定了政府干预的意义;演进主义则揭示了资本主义市场秩序自发演进的特征。它们的共同缺陷是:主要从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世界观出发考虑问题,缺乏对经济转型过程整体的、历史的考察,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天然合理、亘古不变的理想制度,同时又有意无意地忽视中国渐进式改革与苏联东欧激进式改革在性质和目标上的根本区别。应当指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是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苏联东欧的激进式改革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离开了这一根本区别,不仅不可能把握中国经济模式的本质,反而会在方向上出现南辕北辙的错误。

　　张 宇 张 晨 蔡万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