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刊媒介是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建制中的重要环节。近代马克思主义史家参与各种政论性、学术性报刊的创办，在相关刊物上发表数量惊人的史学论著，又因自身的史学特性，其刊物的发行常常受到国民党官方的管制与查封，刊物的学术评级遭到高校、研究院所主流期刊的无声抵制，故不得不探索符合自身特色的媒介模式，而这又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权在特定读者内部的形成。
1 报人与学者：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报刊活动实践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出现，与近代报刊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者，又是当时最早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及方法进行新闻学研究的学者。他参与主编、编辑或出版指导工作的刊物近20种，其中不少是当时的知名刊物，如《言治》《民彝》《晨钟报》《新青年》《每周评论》等；他在刊物上撰写的政论、时评、通讯、诗歌等有300余篇，其中《政论家与政治家》《报与史》《在北大新闻记者同志成立会上的演说》等是新闻学论著名篇[1]。换言之，李大钊对史学与报刊关系有着很深的认识和理解，而这又具体表现在史学论文刊载媒介的选择上。在他看来，不同类型的刊物面对不同的读者，故史学论文因其性质不同可选择各自合适的刊物发表，从而获得更多的学术影响力，即专业史学论文要多选择在综合性学术期刊上发表，如《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桑西门的历史思想》刊于《新青年》和《社会科学季刊》，而讲座、报告类的学术论文则要在报纸副刊上发表，如《史学概论》《史学与哲学》等刊于天津《新民意报》副刊《星火》、《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
其后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与报刊的关系更为紧密。他们基本上都曾是进步报刊的创建者和编辑。侯外庐与张友渔等人创办进步刊物《下层》，后任《中苏文化》主编；何干之创办《世界情势》半月刊，后参与上海文总社会科学家联盟机关刊物《时代论坛》《北方文化》《鲁迅学刊》的编辑工作；翦伯赞创办《丰台旬刊》，后历任《中苏半月刊》《中苏文化》《大学月刊》、香港《文汇报》“史地周刊”等主编；吕振羽创办《村治月刊》《新东方》等，任《中苏》半月刊及《文史》编辑。同时，他们又是这些刊物史学论文的主要撰稿人。翦伯赞《两宋时代汉奸及傀儡组织》《论中国原始的及古代的艺术》《论明代倭寇及御倭战争》《关于亚细亚的“生产方式”问题》《论南明第二个政府的斗争》等文刊载于《中苏文化》；何干之《中国封建制长期停滞的历史根源》《地租手工业反映中国的封建制的停滞性》《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亚细亚生产方法在日本》《再论中国封建制的停滞》和《封建制的规律性问题》等文刊于《时代论坛》；侯外庐《社会史导论》《屈原思想渊源的先决问题》《中国十七世纪思想家李二曲评述》《颜习斋反玄学的基本思想》《黄梨洲的哲学思想及近世思维方法》《康有为与变法运动历史》《谭嗣同的社会思想》等文刊于《中苏文化》。
报刊论文是马克思主义史家研究的重要成果，通常被整理结集出版。华岗曾给《布尔塞维克》《群众周刊》《学习生活》等刊物撰稿，其《中国历史的翻案》一书中部分章节来自于这些稿件，“即：（一）论中国历史翻案问题，（二）历史为什么是科学和怎样变成科学，（三）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阻滞的基因。（二）（三）两篇为旧作，曾在《群众》半月刊发表，最近偶翻旧稿，觉意犹未尽，乃略加增补”[2]。胡绳曾给《读书生活》《中学生》《民主》《文萃》、香港的《理论与现实丛刊》等刊物撰稿，其发表于《中学生》的古代中国历史研究文章，后来整理成《两千年间》出版。吕振羽曾给《河南政治月刊》《劳动季刊》《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经济学报》《群众周刊》《理论与现实》《读书月报》等刊物撰稿，后来将其中部分文章整理结集出版，如《中国社会史诸问题》收录的论文：“《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创造民族新文化与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曾发表于《理论与现实》二卷各期；《中国社会史上的奴隶制度问题》，曾署名曾与，发表在《群众》五卷九、十、十一各期；《本国史研究提纲》曾发表在《读书月报》二卷四、五两期。这些论文都经过改编和修正”[3]。
然而，近代报刊绝非仅是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学术园地，同时亦是他们的舆论战场。他们创办的进步刊物，不少是政论性报刊。譬如《中苏文化》是“一个进步的宣传阵地”，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家“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既能公开发表共产党领袖的文章，又较为系统地宣传列宁主义，除了《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而外，可以说只有《中苏文化》刊物具备这种可能可行性。我们充分地利用了这种可能性，使它起到特殊的宣传作用”[4]。同时，他们亦撰写政论文章，发表对社会时事的看法，这些政论或是纯粹的时事评论，如侯外庐发表的《抗战建国与中国宪政之路》《斯大林——世界学术传统的继承者》《五月国耻与五月革命》《新的时代与新的文艺》《三年来抗日战争性质的延长认识》《纪念“九一八”九周年》《抗战文艺的现实主义》等文；也可能是史论结合、以史为鉴的时评文章，如《群众周刊》刊发的陈家康《明末农民运动研究》一文，“指出了作为中国历史支柱的农民运动在明末当时的双重历史任务——民主改革和抵御外侮的任务，而在外族侵入的时候，他们又怎样企图和当时的‘民族地主’团结在一起，完成他们的抵御外侮的历史任务；李自成——明末农民运动的天才的领袖失败了，然而罪过不在他们身上；这是一幕真正的历史悲剧，它的教训，是我们应该深深警惕的”[5]。
2 学术与政论：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报刊栏目导向
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论文，因其学术价值得到推崇，大多在综合性报刊学术栏目上发表。郭沫若《〈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等甲骨研究成果就刊发于《东方杂志》《思想月刊》等。这些期刊标榜学术创新、思想独立。《东方杂志》历经几次体例变更，其宗旨基本保持一致，主张“杂志最大职务，是记录现代的思想；是为欲追求世界知识而无暇阅读专书的人，作一种简明的报告。所以杂志所供给的知识，不但应该是最新的，而且应该是最精粹的、最简要的。这是我们为读者的时间经济起见所不敢不勉力的”[6]。《思想月刊》“站在这样的立场和这样的精神之上想把纯正的、科学的思想在合理的形式之下，介绍给青年们；并以这样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及解剖中国底过去的及现存的社会现象，指出一个正确的答案给青年们做参考”[7]。这些刊物发表马克思主义史学论文的栏目亦是与学术有关，如《东方杂志》“专论”栏目，“此栏首撰述，次译论。凡与政治时局有关之议论皆隶属之，其选择材料，亦以切要浅近为主”；“学识”栏目，“凡关于学术思想之文字，分标子目，自为起讫，以为输入世界知识之助”[8]。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论著”栏目，“以学术为主”，“泛论政治、经济、法律、教育、伦理、史地，分其他社会科学，从学理上立言”[9]。
由于20世纪20年代末唯物史观的传播与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热点，《东方杂志》等报刊刊发马克思主义史学零星文章的做法已不适应时代的需要，逐渐出现了以主题为导向的专辑或专栏的栏目设置。《读书杂志》主张学术独立，“我们公开这园地给一切读书的人，公共耕种，公共收获，共同享用。我们的研究，不限于一个国度，不限于学术的一个门类，不限于几个人主观的兴趣，我们希望能够适应客观的需要的一切”[10]。对中国社会史研究论文，《读书杂志》采取专辑形式加以刊载。这种变化引起了当时学者的关注與回应。在《中国社会史论战》第一辑出版后，“很显然地这问题已经引起社会上更大的注意，不但就本志所收得的稿子的数量上可以看出，就近来出版的一切涉及于社会科学的杂志，都每期至少有一篇关于讨论这个问题的文字，亦可测验这问题是怎样地更抓住了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兴趣”[11]。在《读书杂志》停刊后，不少报刊在刊载马克思主义史学论文时尽管很少采用专辑形式，但其相关文章却构成了专栏的全部内容，如《中苏文化》的“论著”栏目、《文史》“论文”栏目便是。其他如《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自修大学杂志》等期刊虽没有标明具体栏目设置，但其刊发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论文的数量亦大为增加。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创办或领导下的报刊大范围刊载马克思主义史学论文成为普遍现象。在当时，由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国民党允许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以公开身份创办报刊，《群众周刊》《新华日报》等报刊得以在国统区创办。而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地区亦创办了《中国文化》《解放日报》等报刊。这些报刊强调为政治宣传服务，“报纸、刊物、书籍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锐利的武器”[12]。譬如《群众周刊》是党刊，是理论性刊物，“它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要更多地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当时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13]。这些公开表明中共党派色彩的刊物，其刊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栏目大都提倡学术性和理论性，如《中国文化》研究栏的文章，“是一般自由讨论性质的作品，这里每一篇文章的观点和见解，是不需要一致的，各种相反的意见，都可以在这里出现”[14]。《群众周刊》《研究》《研究与批判》等栏目以“刊载理论性学术性的研究文字”为主[15]。至于国统区中共秘密参与创办或指导的刊物，则往往采取专栏的形式刊载马克思主义史学论著，如《读书月报》的《怎样研究中国历史》《历史散编》《各科学术基本讲座》等专栏，《理论与现实》的《专著》《理论检讨》等栏目等便是。
可见，政论或综合期刊因发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性，接纳并将其作为栏目文章加以刊载，这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社会影响。譬如叶蠖生认为，“全国各前进杂志刊物时常刊载前进学者们的作品”，这些报刊上发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论文有力地回击了其他史学流派，代表了中国史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唯物史观的科学方法还在不断地发展之中，它正走向独占中国历史园地，击溃一切非科学的历史方法的道途之中。正因为它已成为历史学中主力，因而起着主导的作用，这便是说整个的中国历史学已是在向前发展进步之中了”[16]。然而，近代报刊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这种接纳又反过来限制了其为当时学界同仁所接受的深度和广度，很多学院派学者因其刊物的政治色彩，往往在贬低刊物的同时怀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性。譬如，1920年改版后的《新青年》杂志，尽管亦刊载马克思主义史学论著，但胡适认为这是一种政治期刊而非学术期刊，不愿与之合作，并拒绝向它投稿，“《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兄（陈独秀）言‘近亦不以为然’，但此是已成之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17]。
3 边缘与主流：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报刊传播效应
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确立学界话语权的过程，是当时报刊传播扩散其学术主张的自然结果。20世纪2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刚刚起步，学界同人大多对此很不在意。陶希圣曾回忆说，“北平的街市和生活，与北京大学的建筑和职工一样，保持着旧日的面貌和风格。但是北平不再是政治城而是学术城，并且北平的学界也受了大革命的影响。五四之前的文学和史学以章太炎先生的门下士为首脑，至此已经是最保守的一环。五四以后的文学和史学的名家至此已成为主流。但是学生群众的中间，却有一种兴趣，要辩论一个问题，一个京朝派文学和史学的名家不愿出口甚至不愿入耳的问题，这就是‘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18]这种情况投射到近代报刊上，即马克思主义史学论文只能发表于北京、天津和上海等中心城市的综合性期刊上，而《史地学报》《史地丛刊》《清华学报》《北京大学国学季刊》《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研究集刊》《燕京学报》《辅仁学志》等主流学术刊物上不见其踪迹。
由于学术论文已成为学界话语权建构的重要指标，“在学术的阵地上，论文是最前锋的，一种或一国的学术的进步，单看那论文的内容所达到的深浅，便可知道”[19]。这就意味着，这种报刊传播现象的出现，表明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当时史学界几乎没有话语权。
至20世纪30年代，《新生命》《读书杂志》等刊物掀起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序幕，迎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报刊传播的新局面，即社会综合性期刊涌现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论文，“‘新思潮’派与‘动力’派之对立，已开论战之端，《读书杂志》之‘中国社会史论战特辑’的刊行，则是论战的主流了。其他各书报杂志，亦多有发抒所见而参与交锋的”[20]。曾繁康曾形容当时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情况说，“此派关于中国历史和社会的论战，其作品较任何其他的历史学派为多。此派的徒众，曾经盛极一时，在中国的史学界占有绝大的响应”[21]。由于马克思主义史学通过报刊的传播，在特定人群及活动区域中产生影响，进而持续冲击当时的主流史学话语权势。林同济曾描述学界的这种变化说，以实证史学为代表的“正统作风”尽管占据主流报刊，但其影响力正逐渐受到“第二期作家”即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冲击，后者占据了一般报刊书摊，“市上的书摊是第二期作家的巢穴。第一期的‘正统作风’则把占着各大学研究所的‘学报’‘专刊’而凭高作态。前者声色俱厉，自喊着革命先锋；后者泰然捻须，徐唱‘侬是缙绅学士’”[22]！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马克思主义史家内迁至重庆、延安等地，使得以综合性报刊为媒介的史学集聚现象更为突出，并以此形成了有别于昆明等地的学术中心。在重庆，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胡绳等人以《读书月报》《理论与现实》《中苏文化》《群众周刊》《时事类编》《中华论坛》《新华日报》《中山文化季刊》等为据点；在延安，范文澜、叶蠖生等则以《中国文化》《解放日报》等为中心。马克思主义史家以综合性报刊构建了学习、工作的载体，他们彼此讨论与商榷，推动了各自史学研究的深入。侯外庐回忆《中苏文化》说，“在那里，同志们之间温暖融和，我们耕耘学畴也都有所收获。伯赞著名的《中国史纲》和大量的史学论文，都产生在骑龍穴的油灯之下；我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也全是在白鹤林杀青”[23]。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家就历史学某些问题展开的讨论，借助于报刊的集聚效应，成为了学术热点，并引领了当时史学发展的方向，如《读书月报》和《理论与现实》发起的“学术中国化”讨论，得到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响应，推动了中国史研究的长足进步，这些成绩“不仅表现着历史研究这一个部门内的进步，而且可说是学术研究风气转移的一个重要的契机”[24]。
与此同时，国统区各种主流刊物发表的相关绍介文章倾向逐渐趋于正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权势向主流学界渗透、蔓延。吴景宏认为唯物论辩证史观派俨然成为当时史学界的重要流派，并将部分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学术成果归于各自相关研究的代表行列，如在通史著述方面，“吕振羽先生：近来声誉鹊起，所著专题研究极多。其《简明中国通史》只见上册。推重之者谓渠与翦伯赞、郭沫若二位，鼎足而三。翦伯赞先生：可谓左派史学界大师，曾任教湘川等校。近著《中国史论集》《中国史纲》（先出殷周、秦汉两部，分两厚册）等书，皆获好评，据云翦老研究经济学多年”[25]。而真正意味着当时学院派主流史家自觉接纳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并在近代史学史书写中给予肯定的，是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一文的发表。该文非常罕见地用大篇幅介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并高度评价了其代表人物及作品，如认为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标志着“社会史之唯物辩证法的研究”从“初期的创造而开始走进了成熟的时期”，“这部书对于史料，除了正史之外，以至文集、笔记，都尝博观约取；所用的文字，又是由浅入深，使读者易于领悟，每章后又附有提要，非常易于领悟，绝无公式化，使人如入五里露中的毛病。称之曰‘简编’，可谓名实相符”[26]。由于齐思和的海外留学经历，燕京大学任教生涯，及其取得的学术创新性，其观点受到学界的关注，从而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权势向其他史家群体的扩散。
注 释
[1]张之华.李大钊的办报业绩与新闻传播思想[J].新闻传播，2004（12）
[2]华岗.中国历史的翻案：著者自序[M].重庆：作家书屋，1946：1
[3]吕振羽.中国社会史诸问题：著者序[M].//吕振羽.吕振羽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42
[4][23]侯外庐.韧的追求[M].北京：三联书店，1985：95，104
[5]编后[J].群众周刊（第8卷），1943（1、2合期）
[6]坚瓠.东方杂志（第20卷）：本志的第二十年，1923（1）
[7]思想月刊：编辑后记，1928（1）
[8]东方杂志（第16卷）：东方杂志变更体例预告，1919（12）
[9]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220
[10]读书杂志（第1卷）：读书杂志发刊的一个告白，1931（1）
[11]王宜昌.读书杂志（第2卷）：编者的话，1932（2、3合期）
[12]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中宣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Z].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110
[13]许涤新.序言[M].// 马秋海等.群众周刊大事记.北京：红旗出版社，1987：3
[14]中国文化（第2卷）：编后，1940（1）
[15]群众周刊（第10卷）：致读者，1945（5、6合期）
[16]叶蠖生.中国文化（第3卷）：抗战以来的历史学，1941（2）
[17]胡适.答陈独秀（12月间）[C]//季羡林.胡适全集（第2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281
[18]陶希圣.潮流与点滴[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123-124
[19]賀昌群.贺昌群文集（第3卷）：一个对比[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544
[20]张绍良.力行（第7卷）：近三十年中国史学的发展，1943（4）
[21]曾繁康.责善半月刊（第1卷）：现代中国史学界的检讨，1940（2）
[22]林同济.天地之间：林同济文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16
[24]胡绳.新文化（第2卷）：近五年间中国历史研究的成绩，1946（5）
[25]吴景宏.治平（第1卷）：中国史学界人物及其代表作，1947（2）
[26]齐思和.燕京社会科学（第2卷）：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1949
（收稿日期：2017-0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