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创立了唯物史观学说，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剖析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历史的暂时性，进而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被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从而科学论证了人类从异化的生存方式必然进入到人真正自由全面发展的生活方式。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旨趣，也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总结果”。马克思这一思想对于当下中国人的生活模式的选择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一、资本逻辑的现实考量
就国际范围而言，当今时代是资本充斥世界每个角落、疯狂地追逐利润的时代，资本原则仍然是当代社会生活的主导原则。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资本逻辑有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中国经济发展取得成就也好，遇到问题也罢，都留下了资本逻辑深深的烙印。这就要求我们在承认资本逻辑的文明性的同时，不能不正视资本逻辑的负面效应。因此，我们要秉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精神，对资本逻辑进行现实的考量，正确认识和科学利用资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助力。从哲学的意义上看，也就是立于资本之“实”，求发展之“是”。[1]
1资本逻辑存在的客观必然性。中国社会主义并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而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脱胎”而来，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落后，这就要求我们吸取资本主义社会文明成果，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因为，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的标志，目前仍然是发展生产力最有效的方式。所以，我们不应否定资本，而需要接纳资本。正是基于这样的复杂背景，资本逻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存在是有着文本依据和历史依据的。首先，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层面看。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孕育产生的，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来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 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2]31因此，在现实生活任何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可见，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胎胞”中“脱胎”出来的。同时，马克思根据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把社会经济活动分为三种形式，即原始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形式、生产资料私有制形式、共产主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形式。这三种形式是人类社会发展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是社会自身矛盾运动的结果，这是马克思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按照这一规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然是公有制经济生产方式，实行产品生产和计划经济的社会生产形式。然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不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带有旧社会的“痕迹”，且生产力相对比较落后，还不能实行“纯而又纯”的单一公有制经济形式。其次，从当前现实状况来看。我国的社会主义总体上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从极其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而来的，在很大程度上还带有旧社会的“痕迹”。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下，无法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因此，对于这一基本矛盾的解决，必须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指出，不能把贫穷作为社会主义的特征，与资本主义相比，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水平要更为发达。所以，我们必须对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加以吸收和利用。当然也包括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3]373例如，社会主义可以借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手段，以及先进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方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国情，中国要加快发展就不能抛弃市场经济，有市场经济就必须接纳资本。再次，从我国经济活动实践层面看。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因此，中国在世界经济活动中必须充分遵循资本运动的规则，积极利用资本逻辑的文明作用推动中国经济建设，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依据马克思的文本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考证，资本逻辑在当代中国社会存在具有客观必然性。这是资本逻辑存在的文本依据和历史依据，也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实践。
2利用资本：发挥资本逻辑的“实践文明性”。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肯定了资本逻辑具有文明性，论述了资本逻辑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高扬人的主体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资本逻辑是现代文明的“塑造者”。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力量，并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4]277因此，在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阶段，市场作为有效的经济发展手段，在资源优化配置中起主导作用。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使资本有效运行，资本逻辑顺利展开，有利于推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社会财富不断增长。因而，我们非但不能否定资本，相反，我们要利用好资本，发挥好资本逻辑的文明性。其一，发挥好资本逻辑的文明性，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首先在于资本的本身，资本的功能只有一个，就是不断实现自身的增殖，获取更大的利润，创造更多的社会物质财富。因此，我们要利用好资本逻辑文明性，把它引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之中，并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不断调整经济结构，遵从价值规律，发挥好市场的作用，才能加快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丰富的物质生活资料。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要遵从价值规律的作用，充分利用好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才能充分释放资本逻辑的文明功能。其二，发挥好资本逻辑的文明性，使产业结构不断地优化。资本逻辑就是资本扩张的逻辑，资本扩张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当代经济的全球化只不过是近代以来资本全球化趋势的延续和发展。由于资本全球化的流动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资本逐利的本性使得生产要素在第一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工业）、第三产业（服务业）之间相互转移，这种转移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不同产业之间相比，其利润率不同，总体来说，第三产业利润率最高，第二产业次之，第一产业利润率最低。因此，在市场的作用下，生产要素和资本会向利润率高的产业移动。这样，资本的扩张和流动就使产业结构得到了不断升级和优化，从而彰显了资本逻辑的文明性。其三，发挥好资本逻辑的文明性，使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资本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是当今时代客观存在的事实。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一部分，世界经济仍然是以资本为主导的经济。这就要求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相融合，其前提是必须遵循资本逻辑作为经济活动的主导规则。可以说，资本的运动是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纽带，资本运动的价值增值规律同样适合中国参与全球化经济活动。我们只有充分利用好价值规律，利用市场有效地配置资源，发挥好自身产业、资本、技术知识等比较优势，使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地流动，才能获取利润最大化，才能实现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促使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不难看出，这既是促进当代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有效方式，也是经济活动的一种内驱力。
3限制资本：克服资本逻辑带来的“实践负效应”。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论述了资本逻辑具有双重效应，即资本逻辑不仅具有文明性一面，也具有严重的负效应，它导致了劳动的异化，人的主体性丧失，人与人关系的物化，社会危机的频现。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行了科学的阐释：工人被资本逻辑钉在资本上的这一过程，“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5]743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持续增长，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虽然，资本的文明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得到了有效利用，但是，资本逻辑实践的负效应也在凸显。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不少人在对物质和金钱的追逐中迷失了自我、迷失了生活、迷失了本真。因此，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一方面要发挥好资本逻辑的文明性，另一方面就是要限制资本，克服资本带来的实践负效应。首先，限制盲目的利用资本。我们承认资本，并不等于我们要无节制地利用资本。由于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国家基础建设投资的力度加大，城镇化建设速度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加快以及中国对外贸易的顺差逐年增多等，这些因素的存在也会造成生态系统的破坏、产能的过剩、虚假的消费、贫富差距的拉大以及道德的滑坡等。因此，我们一定要利用好资本，限制资本的负效应。其次，限制资本权力。我们承认资本，并不等于盲目、放任资本的发展。当资本逻辑成为一个社会主导经济原则时，资本逻辑会吸纳社会的一切关系，进而使资本具有无所不在的权力，并使资本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现阶段，我国市场经济还很不完善，市场经济的发展难免出现一些问题。为了使社会经济更有利的发展，同时也是为了保证整个社会有机体健康、有序的运行，我们要驾驭资本逻辑的力量，要对资本进行有效的限制，要对资本与资本逻辑进行划界，把它定格在经济领域并规范其经济功能，以防资本逻辑向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进行渗透。再次，限制资本，对剩余价值要进行合理的转化。在市场经济中，剩余价值即利润的资本化不可避免。因此，国家要制定相关的经济政策进行宏观调控，使得剩余价值得到有效的转化，这样才能控制剩余价值的资本化，从而才能达到对资本的限制。
二、扬弃资本逻辑的和谐社会实现之路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论述了资本逻辑使得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6]185马克思这一经典论述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理论依据。所谓的和谐社会指的是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之间的矛盾解决。
1构建和谐社会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就当今中国而言，市场居于优化资源配置的主导地位。因此，资本依然有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处理好资本与自然的关系，使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7]39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一方面，资本逻辑强力作用仍然存在，资本的逐利性并没有改变。资本扩张的本性必然会造成资本与自然的对立，导致自然力的枯竭。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又离不开资本，需要利用好资本，推动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因此，在资本与生态的这场博弈中，二者并非处于“零和博弈”的境地，问题是“不在于瓦解资本的逻辑，而在于如何驯服资本”。[8]首先，合理的利用资本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现阶段，我们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下，国际竞争能力相对比较弱。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只有依靠投入大量的生产要素以及大量的劳动力来拉动经济增长。这种粗放型经济模式必然导致资源大量的消耗，生态环境的破坏，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因此，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利用资本，充分发挥资本的文明性，提高社会生产力。其次，引导资本的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通过国家与政府的宏观调控引导资本合理地扩张，并驯服资本增殖的欲望。既要看到资本的文明性的一面，又要看到资本消极破坏性的一面，把发展资本与引导资本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此保证适当的生产，抑制过度的消费。把人的欲望内在尺度与自然的外在尺度结合起来，抑制人对自然的过度索取，资本对自然的疯狂掠夺。将社会经济发展调控在生态系统承载力的范围内。在充分发挥资本的文明性与限制资本的消极破坏性的过程中，“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9]928从而使人与自然保持高度的和谐。
2构建和谐社会促进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共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如国有资本、私人资本、外企资本等。这些资本在某种程度上会导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冲突和对立，是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重要因素。基于解决这一现实问题的要求，必须努力将私有资本和外资资本纳入到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来；必须在合理利用资本的基础上限制资本，克服因资本只关注自身增值而产生的社会矛盾，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第一，要努力实现共同富裕。现阶段，由于各種因素的作用，中国的收入差距具有扩大的趋势。尤其是在社会各种资本形式的作用下，收入分配的差距拉大，进而导致了人与社会的矛盾。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教授曾指出：“收入分配不公主要源于初次分配。”[10]而收入差距主要源于初次分配。初次分配取决于资本形式，而资本形式决定了分配形式。因此，资本形式上的差别，才是收入差距影响最大的因素。这就要求我们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必须不断地壮大国有资本，才能从根本上对贫富分化的现象加以遏制。同时，必须运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中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相结合的手段，并通过教育、医疗、养老、保险等制度安排，对财富和收入实行国家宏观调控，这样才能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第二，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资本雇佣劳动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客观存在，伴随着贫富的分化，劳资关系日益紧张，因此，在社会转型期，缓和劳资双方的冲突，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是一项重要任务。政府必须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建立健全社会管理制度，以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第三，要杜绝权力寻租。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制度并不健全，为权力寻租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并滋生了大量的腐败现象，破坏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序稳定的运行，破坏了社会的和谐稳定。为此，我们必须不断完善市场经济制度，改革政企不分的管理体制，加强和完善监督机制，建立健全反腐败的法律体系，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稳定运行，通过这些举措的实施来杜绝权力寻租，从而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
3构建和谐社会促进人与自身的和谐共存。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毋容置疑，贫富差距拉大和剥削问题是现实存在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着资本形式的多样化存在，出现了资本对“个人抽象的统治”。一方面，这种现象在经济活动中表现为资本对劳动者的劳动剩余无偿占有，人成为经济活动中工具化的存在。另一方面，在人自身的生活中则表现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的个人主义。这样的生活会导致人们身心受折磨，不能发挥自身的创造力和想象力，造成了人的身心不和谐，即人与自身的不和谐。也就是说，“一旦物质财富取得压倒性的优势时，则是可悲的，甚至是恐怖的。”[11]当前，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人本身的发展。为此，我们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重视社会公平与公正，使个人在劳动中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充分享受由劳动带来的精神愉悦。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价值的多元化，利益诉求的多样化，一定要注意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尤其是要处理好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努力使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保持一致，这样才能抵制资本不利于人的自身和谐的弊端，才能做到让人的精神生活有物质生活的支撑，让财富找到心灵的家园。只有当物质上的繁荣富庶成为推进精神生活的更高的善的手段的时候，才能促进人自身和谐的生成，才能实现个人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和谐。
三、超越资本逻辑的“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论述了在资本雇佣劳动制度下，资本的“人格化”，人的“物化”，人丧失了人之为人的存在根据，人成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和手段，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才能回归人的本身，人才能自由全面的发展。马克思强调指出，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6]189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我们只有秉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精神，才能超越资本逻辑，回归人的本真生活。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才能超越资本逻辑，实现人的本真生活。
1“以人为本”突出人的主体地位。现阶段，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所有制形式。在非公经济中依然存在着只关注企业利润的多少，而忽视人的意义与价值的存在的问题。此外，市场经济的一些负面作用，导致社会经济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呈现“以物为本”的倾向。“以物为本”其实质就是“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12]137也就是说，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其目的是为了生产而生产，生产的唯一目的就是“物”，却无视人的存在。如此，人的主体性及其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就会丧失。“以物为本”只是一种“为了生产而生产”、为了经济量上的增长而不是为经济“质”上的提升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一种“见物不见人”的发展模式。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只把自己的私利作为经济活动的价值目标和唯一追求，从而导致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被人与“物”的关系所取代。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地位，揭示了人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了现实中的经济活动和物质财富的创造离不开人。社会每个成员都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都是社会发展的力量之源。毫无疑问，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活动中，只有调动和发挥每个人的主体作用，才能创造丰富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彰显“以人为本”的效应和价值。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人的“合力”的结果，每个人既是历史的“剧作者”，也是“剧中人”。
2“以人为本”强调人的生活意义与价值。“以人为本”的发展模式，揭示了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意义与价值。资本逻辑作用下的“以物为本”的发展模式，只在乎经济数量上的增长，对人的生活意义和价值丝毫不关心。这种只追求经济数量而不追求经济质量的现象，只能称之为经济增长而不能称之为经济发展。也就是说，经济增长是“没有发展的增长”，“没有幸福的富裕”。在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中，人成为实现经济增长的工具和手段，致使整个社会问题重重、矛盾日益突出，导致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的凸显，奢侈消费盛行，道德文明滑坡，权力寻租滋生，犯罪数量增加，资源浪费严重等，进而造成劳动者物质生活的贫困和精神生活的匮乏。“以人为本”强调人的发展，突出了经济发展只是人的发展的手段，人要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实现人的生活目的以及生活价值。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一切要以人的发展为根本，要在经济发展中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使人民群众生活有意义和价值。如果从意识形态角度来划分的话，我国先后经历了毛泽东时代“革命的意识形态”和邓小平时代“发展的意识形态”以及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三次转型。因此，要按照党的十八大报告精神，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形成一种理念落实到具体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路线方针政策上，进而内化为人们的行为规范，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让“以人为本”给资本逻辑套上缰绳，不断彰显人的生活意义和价值。
3“以人为本” 蕴含着人的全面发展。在“以物为本”的发展模式中，人被视为经济活动中的工具和手段，而在“以人为本”的发展模式中，经济发展的目标和价值指向是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人在发展中处于主导地位，首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核心是人的发展。社会是人的社会，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只有社会中每个成员都得到了发展，社会才得以发展。所以，社会发展的核心是人的发展。其具体内容为：要不断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要不断提高人的素质和能力；要不断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因此，经济发展的价值指向是人的发展。如果经济发展不是以人为目的，那就失去了发展的意义和价值。其次，“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中心的全面协调的发展。“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求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的发展。所以，我们要坚持以改善人的生活环境，提高人的物质生活水平，满足人的精神生活为目的，坚持人的发展与社会全面发展相统一，摒弃“以物为本”的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再次，“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价值指向是人的全面发展。在“以物为本”的发展模式中，总是存在一种偏执的认识，设想只要经济发展上去了，人就一定会得到发展。社会主义市場经济发展初期，我们为这种偏执的认识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值得深刻的反思和检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于能够促进和实现人性（包括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的全面发展。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中，不断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和精神生活需要，把对人的物质关怀和精神关怀统一起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何建津.马克思的资本批判与现代性批判[J].岭南学刊，2008，（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2012.
[8]王庆丰.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问题[J].天津社会科学，2011，（4）.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刘国光.谈谈国富与民富、先富与共富的一些问题[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l-10-25.
[11]陈湘舸，张修红.论幸福视界中的和谐社会[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3）.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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