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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理论论文5100字(一)：日本民事诉讼法学的理论演变与解释方法论论文
摘要解释方法论在日本民诉法研究中并不是显著的命题。长期以来，日本民诉法解释并不特别重视法律条文和立法者本意，解释方法论遵循的主要是利益衡量论，近年始有学者对它提出批判。日本民诉法解释方法论选择既源于民事诉讼法的目的被定位于纠纷解决，也与战后比较法研究中利益衡量论的引入有关。日本民诉法利益衡量论有别于民法中的利益衡量论，也有别于受德国法影响的亲实体法解释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并不局限于衡量或分配原被告之间的财产或价值，更多地蕴含了对作为制度利用者的当事人的便利、制度运营者的公共利益、民事诉讼程序的动态发展等要素的考量。
关键词民事诉讼法解释方法论纠纷解决利益衡量论法教义学
引言
法规范的解释是所有法律领域均存在的问题，民事诉讼法亦不例外。但是，与其他法律领域就方法论争论不止的情形不同，在民诉法领域有关解释方法论的讨论以往并不多见。这种状况或许与民诉法规范对象的特点有关。民诉法的诸多规定具有规范法官和当事人等诉讼主体行为的一面，它往往是法官或当事人在面对具体问题时如何行为的指南，并且有时表现为法官个体的行为判断或选择，而很少像实体法那样去向当事人说服或论证裁判结果的正当性。可是尽管如此，为了避免个案中因法官主观而导致诉讼处理的差异，依然有必要获得一定程度普遍性的解释。在寻求这种普遍性解释的过程中，解释方法论的明晰会具有前提性的意义。
一、日本民事诉讼法基本理论的演变
民事诉讼法基本理论的构成具有多元性，在范围上也具有不确定性。囿于论述的重心，这里主要选取诉讼目的、诉讼标的、当事人适格及审理程序等理论构成予以阐述。所以进行这样的选取，主要有两点考虑：其一，这四个方面涵盖了审判的目的、对象、主体和程序四方面要素，足以构成相对独立的程序理论结构，折射出民事诉讼法与实体法在法规范特征及解释方法论上的差异；其二，结合诉讼标的、当事人适格论和审判程序的理论演变，可以窥视出诉讼目的论在构筑基础理论以及解释方法论中的重要作用。当然，基本理论的理解也可以为解释方法论的说明提供范例。
(一)民事诉讼目的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民事诉讼法学的核心概念是作为诉讼目的论的“纠纷解决说”及与此相应的基本理论——“程序保障论”。[注]纠纷解决说与德国法上的传统观点“权利保障说”具有重大区别，率先提出这一主张的是时任东京大学教授的兼子一。他认为，权利即便在观念上是存在的，但是在判决确定之前其存在只不过是一种虚像而已，只有在判决确定时权利才能够成为实在的东西，而既判力作为判决的法定拘束力正是基于诉讼终结判决生效时成型的实在性权利(也称为“权利实在说”)。
(二)诉讼标的论
三月章教授基于纠纷解决的民事诉讼目的论，提出了“一次性解决纠纷”的命题。这一命题被扩张至具有判决效力的法院判断之范围(判决效力的客观范围)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民事诉讼法学三大论争包括“诉讼标的论争”(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前期)，“争点效论争”(1965年前后)以及“证明责任论争”(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前期)，其中前两个正是关于判决效力客观范围的论争。
(三)当事人适格论
无论是新诉讼标的理论还是争点效理论，都是通过扩张判决效力的客观范围来寻求更有效地、一次性解决双方主体之间的纠纷。但是，由于民事诉讼所解决的纠纷不可避免地具有超越双方当事人主体内部而呈现出社会扩散性的特点，纠纷解决说试图把受判决效力拘束的主体范围(判决效力的主观范围)扩张到诉讼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
(四)审理程序论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通过对诉讼目的论和判决效力论的考察来展开当事人论、诉讼标的论(或诉讼构造论)是日本民事诉讼法学历来最为关注的研究课题。当然，其后的民事诉讼法学发展对有关审理程序的规律也逐渐予以关注，形成了释明权论、程序裁量论、上诉审理构造论、尤其是证明责任论争等庞大的研究领域。特别是近几年，在法院于实体问题上的诉讼指挥权和释明义务以及争点整理程序中主导作用日趋明显的当下，如何切实地去实现诉讼运作过程中的当事人主义；在坚持辩论主义原则的大前提之下，基于何种理由、能够多大程度地让不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事案解明的义务，这些均是日本学者格外倾注精力研究的课题。[注]与民事诉讼中其他领域相比，审理程序领域涉及众多诉讼指挥等法院裁量权的问题，所以自然会呈现出相对多样化视角的解释方法论。
二、日本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方法论
基本理论的演变与解释论的发展具有一定程度相互交织的关系，一方面基本理论的发展脉络可以透视出解释论方法的选择，另一方面某些基本理论上观点的选取也决定于一定的解释方法论。这些在日本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方法论上均一定程度上得以体现。
(一)法律条文及立法者本意的作用
多大程度地拘束于法律条文及立法者的本意，往往是影响法学解释方法论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在日本民法学界尤其明显，对法律条文及立法者本意作用的评价造就了解释方法论成为具有牵动整个民法学界的单独命题的契机。具体而言：[注]日本民法学界在二战前一边倒地继受了德国的学说和解释论。但由于日本民法典的立法过程兼受法国法与德国法要素的影响，由东京大学星野英一教授在二战后提出了“以德国法的理论框架来解释源于法国法的民法条文并不适当”的主张，并强烈地指出应当在确认立法者本意以及各个法律条文在母国法的规定这一基础上，建立对现行民法进行解释的方法论。星野教授反对纯粹的学术继受、重视法律条文及立法者本意的观点引发了日本民法学解释方法论的激烈论战。当然，如下文，星野教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的利益衡量论对后世民法学界的影响更为深远。
(二)利益衡量论
民事诉讼法解释方法论在日本法上虽然没有民法学领域如此炽热的争论，但解释方法论的运用依然会存在，尤其新堂教授的利益衡量论深刻地影响到日后的日本民事诉讼法学说并不同程度地波及实务。
1.纠纷解决与功能性考察方法论
新堂教授在利益衡量论的形成上，受三月章教授影响较大。三月章教授在批判性地继承兼子理论并论述自己的纠纷解决目的论时，明确提出了自己对民事诉讼法的考察方法。即不采取以“实定诉讼法”为前提条件对诉讼法规范进行逻辑上、体系上说明的考察方法，而是致力于考察“制度的应然状态”。这种方法被称为“目的论或功能性考察方法”。[注]由于它是从民事诉讼目的出发的解释方法论，是以纠纷解决为中心，所以很容易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迅速解决纠纷的必要性上，从而弱化包含于程序法规范中的实体权利保护价值。很自然地它也会滑向利益衡量论，亦即根据各种利益的比较衡量，得出解释的结论。
2.新堂利益衡量论的登场
利益衡量论被新堂教授作为明确的方法论意识运用于对新诉讼标的论、争点论的分析。这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程序法解释论”在民诉法学界的正式登场，被誉为日本民事诉讼法学说史上最具有方法论意识的学说。[注]新堂理论涵摄的利益衡量论主要是为与传统的演绎形式逻辑的“三段论式”法律解释方法对立而提出的方法论。相对于三月章教授的功能性考察方法，新堂教授在重视当事人主体性上有飞跃性的发展，相比公共和制度运营利益更强调当事人诉讼便利等诉讼制度利用者的利益。
与民法中的利益衡量论不同，新堂教授的利益衡量论并非局限于作为诉讼当事人的原被告之间财产或价值分配上的利益。即，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利益衡量，新堂教授的利益衡量论更多地蕴含了考量作为制度利用者的“当事人的便利”“制度运营者的利益或其他公共利益”“民事诉讼程序的动态发展”等要素。[注]
举几个典型例予以说明。对于不具备诉的合并要件的反诉是作为驳回起诉处理，还是作为独立的诉受理？如果从确保诉讼程序运作统一性及法院的利益这一视角进行解释的话，既然不具备诉的合并要件就只能驳回起诉。但是，考虑到当事人重新起诉、另行起诉的负担等为诉讼制度利用者的当事人便利角度来看，应当作为独立的诉来受理。
3.利益衡量论的普及
日本民事诉讼法学界普遍认为，新堂教授的利益衡量论是现今日本民事诉讼法学通用的方法论，被广泛地运用于具体问题的解释，并且尤其为高桥宏志教授继承和发展。这种状况与民法学界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日本民法界，由于加藤教授和星野教授提出的利益衡量论中用以衡量的利益的具体标准或价值序列不存在，同时因为这种方法论不区分发现的过程与正当化的过程，平井宜雄教授对其提出了强烈的批判，由此引发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民法学界关于解释方法论的另一次论战。
实际上，新堂利益衡量论也并不是没有受到任何批判。深受德国法影响的松本博之教授近年来就对三月章教授的功能性考察方法论，尤其是新堂教授的利益衡量说提出了强烈批判。
然而，除松本教授外，目前日本民诉法学界的主流学者所思考的还是如何去弥补利益衡量论的缺陷而不是废弃利益衡量论。并且，支持利益衡量论的学者们很少把解释方法论作为独立的命题进行讨论，所考虑的只是在展开具体问题的解释时如何运用进行利益衡量的问题。究其根源，或许还要重回到前文所述：诉讼目的纠纷解决说在基本理论演变中的核心作用和支配性地位，民事诉讼法与民法等实体法在规范对象方面存在的差异，制度利用者即诉讼当事人的便利在价值序列方面的相对优越性等。
(三)亲实体法解释方法论及其他
值得一提的是，松本教授在对利益衡量论提出上述强烈批判的基础上，提倡了应当遵循民事诉讼的特性进行法解释。松本教授认为，民事诉讼目的应当遵循德国的通说将实现和保障实体权作为目标，因此，在民诉法适用产生疑问时，应以合乎实体法目的的方法就疑问做出解释。[注]具体而言，松本教授主张首先应当选择亲实体法的解释方法。所谓亲实体法是指在适用诉讼法规范时，在可能的多种解释中应当优先选择最符合实体法要求的解释理论。例如，对于固有必要共同诉讼，松本教授坚持传统的管理处分权说。
三、实务、判例
实务和判例对日本民事诉讼法学方法论具有相互交织且广范的影响。
(一)实务与学说的互动
竹下守夫教授曾经在日本民事诉讼法学会五十周年纪念大会的主题报告中，就民事诉讼实务与学说的互动指出：[注]在判决效力的范围等领域，民事诉讼法学界的通说与实务的主流观点之间出现了相当深的“裂痕”，但在审理程序领域，学说与实务之间进行了珍贵的相互交流与共同作业。在审理程序领域必须提及的就是所谓实务解释的出现。2006年法科大学院设立之后，随着来自实务一线的实务家在法科大学院占据教职，逐渐可以看到实务教员从实务适用的现实性、运用的便利性、诉讼经济等实务运用层面支持旧诉讼标的论，反对争点论等的观点。
不过，实务对学说影响更大的是在另一个层面。上文竹下教授指出的判决效力理论的“裂痕”大概是指，新诉讼标的理论和争点效理论在学术界虽掀起了热议，但最终两者都没能在司法实务中被采纳。[注]但是，不管结果如何，日本民事诉讼法研究者通常都倾向于认识和分析司法实践，在此基础上进行解释论、立法论研究并对实务的“应然方向”提出建设性意见。[注]实证调查是日本民事诉讼法界长期以来为正确认识实务场景和需求采用的方法。迄今为止的代表性业绩为以竹下守夫教授为代表的民事诉讼法学者小组主导的“民事诉讼的计量分析”。
(二)判例与解释方法论
判例与解释方法论的关系体现在两个方面上：其一，如“先例具有事实上的拘束力”这一术语所表现的那样，判例理由中运用三段论的法律适用部分正是法律解释操作的结果。由前述分析可以看出，利益衡量的解释论过程虽非在所有问题领域均存在，但是在民事诉讼的判例中却是相对被广泛地接受的。其二，法律欠缺时通过裁判的法律创造。目前，由于民事裁判中不允许法官拒绝裁判，所以坦率地承认法律存在着欠缺，由法官以制定法的现有条文为基础，基于衡平地考量去形成具体的裁判规范在日本法上没有障碍。
四、外国法研究
如学界一般所认知，日本民事诉讼法具有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交叉的特点。近代法律继受时期，日本完全继受的是德国民事诉讼法典及其理论学说。二战之后，受美国法影响，日本民事诉讼法进行了数次修改。外国法研究背景对日本民事诉讼法解释方法论也施与了一定的影响。二战后，在新堂教授、谷口安平教授、吉村德重以及三木浩一教授等有过美国留学经历的学者们的影响下，程序保障等美国法的思想或程序运作论(procedureadministration)及案件管理(casemanagement)等观点融入日本法，为学界带来了极大的活力和刺激。
法学理论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智识创制论文
【内容摘要】每一种历史类型的国家都有其相应的法律制度，而每一种法律制度的产生和发展都形成了相应的法学理论，这种法学理论又指导着该国家的法律制度建设不断走向完善。法学智识的科学整合就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知识有机地融合起来，使之具有较强的科学性、条理性、系统性，必要的时候需对原有的法学知识进行体系重构，并以此形成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的价值追求和哲学根基，则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内在基础，它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之基本构成的精神和灵魂部分。在法治社会发展领域，确立什么样的发展观来看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建设中所面临的重大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既是描述性的，也是规范的。法学理论体系的科学与完备将直接影响着新时期法治人才培养的质量，决定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广度与深度。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智识创制整合与完善诠释和判断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将我国法学理论体系建设推向了一个新境界，开启并推动了我国法学教育改革的新进程。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的深层意义来说，它蕴涵着关于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丰富概念和思想理念，即作为世界法学理论体系下的中国特色法学理论体系。2016年5月17日，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事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使命，以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和道德素质。”我们知道“法学远非是一个自治的学科，它无法独立于政治学。”〔1〕因此，如何运用我们的智识创制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这一重大历史课题，是新时代法律人的根本使命。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是国家智识的集中体现
法律发展的历史表明，每一种历史类型的国家都有其相应的法律制度，而每一种法律制度的产生和发展都形成了相应的法学理论，这种法学理论又指导着该国家的法律制度建设不断走向完善。“‘中国特色’表达了我国法学理论体系的基本风格，表明我国法学理论体系与其它国家法学理论体系的国别差异。”〔2〕当然，它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和中国具体实践有机结合，不断推陈创新的结果。因而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理论体系。在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法治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我国法学理论建设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特别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法学研究越来越得到重视的情况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建设不断推进，已然成为引领中国法治建设的指导性思想。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是世界法学重要的理论体系之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是世界法学理论体系上独具一格的理论体系，他与西方那种将法学理论体系建立在各种学术流派基础上的法学理论不同，他是以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为指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方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发展道路的理论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将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的一般性、普遍性和中国法治建设现实的特殊性和具体性进行有机结合。立足于中国法治建设现实的特殊性和具体性，把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现实需求和法治的中国道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存在基石和实际支撑，他是世界法学理论体系中一个重要的法学理论体系。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是立足中国本土的法学理论体系。因为最好的法学理论只有深深培植于本国的土壤，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是关于中国法治问题的思想理论体系，其离不开对中国自身民主和法治建设问题的关注和回答，它能够较为系统地回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面对的一系列理论上和实践中的真问题。“问题导向”已经成为中国法学理论生长、发展的动力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及其体系的建构基础就是中国法治的本土实践。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过了四十年的历程，在这中间，我们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创制了具有一定系统性的法学理论体系，而所有这些都建立在“能力进路”的方法论上。“能力进路为法律和公共政策提供了更合理的指导。”〔3〕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法学理论体系。这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法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及其实际需求，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它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和法学研究的不断推进而与时俱进的理论，其源于时代的迫切需求；反过来也促进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从中国当代的法治建设实践来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成为我国的治国基本方略。在法治成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之语境下，全面实施依法治国业已是中国国家和社会建设的奋斗目标。在这不断演进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也将历经新的发展、完善与提升。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理论相结合的必然产物，既是对世界优秀法治文明成果的积极吸收和借鉴，也是在中国本土国情上建构和演绎出的新理论体系。它是中国人民在以马克思主义法学作为指导思想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中所形成的新的法学理论体系，具有科学性、中国性和实践性的特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一般原理，又体现了法学理论的中国性和时代性，还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为指导思想的基础上，遵循法治理论和法学研究的一般规律并结合中国的现实国情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特殊性而形成的法学理论成果。这些新探索与新成果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又是一种内含中国法治道路和法学发展趋势的法学理论体系；既源自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实践需求，又勾画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最终在实践中指导着我国法治社会建设，引导着中国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的未来走向。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经历改革开放四十年而渐趋成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是由从事法律研究和实践工作的各界人士共同创制的〔4〕，其前提是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确信，这种确信是对人类历史发展经验性观察而作的理论阐释。其实“研究课题的选择不是偶然的，它常常受到主观性和阅读因素的影响”。〔5〕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经过与中国当代法治实践的反复结合，并由此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和法治发展道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主要包括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两个部分。其中，毛泽东思想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法治建设起到了根本性的指导作用，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则是在新时代形成的并对中国法治实践起根本性指导作用的法学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在新的历史阶段进一步中国化的产物，是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历史沿革相辅相成的，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法治建设和法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如果以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为坐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每一阶段性成果都包含着相应的法学理论；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发展阶段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包括四个时期，每个时期都有其前后相继的内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作为邓小平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邓小平法制理论、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以依法治国战略思想为主线的新时期法治理论、党的十六大之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所提出的深化依法治国的思想，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的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新时代法治思想。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面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不同发展阶段都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产物和具体体现，其各自包含着诸多深刻的关于法治或法学的观点、命题、思想和理论，其本身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法学研究的理论总结和思想升华，同时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和法学研究的理论坐标与指导思想。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是对原有法学理论的整合与完善
法学智识的科学整合就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知识有机地融合起来，使之具较强的科学性、条理性、系统性，并根据实践需求对原有的法学理论进行体系完善，以此形成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在内容构成上大致可以厘定为以下三个方面的理论体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和国家的一般理论为核心的法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依法治国理论，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学学科建设和法学教育理论。这些法学理论中的大部分诞生于和马克思法学思想的极富创意的对话，这些对话再现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永久生命力。
（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和国家的一般理论为基础的法学理论
“人的认识是基于观察和思考的共同作用。理论这个词指对特定事物的大量观察、经验和陈述进行系统地收集和整理。”〔6〕自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国家、法律和政党的关系的争论并没有形成过共识。这不仅是一个法治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正如总书记所指出，“党和法的关系是一个根本问题，处理得好，则法治兴、党兴、国家兴；处理得不好，则法治衰、党衰、国家衰。”〔7〕“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厉行法治，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充分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必须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科学理性地回答这些关系问题。
1.法和国家的一般关系
法和国家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就起源而言，法和国家均是在社会出现私有制和分裂为阶级的过程中，为了控制个人之间、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维护社会的存在而产生的。〔9〕就当今社会的发展而言，法和国家是不可忽视的存在，二者之间具有以下关联。
首先，法和国家相互依存、相辅相成。虽然每个国家的历史传统与风俗文化不同，但每个国家均运用法律确立本国国体、政体、政府对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权力、公民与公民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公民与国家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等事项。就本质而言，法和国家均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共同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的经济基础，同时共同反作用于生产力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法和国家的发展遵循共同的规律：一方面，法是国家权力体系的一个部分，法就是国家权力运行的一种方式，此即法的国家化；另一方面，现代国家权力是通过法才得以组织起来并加以完善的，国家权力以法的形式进行运行，此即国家的法律化。〔10〕
其次，国家对于法起到支持和保障的作用。法并不是凭空产生的，须由国家立法机关创制。然而，立法机关的产生是以国家政权的建立为政治前提。因此，国家政权的建立与稳定是法得以平稳创制的前提条件。一个国家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完善需要国家权力遵行国家经济现状与经济运行规律而进行科学合理的运用，表达和实现社会利益和统治阶级的意志。此外，法在一国领域内得以遵守并正常运转需要国家强制力的保障。没有国家强制力的参与，没有对违法活动的制裁与惩治，法只能停留在纸面，沦为一纸空文。国家强制力作为法的后盾，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提供了必要的现实条件。
法对于国家权力起到支撑和制约作用。首先，法确认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并规定国家权力配置和运行规则，各国宪法均以根本法的形式确认国家政权的组成方式与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等内容。其次，法制约和监督国家权力的运行，国家权力的运行不能背离法的规定，各级政府部门与其他国家机构的活动均应受制于法的监督。最后，法有助于提高国家权力的运行效率，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与配合需要法作出具体规定，明确各部门之间的权力边界与相互配合的义务，同时禁止国家权力行使的任意性与武断性。
2.国家、法律和政党的关系
政党是由公民组成的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或以竞选执政为目标，为实现其政治目的与价值追求而组成的政治团体。它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与政治理念，一般具有一定的组织机构、一定的组织成员和职业政治领袖，有一整套争取或实行其政治统治的纲领和政策。
政党与国家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政党产生的目的是通过掌握或分享国家政权的方式参与国家治理。政党已成为现代国家政治的核心要素。纵观世界各国，无论是一党执政、两党执政或多党执政，政党处在公民与政府之间，在某种程度决定了国家的政治体系。各政党成员出于对政治理念的追求，多数供职于国家立法、行政、司法等部门。若政党与政府之间建立良性的互动关系或者政党掌握国家政权，该政党可以将其政治理念或所代表的利益诉求付诸实践，促进国家与社会的发展。
然而，政党也有可能造成国家分裂、社会动荡，特别是在野党强烈反对执政党的执政理念或各政党联合反对国家重大事项决策时，如何处理政党之间的矛盾或如何处理重大事项决策过程中的僵局尤为重要。因此，传统观点认为，一党执政有利于国家的一体化，两党制或多党制可能造成政局动荡。实际上，党派结构应适应于社会结构，无论是一党制或多党制，均应与国家社会与历史发展相结合。就此而言，我国的社会结构和历史现实决定了应实行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政党的存在与发展不能逾越本国法律的规定，同时政党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方式影响着法律的制定与实施。目前，多数国家法律对本国政党的创建、发展等事项作出了明确规定。虽然诸如美国与英国等个别国家没有以法律形式对政党作出规定，但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惯例已确定了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无论是以成文法律规定还是以惯例形式规定确立了政党的政治地位，政党的活动与行为均需在本国法治框架下进行，接受本国法律的监督。这尤其表现在政党章程不得违反本国法律，政党内部腐败问题同样应接受法律规制，政党经费来源和支出均应符合法律规定等。因此，法律对政党活动与行为具有调控作用。同时，政党按照其章程所开展的活动与行为受到本国法律的支持和保护，任何个人、团体或国家机构不应阻碍政党按照党章所从事的合法行为，不因政治理念的不同而对依法行为的政党成员进行人身迫害。政党通过向国家各个机构输送精英的方式影响国家政治活动与安排，特别是就国家立法活动而言，政党成员在参与立法过程中所阐述的立法意见通常与政党意志保持一致。〔11〕
3.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的关系
国家法律亦可称之为国法，是由国家立法机关按照法定程序制定的在一国范围内普遍适用的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国法是国家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必须用语规范严谨、坚持公开原则、保持法律的稳定性与可预期性。〔12〕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简称党规，是规范党组织的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的党内规章制度的总称。〔13〕党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意志，调整党的组织与党员内部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具有明确性、规范性、纪律性等特点。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相比较，就制定主体、调整对象和效力范围而言，均有明显的不同，两者系性质截然不同的行为规范体系。前者是党的特定组织制定的、调整党组织和党员行为的、适用于党内的行为规范；后者是特定国家机关制定的、调整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及国家机关行为的、适用于国内的行为规范。〔14〕我们认为，国法是党规制定的准则，党规不能违反国法，但党规可以上升为国法。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不仅要模范遵守国家法律，而且要按照党规党纪以更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15〕可以说，党规严于国法，党规对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党员不仅需要遵守国法的规定，更应严格符合党规的要求；党员不仅应具备普通公民所具有的道德和修养，还应追求更高的素养和情怀，成为普通公民学习的榜样。但是，党规严于国法并不意味着党规可以凌驾于国法之上。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遵守法律规定，党规必须符合法律要求：一方面，党规不得逾越国法，不得对专属于国法规定范畴的事项作出规定；另一方面，党规不得作出与国法相反的规定，尤其不能违反宪法和基本法律的规定。
“思考总是以作者当时的认知状态、价值观及其‘世界影象’，即世界观的立场为出发点，理论与作者的意图和政治目的息息相关。”〔16〕建立法治国家，实现现代国家和社会生活的良好法秩序，既需要树立宪法和法律的至上权威，也需要党规、道德、习惯等其他社会规范的助力。作为执政党，依法执政要求党规不能违反宪法和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国法由此构成党规的底线。针对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的行为所提出的进一步要求，都应该属于法律许可的自由空间。所以，立足于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实现不同社会规范的协同整合，是依法执政、依法治国和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17〕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依法治国理论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提出，对于新中国的法治建设、民主政治建设而言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它为法治国家建设提供了创新思路；同样，对于法学这门学科而言也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并由此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的体系完善。
1.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理论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通常含义是国家权力，特别是行政权力必须依照法律行使。法治政府的含义通常是指政府在行使权力、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坚持法治原则，严格依法行政，它要求各级人民政府有权必有责，权力与责任是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的。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的一体建设理论作为一种全新的法治战略目标提出，为我国法治现代化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厘清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之间的逻辑关联，保持三者平衡、协调发展，才能使一体化建设实现事半功倍的效果。
从法治国家与法治政府的关系来看，建设法治国家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前提：首先，法治政府是依法行政的政府；其次，法治国家的建设是制约政府行为，规范行政权力行使的重要前提；最后，法治政府的依法行政依赖于中国共产党的依法执政，而党的依法执政是法治国家的必然要素，所以法治国家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只是一席空谈。与此同时，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首先，政府执掌国家的行政权力，作为公权力其本身最易侵害公民所享有的个人自由和权利，所以法治的关键是控制公权力，规制国家的行政权力，只有将法治政府建设好，才能进一步谈及如何建设好法治国家；其次，从政府职能层面来讲，它不仅是公权力的享有者，也是为广大人民服务的公共职能部门；最后，法治国家的实现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治政府的建立水平。
从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的关系来看，法治国家的建设是法治社会建设的基础性条件：法治国家为社会公权力的运作提供了良性保障，现阶段我们已经摒弃了国家对于社会的绝对性操控，但是社会公权力也需要得到良好的约束，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通过国家监督途径实现。单纯依靠社会公权力组织的自律性还不足以实现权力的良性运转，所以法治国家的建设为法治社会的发展创立了基础性的条件。与此同时，法治社会的建设又是法治国家建设的必要性条件。首先，法治国家的建立要立足于社会的大环境之中，离开社会的依托法治国家将无所适从；其次，法治社会的建设将推动法治国家有关制度和机制的完善；最后，法治社会的建设是让广大社会成员最真切感受到法治魅力的途径，生活在一个依法、有序、和谐的社会环境中，人人信仰法律、崇尚法律、遵守法律，将为法治国家的建立注入新的活力。
从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的关系来看，法治政府的建设是法治社会建设的保障：首先，社会的法治化水平依赖于政府的法治化水平，政府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社会发展成什么形态，政府起到不可推卸的责任；其次，政府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关键因素，公平正义是法治社会最基本的要求，而这种公平正义能否实现取决于政府的行为；最后，政府是社会秩序的引领者和守护者，良好的社会秩序，是法治社会建设的内在要求。同时，建设法治社会是法治政府建设的目标：我们是人民主权的国家，民主是我们一直所追求的目标，一切的法律制度、国家体制最终都要回归到人的身上来，让人民的幸福感增强，人人安居乐业是亘古不变的思想，所以创立一个法治化的社会也正是我们法治政府的建设目标。
2.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理论
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18〕由此，通过党内最高级别文件的形式确认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理论（以下简称“三统一”理论）。之后胡锦涛同志和同志又进一步丰富、发展了这一理论的内涵，使其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三统一”理论由三个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部分组成，这一理论从中国实际出发，在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攻坚期”“深水区”的大背景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指明了方向。只有不断坚持“三统一”理论，才能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永葆活力。
首先，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障。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障，既体现在夺取政权阶段，也体现在夺取政权以后。在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权力被认为是人民通过阶级斗争得来的，在中国，正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不断的阶级斗争从敌人那里夺取了国家政权。今天的中国，也正是中国共产党利用执政优势、组织优势和思想政治工作优势，对各种利益关系加以调整，才没有出现盲目地追求形式上的民主而导致金钱政治、社会不公正乃至国家分裂。〔19〕那么，为什么又说依法治国离不开党的领导？这是因为，法是国家意志的体现，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离开了国家政权，法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托。〔20〕从法与政治关系的现实角度来看：一方面，法势必要受政治的制约，一国的政治制度直接决定着一国的法律体系；另一方面，法也需要政治作支撑，来推进其实施。执政党的政策就是一国政治的直接体现，无论是立法、执法还是司法，都需要执政党政策的推动，没有了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就进行不下去。这也就是2018年3月中共中央根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组建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的原因之所在。
其次，人民当家作主是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目标。人民当家作主是党的领导的目标，党的领导离不开人民当家作主。我们不能忘记，中国共产党能发展壮大到今天的程度，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而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始终把人民民主作为目标，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是依法治国的目标，依法治国离不开人民当家作主。没有“人民当家作主”作为前提条件，也就不会实现“依法治国”。在现代社会，民主和法治是相辅相存的关系，法治需要民主作为支撑，民主则需要法治保障。
最后，依法治国是实现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途径。党的领导要通过依法治国来实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后，通过制定宪法对他们的胜利加以确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也是由宪法加以确认的。树立宪法的权威，保障宪法和法律的遵守与实施，与坚持党的领导是一致的。党的领导一旦离开了依法治国，就会走上“以党治国”的老路，法治国家建立不了，人民的意志得不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离不开依法治国，人民行使国家权力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实现，而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人民的选举权、代表的任期、职责等都需要法律来规定，人民的权利需要由宪法和法律来保护，人民的权利受到侵害则需要通过法律途径得到救济。人民当家作主一旦离开了依法治国，不仅失去了行使权力的途径，自己的意志得不到实现，连最基本的权利都会得不到保障。
3.维护宪法权威和加强宪法实施理论
在我国，宪法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是所有法律中地位最高的法律，是整个法律体系的核心。指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21〕宪法对国家各方面做出基本的制度安排，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做出规定，同时规定国家权力运行和公民权利行使的规则。因此，依法治国首先要求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政。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首先要求维护宪法权威和加强宪法实施。这也就是十九大报告提出“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并于2018年3月第五次修宪中，将“法律委员会”改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重要原因。
依宪治国是依法治国的前提、关键和核心，标志着党领导人民对国家进行管理时，必须将依宪治国作为依法治国的行动指南。宪法是根本法，主要规定国家的政治制度、政治权力结构、经济制度、文化制度以及公民权利义务等。依法治国必须在坚持此前提下才能进行。依宪治国是保障与维护人权和公民基本权利的客观要求，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完善提供了基石。
依宪执政要求执政党按照宪法和法律确定的政权运作方式来管理国家、提供公共服务，全面贯彻落实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实现宪法的基本价值，运用宪法及其基本理论解决执政过程中的各类问题。〔22〕依宪执政有助于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高党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也有助于更好地实现公民基本权利保障法治化。
4.法治运行机制中“新十六字方针”理论
2012年党的十八大首次以执政党政治报告的形式，正式把“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确认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当遵循的“新十六字方针”，成为法治运行的关键环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进一步肯定了“新十六字方针”。《决定》第二部分至第五部分构成的第二板块就是：“从目前法治工作基本格局出发，对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进行论述和部署。”〔23〕总书记还把“新十六字方针”的内容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明确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准确把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点任务，着力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从目前法治工作基本格局出发，突出重点任务，扎实有序推进”。〔24〕
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新方针，立法机关要严格按照《立法法》制定法律，逐步建立起完备的法律体系，使国家各项事业有法可依。有法可依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前提条件。行政机关要严格依法行政，依法行政就是要求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严格依法行使其权力，依法处理国家各种事务。它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司法机关要公正司法，让人民群众在每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全民守法为法治社会的建设奠定良好的群众基础和社会环境，是建设法治社会的一项重要工程，是法治精神真正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度并发挥其重要作用的制度保障。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学学科建设和法学教育理论
依法治国总目标的实现，关键是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法律职业队伍。而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法律职业队伍，以高等学校、科研机构为主体的法学教育是主要途径。高校既肩负着立德树人，培养德法兼修的法治人才的重要任务，同时也要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理论支撑。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教育话语体系，在司法体制改革和法学教育之间建立起必要的联系，是当前我国实现法治人才培养目标和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的高素质法律职业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手段。
1.当前法治人才培养与法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中国法学教育经过了6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国家进行了多次司法体制改革，每次改革都对高校法治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法治建设又有了新的要求，也面临了新的形势，这就使得传统法学教育模式在运行过程中所产生问题和矛盾更为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首先需要直面和回答我国法学教育的以下四个方面的矛盾和问题。
（1）法学教育和法治人才培养模式单一，法律职业技能训练不足。我国高校目前的法学教育模式普遍采取先通识教育，后专业化教育的模式。同时，当前的法学教育普遍偏重于理论化，重点就法律概念、法律规范的解释性讲授，而缺乏对法律制定的背景、法律适用的情况等内容进行深入讲解。对于法律职业技能和法律知识运用等实践能力方面的教学更为缺乏。这一教学模式也导致了目前许多法学专业毕业生在步入社会，走上工作岗位之后，无法很好地将专业理论知识运用到法律实务工作中去，面对复杂的实际问题时，往往表现出缺乏创造性思维方法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呈现出法律职业技能低下的问题。
由于我国法学教育规模的大发展，我国法治人才培养出现了许多矛盾，比如教学规模和教学质量之间的矛盾、培养模式单一化和法治人才需求多样化之间的矛盾、现实需求与有效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等等。就地域而言，东部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与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城市在法治人才的供需上也存在着极大的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和大中型城市基本处于供过于求的状况，而中西部地区及中小城市择供不应求，法治人才严重短缺。
（2）法学教育的系统性不足，与司法实践的需要对接不到位。我国现有的高校法学教育和法治人才培养模式仍然以开设热门、高工资和高回报率的专业为主，丧失了大学法学教育应有的本意。大学法学教育缺乏较为合理、科学的课程规划和专业规划，教育的系统性不足，法学核心课程虽然涵盖了法律主干体系的全部，但是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缺乏合理的专业教学计划，导致学生的知识重点极不完善又大相径庭。
此外，在“法治中国”和司法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长期割裂的矛盾越发凸显。专业教育与职业需求存在“两张皮”的现象，法学教育这个供给侧，无法有效提供法治人才的供给。长期以来，我国的法学教育和与司法实践以及法律职业需求是相脱节、相分离的，培养目标模糊、分类定位不清。对于应培养什么素质、什么类型、多大规模的法治人才，缺乏总体的思维和战略规划。〔25〕
（3）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和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未能融合扎根。职业伦理教育不同于简单的思想政治教育，而是一个反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包含政治素质教育、业务素质教育、人文素质教育和专业素质教育，同时突出体现职业道德、职业伦理教育的具有鲜明导向性的概念。法律职业伦理在不同的国家制度背景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文化传统背景下，具有不同的特点和表现。因此，中国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也必须坚持走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不能照搬照抄西方国家，或者走已经不符合时代需要和社会现实的传统道路。
我国法律共同体的职业伦理必然要反映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基本要求。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政工作会议上强调：“我国高等教育肩负着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26〕我国法学教育长期忽视职业道德、职业伦理教育，存在着重专业知识学习、轻职业伦理教育，重专业素质教育、轻理想信念教育，重外国法律移植、轻本土经验总结的倾向。广大师生对职业道德、职业伦理也存在模糊认识，没有形成稳定和体系化的职业操守信仰。〔27〕
（4）法学教育市场化明显，经济利益驱动过大。改革开放前30年，因为特定历史原因和实际需要，中国的法学教育有较强的政治权重；改革开放后，基于对法官、检察官、律师和司法行政人员等法律人才的实际需要，国家开始大力发展法学教育，法学教育一度蓬勃发展，势头良好。但是，随着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法学教育市场化也日益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尤其是近10年来，法学教育的市场化导向日趋明显，不管是传统政法类院校，还是综合性大学，甚至是理工科类大学纷纷开设法学院系。不仅如此，大学、大专、中专、高职以及成人教育也纷纷开设法学专业教学，导致法学教育的培养层次十分混乱，同时产生生源层次不齐、水平逐年降低、法学教育师资力量薄弱等问题。
2.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教育话语体系的构建路径
我国的法学教育步入新时代，向我们展示成绩的同时，也暴露出许多问题。高校尤其是政法类高校，在司法改革背景下面对新的法治人才培养需求，以及培养德法兼修的高素质法治人才的重任，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教育话语体系显得尤为重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教育话语体系，既是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进程的需要，也是培养法治领域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需要。
首先，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教育话语体系，我们必须以虔诚的心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尤其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灵魂。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教育话语体系，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研究和教学全过程，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努力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培养法治人才上做出应有的贡献。
其次，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教育话语体系，我们必须以谦虚的心态继承发扬传统历史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做到古为今用。法学教育话语体系本质上是哲学社会科学的范畴，它应该也必然会与民族的传统历史文化有密切关联，这体现了它的继承性与民族性。传统历史文化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教育话语体系的深厚基础。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28〕我国传统历史文化中，先贤对德治和法治都有众多论述，值得我们进一步的挖掘和阐释。我们要以谦虚的心态对待传统历史文化，努力继承发扬与当代法治文化相适应、与当代法治社会相协调的精华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教育话语体系打上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底蕴，从而提振这一话语体系的自信心和影响力。
再次，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教育话语体系，我们必须以开放的心态借鉴吸收域外优秀法治文化，做到洋为中用。域外法治文化有比较深厚的历史积淀，有其比较成熟和先进的地方，深入研究其法学教育话语体系的资源和积极成果，有助于开拓视野，启迪思想，具有十分有益的借鉴意义。对域外相关资源和积极成果，我们要坚持开放心态，在坚持“五个自信”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为准绳，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坚持洋为中用，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进法学教育话语体系的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积极构建出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法学教育话语体系。
复次，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教育话语体系，我们必须以务实的心态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伟大实践出发，充分体现时代特色，回应时代要求。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教育话语体系，必须立足中国，把握当代，体现出其时代性。当前，尤其是要在把握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一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前提下，深入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进程这一伟大实践，从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总要求出发，找准高校在其中的角色定位和功能定位，通过打造具有精准解释力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有效回应新时代提出的问题，推进法学学科高水平建设，形成体现时代特色，反映并回应时代要求的法学教育话语体系，为提升法学教育的水平和质量夯实基础。
最后，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教育话语体系，我们必须以创新的心态统领全部工作，从我国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不断推出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教育话语体系，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既向内看、深入研究关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课题，又向外看、批判吸收域外法治建设和法治文化发展的积极成果；既向前看、准确判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进程的发展趋势，又向后看、善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治、德治文化精华，坚持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敢于突破自我、超越自我，不断研究、提出新思想、新理念、新办法，努力建设起高水平法学教育话语体系，为培养造就高素质法治人才，打造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从而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奠定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29〕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对当今世界科学文化的诠释和判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来源于生生不息的中国社会、中国历史和中国实践，具有坚实的社会、历史、现实等外在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的价值追求和哲学根基，则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内在基础，它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之基本构成的精神和灵魂部分。今天我们用以和世界交流的法学理论不是孤立封闭的法学理论，而是经过当代意识诠释的、能为现代世界所理解并在与世界法学交流中不断变化和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的持续发展
“科学知识作为一个整体，不仅自身包含价值成分，而且也是人类最高价值的体现。”〔30〕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的首要精神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理论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的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的价值追求，与中国的法、国家和法治的价值追求密不可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法律和法学领域的集中体现。
1.以人民为中心的共享理念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共享理念，既是人民民主政权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共享理念，具体表现在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彰显平等价值的法理念和强调生存权、发展权等集体人权的三代人权理论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当中。我们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各个环节：首先，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其次，确立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再次，发展大众文化、传统文化和先进文化，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保障力度，满足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的精神需求；最后，大力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平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价值。以人民为中心的共享理念不仅强调人民的主体地位，突出人民主体性的价值和作用，而且蕴含着法的平等价值。总的来说，平等就是社会主体能够得到同等对待和相同待遇。这意味着平等是与差别和特权相对立的，它要求消除歧视和特权，相同的社会主体能够被一视同仁地对待。尽管在社会生活中，社会主体具有不同的职业、身份，存在着现实的差别，但是在法律面前却是人人平等的。从法治的角度看，社会主体所追求的平等也是法律平等，平等作为法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价值被法律所确认和保障。平等既要求形式上确保法律平等，又要求保障实质上的分配平等，与之对应的分别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共同富裕。当然，平等不是平均主义，平等允许合理差别的存在。
中国的人权保障道路是结合中国的历史和国情选择的，它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基础上的人权理论。因此，对于通说的三代人权理论，中国强调的不是第一代人权，而是第三代和第二代人权。〔31〕当然，各代人权之间不是截然区分的，而是相互联系和不可分割的，尤其是第三代和第二代人权之间存在着更为密切的联系。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不同人权类型之间的不同位阶的规范性理论，是由经济社会和物质条件所决定的。按照中国的历史、世情和国情，我们选择的是强调优先保障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人权道路和人权理论。
2.以协商民主为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理念
民主是现代社会的一项重要价值，无论中西方，都将其视为国家和法的核心价值。但是，中西方法学理论体系中的民主理念却有很大的不同。在西方，主导性的民主理念是程序主义的选举民主。如西方经济学家熊彼特早在1942年就提出：民主“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这个定义强调的不是政府“符合人民的意志和幸福”，而是选举政府的“程序方法”。〔32〕德国法学家默勒斯则指出“不存在先于民主的人民意志，民主程序表达了人民意志。民主的运作不是代表式的，而是表达式的。民主通过程序创造民主意志。”〔33〕与此种形式主义的民主理念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中的民主是实质主义的，其以人民为中心，以协商民主为特色，本质上是一种与资本主义民主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民主。
在我国，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民主，其具体内涵需结合“富强”“文明”“和谐”等国家层面的其他价值来解读。中国民主的特点并非是形式化和程序主义的，而是追求“富强”的实质主义民主，中国的民主不是强调竞争性的资本主义民主，而是强调“和谐”及有序参与的社会主义民主，不是个人主义色彩浓厚的自由主义民主，而是集体主义色彩浓厚的社会主义民主。不可否认，社会主义民主是在批判和继承资本主义民主的基础上发展而来，都体现了现代政治的文明价值。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不同，其既包含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型文明要素，同时包含了中国传统的古代文明要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追求民族独立和富强的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传统中国的政治智慧运用于中国的革命和民主实践，经历一百多年的探索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历史性和实践性。其中，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中最具有民族性、历史性和实践性的组成部分。如果说选举民主是我国对西方民主的批判和继承，那么协商民主就是我国对民主的创造和贡献。所以，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特色。对此，中国共产党的民主理论已明确予以承认。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党的十九大作的报告中强调：“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
3.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理理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必然是体现和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学理论，从而区别于西方国家的法学理论。政党、国家和社会的治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价值理念是政党、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基本方针。这一基本方针鲜明地反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指导我国法治实践，必然要求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理理念，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灵魂，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保障。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党的领导与以德治国的有机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在政党、国家和社会治理层面的要求。其终极目的是为了协调各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使得自由与秩序、权利与责任、社会与国家得到平衡发展。
在我国，依法治国的历史和实践是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展开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理理念，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我们的依法治国有坚持党的领导这一前提，而以德治国是使反映党的利益和意志的道德意识占据社会的主导道德观。党的领导与以德治国具有内在的联系，通过党的领导这一原则的媒介，我们的依法治国就必须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这种治理理念已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的价值追求和基本方针。
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既是“以德治国”方针的决策主体，又是该方针的贯彻主体。为了贯彻“以德治国”方针，首先需要从党自身的建设着手，从党员干部的道德建设着手。党员干部的道德意识、道德观念、道德素质以及政策水平、理政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乃至决定着一个单位、一个系统甚至一个地区的道德水平和精神风貌。因此，以德治国要求发挥好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使得党的领导在“以德治国”方针的落实中得到最优化。
和谐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价值，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和谐理念也反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中各种价值的协调和平衡上。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国情、世情和民心、民情、民意，在追求全面依法治国的过程中，试图在自由与秩序、权利与责任、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中寻求一种平衡，而不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偏向于自由、权利和社会一端的做法。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为学科基础
“哲学是一种重视未来的政治行为。”〔3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家与法学说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最新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汲取世界法治文明精髓的理论成果，〔35〕而并不局限于某一种哲学理论和某一个哲学观点。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马克思的法哲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具有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以其批判精神、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社会历史观和人本主义的法权理论对法学的一些最基本理论问题，包括法的起源、本质、作用、结构、发展规律等进行哲学反思。通过反思，我们能够以生存和生态的方式去理解法的存在，从而厘清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建构的价值意义。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承继了马克思法哲学的批判精神。批判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特质。马克思的法哲学思想是在批判精神的指引下突破近代法形而上学的束缚，找到建构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理论基石。马克思说：“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终的表述。”〔36〕对这种哲学的批判，既是对当时德国的政治意识和法学意识的批判，又是对现代国家和法的批判，也是对同国家和法相联系的现实所做的批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的研究如此紧迫又富有挑战性就是与这种法哲学的批判意识、批判精神的缺失或淡化有着本源性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的建构必须弘扬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就是要针对一切错误的理论与有害的实践进行彻底的批判，坚持思想与行动的辩证统一。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表明，要建构真正属于中国话语，适应中国国情的法学理论，必须始终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在实践基础上，实现现实批判与理论批判的辩证统一。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奠基于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社会存在说。马克思法哲学批判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对法的根本来源、基本运转和一般指向进行重新的思考和论证。马克思对法哲学尤其是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过程是马克思“新世界观”的形成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提出以“感性的活动”为基础的社会存在理论，他指出“法、法律等等只不过是其他关系的一种征兆、一种表现”。〔37〕于是，他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立场出发，彻底批判法的形而上学理论，他指出国家和法是从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市民社会是国家和法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这是法权的现实的世俗的基础。这种法哲学思想为法和权利寻找到了现实的世俗的基础，把法权关系归结为现实的关系，即物质生产关系或物质联系，为法学理论的发展奠定现实的物质基础。
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发扬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本位的法权理论。“人本”或“人道主义”思想是马克思早年法学思想中体现得最为突出，也是他一以贯之的法哲学思想，但这种人权并不是近代启蒙哲学中所谈论的“天赋人权”。马克思认为近代“天赋人权”论是脱离社会经济关系等现实条件，而产生的先验的、唯心的、抽象的虚构，它把人的权利看作是天赋的，与生俱来的和绝对的东西，这就必然使“法”“权利”“人权”等概念丧失内在的经济必然性，从而陷入法的形而上学。共产主义要追求的人本思想是真正体现人权的人本回归，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人的复归……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3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学理论体系应当坚持这种人权保障和以人为本的原则和理念；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市场经济发展中人类的本质在商品拜物教的影响和腐蚀下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异化”。虽然这种异化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异化有质的差别，但它对社会和国家的危害也是显而易见的。回归人民本位的法学理论是开创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人本法学的新里程。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与西方法哲学
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法学理论和思想都是一个引人关注的话题。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法学家对它赋予了相当不同的内涵。比如，在西方历史上出现过的三大传统法学理论（即：自然法哲学、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和历史法学），都各具特色，各有所长。
自然法学对自由、平等、博爱、公正、和平、互助、感恩、宽恕、守信、谦虚、尊重他人、承担义务等法律价值的追求深深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的价值分析。在当今中国，法治建设越来越朝着“自由”“权利”“平等”“公平”“正义”等方向发展，这种发展趋势与自然法所倡导的诸多理念是分不开的。自然法中的“自由”“权利”等理念传入中国，促进了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使得正义、自由、平等等观念深入人心，人们不仅开始有意识的关注自己的合法权利并在条件成熟时试图凭借某些力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还在个人意识里树立起了尊重他人权利和自由的理念，这是我国公民权利意识朝着良态发展的表现。这种表现与我国法治建设中所强调的“提升民众权利意识”的要求实现了对接，为我国法治建设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和主体条件。
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将法学理论拉回法律本身的问题，回归法学的基本问题，对中国法学理论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分析实证法学传入中国后，在中国本土上开出了不同的中国分析实证法学理论，如近代吴经熊的“中国新分析派法学”、高承元的“辩证法法理学”和燕树棠对分析法学的运用，都代表了近代学者主动将一个异质理论内化为本土学说的努力。这些近代学人抱有很强的学术救国信念，想要通过西方法学的本土化来挽救艰难的国运，收回治外法权。他们的本土化愿望显得更加迫切，法学界对西学本土化的认识也较为一致，要建立“中国本位新法系”。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特别是法治建设中自主性意识的强化以及本土性特征的逐步明显，社会各方面对中国法治的应有形态以及中国法治的理想图景究竟是什么，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需要深入研究的话题。如何将优秀的西方法律文化转换为具体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思想、法学理论、法律原理、法律文化、法律知识以及法律思维，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话语体系、法学理论体系和法律知识体系是当前中国法学理论发展的重要任务。
历史法学的根本思想主张任何制度与法律都是人类对意义世界的建构，其中体现民族文化观念、价值体系、人伦秩序、世俗理性的“民族精神”对法的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历史法学派也认为任何制度与法律的正当性都是历史的和具体的，不存在永恒的、普适的正当性，所以法律历史并非朝着预定的目标直线发展。“社会法则”“社会规律”或“发展的必然性”这些词语在法学著作中的出现，仅仅只是表明某部法律契合了某个时空、某个民族的真切需求。历史法学的理论着眼点的是维护一个民族的文化（“国民”和“民族”本身就是民族国家的产物），与对民族神话、传说、民歌、民俗的探源一样，其主要目的是寻找法律中的“民情”。它强调法律的连续性和对传统的继承，而且这种继承不一定是“抽象的继承”（冯友兰语），在某些情况下，它还是直接的、具体的继承。这种承续性能帮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中国的问题以及中国需要怎样的法律。同时，这种通过法律文化、语言、文字、风俗等将民族凝聚在一起的同时，也需要考量社会发展的新需求，社会变化的新要素，顺应社会发展的新需要。制定符合基本国情、融合人民需要、推动社会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与中国传统哲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源于马列主义，也植根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源泉之一。”〔39〕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学理论中，诸多特色的法学思想、法律文化都可以从中国古代的哲学、法家思想中找到渊源，其中特别有影响力的是法家、儒家和道家等传统学派以及从这些学派中衍生出来的中国传统哲学学说，这些学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立足中国问题、突出中国特色奠定基础。
其一，中国传统法家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的历史传递。中国最早的依法治国思想源于法家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强调依法治国，“当代中国的依法治国，其实也在不知不觉、不由自主地从传统中国、特别是从先秦法家那里继承了相当多的思想。”〔40〕法家认为实力是生存的基础。“务实功利、崇尚实用，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法家推行‘以法治国’背后所隐藏的价值追求。”〔41〕所以，只有以法令赏罚将人民的力量集中于耕、战，才能实现富国强兵，保全自己甚至称王称霸。富国强兵是法家治世的主要目标，“以法治国”是基本治国方略。法家的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对法的起源、本质、目的与作用，以及立法原则等问题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索，将中国传统法学理论实现了一次理论上的升华，奠定了中国古代法学理论体系的基础，并一直为封建统治者沿用。
其二，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的深远影响。所谓礼制就是礼仪、礼法和法规、法制的合称。礼与法作为中国古代两种治国手段，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规范人们的行为，保持社会秩序和谐稳定。但相同的目的并不意味着两种手段的作用相同。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在国家治理方面以仁为本、德主刑辅、重视法的教化价值等内容在后世法律儒家化的过程中被不断地继承和强化。儒学在法学方面的主要特征是推崇伦理法，即以伦理关系来涵摄法律关系，以道德准则来统帅和引导法律，以伦理价值作为法的价值。这是一种以伦理道德为法的本原、本体和价值取向的法哲学。而这种伦理道德既是一种观念和理念，也可以外化为实体和器物，既包括人伦道德准则，也包括治国原则、政治制度和国家结构等。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中国法治发展道路就是对这一儒家传统思想的进步性发展。
其三，中国传统道家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的学理滋养。在中国传统哲学中，道家学派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的影响也不容忽视。道家学派与儒家学派对制定法律的观念不同，道家学派认为：“道涵盖包括天道和人道在内的一切根本道理。”〔42〕道作为道家理论的最高范畴，是万物的根本，顺应自然才能让万物自由自在地生成。人类应该在努力认识这些规律的基础上，顺应时势，依照自然规律办事。老子开创中国古典本体论哲学，但具体到中国传统视野下的法本体论要研究的法是什么、法之起源、法之理据等方面的内容，道家学派并没有直接的论述，而是在宏观层面上对法的本质有一些自己的见解。比如：在国家治理问题上，老子反对儒、法两家有违自然而强人事的观点，认为礼和法都是“有为”的人定法，是基于“人之道”而制定因而是有违自然的，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因此，道家学派认为人定法应该效法自然，听任自然法则的支配，“人法天，天法地，地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只有符合“自然无为”的“天之道”的法律，才是真正的法律，也才能实现法律的应有意义。道家思想为中国法哲学的发展奠定基础，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的发展中，也不断滋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的发扬光大。
四、结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既是描述性的，也是规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智识创制必须通过依靠对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理论的相同认识、理解原则，或是一些必要的主体间性得到认可和获得力量。这些主体间性将直接影响着新时期法学教育与人才培养的和谐共进，决定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广度与深度。为此，我们有必要立足国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理性、科学的方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建设。总书记为构建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法学学科体系专门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法学学科体系建设对法治人才培养至关重要。法治中国的建设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体系的完善；而法学理论体系的完善需要对法学理论的整合与重构，以及与世界法学的交流。这种思想理论的交流与融合其实就是一个将法学理论体系建设与本国社会实践发展相结合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建设，必须直面时代发展、回应时代主题、肩负时代使命、解决时代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