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语中有“我”、“你”、“他”三种人格称谓，而世界其他地区除了这三种人格称谓之外，还有一个“God”的神格称谓。每当中国人提到“God”的概念就会自然想到“不可见的”“非常遥远的”这类解读，而其他文明却认为God是“无所不在的”“随时体验到的”，这中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认知区别呢？ 

　　虽然不少中国人也相信“三尺之上必有神灵”，但这个所谓“神灵”只是眼睛看不到的物质，可有可无，有得利则有神灵，无得利则无神灵。物质的标准就是可以用眼睛看到的东西，所有思想内容都无法摆脱眼睛的验证。比如，儒家精神的存在是因为有科举制度，否则中国人对儒家那套说法根本没有任何体验和理解。即使在古代中国乡村自治体制里，儒家道德伦理也被当成一种家法规则使用，与赏罚有关，才被中国人所理解和体验。也正是以这种理解方式，中国人拜佛无非是追求一种利益交换关系，梁武帝供养和尚无非是要获得功德，达摩说他“无功德”便翻脸不认达摩，可见“佛”并非基督教的“God”，只不过是一个有某种法力的“他”，遵从佛也是要讲条件的。 

　　正因为中国人把“God”看成是一种物质对象，God在他们眼中也就成了一种能力有限的物质个体。求神不果则怪罪God，最常见的说法就是“上帝创造了万物，当然也创造了魔鬼和所有病痛”“如果上帝真的能力无边，那么他为何无法让我相信他的存在”。当他（她）说出这种话时，心中往往非常得意，因为他（她）体验到了另一种“伟大自我”超越了God，这种“伟大神圣”其实就是他（她）自己。这个“自己”或许就是庄子所描述的那个“逍遥个体”，它存在于没有任何矛盾关系中的那个空间里，作为一个主体而存在，它被认为可以与God分庭抗礼，也可以随时批判孔子和佛陀，更可以通过自我崇拜来吸取其他各类灵魂的法力，甚至从万物中汲取滋养。 

　　中国人几乎把所有事物都想象成是对于“自己”存在的“利益交换”筹码，比如，拜灶王爷获取肚子饱足，拜龙王爷获取免涝灾，拜财神获取财富。一物（神仙）管一物，贿赂诸路神仙，一旦求之而不得，马上换另个偶像，毫无情面可讲。中国人对于中医的迷信无非也是这种“自我崇拜”的另一种形式，多少国人把“养生”当成了一种宗教式崇拜活动，多少国人着迷于“吃什么补什么”的荒谬理论，甚至发展到了吃“人体部位”的极端案例。中国人的人生意义就是在于肉体的存在，除此没有任何更高的意义。正所谓：万物皆空，只有自己；唯独我用，否则虚无。 

　　恰恰因为这种“自己”概念的无穷大，导致了它的极其脆弱和怯懦。一个肉体人的存在相对于宇宙世界是如此渺小，相对于复杂的人类关系是如此单一，相对于物质变化规律是如此不堪，这都导致中国人自我崇拜的那个“自己”的失落与悲情，最后成为一个极端自卑的角色，于是，他们求救于另一种极端工具——儒家伦理等级观念。中国人尽管崇拜着那个“自己”，却不得不成为社会等级的奴隶，形成了一个牢固的双重人格：崇拜权力，踩踏别人。 

　　极端奴性和极端自私正是中国人没有God所造成的最大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