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金融业内大规模集体反思，正引领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实践者达成宏观经济学的新共识，即金融体系对宏观经济的运行动态和机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宏观经济和金融理论必须在全面纳入内生性金融体系的基础上予以系统重建。本文在对传统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内在缺陷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宏观经济和金融理论必须重新回归科学的经济学方法论，通过对现代金融体系内在规律的科学认识和研究，重建宏观经济学长期遗失的“金融支柱”，并在此基础上系统构建金融和实体经济相统一、理论基础和政策实践相结合的综合理论框架。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金融体系；实体经济；方法论；
引言
自宏观经济学诞生以来，几乎每隔30年就出现一次的“理论革命”可以大致勾勒出现代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发展路径。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对经济理论的大规模集体反思，客观上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主流范式对金融因素的忽视以及由此陷入的理论困境，一直在不断侵蚀宏观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和政策实践的有效性。这种侵蚀正随金融体系的迅猛发展而变得日益严重。当现实的经济已经发生新的变化，旧的逻辑框架下建立起来的理论又无法有效反映和预见这种变化，理论的变革和创新就成为一种必然选择。在这个背景下，内生性地重建包括完整金融部门宏观经济理论的重建，成为一种时代的要求和趋势。
一、危机前的主流宏观经济学：金融因素的影响被严重低估
长期以来，主流的宏观经济学范式一直未将金融因素正式纳入模型框架，这不仅使得金融体系对宏观经济的实际影响被严重低估，而且在理论上排除了二者之间的内生性关联机制和彼此影响(陈雨露，2014)。在传统占据主导的新古典范式下，由于市场被假设以完美的方式运行，导致市场主体在“充分认知”假设下可以自动达到市场的均衡，因而在这一理论框架下既不需要组织和制度，也不需要企业家的创造性活动(Garrison，1982)。在这个背景下，以阿罗—德布鲁范式为代表的一般均衡理论，通过构建完美无摩擦的金融市场，彻底排除了金融部门存在的意义和价值。(1)
如果从更广阔的经济学理论图景中来审视其中的金融因素，可以发现，金融因素虽然间或成为经济学家所重点关注或试图解释的对象，但这种“关注”或“解释”却始终游离于主流经济学范式之外，未能真正建立起一个具有完善理论基础并自成体系的完整分析框架。早期的“债务—通缩”理论认为，随着经济萧条的通货紧缩使财富从借款人向贷款人转移，借款人净财富的减少削减了进一步的投资和消费，经济萧条持续加深(Fisher，1933)。在凯恩斯的《通论》中，虽然认为金融因素是经济萧条的重要原因，但却把分析重点放在投资者信心方面。凯恩斯的后继者们强调了“流动性偏好”，但分析的重点仍然是货币而不是信用。较早正式强调金融中介作用的是格利和肖(Grurly&Shaw，1955)。他们认为，金融体系的中介功能在于便利可贷资金的流动，并以此提高了经济效率。格利和肖的理论明确强调了金融体系和银行信贷传导渠道的作用，在很多方面提出了不同于阿罗—德布鲁范式的新观点。但格利和肖的“新理论”尚未来得及充分扩大其影响，建立在阿罗—德布鲁范式基础之上的MM理论(Modigliani&Miller，1958)就“卷土重来”，再一次通过形式上完美的数理模型论证了完善市场背景下的经济决策与融资决策的不相关性。(2)由于MM理论很快吸引了广泛的注意，金融因素逐渐在主流经济学中消失(Gertler，1988)。
20世纪60年代以后，以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学派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成了宏观经济学的主流。在金融因素的处理上，这些建立在新古典框架基础之上的经济理论通常只强调货币的作用，而不考虑金融体系尤其是金融中介的作用。但即便是在货币问题的处理上，这些模型仍然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弱化过程。货币主义代表性人物弗里德曼和施瓦茨(Friedman&Schwarts，1963)认为，银行普遍的经营困难从两个方面恶化了经济萧条：一是银行股东的财富减少；二是货币供应量减少。但这一理论有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是货币因素对实际经济的效应表现为长期持续的非中性缺乏理论支持；二是单纯以货币供应量减少来解释产出的大幅度持续下降在理论上明显不够充分。20世纪70年代，占据宏观经济学主导地位的是以卢卡斯(Lucas，1972，1973)、萨金特和华莱士(Sargent&Wallace，1975，1976)等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强调“预期货币中性论”(3)和“政策无效论”，其理论基础是卢卡斯提出的“货币失察模型”。(4)理论上，由于“理性预期学派”的两个核心主张一直缺乏经验支持，直接导致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对总量不稳定的新古典解释转向“真实冲击”，从而诞生了以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Kydland&Prescott，1982)等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进一步强化了理性预期学派的货币中性假定，认为货币不仅从长期看是中性的，而且短期内也是中性的，即货币是超中性的。(1)“货币超中性”理论的提出是对“古典二分法”的一种彻底回归，同时也标志着包括货币在内的所有金融因素都最终淡出了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
事实上，自1936年凯恩斯的《通论》发表以来，经济学就被明确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一方面，在微观经济学领域，虽然有张伯伦和罗宾逊的垄断竞争理论或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但占据统治地位的仍是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体系为基础的价值理论；另一方面，建立在凯恩斯主义IS-LM模型基础上的宏观经济总量模型，一直被认为缺乏微观基础，在货币理论上也是如此。对微观基础的渴望，导致宏观经济学研究中新古典倾向越来越明显。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新古典主义至少在方法论上一直占据宏观经济理论分析的主导地位。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背景，我们看到，从早期货币主义的“货币长期中性”到理性预期学派的“预期货币中性”，再到实际经济周期学派的“货币超中性”，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经济学理论发展脉络清晰地刻画出了金融因素是如何一步步淡出主流宏观经济学视野的。
然而，建立在新古典框架基础之上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对金融因素的一致忽视根本上并非因为金融体系在经济运行中的地位无足轻重，而是源于金融(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相结合的困难。就新古典主义而言，在宏观经济学中植入金融因素的主要障碍来自给金融(货币)理论提供适当的微观基础，而新古典主义的宏观经济学一直未能对这一问题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2)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以MM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模型之所以具有普遍的吸引力，除了数理推导所展示的“形式美感”之外，运用这些模型可以便利地“排除”金融因素所带来的建模困难，就是这些“去金融模型”得以流行的深层方法论诱因。建立在MM理论基础之上，无论是以Hall&Jorgenson(1967)为代表的新古典投资理论，还是以Brock&Mirman(1972)为代表的随机竞争均衡增长模型(thestochasticcompetitiveequilibriumgrowthmodel)，均将金融因素排除在建模考虑之外。这种“去金融化”的建模思路成为贯穿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主流经济学理论走向的一个基本特征，而20世纪70年代的宏观经济学方法论革命则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思维。此后，不论是经济学的理论建模，还是经验计量分析，金融因素(变量)都逐渐在主流学者的视野中消失了。
虽然金融因素一直未能进入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但金融体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和作用却从未真正远离经济学家的视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一方面，金融活动本身在经济体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另一方面，金融体系变化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也逐渐引起一些经济学家的关注。托宾(Tobin，1975)强调了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并指出费雪的“债务—通缩”理论是凯恩斯收入决定理论的天然补充。明斯基(Minsky，1975)和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78)分别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金融史的角度论述了金融不稳定和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破坏性影响。针对弗里德曼等的货币主义观点，伯南克(Bernanke，1983)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并不足以解释“大萧条”，金融体系的瘫痪是经济持续深度衰退的重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日新月异的金融创新为金融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土壤。Merton(1995)和Levine(1997)等在不确定条件下重新审视了金融体系的功能和价值，并指出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的存在不仅可以便利资源的时间和空间配置，而且还能通过改善风险配置和节约交易成本直接增加社会福利。Allen&Gale(2000)通过详细分析和比较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在发挥促进储蓄向投资转换、便利交易、实施联合控制、改进风险管理、获取投资信息和配置资源等功能方面的优劣，进一步拓展了金融体系功能观的理论范畴，形成了“比较金融体系理论”。在金融体系和经济周期之间的关联机制方面，理论研究的进展一直比较迟缓，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以BGG(Bernanke，Gertler&Gilchfist，1999)为代表的“金融经济周期理论”和以Kiyotaki&Moore(1997)为代表的“信贷周期理论”。这两个理论可以视为金融因素力图进入主流经济学框架的一种积极尝试。但从理论内核来看，这两个理论依然主要建立在由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的基础之上，而对于更为关键的诸如货币、信贷与实体经济的关联机制和反馈路径等基本问题，这些理论并没有给出更为确切和深入地解释。
有必要指出，迄今为止，无论是主流范式还是非主流范式的宏观经济理论，都未能为“经济—金融”具有内生作用的现实世界提供一个有效的一般分析框架。特别是目前大部分关于“经济—金融”关系的研究都未能明确地纳入一个完整的金融体系，而金融因素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也仅仅只是通过在传统宏观经济学模型中植入某些特定的“金融摩擦”因素来实现。然而，金融体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绝不仅仅是一种“摩擦”，而是已经成为现代经济运行的核心组成部分，并深刻影响宏观经济的各种动态机制。毫无疑问，如果金融体系的运行规律及其与实体经济的内生性关联无法得到良好和充分的认识，宏观经济学理论很难在现有框架下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二、危机后的理论进展：主要趋势与潜在问题
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即使是那些最恪守传统和主流范式的经济学家们也开始逐渐承认，金融部门和金融因素对宏观经济的运行和机制具有重要影响。经过危机后的理论交锋和系统反思，一大批经济学家开始积极投身于含有金融部门的宏观经济模型的开发。从最新研究进展来看，2008年特别是2010年之后，探索在传统宏观经济学框架中纳入金融因素的文献大量涌现(马勇，2013)。这些文献大多基于金融加速器效应或抵押物约束框架，连同一个结构化的金融部门来引入金融因素的影响。这种建模方式的主要考虑在于，既要考虑宏观经济传导渠道中的金融机制，同时又要考虑与金融部门相关的各种摩擦因素。除金融摩擦外，大部分文献还继承了新凯恩斯理论关于价格黏性的假定，以确保货币政策短期内的非中性。
总体来看，危机后的宏观经济金融建模体现了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在传统主流经济学框架下植入金融因素来改造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种种努力。较之危机前的理论建模，危机后的宏观经济金融模型大多明确地引入了一个结构化的金融部门(特别是银行体系)，从而实现了专门针对金融部门的标准化建模。从主流宏观经济学模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的发展来看，危机后的模型框架从传统的“三部门(家庭、企业和政府)模型”向纳入金融部门后的“四部门(家庭、企业、金融部门和政府)模型”过渡的趋势非常明显。金融部门作为一个独立的“模块”进入主流DSGE模型框架，标志着金融体系在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重要地位得到进一步确认。
总体而言，从危机后宏观金融建模的理论和实证文献来看，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结论：
一是通过将金融因素纳入宏观经济学模型，确实可以显著提升模型的适用范围和解释力。大量研究表明，金融因素在解释总体经济波动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含有金融部门的经济学模型不仅可以有效捕捉到“金融—实体经济”的内生性关联，而且可以更好地解释宏观经济和金融变量的实际变化。同时，通过在宏观经济学模型中加入各种金融因素，还为理解时间维度上的系统性风险提供了一些新的洞见，并有助于更好地解释传统经济学理论难以解释的“繁荣—萧条”周期的长度和深度。此外，从模型的应用来看，通过引入金融部门，还可以方便地进行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的分析和评估，从而明显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有效性。
二是金融冲击成为现代经济背景下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源头。在传统的不含有金融因素的宏观经济学(以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为典型代表)框架下，来自实际经济的冲击(主要是技术冲击)成为宏观经济波动的主要源头。然而，本轮危机之后，大量研究发现，如果将金融因素纳入经济模型，那么金融冲击在驱动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变动方面具有与实际冲击至少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作用。例如，Mimir(2012)基于美国的实证研究发现，金融冲击是推动当前美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Kollmann(2012)的研究表明，2007-2008年危机过程中银行冲击造成了欧洲投资和就业下降的50%以上。Iacoviello(2014)的研究表明，源于银行贷款损失的财富再分配冲击与其他金融冲击一起，可以造成萧条期间产出下降的一半以上，并由此得出其研究的核心结论：经济周期是金融的而非实际的(businesscyclesarefinancialratherthanreal)。
三是对“金融—实体经济”传导机制的探索成为新的研究重点。在整个宏观经济学需要系统考虑金融因素的大背景下，一项特别重要的研究内容是在“金融—实体经济”的内生性理论框架下，进一步明确金融体系和实际经济之间的传导机制和路径，以更好地分析和评估金融变量和实体经济之间的交互反馈效应，同时改善对顺周期金融风险积累的建模。在标准结构化金融部门框架下，“金融—实体经济”传导机制的引入可以将很多理论和实际问题联系起来，特别是更为准确地反映金融体系在塑造经济周期中的作用、机制和路径，而这正是危机前文献所忽略的重要内容。此外，对“金融—实体经济”传导机制的探索还有助于走出当前主流宏观经济政策所普遍陷入的缺乏前瞻性和有效性的困境。
可以说，如何在宏观经济学整体框架内系统地纳入内生性的金融体系，已经成为危机后摆在经济学家们面前的一项主要任务。从目前的理论进展来看，宏观经济的金融建模虽然发展迅速，但仍存在以下五个方面的不足：一是大部分研究都集中致力于银行部门的建模，而未考虑金融市场和银行部门的联动关系，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模型的现实解释力；二是一些关键的金融变量(例如利率、货币和信贷等)在模型各部门之间的传导机制和路径仍然不十分明确，使得基于模型的政策评估仍然存在诸多困难；三是大多数模型仍然被处理为简单的线性关系，使得一些极端事件(例如金融危机)给经济和金融体系造成的潜在冲击难以得到合理的评估；四是家庭和企业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尚未纳入现有模型，但从现实情况来看，家庭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不平衡几乎总是与金融部门的过度杠杆化相匹配，意味着纳入家庭和企业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有助于理解宏观经济动态(White，2009)；五是财政部门的行为和稳健性通常不被包含在现有模型之中，但欧债危机却清楚地表明，财政部门的稳健性会通过影响金融市场的政府债券风险溢价而对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对国家资产负债表的考量有助于更准确地显示公共部门的失衡状况以及与之相关的系统性风险。最后，由于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之间存在的复杂的动态关联机制，宏观经济政策在应对失衡时的考虑不应仅仅局限于“金融稳定”，更关键的问题在于理解为何源于金融体系内部的扭曲最终导致了金融体系之外的失衡，并对宏观经济产生重大影响(陈雨露、马勇，2013)。
三、走向新范式：重建宏观经济学的“金融支柱”
纵观过去几十年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主流范式是如此偏颇地低估了甚至是“刻意忽视”了金融因素的重要影响，以至在汗牛充栋的经济学文献中，几乎找不到关于内生性金融经济理论的任何系统论述(陈雨露、马勇，2013；马勇，2012)。这不仅造成了解释现实和指导实践的困惑，而且使传统经济学理论深陷困境。在这种情况下，系统重建含有内生性金融因素的宏观经济理论，成为一种时代的需要。
从历史演变的逻辑来看，理论和现实的科学性和一致性是改革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基本前提。如果一个经济理论要对正确的政策制定有所裨益，那么，真实世界所发生的事件必须在该理论中也是一种兼容的事件。然而，就流行的宏观经济学而言，作为其建模基础的经济状态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如何从不切实际的模型构造转向真正具有洞察力和敏感性的理论重建，成为摆在当代经济学者面前的一个现实课题。所谓洞察力和敏感性，要求新的理论必须是普遍适用、贴近现实和具有现实解释力的，它不仅能够解释历史的事件，同时还能对最新最近的现象具有理论上的预见性和判断力。一个科学的经济学方法论只有立足真实世界的现象和行为，才能建立起更具普适性和生命力的理论分析体系。危机后整个经济和金融学科所面临的一项共同和根本的任务，就是重新回归科学的经济学方法论，通过对现代金融体系运行规律的深入研究和全面把握，系统重建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相协调、理论基础和政策实践相统一的综合理论框架。
理论上，重建含有内生性金融因素的宏观经济理论，其核心任务是重建宏观经济学的“金融支柱”，使现代经济运行两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金融和实体经济———同时进入理论框架并得到统一和一致的刻画。这种刻画不仅有助于走出危机前主流宏观经济学长期存在的各种理论困境，而且很有可能为正在酝酿变革的宏观经济政策实践带来若干前所未有的革命性影响。(1)重建宏观经济学的“金融支柱”，绝非对传统宏观经济学理论的一次“修补漏洞”，而是涉及到从经验事实、理论基础到方法论的一次整体变革。这次变革的核心是系统解决宏观经济学诞生70多年来长期积累的若干理论基础问题，并在一个崭新的理论框架下形成一个经验事实清楚、理论逻辑一致、政策实践有效的宏观经济学新范式。在当前的学科和理论体系下，鉴于金融学和宏观经济学仍未有效融合，以下作为新范式核心基础的研究内容亟需取得根本性进展。
首先，金融学理论必须要有革命性突破。西方传统学科分类体系下，“金融学”主要以资产定价和公司金融为代表，属于典型的微观经济学范畴；而包括货币、信贷等内容则被划归“宏观经济学”的范畴，通常只发挥“形式上”的作用而不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详见前文分析)。但实际上，包括货币、信贷、利率在内的这些在主流宏观经济学“无足轻重”的金融变量，不仅具有明显有别于实际经济变量的运行规律，同时还会对实体经济产生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因此，不仅传统微观金融学的分析对象和内容是局限的，传统宏观经济学对主要金融变量的认识也是严重不足的。事实上，金融学研究的对象———整个金融体系的特征和运行规律———从一开始本就无所谓“宏微观”分离的问题，而是同时含有微观基础和宏观表现的一个客观整体。因此，现代金融学的发展必须在持续修正原有微观理论部分缺陷的基础上，对金融体系的整体运行特征和规律进行深入研究，建立起微观基础和宏观表现统一、又能准确概括和描述现代金融体系运行规律的总体分析框架。重要的是要明白，客观世界从来不存在宏观微观分离的对象和事实，因此，任何人为在理论上进行“宏微观硬性切割”的做法都注定失败。这也意味着，必须彻底重建宏观微观统一的金融学理论和学科体系。
其次，宏观经济学对金融规律的认识必须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尽管在构建完善金融学理论的过程中必然涉及金融因素和实体经济的相互关联问题，但宏观经济学的重建则需要在此基础上继续向前迈一步，在更高的层面上建立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统一的一般性理论框架。面对传统宏观经济学多年存在的积弊，当务之急是首先重建宏观经济学的“金融支柱”，即系统地将整个金融体系作为一个完整的内生性分析框架的核心组成部分进行分析，而不仅仅是简单地考虑货币和信贷。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宏观经济学的整体分析框架进行结构性重建，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形成一个具有内生逻辑的、同时包含“金融—实体经济—政策”相互作用的整体理论框架。这一理论框架不仅应该具有基于家庭(个人)、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府部分行为方式的微观基础，同时还必须考虑从微观基础到宏观表现的传导机制和路径，从而形成一个宏观微观清晰连接的一致分析框架。与此同时，在重建宏观经济学“金融支柱”的过程中，除内生性地考虑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联系和作用机制之外，还必须进一步明确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在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和作用路径，从而真正实现理论基础和政策实践的统一。考虑到当前全球范围内各国宏观经济金融政策所普遍面临的重重困境，这个统一将为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在实践中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奠定前所未有的坚实基础。
最后，非常有必要一提的是，重建宏观经济学的“金融支柱”还将有助于澄清一些危机前后普遍存在的认识误区。例如，危机前人们尽情沉醉于金融创新和发展所带来的繁荣和福利，但危机之后，很快又有人说金融是“罪恶之源”并主张予以限制。事实上，人们转瞬之间的态度逆转通常只是极端情绪和片面认识的产物。就金融和金融活动而言，与大自然的其他事物和现象一样，本身并不存在好与坏的问题，而是各有各的客观规律，关键是认识和把握这些规律，并使之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1)危机之前的金融学由于过于倚重微观分析，直接导致对创新和效率的过度崇拜，但对这些微观行为累加所可能带来的宏观负面影响(如金融不稳定)却未深入考虑；而宏观经济学则完全忽视了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运行所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最终导致过去30多年从理论到实际的诸多重大误判。事实上，只要率先在理论上建立宏观微观统一的金融学，并在此基础上构建金融和实体经济统一的宏观经济学，上述从理论到实际的若干认识误区便可迎刃而解，并有可能由此进入一个金融和实体经济共同繁荣和稳定发展的新时代。
四、结论性评述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对经济理论和政策的大规模集体反思，正引领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达成宏观经济学的新共识，即：金融体系对宏观经济的运行动态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宏观经济理论必须在全面纳入内生性金融体系的基础上予以系统重建。(2)这种重建将为宏观经济模型的研发和经济金融政策的制定奠定坚实的基础。
金融体系的重要性在于，它不只是协调资源跨时空配置的一个媒介，更重要的是，它通过金融要素网络建立整个生产、交换和分配体制，已经深深地嵌入现代经济体系的每一个角落，并深刻影响着该体系中的每一个个体的行为和决策。在这种情况下，金融体系通过货币、信用和其他金融要素流动的实际路径和脉络，不仅会对宏观经济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综合配置动态产生显著的内生性影响，同时还孕育着理解“金融—实体经济”关系的各种关键信息。可以说，离开了对金融体系的正确理解，宏观经济学及其政策指引不仅将继续“跛足而行”，而且随时都有再次跌入危机深渊的危险。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克鲁格曼(Krugman，2009)曾大声疾呼：“(经济学家们)必须全力以赴，将金融的现实植入宏观经济学。”(1)国际清算银行(BIS)经济学家博里奥(Borio，2014)也不无遗憾而又充满期待地指出：“离开了金融周期的宏观经济学就像是失去了王位的哈姆雷特……现在是哈姆雷特将其王位找回来的时候了。”事实上，传统宏观经济学所缺少的并不仅仅是金融周期，而是整个金融体系。本文来自《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