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如何应对此次经济危机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不容乐观，主要原因为：人民币数次增发；当前全球经济危机日益严重，全球经济进入增长缓慢期；一些西方国家（尤其美国）向欠发达国家转嫁危机（尤其是中国）；世界范围内资本市场信用危机，而实体经济却运行健康，使得整个国际经济形势比较混乱；一些行业收入过高，国家对垄断行业控制不力，造成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等等。
从以上各种情况可以看出，我们国家要采取以下几种措施以应对此次全球经济危机：1、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货币市场的流通性。2、严格控制物价上调与下降幅度，以实现保护人民权益及各产业的正常收益的目的。3、最近一段时期停止一切形式的货币增发行为。4、适度扩大政府投资行为，稳定主要行业运行。（中国人传统为衣食住行次序，因此也要注意从以上次序出发，着重整顿食品行业，纺织行业，严格控制目前还很高的房地产行业，重点培养物流行业，加快物资流通速度。）5、严格规范市场秩序，严厉打击违法市场行为，稳定发展金融业。6、控制高收入行业的合理分配，特别是垄断行业。7、加强与国际的合作，尤其加强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协作，共同解决资源和市场问题。8、投资美国等西方国家实体经济，以期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命门，提高以后在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迅速应对并解决西方国家的危机转嫁行为。
在这里，我特别提醒的是，在采取以上措施的同时，我们党和政府应该重视自身的体制改革，特别是权利过分集中导致的资源集中与部门的分割过多造成的责任不明和工作效率低下问题，因为这次经济危机也考验着我们的党和政府，改善了自身机制，提高了工作效率，加大了科学民主决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源过分集中问题，才能从根本上采取有效措施解决这次经济危机。
最后我要说的是，这次世界金融危机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一手制造的，从一开始石油和铁矿石涨价开始就是一个阴谋，所以对于我们这一世界上以资本和计划手段相结合的市场经济体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我们要巧妙、谨慎地应对此次危机，如果处理得当的话，未来将是我们的。
2008金融危机的成因及其治理对策
【摘 要】2007年底以来，美国次贷危机爆发，逐步演变为金融危机并向国外扩散。特别是今年9月份以来，国际金融形势急剧恶化，迅速演变成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又迅速影响实体经济，全球性经济衰退的风险明显增大。如何迅速遏止金融危机、迅速遏制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是当前世界各国的头等大事和一致行动。
【关键词】金融危机 次级贷 金融创新 CDS 金融监管 中国经济影响
一、美国金融危机的内在原因
美国金融危机的出现有其必然原因。从本质上看，是美国低储蓄、高消费的发展模式问题，从体制机制方面看，金融疏于监管，存在六个环节上的重弊。
（一）次级房地产按揭贷款。
按照国际惯例，购房按揭贷款是20%—30%的首付然后按月还本付息。但美国为了刺激房地产消费，在过去10年里购房实行“零首付”，半年内不用还本付息，5年内只付息不还本，甚至允许购房者将房价增值部分再次向银行抵押贷款。这个世界上最浪漫的购房按揭贷款制度，让美国人超前消费、超能力消费，穷人都住上大房子，造就了美国经济辉煌的十年。但这辉煌背后就潜伏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及关联的坏账隐患。
（二）房贷证券化。
出于流动性和分散风险的考虑，美国的银行金融机构将购房按揭贷款包括次级按揭贷款打包证券化，通过投资银行卖给社会投资者。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就转嫁到资本市场，并进一步转嫁到全社会投资者——股民、企业以及全球各种银行和机构投资者。
（三）第三个环节，投资银行的异化。
投资银行本是金融中介，但美国的投资银行为房贷证券化交易的巨额利润所惑而角色异化。在通过承销债券赚取中介费用的同时，大举买卖次级债券获取收益。形象地说，是从赌场的发牌者变为赌徒甚至庄家。角色的异化不仅使中介者失去公正，也将自己拖入泥潭不能自拔。
（四）金融杠杆率过高。
金融市场要稳定，金融杠杆率一定要合理。美国金融机构片面追逐利润过度扩张，用极小比例的自有资金通过大量负债实现规模扩张，杠杆率高达1:20—30甚至1:40—50。在过去的5年里，美国金融机构以这个过高过大的杠杆率，炮制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和虚假的繁荣。比如雷曼兄弟就用40亿美元自有资金，形成2000亿美元左右的债券投资。
（五）信用违约掉期（CDS）。
美国的金融投资杠杆率能达到1:40—50，是因为CDS制度的存在，信用保险机构为这些风险巨大的融资活动提供担保。若融资方出现资金问题，由提供保险的机构赔付。但是，在没有发生违约行为时，保险机构除了得到风险补偿外，还可将CDS在市场公开出售。由此形成一个巨大的规模超过33万亿美元的CDS市场。CDS的出现，在规避局部风险的同时却增大金融整体风险，使分散的可控制的违约风险向信用保险机构集中，变成高度集中的不可控制的风险。
（六）对冲基金缺乏监管。
以上五个环节相互作用，已经形成美国金融危机的源头，而“追涨杀跌”的对冲基金又加速危机的发酵爆发。美国有大量缺乏政府监管的对冲基金，当美国经济快速发展时，对冲基金大肆做多大宗商品市场，比如把石油推上147美元的天价；次贷危机爆发后，对冲基金又疯狂做空美国股市，加速整个系统的崩盘。
这六大环节一环扣一环，形成美国金融泡沫的螺旋体和生长链。其中一环的破灭，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演变成今天美国乃至世界的金融危机。
二、走出危机需要三阶段统筹
2009年是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关键一年。遏制危机并早日走出困境，必须标本兼治、远近结合。当前燃眉之急是解决美国2万亿美元的金融坏账，中期是防止金融危机变成经济危机，远期是建立新的世界货币体系。
（一）当前措施：三招救市
这三招，一是股权重组，增资扩股；二是坏账打包、切割剥离；三是注入资金，解决流动性。首先，政府对陷入危机的金融机构进行重组，增资扩股。比如美国把“两房”国有化，把私有企业变成了国有控股的企业。其次，把银行的坏账剥离，打包放在一边，银行复苏后赎回资金，如果银行倒闭了，由政府埋单，将坏账清零。第三，当银行陷入流动性危机，老百姓挤兑时，注入资金，增加现金流。或者政府出面担保，增强社会信心；或者政府出面担保，让其他银行拆借。根据测算，美国大约有2万亿美元坏账，今年通过采取这三招大体解决了1万亿美元坏账，明年还将要解决剩下的1万亿美元坏账。
（二）中期目标：振兴实体经济
如何遏制实体经济下滑，是全球高度重视和重点解决的问题。解决的办法，仍然是增加投资、刺激消费、加大出口的三条途径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目前，各国政府都启动了增加投资和刺激消费的政策，并且摒弃贸易保护主义而采取共同行动。
在中期，各国政府会采取三个方面的措施。首先是宽松的货币政策，松动银根，降息、降低准备金率，增加流动性。其次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补助困难企业和困难群体，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增强活力。第三是培育市场主体。抓住目前大批企业减产停产、破产关闭的时机，推进并购重组，推进企业改造发展。作为美国政府，除了启动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推进产业、企业的结构调整，振兴实体经济之外，还要亡羊补牢，从体制机制上解决滋生金融六个环节弊端的根本问题，健全金融制度。
（三）长期指向：重构国际货币体系
1944年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黄金为基础、以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固定汇率挂钩，并可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20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美国国际收支趋向恶化，出现全球性“美元过剩”，美国黄金大量外流，美国的黄金储备不能支撑美元的泛滥。1971年8月，尼克松政府被迫宣布放弃“美元本位制”，实行黄金与美元比价的自由浮动。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日本、加拿大等国宣布实行浮动汇率。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瓦解后，尽管美元不再承担兑换黄金的义务，欧元、日元实力日强，但美元的核心地位没有改变。
美国作为国际货币的主要发行者，本应该恪守世界金融制度，增强美元的货币责任意识，防止滥用货币发行权。但从这几十年特别是近十来年的实践看，美国没有肩负起职责，利益和责任失衡。2005年，美国GDP12.5万亿美元，贷款余额18万亿美元，超过GDP50%，股票市值20万亿美元，超过GDP60%。美国政府欠债超过10万亿美元，人均负债3万美元。各项金融指标的狂涨意味着大量的泡沫，必将带来金融动荡。从宏观上看，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现有世界货币体系的积弊所致。因此，重构适应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货币体系是必然趋势。
怎样的世界货币体系才是合理的？我认为，未来的世界货币体系应该是美元、欧元、亚元（以人民币和日元为主的亚洲货币）三大世界主体货币三足鼎立的新体系。三大货币之间实行相对稳定的浮动汇率，各国货币与三大货币挂钩。三大主体货币对应的国家应实行“G本位”——以GDP为本位。即GDP与银行贷款余额、与股市市值、与房地产市值应该大致相当，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保持合理的比例。
三、中国经济有强大的抗危机能力
目前，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也产生了影响，股市、房市回调，沿海加工贸易企业订单减少，部分企业停产破产关闭，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更加突出。但是，从总体上看，在世界经济加速下滑的背景下，中国经济风景尚好。为什么？中国经济有六大优势：
第一，巨额的外汇储备。目前已有1万9千亿美元外汇储备，足可抗御外来风险的冲击。
第二，传统的储蓄美德和较高的储蓄率。中国老百姓勤劳节俭，有储蓄的传统美德。2007年中国居民储蓄达到17.2亿元，储蓄率达到50%以上。中国政府内债、外债的总和不到GDP的60%，财政负债风险不高。
第三，审慎严格而又灵活，既管制又自由的外汇管理政策。资本项下实行管制，外国资本不能随意地进出中国，而在经常项目下的外汇进出又较为自由灵活。
第四，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巨大的内需市场。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高速发展期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升期，到2020年将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中国人均GDP10年后会突破1万美元。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强大的内需，不仅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对缓解世界金融危机也将发挥重要作用。
第五，健康的金融体系和严格的金融监管。中国的金融体系经过几十年来的改革发展已经基本完善，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显著增强。中国金融制度健全管理严格，且严格控制金融衍生产品，没有出现类似于美国金融体系那样的问题。
第六，强大的制度优势和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中国社会稳定、政治稳定，法制逐步健全，发展环境不断改善。中央政府有高超的领导艺术，见事早、行动快，宏观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和实效性不断提高。比如今年，上半年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9月以后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实施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11月份以后果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等等，促进经济增长、稳定市场信心。
总体来看，中国经济增长今年将有所放缓，2009年上半年惯性下滑，下半年开始走出世界经济衰退的阴影。国际金融危机则到2009年底见底，经济危机到2010年底左右见底，2011—2012年开始复苏。
以上是重庆市副市长写的，分析的很到位。
（这里还有27篇）
从人们过节方式的转变看经济危机的影响
金融危机源自美国，美国人也最早体会到冷清过节的滋味。一向大手大脚惯了的美国人，在采购时必须捂紧口袋，而零售商家也度过了40年来最惨淡的“假日旺季”。贝尔斯登被收购的叹息声还未散尽，百年品牌雷曼兄弟就轰然倒塌，连美国友邦这样的保险公司也不保险了，需要政府的输血才能活命。最近一段时间，美国次贷危机全面恶化，对于全球金融体系的冲击呈现逐步扩大和发散的趋势，已经开始向实体经济传导。中国社会科学院2008年12月25日发布的《世界经济黄皮书》指出，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不会演变为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但是，人们也不能否认，目前也是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来全球面临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因此，尽管面临百年一遇的严峻挑战，中国依然在充分评估的前提下，启动了各项应对举措。
“幸福家庭的故事基本雷同，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俄罗斯文豪托尔斯泰对人生百态的观察，同样适用于目前的金融危机。我们所经历的金融危机，与历史所经历的调整有共同之处，但是其个性将决定危机的发展及结局不同于前例。到目前为止，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还未消除，危机依然存在再度恶化的可能，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也可能继续显现。有人说，如果美欧日经济2009年即使站稳也应该是第三、第四季度甚至更晚，那么金融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可能在2009年形成高潮。
随着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国际经济呈现出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去杠杆化”(详见阅读检索)成为经济学者口中的热门词汇。事实上，全世界可能都低估了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包括美国政府。奥巴马的当选、美国政府大手笔的救市方案等都未能令市场止血，而相关对这场危机将持续多长的分析也并不乐观。2008年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已经成为次贷危机的转折点，甚至可能成为世界经济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在此之前，次贷危机烈度大体相当于1980年美国储贷协会危机(详见阅读检索)与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和。在此之后，世人面对的已经是1929～1933年大危机以来全世界最严重的金融危机。
尽管次贷危机爆发于美国，但是中国以及中国香港金融市场的调整幅度显著大于美国市场的调整幅度，这除了去杠杆化导致的资金流出原因外，也显现出投资者对于次贷危机的深刻担忧。
在美国金融界，对于次贷危机严重程度评估的共识是百年一遇，通常只与大萧条时期(详见阅读检索)来对比。英国2008年第三季度GDP同比下降0.5%，为1992年以来首次出现季度经济负增长，离官方定义的经济衰退(GDP连续下降两个季度)仅一步之遥，失业率则创造17年新高；日经225指数于2008年10月27日暴跌486.18点，7162.90点的收盘点位为1982年以来最低，跌幅高达6.36%；一批新兴市场经济体甚至有“国家破产”之虞……这些数据已足以说明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之严峻。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从经济周期理论视角来看，目前也许已经进入康德拉捷夫长波(详见阅读检索)的下降阶段。假如这一判断确实，那么全球就要面对为时数年、甚至接近10年的经济萧条。无论当前是否正在进入长达近10年的康德拉捷夫长波下降阶段，可以肯定的是，这场危机不会迅速结束，其余波至少将持续数年。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全球股市被迫跟着美国股市一道玩起了惊险的过山车游戏。受恐慌心理驱使，大量的套现行为进一步搅乱了全球金融市场，而买入美元的避险行为则使流动性黑洞(详见阅读检索)不断扩大。与此同时，由于次级债券及其衍生品价格一落千丈，或开发这些衍生品的美国投行倒闭，持有这些债券和产品的国外金融机构出现大量坏账，资产负债表迅速恶化，最后企业净值所剩无几。若无外部资金注入，他们的命运岌岌可危。
目前，在全球投资者极力规避风险的情况下，金融机构通过债券、股票发行或票据贴现等进行融资已变得极为艰难。这对于习惯了发新债还旧债的金融机构而言，无疑是灭顶之灾。据有关统计，欧洲最大的30家金融机构在未来15个月内将有1万亿美元的债务到期，面临严重的再融资风险。
影响不能低估 中国产业调整期将被延长
中国实体经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首先始于外贸部门。尽管中国出口结构升级和出口市场的多元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外部需求变化对贸易的影响，但较高的出口依存度将使中国经济在美国消费疲软的情况下难以独善其身。在此背景之下，怎样找到中国一种新的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发展增长模式，已经成为难以回避的选择。
次贷危机是一次全球性的金融动荡，无论是新兴市场还是发达国家，都经受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此次经受冲击最为直接的欧美是中国的主要出口目标市场，而1997年金融风暴冲击的一些新兴市场在当时还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的竞争对手，因此这次金融危机本身也只有1929～1933年的大萧条可以相比。
与1997年的金融风暴相比，中国经济受到国际环境影响的程度更大，这既包括更大的资本流动规模、更大的外汇储备，也包括对于出口的更高依存度。中国经济的出口依存度在1998年时只有18%，到2007年上升到38%左右。次贷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出现了明显的下滑，但对于欧洲出口的上升一度弥补了这一回落。目前，人民币对欧元有了大幅升值，欧洲经济也开始进入疲态，2009年出口的明显下滑已成定局。当然，出口对于中国当前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两个多百分点。当前中国宏观政策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就是要从内需中寻找到新的增长点，来替代出口大幅回落可能对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另外，中国资本市场的大幅下跌，可能是对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反映，是对美国次贷危机可能对中国经济形成较大冲击的预期反映。在评估次贷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方面，从目前的情况看，可能普遍存在一定的低估。特别是在中美经济互动日益紧密的背景下，因为中国与美国产业结构的差异，美国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对于经济调整的反应较为迅速，而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对于次贷冲击的调整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内需放缓压力大 经济增速仍呈现回落趋势
旁白：早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我国就提出扩大内需，但10年来并未有太大突破。面对此次金融危机，扩大内需再次成为首要的战略选择，但此内需非彼内需。当我们再次重复十年前的战略时，扩大内需已不再是纯粹GDP扩张的扩大内需，其基调已经由总量扩张转变为结构调整。
与1997年金融风暴相比，当前中国经济在次贷危机中可能面临的内需放缓压力要更大。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活跃的房地产市场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风暴时，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内需的带动作用还处于促进和形成阶段。而在目前的房地产市场上，已经开始形成十分浓厚的观望和调整的气氛，直接制约着内需的扩张。这一次的房地产调整，是中国形成全国意义上的房地产市场以来的第一次调整，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程度如何还有待观察。上一次比较大幅度的房地产市场调整是1993年在海南、北海等局部地区，而且基本是在土地层面的炒作，没有形成当前如此巨大的产业群。考虑到房地产市场占到固定资产投资的25%、前后关联子产业超过100多个、房价收入比也处于较高的水平，在外需已经大幅回落情况下，全国性的房地产市场调整更会加大内需扩展的难度。从宏观经济增长的波动看，当前宏观经济特别值得关注的一点，是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落非常之快，从2007年二季度12.2%的增长，到2008年三季度的9%，四季度虽然考虑到奥运因素和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因素，但从总体趋势看依然还是呈现快速回落趋势。
市场环境改变 部分政策工具效果难以及时体现
下调双率、调整出口退税、千亿元投资计划……货币政策的效果要看能否真正落到实处，发挥出应有的效果而不是流动性，而货币政策效果的时滞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与此同时，世界货币的多极化为中国长远处理人民币汇率问题提供了改革思路———人民币的国际化的猜想。与1997年金融风暴相比，原来用于应对1997年金融风暴的一些政策工具在新市场环境下的政策效果可能会打折扣。
从通常可能运用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看，在中央政府保持良好财政状况的同时，地方财政状况在总体上并不乐观。特别是土地收入的迅速下滑，降低了地方政府可以用于刺激经济增长的基础设施等投资的可动用财政资源。中央财政资源的动员需要经历比较长的决策程序，这使得目前防止经济过快回落的任务主要落在货币政策身上。但是同样值得关注的是，货币政策在对抗经济衰退方面的效果十分有限，在刺激内需方面的效果也同样十分有限。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而言，危机首先来自于欧美国家进口需求的放缓，而非银行体系的崩溃。如果说从虚拟经济扩散到实体经济是金融危机的传导模式，那么由于实体经济不景气拖垮本国金融部门，则很可能是新兴市场国家将要面临的严峻考验。
此外，一些国家由于账户逆差上升，本币存在贬值压力，还可能导致外汇市场剧烈波动和外资出逃，从而诱发货币危机。在经济史上，许多学者将1930年的大萧条与当时各国普遍实行的金本位制度联系在一起，认为上世纪30年代的通货紧缩由于与国际金本位制度相结合，大大增强了货币冲击的威力。而其后的事实也证明，一些率先放弃金本位的国家，最后较早走出了衰退，实现了经济复苏。其原因在于，摆脱金本位后，一国可以更自由地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对通货紧缩进行釜底抽薪。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大都把本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因而本地区实际上存在着“东亚美元本位”，这是东亚国家长期严重依赖对美出口的结果。而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全球美元本位”在其中扮演了主要传播者的角色。当众多美国金融机构陷入危机后，由于国内市场上出现信贷短缺，不得不从全球大量抽回美元，从而加剧了全球流动性不足的矛盾。虽然这几次危机的传导机制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它们都是以一种近乎僵化的方式将全球经济捆绑在一起。从中国的角度看，需要一个更灵活的货币篮，一个由非单一货币主导的国际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概而言之，就是要实现国际货币的多极化，其中自然也包括人民币的国际化。可能面临更严峻考验 应对金融危机是一场艰苦的“战争”
新兴工业化国家也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但美国为避免经济迈入长期衰退而采取的经济政策无疑会对全球经济产生不良影响。而美国经济政策的取舍对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影响将最为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我国应对金融危机不仅是持久战，更是攻坚战。
次贷危机发展到今天，其实质已演变为全面的信贷紧缩，是银行相互之间借不到钱，而银行对企业和居民更是惜贷。因此，持续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和对金融机构注资，加上全球联手降息，似乎已使得信贷紧缩局面得到初步缓解。
但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远非想象中那么简单。而所谓的罗斯福新政也并无药到病除之功效，个中反复曲折非亲历者所能体会。
伯南克在其著作《大萧条》中曾提及，1930年10月银行危机的爆发，使1929年以来的全部努力付诸东流。而1931年的金融恐慌，则使初露端倪的复苏曙光再度黯淡。到1933年3月，整个经济和金融体系都陷入了谷底。经过1933～1935年漫长的体系重建，经济重又迈向复苏。不过，1937～1938年危机再度打断了这一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二战的爆发才使美国最终走出萧条，一举摆脱了制造业需求不足和失业率居高不下两大顽症。就当前危机对全球的冲击而言，与大萧条有得一比。金融大鳄索罗斯断言这是60年来全球面临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更是惊呼美国正陷入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因此，应对金融危机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任何想要“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都过于乐观。中国、俄罗斯、印度、韩国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下一阶段很可能要承受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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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杠杆化： 去杠杆化是指公司或个人减少使用金融杠杆的过程，即把原先通过各种方式(或工具)“借”到的钱退还出去的过程。单个公司或机构“去杠杆化”并不会对市场和经济产生多大影响。但是如果大部分机构和投资者都被迫或主动的把过去采用杠杆方法“借”的钱吐出来，其影响将非同一般。
美国债券之王比尔·格罗斯的最新观点是，美国去杠杆化进程，已经导致了该国三大主要资产类别(股票、债券、房地产)价格的整体下跌。一旦进入去杠杆化进程，包括风险利差、流动性利差、市场波动水平、乃至期限溢酬都会上升，资产价格将因此受到冲击。而且这个进程将不是单向的，而是互相影响、彼此加强的。
美国储贷协会危机： 美国储贷协会为政府背景组织，是美国的合作性质的非银行储蓄机构，以吸收存款并为中、低收入者提供低利率住房贷款为目的，很长一段时间在金融机构房贷市场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利率市场化等的影响下，储贷协会出现了严重的资产负债期限和利率不匹配现象。为帮助储贷协会渡过难关，1982年的《储蓄机构法案》扩大了它的经营权力。然而较多的自由反而使其陷入了投机性深渊，高风险迅速增长战略导致大量资金被沉淀在投机性房地产贷款以及垃圾债券上，使许多储贷协会出现了事实上的资不抵债，1982年近50%的储贷协会丧失偿付能力，其中80%面临亏损，挤兑风潮迅速蔓延，最后由政府出面才渡过危机。
大萧条时期： 1929～1933年，美国出现了经济大萧条，其主要表现是：产量和物价大幅度下降，股市爆跌，失业率奇高。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大萧条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总需求不足，是由于投资机会减少和投资需求的下降引起的，而财政政策是解决需求不足问题的重要手段。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则认为，对于大萧条，美联储的政策负有重大责任。在大萧条时期，一些银行出现倒闭，非常有可能引发连锁反应，美联储本应及时干预，恢复公众的信心，但美联储偏偏默许了银行的倒闭，最终酿成金融系统近乎完全崩溃的局面。
康德拉捷夫长波又称康德拉捷夫周期，由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捷夫提出。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包括三个长波，其跨度是50～60年。在长波周期上扬阶段(扩张长波)，商业周期依然存在，但景气期比较长，幅度也比较明显，衰退和萧条期则比较短，较不严重；在长波周期下降阶段(停滞长度)，其情况则恰恰相反，商业周期中的景气时间既短规模亦小，危机则较深重。
流动性黑洞:所谓的流动性黑洞，是指金融市场在短时间内骤然丧失流动性的一种现象。一般而言，流动性黑洞在那些同质的市场，或者说在信息、观点、投资组合、交易主体、风险管理等缺乏多样化的市场中非常容易出现。流动性过剩容易导致资产价格泡沫，成为引发流动性黑洞的导火索。而资产价格泡沫的积累，也必然会同时积累诱发流动性黑洞的不利因素。
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深化改革；科学发展观
论文提要：本文从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改革困局入手，提出深化改革的思路与方式。并提出用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来解决目前的经济问题，从全局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既符合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符合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精神。
从美国次贷危机开始的这场目前还不曾见底的全球经济衰退，给各国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这场金融灾难，虽然说肇始于华尔街，又延伸至欧洲日本，并波及到新兴世界，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是“别人的危机”、“外部的危机”，而是一场全球金融体系的危机，正如中国古语所言，“覆巢之下难有完卵”。
从本质上说，这场危机的根源在于全球经济严重失衡。以不受约束的美元主导体系为支撑，美国通过过度负债的模式维持投资和高消费，通过长时间扩张性货币政策支持资本市场，给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都带来了长期的繁荣和稳定，也给格林斯潘戴上了一顶“圣人”的帽子；同时，通过美元发行、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膨胀发展，在全世界金融体系中吹起了巨大的泡沫。次贷和CDO等衍生工具只是泡沫破裂的导火索。在耗时一年有余、华尔街五大投行倾覆、全球金融市场陷入危机、世界经济广受危害之后，人们才渐渐意识到，这一场泡沫破裂的后果竟然如此之严重。
一、中国经济的困局
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以及多年的“入世”之后，中国经济一方面深具对外依赖性，对外贸易依存度极高；另一方面也因自身粗放式的发展模式而伤痕累累，弊端丛生。在自身问题还未来得及解决之时，外部环境急剧恶化，使中国本来就存在的经济困局迅速加深，使本来有可能主动进行的调整转为难堪的被迫应对，使本来可以承受的经济波动演变为难以承受的社会痛楚。
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在全球经济失衡酿成的这场危机面前，经济转型已经成为走出困局的唯一机会和选择，中国已经为这一步走得过于迟缓付出了代价，如果不主动转型，未来的被动转型只能更加痛苦，难以承受，再不可存有侥幸心理。
二、深化改革方解困局
1、需警惕上轮扩张性政策的负面影响。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央政府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有效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而且还推动了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期。但那一次采取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的举措，也使得投资率逐年上升。
为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中央又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确定今后两年内4万亿元的投资安排。这次历史上更大规模的建设和投资，如何避免以往的问题再度发生，是必须思考的重大战略问题，也是能否妥善应对这场危机的关键。
2、改革滞后导致经济增长方式始终无法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经验有三条：一是改革始终是围绕着解决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展开的；二是始终坚持用经济的办法，用市场化的办法来解决这些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三是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按经济发展规律办事。从这些基本经验出发，应对此次危机，仍然要用市场化改革的办法来化解矛盾。既要通过扩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更要加快体制改革，必须把扩大投资与深化改革结合起来。如果我们利用这次危机，加快改革进程，理顺几大关系，我们就有可能成为此次经济危机的受益者。否则，只会进一步加剧结构不平衡的矛盾，给未来的经济发展埋下更大的隐患。
3、需要在价格形成机制、垄断行业、政府管理体制以及收入分配体制上加快改革步伐。在加快体制改革上，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尤其要实实在在地推进：
（1）必须加快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尽管价格改革迈出了很大步伐，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仍有一些领域的价格改革滞后于市场发育的需要，典型的是能源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加快能源价格改革，首先，要下定决心，不能因利益集团的反对和一些短期因素的考虑（如CPI等）就停滞不前。只有理顺了能源价格，才能真正步入资源节约型和环境保护型社会。稀缺是由自然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决定的，但短缺是由价格形成机制不合理造成的。没有能源价格的理顺，“煤荒”、“电荒”、“油荒”将会反复上演。其次，能源价格改革要与能源领域的打破垄断，要与政府监管能力建设结合起来。在垄断条件下，简单的价格放开，不仅不会带来资源的优化配置，反而会牺牲社会整体福利。价格改革，政府监管也必须跟上；否则，会造成整个市场失序，达不到预期效果。
（2）放开准入、加快垄断行业改革。垄断行业改革，近些年实际处于停滞状态。铁路最突出，依然是政企不分。面对垄断领域的改革滞后，必须按照市场化方向，打破垄断，降低行业准入门槛，大力开放民间资本进入，形成竞争机制。这样才能带动私人投资，经济的整体效率才会得到不断改善。
（3）加快政府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改革。经过多年的改革，特别是经过五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职能已经有了很大转变。但总体上讲，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仍然较多，并掌控了过多的资源。首先，要改革靠行政管制来分配资源的方式，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其次，切实把精力转向公共领域，真正履行好对市场的监管职能，尤其是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如食品、药品的监管。再次，要加强政府对社会经济的综合协调，抓好中期发展规划。最后，要加强资源和环境的保护。这次危机可能会使经济增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但是环境保护工作不能减缓，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不能以更严重地牺牲环境为代价。环保具有外部性，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有限，政府必须承担起这个责任。
（4）加快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民生改善了，内部需求才能持续拉动。目前，消费拉动经济的比例还不够，要让消费成为拉动经济的主要力量。这就要求首先要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特别是普通城市居民和农民的收入水平。要加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力度，真正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同时，要加快社会保障体制建设。建立全覆盖、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中央早已作出的重大决策，关键是要下决心尽快付诸实施。中国有13亿多人口，居民保持着相当高的储蓄率，因此居民消费还有很大的释放空间。只有让居民的收入实现增长，生活有所保障，才能真正把消费刺激起来。
三、解决社会问题与应对经济危机
美国经济学家伯恩斯坦的《同舟共济——公平经济共识》从一个全新的，但又深深根植于美国历史和文化价值视角来审视美国经济，并对美国经济中的不公平现象，诸如医疗卫生私有化、贫富差距扩大、失业率不断攀升等进行了批评。他认为，以人为中心和保证人人能够分享发展成果的公平经济应当是发展政策的核心。他问道：“我们当代经济最需要的是什么？”回答是：“最需要的是新思路，最需要的是那些理解经济学人们公正的声音，最需要的是经济学家对于社会大众的激情。”他引用了一个寓言来说明这个所谓的“激情”：
“我曾经听人们讲过一个发生在天堂和地狱中的故事：分别在天堂和地狱的人们，围坐在盛满美味大餐的餐桌旁，食物远离他们，他们每人手握真正的、可以触及那些食物的长长餐叉。在地狱，人人都挨饿，因为尽管每个人都可以用手中的餐叉去取到食物，但是餐叉长于他们的手臂，以至于使他们不能弯过手臂把食物送到嘴里。在天堂，人们也面临餐叉太长问题，但是大家吃得很好，怎么回事？因为他们互相喂食。”
面对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从科学发展观出发：第一，有效扩大内需必须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满足人本身的多方面需要；第二，协调发展是社会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三，可持续发展是体现国家和地区长远发展的最终需求，这在当前尤为重要。
当前，面对全球经济动荡，专家学者、政策制定者和企业家竭尽全力寻求良方。我们是不是可以用社会解决方案去应对一下挑战？这里的社会解决方案就是，在平等和公正目标下，通过完善收入分配体制和机制来实现财富和产品的合理配置，使最广大的消费群体共同参与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在发展中相互受益。在这里，我们确定经济问题解决方案的社会内涵有两个标准：或是目的的社会性；或是福利供给必须是个人之间的相互贡献或者是义务参与。社会解决方案犹如中医和中药，虽然可能不会药到病除，或许可以治根治本。
参考文献：
[1]胡舒立.找准改革突破口.《财经》，2008.26.
[2]邵秉仁.深化改革方解中国之困.《财经》，2008.26.
[3]丁元竹.《用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应对经济危机》.《读书》，2009.1.
[4]《同舟共济——公平经济共识》，2006.
[5]（美）格列高里曼昆.《宏观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