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及经济民粹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种周期性现象。 与过去相比，当代西方经
济民粹主义显示出非常明显的复杂性与多样性特征。 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１）左翼与右翼经济民粹主义的同时兴起。 与历史上的经济民粹主义思潮主要呈现左翼色彩不同，当代西方经济民粹主义出现了左翼与右翼同时兴起的发展趋势。 这不仅表现在右翼经济民粹主义在英、美等国兴起的同时，左翼经济民粹主义也在中东欧国家崛起，而且表现为特朗普的右翼经济民粹主义和桑德斯的左翼经济民粹主义同时在美国这一个国家出现。 （２）左翼与右翼经济民粹主义的相互反转。 面对经济危机，法国国民阵线（即现在的“国民联盟”）在经济方面转向了左翼，主张实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以寻求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选民的支持。 与此相反，北欧福利资本主义国家面对国际竞争加剧和社会负担加重等诸多挑战，呈现出一种“向右转”的趋势。 （３）经济民粹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相互结合。 当代西方经济民粹主义并未完全抛弃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与政策主张，而是新自由主义的新变体，其在国内继续奉行放松管制与减税等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而对外则奉行贸易保护主义与逆经济全球化政策。 （４）经济民粹主义与文化民粹主义的相互支撑。 民粹主义从来就不是一种纯粹的经济现象，而是与政治和社会文化结合在一起的。 当代西方经济民粹主义就与反多元文化思潮结合在了一起，由此使其具有了某种超经济的影响力，也使其成为理解当代西方经济民粹主义政策措施的重要方面。
  相关学者从多方面分析了当代西方经济民粹主义思潮发展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英格尔哈特和诺里斯
（Ｒｏｎａｌｄ Ｆ． Ｉｎｇｌｅｈａｒｔ，Ｐｉｐｐａ Ｎｏｒｒｉｓ）从需求与供给两方面作了分析。 其中，需求方面主要是经济不安全性（经济焦虑、经济不平等、移民涌入）的增加和文化多元化对西方社会基本价值观的侵蚀导致了民众对建制派统治精英的愤怒与不满；供给方面主要是民粹主义者以所谓人民利益代表身份所进行的民众反精英情绪激发与利益承诺诱导。① 穆德和卡特瓦塞尔（Ｍｕｄｄｅ， Ｃ．，Ｒｏｖｉｒａ Ｋａｌｔｗａｓｓｅｒ， Ｃ．）则认为，薄的意识形态使得经济民粹主义像一条变色龙一样，能与几乎任何类型的意识形态相结合，同时也常被各种类型的意识形态所利用，由此出现了多样复杂的经济民粹主义。② 所有这些解释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未触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事实上，当代西方经济民粹主义思潮发展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根源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导致的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多重性。
  其一，金融危机的频发。 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最初的表现形式，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
“最初不是在和直接消费有关的零售商业中暴露和爆发的，而是在批发商业和向它提供社会货币资本的银行中暴露和爆发的”③。 这是当代西方国家周期性经济危机更多地表现为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其中，２００８ 年美国次贷金融危机和 ２００９ 年欧债危机的相继爆发被认为是当代西方经济民粹主义的分水岭，并从三个方面助推了其兴起与多样化发展：（１）削弱了建制派统治精英的民意支持率，壮大了经济民粹主义的选民基础。 与其他形式的经济危机相比，金融危机具有更强的社会冲击力与社会群体覆盖率，由此促使更多的民众反对建制派精英和支持经济民粹主义。 （２）加剧了社会分裂，助长了右翼经济民粹主义的发展。 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救助中对金融资本家的偏向和对普通民众的忽视，使得 ３／ ４ 的美国民众认为国家走在了“错误的轨道上”，并最终助推了美国右翼经济民粹主义的兴起与特朗普的总统竞选。④ （３）侵蚀了社会分配计划的财政基础，促使左翼经济民粹主义“向右转”。 社会再分配计划的实施以经济和财力的不断增长为前提，而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所导致的大衰退严重侵蚀了该计划实施的财政基础。 这成为福利国家左翼经济民粹主义放弃慷慨的社会再分配计划，转而实行紧缩性政策和“向右转”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二，收入不平等的加剧。 商品天生是一个平等派，但最终不平等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显著特征与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一极是“资本的膨胀”与“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产业后备军的增长”与“贫困的积累”。① 这种状况，在当代西方国家表现得越发严峻，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收益几乎都流向了 １０％富有的人，特别是 １％最富有的人，而普通民众的真实收入却一直处于停滞或下降状态。② 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从两个方面成为经济民粹主义兴起的爆燃剂：（１）金融危机的频发间接助长了经济民粹主义。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本质上都是生产过剩的危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③。 ２００８ 年的美国次贷金融危机从表面上看是由西方国家经济的金融化以及金融资本的贪婪所造成的，但其根源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民众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矛盾的加剧。 正是这种矛盾的不断加剧，才有了面向低收入群体的次级抵押贷款及其资产证券化等所谓金融创新，并最终随着这些虚拟资本泡沫的破裂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经济民粹主义的兴起。 （２）社会撕裂与政治极化的加剧直接助长了经济民粹主义的发展。 收入不平等具有极强的社会与政治效应，会侵蚀社会凝聚力、扩大社会崩溃感并导致政治极化。
  尽管当代西方经济民粹主义形式各样，各自的经济政策主张也存在着较大差异，但逆经济全球化和经济民族主义无疑成为其最具时代特性与冲击影响的政策主张。 这主要表现在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并威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反移民、贸易保护主义、再工业化计划，拜登政府的“重建更好美国”、重构美国供应链与实施以工人为核心的贸易议程，以及英国脱欧等多个方面。 正因如此，巴尔茨（Ｂａｌｔｚ，Ｍ．Ｊ．）认为，特朗普的经济民粹主义是经济民族主义的变体，具有极强的逆经济全球化倾向，充满着对跨国公司与移民等的敌意。⑤ 辛格（Ｐｒｅｒｎａ Ｓｉｎｇｈ）更是使用了“民族主义的民粹主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一词来形容当代西方经济民粹主义的民族主义特性，并认为特朗普等是当代典型的以民族主义身份出现的民粹主义者。 而经济民粹主义之所以将其政策主张假以经济民族主义的诉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民族主义长久以来既是一种合乎其民族情感的身份认同，也是一种得到政治认同的意识形态，能够使经济民粹主义以更加合情、合理与合法的名义得以兴起与快速发展。①
  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内在要求与必然结果。 “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②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 １６ 世纪揭开了资本的近代生活史，随着交通与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的建立，经济全球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直到当代西方经济民粹主义掀起逆经济全球化的逆潮。 随着这一逆潮的掀起，当代西方经济民粹主义从维护工人和民族国家利益的角度进行了极具煽动性与迷惑性的宣传和诡辩，但其实质是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国际化与政治化，是新重商主义的回归。
  其一，经济问题的国际化。 经济问题的国际化指的是当代西方经济民粹主义将资本主义经济所面临的金融危机、高失业、收入不平等加剧、制造业部门衰落等经济问题归咎于经济全球化的外部冲击与中国的“经济入侵”，而不是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固有矛盾中寻找其根源与对策。 如特朗普宣称，是中国等国家的国际贸易“扼杀了我们的经济”，使大批美国工人失业，要提高美国工人的就业与福利水平，就要通过加征关税方式与中国等国家重新进行贸易谈判。③ 对此，斯蒂格利茨（Ｓｔｉｇｌｉｔｚ， Ｊ．Ｅ．）指出，将失业等国内经济问题国际化，并试图通过对现有国际贸易协定的重新谈判和国际经济秩序的重新构建来解决所面临的国内经济问题，是特朗普经济民粹主义的重要特征。④ 而拜登政府的贸易政策实际上是将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演变为拜登的“美国优先”与“以美国工人为核心”，其变化只是缓和了与欧洲及经合组织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对中国等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不仅没有任何实质性改变，而且在更大范围内加以强化了。⑤ 而事实上，失业“是积累或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财富发展的必然产物”⑥，将保护工人就业和提高福利摆在实施保护关税的首位，“不过是一种骗局，目的只是为了迷惑群众”⑦。 研究表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高失业、收入不平等加剧等与贸易开放程度的提高并不存在紧密的关联。⑧ 经济民粹主义之所以要将失业等经济问题国际化，主要是因为，将国内经济问题归咎于移民与国外因素，要比将其归咎于技术进步与经济变革等要容易得多，也更容易激起民众对建制派精英的不满并吸引选民的支持。
  其二，经济问题的政治化。 经济问题的政治化对于经济民粹主义的兴起至关重要。 （１）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凸显与激化只是经济民粹主义兴起的前提条件，只有经济问题的政治化才能最终决定经济民粹主义是否兴起、以什么方式兴起。 罗德里克（Ｄａｎｉ Ｒｏｄｒｉｋ）指出，当经济全球化的外部冲击主要以移民的方式呈现时，民粹主义就会以民族国家的文化冲突进行社会动员，由此出现民粹主义的文化反弹；当外部冲击主要以贸易、金融与投资的方式呈现时，民粹主义将会以收入不平等加剧与社会阶层分化进行社会动员，由此出现民粹主义的逆经济全球化反弹；而当外部冲击同时以移民、贸易、金融与投资的方式呈现时，就会像美国那样，同时出现特朗普与桑德斯两种类型的民粹主义反弹。⑨ （２）经济问题政治化是经济民粹主义谋取政治利益和强化领导权的重要手段。 恩格斯指出，当自由贸易派与保护关税派出于各自利益进行争斗时，“这一斗争的领导权都很快从直接有利害关系的人手中转入职业政客、各传统政党的头目们的手中”，尽管这种政治化只会“使问题永远悬而不决”或“一系列妥协”，但会增强政客们的领导权与影响力。① 毕曼特拉（Ａｚｚａ Ｂｉｍａｎｔａｒａ）等也指出，特朗普的逆经济全球化的政策主张从表面上看是为了维护国家经济利益，但实际上是为了获得选民支持，谋
取更多的政治利益，体现了美国政客在国际政治经济立场上的实用主义。②
  其三，重商主义的回归。 当代西方经济民粹主义的逆经济全球化与经济民族主义政策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重商主义的贸易差额论的基础之上的，是重商主义的回归。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１）奉行新的贸易逆差吃亏论。 盛行于 １７ 世纪晚期的重商主义“主张贸易差额论”③，认为只有“输出大于输入”，才是使现金回流的“赢利交易”，才能使国家“因这个差额而更富裕”，否则就是非盈利性的吃亏交易④。 近年来，特朗普政府宣扬的贸易逆差吃亏论正是这种重商主义的贸易差额论。 特朗普政府认为，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根源于美
国与中国等签订的不合理贸易协定，美国在国际贸易中“吃亏了”，并以此挑起了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 而事实上，美国的贸易逆差是由其自身的储蓄与投资失衡等深层次问题所造成的，不去着力解决这些深层次问题，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其贸易逆差的。 （２）实施新的保护关税政策。 盛行于１５—１６ 世纪的早期重商主义“主张货币差额论，即禁止货币输出，增加金银收入”，要求“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对进口实行保护关税政策”⑤。 后来，西方国家虽然放弃了货币差额论，不再将货币差额作为实施保护关税政策的目标追求，但始终未放弃重商主义的保护关税政策，新重商主义不断重演。 在这方面，特朗普政府对 ３７００ 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加征了 ７．５％ ～２５％的关税⑥，并且时至今日拜登政府也未取消这些保护性关税。
  当代西方经济民粹主义实施的单边主义与武器化政策是其逆历史潮流政策主张的必然结果，并对现有世界经济格局与国际经济体系构成了严重威胁。 正如所指出的，“现在的世界经济格局是世界各国长期努力形成的构架，是一个有机整体。 各方要珍惜这个成果，不能轻易冲击现有世界经济体系，更不能把世界经济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引发世界金融、贸易、能源、科技、粮食、产业链供应链等领域严重危机”⑦。 其中，单边主义指的是对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国际合作机制的逆转与背离。 其核心特征表现为：一是无视其不同意的任何世界贸易组织裁决；二是以其本国法律对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实施经济制裁；三是仅将世界贸易组织视为一种工具，是否遵守其相关法律规定，完全取决于自己本国的利益需要。⑧ 所谓经济武器化，简单来讲就是奉行经济民粹主义的西方国家将其所拥有的经济实力及其在贸易、投资、科技和金融等方面的竞争优势转化为对世界其他经济体实施经济胁迫与经济制裁的工具。
  经济民粹主义者对其实施的单边主义与经济武器化政策作过多方面的辩解。 例如，特朗普政府以其所谓的国际贸易体系不合理论和贸易主权论为依据，认为当前的全球贸易体系对中国有利而对美国不利，现在是该制定新的贸易政策的时候了，新的贸易政策要以捍卫美国主权、执行美国贸易法律、利用美国影响力打开海外市场、签订对美国更公平的贸易协定为四个优先考虑事项。 其中，捍卫美国贸易政策主权就意味着要维护的是美国贸易法及利益，而不是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与裁决。⑨ 但从根本上讲，当代西方经济民粹主义实施的单边主义与经济武器化政策根源于资本本性，是世界经济格局新变化与国家资本主义新发展的必然反映。
  其一，资本的基本特性。 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总是“按照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改变与消除一切不适合自己发展的规则制度，迫使一切不想灭亡的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① 当代西方经济民粹主义实施的单边主义与经济武器化政策，就是资本这种不受约束、按照自己的面目创造属于自己的世界之特性的具体表现。 对此，一些西方学者指出，反建制与反政治权力约束是经济民粹主义的固有特性，对规则与契约承诺的无视则是这种特性的外部表现。② 对于经济民粹主义者来讲，规则是为弱者制定的，只要拥有足够的储备货币等经济武器与经济实力，就可以为所欲为。③
  其二，世界经济发展格局的新变化。 近几十年来，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但同时也使西方国家感到其世界经济霸权地位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 例如，在世界贸易组织方面，面对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维护自身利益能力的增强，美国等西方国家越来越感到不能再仅仅按照自己的利益主导国际贸易规则的谈判。 在此情况下，摆脱基于规则的世界贸易组织框架的束缚，转而采取基于实力威胁的单边主义，就成为一些西方国家贸易政策的选择。 这也是当代西方经济民粹主义反对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性机构、实施单边主义的重要原因。 正如波莱蒂和赞伯纳迪（Ｌ．Ｐｏｌｅｔｔｉ， Ａ．， ＆ Ｚａｍｂｅｒｎａｒ?ｄｉ， Ｌ．）等西方学者所指出的，经济霸权的衰落以及对所谓中国能从多边贸易体制中获得不成比例和不对称收益的担忧，成为促使特朗普政府抵制世界贸易组织，将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奉行的多边主义贸易政策转向单边主义的关键。④
  其三，国家资本主义的新发展。 以保护关税制度等经济武器“把一个国家的资本武装起来和别国的资本
作斗争，加强一个国家的资本反对外国资本的力量”⑤，贯穿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史，所不同者主要是其所用武器的差异。 在殖民贸易时期，西方国家“夺取国外市场的武器”⑥，除了机器产品的价格优势和交通运输业的变革以及最后的手段“战争（特别是海战）”之外，运用最多的主要是“关税率、禁令和各种条约”⑦。 而在当代，西方国家在对其他国家的经济胁迫与经济制裁中更多运用的是贸易、科技和金融等新型经济武器。 在科技武器化方面，美国凭借其在科技上的优势，不仅滥用出口管制措施将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而且联合其他国家一起限制向中国出口先进芯片制造设备，试图以“技术脱钩”破坏中国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与稳定。 在金融武器化方面，美国利用其美元的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及其所控制的国际支付系统等金融机构，不仅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收取“铸币税”，而且常常以汇率操纵国等名义实施及威胁实施经济制裁。 对此，马斯坦多诺（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ａｓｔａｎｄｕｎｏ）等西方学者指出，美国越来越倾向于将其所拥有的美元主导地位、全球领先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庞大的市场规模等结构性优势转化为战术性武器，这种新武器的威胁性已经达到可与其巨额国防开支和广布全球的军事基地相匹敌的程度。⑧
  总之，与当年“贵族为了笼络人民，往往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⑨一样，当代西方经济民粹主义利用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多重危机下普通民众的窘境，站在所谓“纯粹的人民”立场上对内反建制、反精英，对外反经济全球化、反多边主义，大搞经济民族主义、单边主义与经济武器化。 “保护关税只不过是抵制竞争的治标办法”①，经济问题国际化与政治化最终也不过只是一种骗局，经济民粹主义不可能解决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深层次问题，而且会通过其单边主义与经济武器化政策的反噬效应而加剧其危机。 正如所指出的：“事实一再证明，制裁是‘回旋镖’、‘双刃剑’，把世界经济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利用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主导地位肆意制裁，终将损人害己，使世界人民遭殃。”②当然，我们也应正视经济民粹主义对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影响，并为此不断夯实科技自立自强根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将扩大内需战略与深化供给侧改革相结合，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