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是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当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新闻传播史又是文化史的重要部分，研究新闻传播史离不开各个时期的政治斗争史和政党史。因为各时期的新闻事业都和当时的阶级、政党、政权机关及其活动有着紧密的联系。研究新闻传播史也离不开各时期的生产斗争史和经济发展史。下面是学术参考网的小编整理的关于外国新闻传播史论文范例，欢迎大家阅读欣赏。
第1篇：浅谈人大版《外国新闻传播史》存在的问题
21世纪是一个高度信息化的时代，是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新闻传播业作为有机地连接传播技术产业和媒体产业的桥梁，在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新闻学研究空前繁荣，出现了一批研究新闻学的学者，同时出版了大量书籍。但这些书籍以教材居多，虽门类、品种齐全，但是体例均已老旧，跟不上时代的需求，本文试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新闻传播史》为例证，谈一谈书中存在一些问题。
新闻史是一门新闻学科，是考察和研究新闻事业发生发展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是新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史又是一门历史的科学，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新闻史离不开各时期的政治斗争史和政党史，因为各时期的新闻事业都和当时的阶级、政党、政权机关及其活动有着紧密的联系，研究新闻史也离不开各时期的生产斗争史和经济发展史。社会经济的发展，直接地影响着新闻事业的发展。新闻史和文化史其他部门的联系也异常密切。新闻史既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文化史的全面记载，文化史上许多大事都和当时的新闻事业有着密切的联系，是报刊上还有一般书籍上难以查到的，而新闻史又为文化史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外国新闻传播史》一书共计八篇，二十四章。第一篇为总论，综述人类传播活动的发展进程；第二篇至第七篇，分别叙述了各洲各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历史，重点介绍了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美国、日本、印度、巴西及埃及等世界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国家，而对于每个国家的介绍均包括报纸、杂志、通讯社、广播电视的创始、发展、现状及趋势；第八篇介绍丁关于世界新闻传播的新旧秩序的论氧
下面我将就这本书的编排体系与特点阐述一下我对书中疏漏之处的看法。
第一，《外国新闻传播史》一书是由郑超然、程曼丽、王泰玄三人合著而成，思想难免会有不统一之处。而且此书仍属于对外国新闻传播史的经典论著的综述，没有自己的观点体现在里面，这也是此书的局限。
第二，“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学习和研究新闻事业发展史有利于从业人员积累经验教训，在新闻实践过程中少走弯路。新闻史的研究对象从宏观角度讲，需要研究的是整个人类新闻传播活动的历史。从微观的角度来说，则要研究每一个新闻现象、新闻事件、新闻人物等的历史。《外国新闻传播史》一书按照国别进行叙述，突出强调了在宏观历史背景下准确把握各国政治沿革及经济变化，这样才能够准确反映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的重要性，然而它却轻视了微观角度的新闻人物和新闻事件的介绍。书中对主要新闻人物和事件的介绍只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而注重从其活动对新闻事业的影响角度，谈报刊与杂志的发展。这样的做法，有失于对新闻事业发展的整体把握。
第三，本书基本上还是属于以史讲史，没有以史为鉴，联系实际。没有对比过程，也就自然没有体现出与中国现实的关联。这样就会出现一个历史断层。新闻史的研究意义在于借鉴和参考历史经验，批判地继承前人经验教训，丰富本专业历史知识。而学习、研究外国新闻史的意义在于通过对各国新闻史的总体了解，把握一般规律。例如：从早期报刊的发展历史看，报刊的发展经历了官办报刊－民办报刊－政党报刊－廉价报刊－商业报刊－垄断格局的过程(其间有并存，有反复，有差异)，以此来推断中国是否也是按照这样的一般规律发展的，如果不是，那又是如何发展的？然后通过对比，认识中国当前一些新闻现象，比较它们之间的异同，从而帮助我们增进对一些新闻理论、新闻原则的理解。但由于此书没有联系中国实际，所以我们难以同时判断中国的发展历程，也就难以通过比较来帮助认识当前实际了。
第四，既然是写历史，而且报刊经历了那么复杂的变化，就应该把各个时期的发展都予以介绍，但是《外国新闻传播史》一书只是对政党报刊进行了详尽的叙述，而其他同样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的如商业报刊、民办报刊等只是稍加带过。这样不利于学习研究的人全面把握，而会形成一种用政治眼光看报的习惯。其实各个时期的各类报纸都是顺应时代发展和要求而产生的，对于研究当时的社会、文化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因此，我觉得不应该有所偏废。当然，也不是说写史要面面俱到，但对于当时发生的一切都应该放到一个背景下加以考虑。
第五，本书还对一些历史事件的概念讲述得不清晰，甚至有的只是引入使用却未给出明确的解释和说明。如：写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的报刊时，讲它的政府压制和政党报刊，其中只提到哪些报刊杂志属于辉格党，哪些属于托利党，但是对这两党却没有给出一个简单的介绍。也就是说对历史名词解释不够。这会让许多不了解英国历史的人很难理解英国的新闻传播史和这两个党派到底有什么关系，以及它们是怎样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
第六，本书按照国别分别叙述了各洲各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历史均包括每个国家的报纸、杂志、通讯社以及广播电视的创始、发展、现状及趋势。但是我们看到它在第五章提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到今天，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高度信息化的社会。大众传播进一步发达，广播电视开始数字化，多频道和卫星跨国传播，微型电脑普及到家庭，国际互联网正迅速发展。这是传播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可是在后面的分章叙述了，却只有报纸、广播、电视的创办、现状与发展，并没有提到这个里程碑式的、革命性的变化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的影响和改变。这无疑是此书编写的又一个不足之处。
第七，此书仍然存在“重报刊，轻广电”的研究现象。我们应该看到时代的发展和进步，研究历史也要跟得上时代的步伐，掌握时代的脉搏。当今社会，各种媒介百花齐放，争奇斗艳，搞研究、讲历史，要从大处着眼，客观论证，不能因个人喜好而有所偏重。
近些年对新闻传播史方面的具体研究涉及面很广，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主要研究方向：首先，对党报、党刊的新闻事业史的相关研究比较丰富，既有近现代时期的研究成果，也有对当代史的关注和研究。其次，对于知名的办报理念、办报实践和报纸经营运作等方面的研究也很丰富。再次，对当代事实方面的“应时”研究特别多，视角也十分丰富，相对于理论研究，我国对于外国新闻史的实践研究却很薄弱。
以上是我在阅读、学习本书时的一点感受，也会存在言之不确之处。就像这本书存在的不足可能是因为成书年代的社会状况影响或者是因为个人对历史的看法、理解方式的不同，所以落实到文字上就会有所侧重一样。金无足赤，我们看待人和事物也不能要求他十全十美。所以对于《外国新闻传播史》我们应该肯定它的优点，同时注意它的不足，并在实践当中加以修正。
作者：齐小磊
第2篇：《外国新闻传播史》课程建设探索
一、引言
史论课程是专业教学和学习的基础。《外国新闻传播史》（以下简称《外》）是新闻传播专业的基础史论课程。随着《外》研究的逐步深入和传播媒介的多元化，该课程体系和内容日臻完善，形成了结构宏大、史料丰富的特征。从史论课程的学习主体来说，当代大学生基本是电视一代，更是互联网一代，全媒体传播的迅捷性、碎片化，促成了读图时代媒介受众浅表化、娱乐化的接受习惯。针对当前大学生的实际情况，如何让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在史论课程的浸润中，体验多彩的新闻传播发展历程，奠定坚实的业务基础和积淀深厚的专业素养，是我们进行该课程教学改革的目的所在。
二、框架理论下的教学内容建设
从目前种类繁多的教材来看，《外》基本形成了编年史、国别史、混合史的基本结构，不同的教材形成了不同的框架。社会学者戈夫曼认为，框架是人们或组织对事件的主观解释与思考结构。[1]《外》浩瀚庞杂的史料，纷繁交错的线索，异彩纷呈的传播观点，给学生学习形成了现实的困难，这就要求教师在课程结构和内容框架上要进行科学合理的设计。
首先，教师需要充分把握新闻传播历史发展的主干走向，采撷新闻传播历史走向的转折点。学者陈力丹认为，我们至少需要从两个角度考察新闻传播的历史，一是从传播技术发展（媒介形态）的角度，一是从新闻传播体制变化发展的角度。[2]即，从传播技术发展的角度，《外》的课程结构要能宏观地呈现媒介技术变迁的基本演变格局；从新闻传播体制变化发展的角度，《外》的课程内容要能生动地体现不同新闻体制的特征。
其次，满足学生对史论课程认知期待。媒介传播渠道的多元化，使学生可以非常便捷地进行认知实践，获得所需知识。学生对新闻传播史论的认知期待是另外一种视角的框架建构。主动了解学生的认知期待，联袂教师的课程框架，史论课程才能形成一个更为合理的结构。
三、全媒体时代的教学手段改革
全媒体时代需要新闻专业人才培养的全面改革。全媒体需要记者不但具有采写编评摄的基本专业技能，而且要求记者能够报道突发事件，及时出镜；能给网站、报纸写稿、能制作视频，能撰写博客；能进行深度报道，能进行纪录片的拍摄等。培养这种“全能记者”，是全媒体时代对新闻专业人才培养的现实需求。
与日臻喧闹的全媒体技术相比，史论课程则是一片门庭冷落、少人问津的景象。作为新闻传播专业的必修课程，对其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的变革和改进已是箭在弦上，为此，我们需要从如下几个方面改革教学手段。
1、注重叙事策略
大学生正在经历从形象思维到逻辑思维的转变过程，过多抽象晦涩的专业术语、冷僻艰深的学术探讨会令学生难以接受，尤其是对刚进入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来说，新闻史论是一个全新领域，众多的新闻传播事件、新闻传媒演进、新闻传媒人物等信息都使学生如坠雾里，叙事策略正是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课程改革的有益探索。
增强教师的授课叙事能力。香港城市大学的朱建华教授，在考证当下美国大学开设数字新闻专业和课程的四种路径后发现，这四种路径，按照两个维度来表述，一是以传统的新闻制作和新型的数据分析为主，二是以个案故事和数据展示为表现手段。[3]二者的核心都是“讲故事”。制作型，要求大学在教学中强调数字叙事、3D动画、互动游戏。个案故事，则要求用讲故事的方法利用数据来谈论枯燥专业的经济问题。美国新闻专业教学的改革路径传递出了鲜明的叙事观特征。针对全媒体时代，对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现实需求，我们的课堂教学亦不妨借鉴叙事理念。在浩淼宏大的新闻传播史中，俯首皆是丰富生动的传奇故事和历史细节，针对关键点、教学重难点等，从新闻事件、新闻人物到新闻传媒的创建与发展、新闻现象的风起云涌，甚至新闻理论的演绎变化，我们需要故事化地呈现课程内容，实现鲜活生动的历史复原，进而透过历史的面纱窥见和探索新闻传播事件背后的深层意义和价值所在。叙事可以使学生更为直观、形象地获取知识，进而逐步实现向逻辑思维的转化，获得良好的学习效果。
培养学生的叙事能力。课堂是教师和学生共同的传播空间，教学相长的实现依赖于教师传授、启发与学生质疑、探询的互动。教师要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能主动学习、积极学习。笔者在实践教学中尝试设置了“我说新闻史”的课堂活动，在学期初，提前布置课程内容的关键词，学生认领后提前准备，在相应的教学环节中，让学生来传播特定的新闻事件、人物或现象等。从实践教学来看，学生借助讲故事的传播方式，更能轻松高质量地完成教学作业，达成良好的学习效果。
2、进行必要的课堂讨论
课堂讨论的方式可以尝试多种形式。杨保军教授认为教学有三个基本目的：知识论目的是系统的知识传授；方法论目的是科学的思维训练；价值论目的是高尚的精神培养。[4]史论课程是从知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的综合角度夯筑着新闻传播大厦的专业基础。课堂讨论是集知识传授、思维训练、精神培养为一体的综合实践。
关于讨论的设计。课堂讨论要集中在容易引发分歧的知识点上。例如对黄色新闻的讨论，学生能够借助历史背景，在启发引导中，展开对现实社会新闻现象的思考，做到学以致用。讨论也可以专题形式进行。如讨论不同新闻传播体制，通过分组讨论，或自由讨论，在启发和探讨中培养学生积极思考，辩证思维的能力。
3、有效利用多媒体资源
全媒体时代，丰富的多媒体资源已经成为现代教学的好帮手，我们应有效地加以利用。
充分应用图片资料。利用多媒体教学的便利和网络搜索引擎，使形象生动的历史图片服务于静止不动的文字表述。在谷歌、维基、百度等搜索引擎中有着丰富的历史人物图片、技术发明图片，通过现实生动的图片资料，可以为学生学习历史知识营造立体逼真的认知环境。
恰当利用视频、音频资料。随着多媒体制作技术的提升，记忆中曾经静止的图景已成为鲜活的形象。如象形文字传播阶段，可以借助好莱坞影片《埃及王子》展开讲述。在电影《埃及王子》中，宏伟巨大的宫殿墙壁和参天壮硕的立柱上，埃及象形文字形象生动地记录和传播了希伯来人遭受埃及人残酷屠杀的历史事实。广播电视出现阶段，视频资料更为丰富。如奥森·威尔斯导演的广播剧《火星人入侵》，罗斯福总统的“炉边谈话”，爱德华·莫罗先生的报道ThisisLondon，著名广播节目ListenitNow等。
利用纪录片电影丰富教学实践。外国新闻传播史的重大新闻事件、传媒人士、新闻现象在当代社会都有电影作品。如让《华盛顿邮报》跻身纽约一流大报的“水门事件”报道，就有AllthePresident39;sMen；以黄色新闻的鼻祖赫斯特为原型的CitizenKane；以爱德华莫罗为原型的GoodLuck，GoodNight；大力鞭挞报界沉迷于煽情、血腥、暴力报道的电影Chicago等。这些纪录片电影以其平实朴素的叙事方式建构了新闻传播史中色彩斑斓的历史景观，契合了互联网一代的大学生媒介接触习惯。
4、提升作业布置和完成的价值空间
完成作业是检查学生学习效果的重要途径之一。在教学改革中，我们不能忽略完成作业的环节。
提前布置，提前准备。在学期初，教师可以将作业内容、要求发给学生，让学生提前准备。大学生活的丰富和考试复习的集中，使得学生形成了“平时闲散，考试忙碌”的学习生活方式。在此背景下，合理规划和设计专业课作业，可以促成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有序渐进的学习，进而形成思考、分析、判断的习惯。
独立完成与协作完成的有机结合。大学生活是社会生活的前奏，社会工作中，很多工作的完成需要合作和共同努力，所以在平时的作业布置中，完全可以让学生尝试并锻炼合作意识，培养起团结精神。当然，在合作的作业成果中，要注明每个人所做的部分，也使个人贡献得到肯定。例如，在笔者教学课堂“我说新闻史”的教学环节中，曾经出现广播电视专业学生们利用专业特长，合作了一部历史穿帮剧，在同学们惟妙惟肖的表演中，同学们了解了新闻事件的主要人物、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在热情高涨的关注中，讲述者进行了严肃的意义阐述，达到了很好的传播效果。
多样化的作业方式。可以提交不同的作业形式，如书面、口头表述、视频制作等，让学生有效利用专业技能，使作业成为教学的重要环节。在实践教学中，学生观看了纪录片电影《水门事件》后，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知识基础进行了多角度的讨论、欣赏。学生制作了《媒介围观与戴妃去世》的视频作业，结合新闻媒体资料，通过剪辑、编排，辅以解说，展开了新闻自由与公众人物隐私的讨论，在课堂上掀起了讨论的热潮，获得了史论课程的教学夙愿。
四、结语
清华大学李彬教授在最新的《全球新闻传播史》中提到，历史是对人类精神、生命和社会活动的感性体察和理性审视，是最为宏伟、最深奥、最有趣的学科。不参透传播衍变的奥秘，就难以把握人类历史的脉搏；不缕清这张无形网络的经纬，就无法揭示它所维系的社会。[5]《外》的教学探索，在内容框架上要与时俱进，主动体现新闻传播教学的新动态和前沿研究成果，彰显史论课程的引领价值；在教学方法上，要根据现实生源语境，进行合理科学的教学方法设计，以获得理想的教学效果。
作者：脱慧洁
第3篇：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国家对外传播责任
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中，关于国家对外传播的研究是一个重大课题。
对于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内涵，尽管没有清晰的界定，但它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紧密的关联性并不会受到怀疑。少数民族事务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日渐凸显，不仅是文化发展必然，更是国家形象传播的现实需要。特别是在国家对外传播中，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宗教信仰、民族文化、历史演进、民族融合等等问题，客观上成为国际社会评价中国的标尺、勾勒中国形象的素材，这就使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承担着国家对外传播的历史责任。
一、西藏：少数民族对外传播的一种样本
西藏无疑是中国国家对外传播中最敏感的、最具影响力的题材。特别是2008年“3·14”事件发生后，这种关注度就急剧上升，并呈蔓延之势。它几乎成为解开国家对外传播难题的一把钥匙和阿里巴巴神秘大门，具有最普遍的少数民族对外传播意义。西藏对外传播具有不可替代的普遍性，是中国国家对外传播的主要支撑点。
第一，所谓的西藏历史地位问题。这是英国等西方国家殖民政策的畸形产儿，也是西方国家和达赖集团最为“钟爱”的涉藏命题；
第二，宗教问题。藏传佛教在西藏具有普遍影响力，它实际已经被西方政治化；
第三，藏民族文化问题。它的独特性和国际关注度，使西方世界一直试图要完全保持它“化石”般的原生态；
第四，民族政策问题。西方总是试图要以高度自治取代中国现行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第五，达赖的国际形象问题。达赖毫无疑问已经被自己和西方社会成功塑造成所谓民主、和平、智慧、亲善的象征，一个与中国政府对峙的强有力的英雄形象；
第六，对西藏极其有限的了解。即使在中国国内西藏以外的地方，人们对西藏的了解也很有限，多止于传说，不乏曲解，而在国际社会，这种有限性更加严重；
第七，发生在西藏的重大社会事件，放大了西藏对外传播的蝴蝶效应。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西藏骚乱，特别是2008年的西藏“3·14”事件的爆发，凸显了所谓“西藏问题”的影响力，加大了西藏在国家对外传播中的份量。少数民族事务在国家对外传播中的主要特征，差不多都在西藏的对外传播中都有体现。
这也成为笔者及西藏民族学院学术研究的重点领域。2010年，由笔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西藏地方对外传播策略和方式研究》获得立项，它的主要方向就是思考少数民族地方媒体在国家对外传播中的责任。2012年，西藏自治区“西藏文化传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在西藏民族学院成立，其中就设立“西藏对外传播发展研究平台”，这个平台就设在新闻传播学院，并于2013年6月举办了“首届西藏对外传播高端论坛”。多学科、多领域的著名学者出席论坛，包括著名学者郑保卫、杨圣敏、黄旦、周炜、王小彬、毕研韬、刘琛，以及涉藏机构、媒体的候云灏、马胜荣、张小平、王长鱼、贾春明等。西藏民族学院有志于建设“西藏对外传播研究中心”。
研究的初步进展表明，西藏对外传播态势严峻，面临重大挑战，但对国家对外传播的开拓具有样本意义。
二、少数民族对外传播的困局，关键在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实力制约
在审视中国少数民族对外传播时，人们更多考虑的是传播理念和方式对西方的主动适应，但对中西意识形态差异造成的误读和对峙带来的破坏性认识严重不足。国际社会缺乏对中国的基本认同，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在中国少数民族对外传播中，“闻鸡起舞”已是普遍现象。这种随着国际社会议程设置被动应对的对外传播节奏，显示中国的少数民族对外传播态势极其被动。更为耐人寻味的是，在“矫正”中国对外传播落后的方案中，主流的意见就是顺应西方传播的理念和方式，依然是在“闻鸡起舞”。
中国对外传播在国际社会的被动状态，受制于各种因素。但最为关键的并不是技术因素，而是意识形态的对立。西方的文化中心主义、优越感，以及对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怀疑、排斥、敌对心理，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和失落感，在很大程度上就把中国置于与自己对立的地位。意识形态的对立令西方主流社会对中国官方机构和媒体缺乏基本的信任，在这种拒绝心态下，很难相信中国传媒的传播方式的变化甚至西方化会赢得西方国家的“芳心”，接受中国的传播，进而接受中国。即使你说的是事实，它也不会接受，或者做出符合自己国家价值观的解读。一旦受偏见支配，任何关于中国的真相、真理、公正、客观都很难进入西方人的大脑。事实还证明，在中国发生重大社会震荡的特殊时刻（如“3·14”与“7·5”事件），西方媒体不仅不接受中国媒体的传播，而且还会自己行动起来，利用收集到的只言片语和过去时画面，竟然进行即使在中国也早已过时的“主题先行”式虚构创作。在意识形态严重对立的语境下，很难想象传播方式国际化带来的适应性，能够在国际上整体改变中国对外传播的被动状况和战略平衡。这就是中国对外传播的基本国际现实。
这种分析只是要说明，中国少数民族对外传播的困境，根本原因并不在传播手段和方式非国际化，而在于中西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巨大差异和对立，在于国家实力的严重失衡。文化的交融和意识形态的兼容才是解决中国对外传播困局的根本出路。即使是追求对外传播手段的革新和国际化，也一定要坚持意识形态和文化互相接受的前提。
三、少数民族对外传播的责任
文化的交融和意识形态的兼容毫无疑问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在现阶段，少数民族对外传播至少应该在如下方面有所作为：
第一，少数民族对外传播的根本目标是国家认同。不同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组成部分，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分支。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也是国家的基本国策。但是，中华民族的同一性是传播民族文化的基本前提。中国国家主权不可分割。各民族都是中国公民，各民族在悠久的交流中共同缔造了中国。无限夸大某一民族的绝对特殊性，甚至将它与中华民族大家庭分隔、对立起来，只会消解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凝聚力。对外传播的最高目标不是仅仅传播一种民族文化，而是要传播整体的中华民族文化，从而构建中国形象，实现国家认同。
第二，文化交流是少数民族对外传播的基本途径。在中西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异甚至对立中，文化无疑是最具有“共识”的纽带。文化的差异性，往往又形成了对他文化的吸引力。文化又会被确立为国家实力和国家形象的符号。在少数民族对外传播中，作为中华文化组成部分的少数民族文化，最适合于扮演国家使者的角色。宗教文化是少数民族对外传播中的焦点之一，特别是藏传佛教具有广泛吸引力，自然就被国际社会看成是中国国家对待少数民族文化的关键尺度，是文化对外传播的焦点。关于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及其实现程度，无疑是宗教文化对外传播的核心。大众媒介应将文化的传播作为对外传播的主要责任，推动国际社会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和接受中，理解中国，接受中国。
第三，少数民族地方媒介是对外传播的基本平台。对外传播是国家责任，但也不能推卸地方的义务。“国家责任”往往会成为地方特别是地方媒体“回避”对外传播责任的借口。笔者就此提出一些意见②：1.西藏对外传播的源头：提供国家传播最基本的元素；2.国家传播前沿：观察哨——敏感的神经；3.西藏地方传媒：国家对外传播的基础平台；4.西藏地方传媒：西藏对外传播的主体。
第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媒介具有特殊的对外传播功能。这就是要试图探讨少数民族地方媒体在对外传播中的定位和功能。笔者觉得基本适用于对各少数民族地区新闻媒介对外传播定位的把握。同时，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媒介不仅体现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保障，也是少数民族对外传播的特殊平台。它存在的本身就显示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尊重和发展，也能够获得国外少数民族受众的认同感，具备对外传播的天然优势。
第五，民间传播具有官方传播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意识形态对立、缺乏基本信任的国际传播环境中，民间传播的渠道和方式将会产生直接效果。民间的交流是传播的主要方式。这种脱离了官方色彩的传播，以渠道的多样性、传授双方和价值观的接近性，会加快中外互信和沟通，使国际社会对中国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熟悉程度大大增加。在新媒体影响力日甚的信息时代，民间传播凭借手机短信、微博、微信、QQ、评论平台等传播能量和时效强悍的新媒体，开放、自由地传播海量信息，使人们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认识趋于全面和真实。新媒体与民间的融合，正在成为少数民族对外传播的巨大增长点。在官方主流媒体地位面前，民间对外传播“弥漫式”的效能绝不能被忽视。
第六，用故事和人物对外传播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敏感性常常会被放大，因此直白、单面、概念化、规范化的宣传模式一直被沿用。这种保险系数高的宣传模式不仅不被国外接受，就是国内受众也接受不了，传播效果低下。少数民族对外传播必须改变传播方式，学习和接受国际传播理念。最重要的就是要从宣传模式中解放出来，确立信息传播理念，把对政治立场的坚持、观念的传播与事实融合，用事实说话。故事传播的最大好处，就是引起受众对事实的兴趣。记住事实，从而记住事实之中的意见。人物传播的效应往往呈现立体化。达赖集团和西方社会塑造了一个人神融合的精神偶像——十四世达赖，在他的身上附加了西藏旧势力、藏独势力和西方观念主要预期，成为西方反华传播的“杀手锏”。③排除意识形态因素，我们还未能推出与之相匹敌的象征性对外传播人物“偶像”，但也可以学学美国记者斯特朗那样的写法。④她在《百万农奴站起来》一书中记述1959年的西藏民主改革时采用的一个卓有效果的手法，就是记录了几个西藏当时的历史人物（包括农奴），其人物形象生动的程度绝不亚于文学作品。人们记住了他们，由此也记住了西藏这段历史，记住了少数民族社会发生的历史变革，为中国形象大大加分。
四、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对内与对内的区别和一致性
在我们阐述少数民族对外传播问题时，“内”、“外”范畴的区别和确定理所当然。中国与外国的巨大区别，包括历史、文化、政治制度、生活习俗、宗教、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差异，在传播方式和受众中自然有别，绝不可能照搬外国模式，邯郸学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内外当然有别。在不同的语境中，内外的概念还将发生变化。一般而言，对外传播之“外”，主要是指国外，但实际上也还包含“区域之外”。例如，中国的很多地方对西藏的了解，依然止于传说和过去的记忆，有些对西藏现状的询问很可笑。这就说明，即使是中国人，对中国的自己的少数民族地方的了解也很有限，需要全面真实地传播。少数民族对外传播理应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作为自己传播的受众，促进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间的交流。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最容易忽略对外传播中“外”的具体指向。仅仅是“外国”的说法实际相当笼统：他们到底是哪些外国人或组织呢？有研究“达赖集团”的西方网络宣传策略的学者就分析到，达赖集团希望拉拢和说服的对象，主要分成10个项目：众议员、参议员；工会；当地国际特赦组织；教会领袖；地方报纸；热线广播及其他广播节目；环保组织；成立地区联网组织；鼓励他人加入；对任何表示出兴趣的人，而最为重视的是具有立法权的议员⑤。可见他们对社会舆论的关注显然超过对官方的重视。他们深谙西方社会制度的构架，因此采用极富针对性的才略，并收到出色的效果。中国少数民族对外传播的具体指向应该包括哪些呢？达赖集团的传播重点就是我们的传播重点吗？值得认真分析。
少数民族对内、对外传播的区别，并不与少数民族内外传播的一致性相抵触。不论是国内传播还是国际传播，由宣传模式向信息传播模式的转变是必然趋势。强调思想和观念灌输的宣传模式，在相对封闭、落后的社会形态和受众解读信息的能力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具有合理性。在重大、特殊社会动荡的非常时期，为了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促进社会迅速回归秩序，宣传的方式也相对符合社会和民众期望。但是，只有信息传播模式才根本符合信息社会的潮流。它所倡导的理念，应该是全面客观传播，重视事实和细节，事实与意见分离，特别是传播多种意见，不绝对化、单极化。在少数民族传播中，更重要的是不要简单图解民族政策，不仅仅纵向比较，还要敢于横向比较，直面少数民族发展中的问题和挑战。在告诉世界国家对少数民族扶植政策的优越性的同时，也保护少数民族的自尊心。要改变当前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中空洞说教、千篇一律的弊端，让传播回到现实、回到民间、回到生活之中。应当用对外传播中的改革勇气和理念，改革区域内传播和国内传播，最终使内外传播实现一致。先进的传播理念和方式并不是对外传播的专利。
五、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教育和研究的历史使命
1.利用民族院校在民族学方面的学科优势，培养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人才。西藏民族学院已经承担西藏对外传播人才培养任务，由民族研究院和新闻传播学院联合实施。
2.把少数民族对外传播作为学术研究的重点课题，长期跟踪，破解难题，逐渐把民族院校建成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基地。
3.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中的国际传播“对手”及其传播策略。就西藏对外传播而言，达赖集团的国际传播无疑是“成功”的案例。在对他们传播方式的研习中，可以发现国际传播的基本模型和我们传播的缺陷。
4.扩大与国际传播教育机构、传媒和团体的交流。少数民族对外传播如果不了解自己的传播对象，就很难获得恰当的传播策略和方式。而少数民族对外传播的研究如果不了解国际传播环境，也可能会是自说自话，难以提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作者：周德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