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红楼梦》对儒家思想的继承与批判
著名的红学家周汝昌先生曾经说过：“红楼梦是一部文化小说，‘红学’向前推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探索《红楼梦》的文化内涵。”当今“红学”，也是《红楼梦》所蕴含的广博深厚中华民族文化内涵的一种显相。其中儒、释、道思想在《红楼梦》中都有无处不在的反映，纵观作品，我们会发现，作者对儒家思想有着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有对儒家思想的赞同与肯定，也有对儒家思想的批判和反思。
一、对儒家思想中积极合理因素的肯定
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儒家思想讲求人格的基础是修身，重视对个体人格塑造与培养，对什么才是高尚的人，什么样的品格是君子所为，也做了限定。儒家还提倡“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重视个体对社会责任感的培养，个体要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兼顾家庭和国家。其次，儒家思想所倡導的亲亲原则，以及孝道思想对维护家庭和社会的稳定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
（一）对孝道思想的肯定
《尔雅》下对“孝”的定义是“善事父母为孝”，因而“孝”是子女对父母的一种言行和美德，是家庭中晚辈在处理与长辈的关系时应具有的道德品质。孝道在《红楼梦》中有十分突出的体现，也是在这样一个充满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大家族中最让人感到温暖的一种美好品质。上至贾政、王夫人，下至宝玉、宝钗、王熙凤，甚至袭人这些丫鬟都谨遵孝道。贾母也是因为孝道思想的存在，得以在贾府享尽尊荣，贾府上下都对他尊敬有加。作者笔下的王熙凤，狠毒泼辣，私自弄权，害死张华，逼死尤二姐，甚至连他的丈夫贾琏得罪了她，她也不放过。但，她对长辈却是竭尽孝心的，她对贾母可谓是和颜悦色，体贴备至，贾母病了，她熬了上好的野鸡崽子汤给贾母喝。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奉行悦亲之道，变着法的讨贾母开心，贾母总是因她在场而眉开眼笑，她是真正为贾母考虑的人，当贾赦看上了贾母身边的丫鬟鸳鸯时，便让邢夫人去向贾母要鸳鸯，贾母疼爱王熙凤，邢夫人便让王熙凤去向贾母说明情况，但王熙凤婉拒了，而且对邢夫人说明了鸳鸯对贾母的重要性，她是站在贾母的角度替贾母考虑的，无奈邢夫人却恼了脸，贾赦、邢夫人作为贾母的亲儿子、儿媳，却为了自己无耻的淫欲置母亲于不顾，由此可见王熙凤对贾母的真诚孝心。有人认为王熙凤对贾母不是真正的孝顺，而是为了巴结贾母由此巩固自己在贾府中的管家的地位，以王熙凤的强势，她多少会有此私心，但她对贾母的始终如一，为贾母思虑周全胜过亲儿子、儿媳，难道还不能说明他对贾母的真诚孝心么？作者笔下一个有狠毒之心的人尚且谨遵孝道，可见作者对孝道的重视。
贾宝玉也是贾府中的孝子，他把贾母、贾政、王夫人放在心中十分重要的位置，他对林妹妹表白心意时说：“除了老太太、老爷、太太，第四个就是妹妹了……”，连自己最喜欢的林妹妹也排在长辈之后，可见他对孝道的重视。对疼爱她的贾母和王夫人他十分孝顺，尽量不惹他们生气，他有了好东西也总是先想到贾母。有一次宝玉发现园中的桂花开了，不敢独享桂花的馥郁芳香，于是精心挑选了几枝，分别插入瓶缝后，亲自给贾母和王夫人送去，这一发自内心的举动，足见他对贾母和王夫人的孝心。贾宝玉对王夫人的孝心体现在与王夫人相关的两件事情上，贾宝玉与金钏开玩笑没有把握好分寸，使金钏遭到王夫人的斥责，赶了出去，金钏不堪受辱，跳井而死；晴雯也因长得太过漂亮，又和宝玉走得亲近，被别人告状，也被王夫人赶出了院子，抑郁而死。对于母亲的这两种行为，贾宝玉心中是对王夫人十分不满的，在怡红院他在自己的房间也抱怨过对此事心中的不满，这两件事情对多愁伤感的贾宝玉打击也非常大，但他在王夫人面前没有一句不敬之语，这虽然表现了他软弱无能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不也表现了他对王夫人的尊敬与孝心么，与父母顶嘴在当时是逆子行为。贾宝玉对非常不喜欢他的贾政也是十分的尊敬，其孝出于天性，他在经过父亲的书房时，周瑞告诉她老爷好长时间不在，门都是锁着的，不必下马，但他坚持下马，这一细节，不也是贾宝玉孝心的体现么？
另一方面，作者也从反面展现了他对孝道的重视与认同。作者还描写了贾赦、贾珍、贾琏、贾蓉这些整日寻欢作乐，不务正业、败坏祖风的不孝子孙。贾珍作为贾敬的嫡长子，贾蓉作为嫡长孙，是宁国府的形象代表和宁国府的希望之所在，但他们连最基本的报父母之恩的孝都做不到，在贾敬升天时，贾珍、贾蓉竟没有哀痛之心和居丧之意，贾珍在居丧之间竟带头聚众赌博，饮酒作乐。父子、叔侄与尤二姐、尤三姐乱伦，置自己的亲生父亲于不顾，置居丧之礼节不顾。只为满足自己的淫欲。作者对这些不孝子孙的着力描写，也从侧面表现了作者对不守孝道之人的讽刺以及对孝道的肯定。
（二）对儒家思想中君子人格的肯定
《礼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儒家十分重视对个人人格的培养和德行的提升，在此基础上又倡导个体对社会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但核心还是修身，其言其行都应该符合君子行为，“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儒家思想中对君子的言行品德十分重视，在这些《红楼梦》中也多有体现，作者对君子的美好品质是肯定和赞同的。
首先是对重义轻利的思想的肯定与认同，《论语》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重为人之道义，而看轻一己之私利。《红楼梦》中作者所塑造的甄士隐就具有重义轻利的君子品格，他家中无甚富贵，但对落魄而借居在葫芦庙的贾雨村时常伸出援助之手，每次贾雨村去他家做客，便留他吃饭，好酒好菜的招待他，他看出了贾雨村的抱负，便（下转第页）（上接第页）主动提出为他准备进京赶考的盘缠。甄士隐重视的是朋友之间的道义，而对他所付出的钱财并不看重，作者称他为“真士”，可见作者对他品格的赞赏。
其次，是对君子的德行合乎正道的认同，“君子不虚行，行必有正”，儒家要求君子的行为必须合乎正道，讲真实的语言，起正直的念头，要说正直的话，做正直的事，修正直的言行。作者塑造的人物形象中，贾政便是这样一位坦坦荡荡、作风正派的人。在第二回中冷子兴评价他“自幼酷爱读书，为人端方正直”，又“为人谦恭厚道，大有祖父遗风，非膏梁轻簿士宦之流”。第二十二回中猜灯谜时，他制作的谜面是“身自端方，体自坚硬，虽不能言，有求必应”，这也从侧面刻画了一位一身正气、作风正派、胸怀坦荡的君子形象。他做事遵循儒家礼法，合乎正道。第八十六回中，薛蟠因杀人获罪，王夫人便央求贾政想办法救他出来，但贾政为官清廉，他深知徇私枉法背离礼法，所以，他没有去贿赂官府，只是差人请求官府善待薛蟠而已，可见其作风为人的正派。他不像贾赦、贾珍、贾琏、贾荣他们整天不务正业、只知吃喝嫖赌、饮酒作乐、仗着贾府的权势为非作歹，这些龌龊的行为在贾政身上是一件也找不到的。贾政虽然有点过于保守，且有点呆板、迂腐、庸碌无为，但他为人处世的君子风范是抹杀不掉的。
二、对功名思想的厌弃
儒家十分重视对个体人格的培养和德性的提升，在此基础上对个体提出更高的要求，即齐家治国，并最终成为一名有远大政治抱负和社會担当的人，起点和基础是修身即具备良好的品德，落脚点则是治国平天下。但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儒家强调社会担当意识却逐渐被贪求仕途、追求功名的人士歪曲利用，成为人们追名逐利的借口，悖离了儒家提倡的建功立业的思想。作者通过贾雨村这一人物形象表达了对一味追求功名、没有社会担当的士子的厌恶。
作者的这一思想是通过贾雨村一次一次肮脏的丑行表现出来的，从他一出场，他就是一个只知道追逐功名的人，以至于得到甄士隐馈赠的盘缠来不及向恩人告别就一走了之，他考取功名后，也不是怀着上为国君、下为黎民的情怀，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功名不惜做一些忘恩负义，伤天害理的事情，他在职期间，处理一案件时，发现被拐卖的人竟是昔日恩人的独女，在情谊与功名之间，他选择了功名，不为了大家族，讨好他们，眼睁睁的看着自己恩人的女儿被继续拐骗，他还为了高升，巴结贾赦、贾政，在他得知贾赦喜欢收藏旧扇时，便徇私枉法，冤枉石呆子，抢走他的扇子并把他送进监狱。贾府在他的眼里只是追逐名利的工具，以致后来贾府失势时，他见贾府再无利用价值，又怕连累到自己，便狠狠的告了贾府一状，致使贾府被抄。
贾雨村负甄家迎贾家，后来负贾家迎皇家，都是出于保全自己功名的目的，作者对于这种一味追逐名利、置国家与人民不顾的人，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与批判，总之，作者的这一思想在书中深有体现。
儒家思想自西汉以来，就成了备受推崇的正统思想，甚至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核心，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有积极的一面，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家思想中的一些内容也有被歪曲和异化的，曹雪芹发现了这一现象，并在书中有所体现，实在难能可贵，对中国儒家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保留了民族文化的精华，又警醒了我们儒家思想中一些不合理的部分。
作者：葛晓洁
第2篇：儒家思想对中国消费者消费心理的影响
一、引言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表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从需求管理转变为供给管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政策转变，这并不意味着消费者的需求不再重要，也不意味着不再需要出口投资消费三大马车的牵引，相反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张的是利用供给促进需求，所以对于中国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消费心理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关于儒家思想文化，在伦理道德方面为大家所知晓，经过几千年的沉淀，仍然在中国人的潜意识中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即使是现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类的精神、伦理、政治生活依旧在儒家传统的精神感化之下。然而，儒家经典中关于经济伦理中的重大作用却没有被挖掘出来，儒家文化虽看不见，却无处不在，在人们的脑海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国内外关于儒家文化对于中国经济伦理作用有所研究。
二、儒家思想文化在经济消费领域的研究综述
消费者心理学的研究发现，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受到两种不同需要的影响，一是消费者自身可以意识到的机制缺失，另一种是消费者自身没有意识到的、潜意识的作用。而所谓的潜意识来自于儒家传统思想的积淀、消费者已经树立牢固的价值观，从而反映了消费者的世界观、价值观、消费观、生活的方式和地位（席佳蓓、王新新，2009）。
早在上个世纪初，康有为的弟子、精通中西经济学、哥伦比亚大学博士陈焕章先生，就已经出版了用英文撰写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TheEconomicPrinciplesofConfuciusandHisSchool》，其中文版《孔门理财学》为后人所译。在此书中，陈焕章先生从西方经济学的角度阐释了儒家经济伦理。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是“消费”，陈焕章先生认为，儒家学派的礼的存在，既是为了满足人类的欲望，也是为了克制人的欲望。孔子的中庸之道，批评了管仲的过分奢侈，晏子的过分节俭，不过如果在节俭和奢侈中做出选择，孔子认为与其奢侈，不如节俭（陈焕章）。这就不难理解，在当今中国，即使政府做出了扩大内需的各种措施，仍然改变不了高储蓄低消费的现象。
在对待储蓄和消费的问题上，儒家思想系统表现的非常内敛，甚至有禁欲的倾向（傅佩荣，1994），具体来说，儒家思想体系中“崇俭黜奢”的消费理念是根深蒂固的。勤俭持家受到推崇受到表扬，奢侈浪费则受到批评，如“挥金如土”“不孝败家子”都是以贬义词的形象出现的。
关于儒家思想与高储蓄低消费之谜，暨南大学叶德珠教授从行为经济学的视角给出了详细的解释。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西方世界对西方过度消费的文化产生了质疑，向亚洲消费价值观的回归的呼声越来越高（叶德珠，2011）。
儒家文化在消费者思维模式上有很大的影响，张鸿翼（1989）认为，儒家用来指导和约束人们的消费行为的基本道德规范是用财有制、节之有礼，黜奢崇俭，只有在消费上节奢欲、俭饮食、安分守己，才能过上安静祥和的生活，即“祸生于欲得，福生于自禁”①。
对于儒家文化对于现代化的作用，众学者提出各种各样的观点，有对儒家文化的现代化作用表示质疑，认为回归传统文化是历史的后退，现代化的发展需要的是法律的约束，而不能仅仅依靠道德的规范，儒家文化不能应对现代化的挑战（彭卫，2008）。也有支持者认为，儒家文化有其内在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它的内在精神——改革与创新，开放与融合，历经几千年而不衰，使得儒家思想现代化具有内在必然性（戴圣鹏，2011）。
三、儒家思想对消费者消费心理的影响
（一）黜奢崇俭
在先秦的儒家消费思想中，讲述最多的，最强调也是最核心的就是奢俭问题。“奢俭之辩”作为儒家消费思想的核心价值观，对后世消费经济产生了巨大的深远的影响。儒家诸子在奢俭问题上的描述虽然都有差异，不过都是支持节俭的。孔子认为，治国必须“节用而爱人”②，孔子的弟子子贡也表示，“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①。孔子主张有度的节俭，同时也是反对奢侈浪费的。那么，奢侈的标准是如何界定的呢？孔子认为，“称家之有无”，“有，毋过礼”②，所以说，奢侈的标准就是“礼”。孟子作为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弟子，也继承了孔子的节俭的思想，富民的措施就是致力于生产，并节约开支成本，也就是现代所说的开源节流。“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则财用不乏！”③，所以孟子认为：“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④与孔子有所不同的是，孟子反对摆阔气性的消费，认为有涵养的人要随遇而安。他说：“舜之饭棋茹草也，若将终身焉，及其为天子也，被诊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孟子·尽心下》）
（二）等级消费
在政治上，孔子是主张等级政治的。同样，在消费层次上，孔子也主张等级消费。所谓的“克己复礼”，所有阶层都要按照“礼”的标准消费，什么样的阶级就有什么样的消费水平，越级消费是不被世俗认可的，是不可取的。这也很好的解释了在当今时代暴发户为什么不受人们待见，即使拥有很多财富，出手阔绰大方，也得不到人们的尊重和认可，只是让人感觉附庸风雅而已。而与此相反的是，贵族阶级似乎拥有与生俱来的高贵品质，就应该享受世间繁华，他们的生活也是被普通民众所向往和崇拜的。在古代封建贵族阶级也有为了展示自己的财富而阔绰的炫耀，对此孟子是不支持的，孟子认为，真正的君子就应该随遇而安，也就是“宝珠玉者，殃必及身”⑤。不过，儒家按照等级消费的思想也不是绝对的。比如有人问孔子，管仲就很节俭，那么他懂礼吗？孔子回答道“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儉？”“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站，管氏亦有反站，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⑥。孔子虽然对管仲不满意，但是管子公正的作风和他的“政绩”，让孔子原谅了他的越级消费。从此之后，“政绩”作为消费的依据被后来的朝代继承，一直沿用到现在。
（三）礼仪消费
“克己复礼”不仅体现出等级消费，还体现出了礼仪消费。礼仪性消费是古代消费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孔子认为，只要符合礼的标准，即使浪费也在所不惜。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曾经做过祭祀、司仪、丧葬、喜庆等礼教性消费，所以很重视礼仪性消费。在现代社会，也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即对丧葬、喜庆等形式上的非常重视，尤其是丧葬，即使一个人活得时候受尽艰辛，但是离开人世的时候也要风光，即使那个人已经死去了没有任何意识。孔子这样称赞禹，“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献，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恤，禹，吾无间然矣。”⑦。孔子特别赞赏为了祭祀而牺牲的人们。孔子的这种消费意识实际上是建立在其“礼义”观念基础上的。荀子进一步规范礼仪性消费，“既葬，君若父之友，食之，则食矣，不辟梁肉，在酒醛，则辞。寝不逾庙，宴衣不逾服，礼也。”⑧等等。这种礼教性消费的繁文缚节、神秘且严格，严重束缚了人们的观念及消费行为。而且礼教上的铺张浪费与黝奢祟俭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礼义”成了是否消費最根本的标准，“礼义”在儒家思想中处于核心地位。
四、结语
儒家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使得今日的我们仍然受益匪浅。儒家思想文化使得亚洲儒家圈的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礼仪制度、文化艺术、科技教育丰富多彩起来，一代代的影响着人们，历经千年而不衰。不得不承认，中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以及日本、韩国对于儒学的继承与重视程度远远高于中国大陆。极少数韩国人甚至以儒学的母国自居。中国大陆对于传统文化的重视相对来说是不够的。儒家文化涉及道德、伦理、经济、政治、文化等等诸多方面。当然，儒家文化在孔孟之后，一直在被继承和发展着。
本文从消费者思维方式的一个角度，探讨儒家思想文化对于当今社会中国人消费者心理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包括黜奢崇俭、等级消费和礼仪消费三大方面。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既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也需要拉动内需，合理利用中国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做出正确的引导。并提出应该批判的继承涵濡了中国人几千年的儒家文化。如何让儒家文化适应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并对解决中国现代社会的问题发挥积极的作用，是我们需要不断学习和领悟的。
作者：高笑妍
第3篇：儒家思想对晋商兴衰的影响
晋商，最早是明清时期山西商人的简称，是我国重要的商帮之一，因为其资金雄厚，运营品种繁多，流动区域宽广，活动时间久长而在很长时间内居于各商帮之首。纵观晋商数百年来的发展，它的兴盛与衰落与它的地理、政治、文化、心理等都有密切的联系。在晋商的兴衰过程中，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始终是儒家思想。正是儒家思想促使晋商形成了以义生利的价值观念、以和为贵的经营理念、勇于进取的开拓精神，这些积极影响奠定了晋商的辉煌根基。同时，也正是由于儒家思想对晋商运营带来的重情而轻利、重传统而轻改造、重政治而轻经济效益等的消极影响，最终为晋商败落埋下了伏笔。
晋商最早是指在明清时期从事手工业、商业和金融的山西商人的总称。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晋商在中国商界的活动跨越了五个世纪，创造了在海外开展对外贸活动的辉煌，在中国商业发展史上绽放出璀璨的光芒。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曾骄傲地说：“鄙人在海内外十余年……独至有此历史、有基础又能继续发达的山西商业，鄙人常以自夸于世界人之前。”明清时期，晋商在中国商界取得辉煌成绩的原因，归根到底，起到重要影响的是传统的中国儒家思想。
自20世纪以来，学术界对儒家思想和晋商的钻研取得了丰厚的成绩，有代表的如吕金记的《论儒家思想在企业文化构建中的现代价值》，崔秀芬、付金凤的《儒家管理思想及其现代价值》，张正明先生的《晋商兴衰史》等都在儒家思想和晋商方面进行了丰硕、详实的研讨。
虽然学术界对儒家思想和晋商研究比较多，但是直接论述儒家思想对晋商影响的成果较少。因此，本文拟从文化的角度，以晋商为鉴，剖析儒家思想对晋商的影响，全面分析儒家思想对晋商兴衰的影响，以期对这一问题做出客观而全面的评价。
一、儒家思想与晋商概述
（一）儒家思想概述及其历史影响
1.儒家思想的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学术界都认为，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春秋末期，孔子主张“仁”，创立了儒家学派。到了战国时期，孟子、荀子对儒家思想发展、完善，使其更能顺应社会发展的需求，战国末期儒学成为诸子百家中的大宗。到了汉代，董仲舒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采用了其主张，使儒家文化取得了正统位置。再后来，儒家思想继续吸收其他学派的精华，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引领了中国文化长达几千年。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儒学随着封建社会的破产逐渐没落。
儒家思想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一直统领着学术界，其核心思想是“仁”，认为人必需“仁义礼智”四端，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精神、道德等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2.儒家经济思想的基本内容
儒学中有非常丰厚的经济思想，这些思想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各个方面都有关联。
就生产方面，儒家提出要仁者爱人，恪守礼。
在事关分配问题方面，儒家思想家主张重义而轻利，儒家经济伦理的基本内容是义利观。孟子曾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至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
在交换上，儒家的观点是，人与人的来往是经济交往的实质，而并非物与物的交换。儒家提出诚信价值观，强调重公共福利、抑制自身利益，重他人的利益、抑利己主义，重名分、抑僭越，重礼让、抑侵占。孟子又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而对“信”，“子贡问政，子曰：‘足兵，民信之矣。’子贡：‘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足以见得信的重要性。
关于消费，儒家有禁欲说，提倡从俭。孟子曾说：“养心莫善于寡欲。”这都意味着节俭戒奢。荀子则曰：“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儒家强调知足，他们对社会稳定的主张是应该让统治者和劳动者满足节俭、禁欲，但这并不是俭到粗陋失礼，低于自身所处的阶层，失掉身份的俭。
3.儒家思想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儒家思想的经济基础。纵观整个社会来看，这是一种基于宗法的“家国式”的社会。儒家“重义轻利”“利济苍生”的义利观确保经济持续发展。中国的生产、分配、消费、交换等方面的道德规范在其“义利观”上得以体现，促使人们能恪守义利并重、诚信仁义的商业道德。自强不息、修身自律的精神是儒家思想的具体体现，激励着经营者发展。儒家强调的“克勤克俭”等优秀传统，都对促进经济的发展有利。总而言之，儒家经济思想在推进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方面起了无可代替的重要作用。
但是，儒家思想具有两面性，在对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同样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一些副作用。
（二）晋商的内涵
山西的简称为“晋”，是因为它曾长期作为古代晋国的领地，凡从事手工、贸易、商品和金融等的山西商人均可称之为晋商。从明初到清末的长时间内，晋商一直都是国内最大的商帮，也是国际贸易的主要力量。
汉代以后，又经过隋唐和宋元等朝代的发展，三晋大地到处都有富可敌国的商业大贾，他们是明清期间晋商的先驱，对早期晋商文明的兴盛起了促进作用，唐朝建立后，曾最定太原为“北都”，使太原成为当时繁華的商业城市。后来，到了宋代，山西商人成为中国商业的支柱。直到明代中叶，一大批山西商人成为集团，被人们称为晋商。明清时期，晋商的商业文明出现了高峰，出现了王登库、范永斗等八大皇商和大盛魁通事行、复恒当典当行等商号以及著名的日昇昌、蔚泰厚等十大票号，是当时国内最强大的商帮之一，在国际贸易中也雄踞一方。
二、儒家思想对晋商兴盛的积极影响
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作用于晋商，是他们赖以存在的基础。晋商以“仁、义、礼、智、信”为根基，构成了自身的一套商业价值理念。
（一）晋商恪守以义制利的义利观
在经商上，提起义就自然而然想到利。义和利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儒家倡导“义”作为基本道德标准。在涉及到义利的问题上，孔子曾主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足以见得，孔子提倡先义后利、重视义轻利，强调应该先有义再得到利。孔子以后，孟子也认为追求好的生活是人们的正常欲望，认为富乃“人之所欲”，但是他认为相比之下“仁义”更为重要。荀子从人性的角度出发，认为“今人之性，生而好利焉”，认为义利的欲望是人的本性；他认为人有好义和好利两种，所谓“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欲利不克其好义也”。不要以利克义，然而可追求义利合一。
晋商一直都坚持义利为本。儒家的义利观渗透于晋商的日常商业中，“平则人易亲，信则公道著，到处树根茎，无往而不利”，祁县乔致庸认为做生意有三项重要：一是守信，二是尚义，三才是取利。正是因为秉持这一理念，乔家基业才越来越大。
晋商时时都坚持做“善贾”“良贾”，践行诚信的商业道德，辈辈相传。正因为如此，晋商的品质与气质才如此杰出，使得“轻财尚义，业商而无市井”的形象深入人心。梁启超曾褒扬：“晋商笃守信用。”很少听到晋商有欺骗的事，晋商始终秉持仁义的经商之道，才使得他们在商业方面取得如此巨大成就。
（二）晋商奉行和衷为贵的经营理念
“以和为贵”是儒家向来奉行的思想，儒家秉持“和”的价值观。《论语》中载：“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将“人和”作为事物成败的要害。荀子同样有“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之说。中华传统文化深深影响着明清晋商，在经商过程中重视发扬儒家的“和”的思想。“和衷为贵”即追求和谐，又讲究团结，这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商帮内部团结
晋商在平日的商业往来中注重发扬团体的力量，他们是团结于乡里间的友情，用精神上信奉关圣和会馆的维系方式，以及通過商会立法的方式加强了解，通过讲相与、讲帮靠、讲义气，平衡商号间的关系。例如，榆次常家庄园王盛林掌柜在东家遇到资金困难时，向其“相与”了三四千两白银，天亨玉在毫无本钱的情况下完全依靠“相与”借款维持，渡过了关门的危机。
2.商号内部和谐
晋商中大多数企业都有明确的号规用来规范东家和掌柜、掌柜和职工、分号和分号、职工上下级、总号和分号、本号和他号之间的关系。例如，大德通票号号规规定：“各处人位，皆取和衷为贵，在上位者固宜宽容保护，谨慎不偏袒；在下位者亦当谅解自重，不得放肆。倘有不公不法之徒，不可朦胧含糊，外请者就便开销；由祁请用者，即早着令下班回祁出号。珍之重之。”晋商通过制订一整套规章制度来约束商票的内部人员，从而使得内部关系协调稳定。
3.对待顾客谦和礼让
晋商对待客户始终谦虚谨慎，晋商实际上早就把顾客认为是上帝。晋商在《贸易须知辑要》中就指出：“但做生意的人，事无有大小，只要有钱问买卖物，他即是个花子也可交接，所以生意无大小，上至王侯，下至乞丐，都要圆滑、谦恭、和平应酬为本。”只有始终保持“和”，消费者才能从内心深处认可企业改革，这才能使交易关系融洽起来。晋商待人平和，为人忠厚，从而使赢利和交友形成了良性的循环。
（三）晋商具有勇于进取的开拓精神
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否亦为之。”出于对利益的追求，晋商身上表现出罕见的不屈不挠的进取精神。这种精神，使晋商得以长久叱咤于商场。
儒家提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晋商有许多自强不息成功的例子。其中最大的典型就是山西太谷的商人王相卿，也是大盛魁商号的其中一个创始人，年幼时他为生活所迫经历了很多苦楚，后来他随军做了贸易，勤劳艰辛，后来在西部创办了“吉盛堂”商号，其后改名为“大盛魁”。王相卿在经历艰辛之后终于成功创业。大盛魁的财神像前供奉一根弯曲的扁担，一块做过秤砣的石头和两个破货筐，还有一碗小米粥的意义在于警醒大盛魁的后人，尊奉祖宗在创业经历的艰难，珍惜来之不易的财富。靠着自强不息的精神，到雍正时“大盛魁”商号已经是一家颇有声望的商号了。
晋商在创业过程中，勇于冒险，勇于扩新。山西地处黄土高坡，自然条件比较差。因此，他们所需要的物资要在长期的长途运输后才能获得，“时有骑匪出没，杀人越货，呼救无求，失财殒命为常事。每一失事，损失动辄数万，商人屈死沙野，人们尚不知其死所。茫茫戈壁和漫漫流沙中的旅途，其险如履薄冰”。正是因为勇于进取的创业精神才使得晋商称雄于商界。随着晋商的发展，他们的势力还扩展到海外各地。
三、儒家思想在晋商衰败过程中的消极影响
经过五百多年辉煌的山西商人，到20世纪初时开始走下坡路，山西商业资本已经不再显赫，一部分通过转型，得以艰难发展，大多数在转型中失了先机，转型失败。儒家思想根植于晋商，给晋商带来兴盛的同时也为其走向衰落埋下了种子。
（一）“和”字当头、墨守成规，缺少竞争和创新意识
谦让是儒家在处理人际关系时的基本态度，但是一些晋商对儒家“和”的概念理解发生偏移，一味退缩、忍让于市场竞争中，进取和竞争意识不足。晋商在创业成功之后，不思进取，从而丧失了良机。由于帝国主义经济渗透到中国，全国范围内先后成立了许多银行，汇兑、存款也并不是只有一两家独专。它们都以开展汇兑为主要业务之一，这便给独占汇兑业务的山西票号带来了冲击。
晋商在上述形势面前，瞻前顾后，没有及时向现代银行改组。蔚丰厚票号掌柜李宏龄曾多次提倡，函劝祁县、太谷、平遥各帮票号顺应形势，效法近代银行组织、管理方法，集股500万两白银实行票号大合作，成立股份银行，以求发展。因为“晋商各号，情势涣散，向来各做各生意，断不能联为一气”的原因，这项富有远见的建议被守旧势力激烈反对，李宏龄也遭打击成为异类。最终，山西票号奄奄一息。
（二）封建忠君思想使晋商经营风险增加
在传统儒家思想中，士农工商的等级思想观念明显。受其影响，晋商总是十分依赖于封建政府，晋商依赖于清政府给予的特权，和清廷建立了一种一荣俱荣、一损则损的关系。当社会比较安定、政府财政充足时，晋商的发展也相对平稳，而一旦政府面临困境，他们便深受其害。后期山西票号主要业务大多是服务于封建政府，为封建官员垫付了大量资本。据统计，粤海关从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到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就先后由新泰厚、协成乾、志诚信等票号借垫清廷指派“西征”和洋务军费款项142万两。票号与政府之间债务关系不断发展，使得晋商的企业运营风险增大，最终败落。
（三）“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制约晋商发展
“以末致富，以本守之”是晋商生存发展中具有的浓重观念。在明代的时候，晋商赚得的资本用于置地就已经很常见。后来到了清代，晋商置办土地和购房建房者就更加屡见不鲜，平遥就是最好的例证。在传统保守思想的影响下，晋商把利润放在土地上，大量商业资本又流回土地，无法完成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这不仅大大限制了商业活动的发展前景，一定程度上巩固了传统封建社会，不利于新经济因素的成长和发展，对晋商自身的转型也极为不利。
受这一风气的影响，清末民初许多晋商越来越从最初的轨道偏离，其挥霍奢侈程度是令人惊诧的。东家纸醉金迷，疏治理，伙计自然就涣散。又受到外来资本主义的影响，晋商不能适应资本的发展要求，最终走向了衰落。
就像介休的“侯百万”那样，在最盛时期家产有七、八百万两白银之多。光绪三十四年（1908），掌管家政的侯从杰逝世，仅办丧事就花掉白银一万余两，丧期长达六个月，宴席数百桌。由于种种耗费，辛亥革命以后，蔚字商号的财力已大不如前，但侯家子弟仍然挥霍浪费，以致于后来票号在全国产生风险时，不得不关门。在这样的发展趋势下，清末晋商最终走向了下坡路，退出了历史舞台。
作者：翟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