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总结了哈多模型、索罗斯旺模型、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西方经济地理学与区域经济学、增长极理论、产业群理论、经济增长阶段理论、二元经济理论、三元经济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等经济理论，综合提出了十条结论。
哈罗德—多马模型及资本形成分析
哈多模型强调资本的重要性。这种模型由于忽视技术进步、知识与教育的重要性，特别适合落后地区。此时，资本内含了技术，机器设备与经过培训的人力相结合，就可以生产出技术含量高的产品。落后地区缺少技术、人才、资本，必须吸引外来资本与人才，营造生产要素良性聚合机制(赢利企业)。资本形成，即实业投资，是人力资本、先进机器等的集合。
对于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存在着后发劣势。类似德国崛起、日本崛起等以重工业崛起为特征的后发优势，在知识经济时代已经不存在。例如，在软件业领域，核心技术一直掌握在美国手中，我国的应用软件开发一直跟在美国的后面;钢铁、水泥、重化工等产业现属夕阳产业，污染高、能耗高、产能过剩、利润空间少，且对环境影响大。后发地区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都存在劣势，且经济资源外流，还要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如果这些地区不找准、不培育自己的竞争优势，地区发展将不可持续。我国西部地区的主要优势是矿产资源优势和旅游优势，主要劣势是市场容量不大，人口不多，人力资本不足，资金、技术不足等等。
总之，从资本形成角度来看，我国西部地区实现持续发展的难度相对较大。在先期大规模投资的基础上，最终经济能否实现腾飞及可持续发展，取决于前期投资的利用率和区域竞争优势的培育与保持。
索罗-斯旺模型及分析
模型分两种情况：一是当不考虑人口增长与技术进步时，主要结论有：人均储蓄率越高，人均投资越高;人均投资越高，人均收入越高，但人均收入随着人均投资的增加边际递减;投资越高，折旧越高;存在一个最佳的投资规模，此时，长期可持续性消费水平达到最大化。二是考虑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时，主要结论有：人口过快增长降低了人均资本，从而降低了人均收入;在人均GDP不变的情况下，经济达到稳态时，人口增长带动产出总量增长，这也是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资本需要更高的产出率(折旧率与人口增长率之和)才能维持可持续的最大消费能力;技术进步是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源泉。
索罗-斯旺模型存在诸多不足。一是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假设。在该假设下，穷国应该比富国增长得快，这个推理结论与现实并不符。穷国比富国增长快是有条件的，必须打破穷困恶性循环、低水平均衡陷阱、循环积累因果效应，或者对多个互补的部门(主要是基础设施和轻工业)在政府主导下同时“大推进”(tein Rodan，1945)，并要达到“临界最小努力”(利本斯坦，1957)。二是模型忽视了市场问题。西方经济学普遍忽略市场问题，似乎生产出来的产品可以自动销售出去。实际上，市场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英国、德国、日本的崛起都是从国内市场保护开始的。中国对外开放市场，只是因为这个市场非常大，容纳了大部分华商企业、欧美跨国公司，还有国内的中小企业。
索罗-斯旺模型告诉我们：一是在人口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下，人口增长是经济总量增长的促进因素。人口密度低的我国西部地区要制定一系列人口政策，想尽办法吸引外地人口与优秀人才，重视利用市场手段笼络社会稀缺人才。二是技术进步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故应利用金融、财政甚至非经济手段，促进技术进步。三是对应于长期最大可持续性消费的资本存量有一个最优值。
另外，也要注意市场问题，注意通过配套政策与机制、投资驱动等来打破穷困恶性循环、低水平均衡陷阱、循环积累因果效应。主要方法有：培育外部市场，通过人口政策培育内部市场。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起因于经济学家不满足于索罗-斯旺模型将技术、储蓄等作为外生变量而提出的一整套思想。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开放、劳动分工、技术进步、知识溢出、边干边学、人力资本投资等有利于经济增长。它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所有地区和国家最终经济增长率趋同的思想。由于人力资本等要素的引入，改变了过去资本边际收益率下降的传统经济学假定，知识具有递增的边际生产率。
内生知识增长理论强调教育投入和专利技术发明的重要性。对于基础性研究，由于需要更大、更长期的投入和更高智商的人才参与，越来越呈现被发达国家垄断的局面。发达国家占据了知识的源头，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下游有所作为的难度越来越大。即使日本模拟技术在20世纪60-80年代风光过，90年代在数字技术上也无法与美国抗衡。
根据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规律，军事科技往往是技术革新的源头，美国新技术的起源就在于军事技术革新转民用。对于中国来说，加大军事科技立项和支持力度，是哺育民用技术的一条综合效用很高的道路。科技研发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影响因素众多的系统工程，难以短期见成效。这种情况下，我国西部地区引进国际人才，特别是留学人才归国创业，是比较现实可行的路径。我国重大科技发明创造，如导弹、芯片都离不开归国的留学人才。
要争取研发基地、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和人才落户到我国西部地区的省会城市。对于落后地区来说，技术引进和消化是最好的选择。此外，大力发展教育、开发新技术、提高管理水平，都是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选择。
经济地理学与区域经济学
国际贸易与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者克鲁格曼2008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反映了经济地理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西部地区经济与金融发展的理论研究自然要考虑到经济地理的作用。经济地理在地理学里与政治地理、城市地理等学科同处于人文地理学的范畴(见图1)。
经济地理学与区域经济学各有侧重。区域经济学更加理论化、抽象化，经济地理则更加实用化、个性化;区域经济学涉及到的学科主要是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则涉及到多个学科，如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地理学等。经济地理学的地理思维过程大致是：针对具体区域，从具体条件出发，深入分析研究诸地理条件，再结合经济思维，从而形成对区域的正确认识。
西部地区的经济地理特点：旅游资源丰富。矿藏资源丰富。长期被边缘化，一直是发达地区的原材料产地、劳动力来源和市场。一般有广大的山地为腹地，盛产水果、中药、林木等。生态脆弱，如果被破坏，恢复困难。
鉴于上述经济地理特点，我们认为：一是与发达地区存在协作的可能，例如，可以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国家要把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向西部地区转移，避免在东部地区内部转移。二是因本地市场空间不大，西部地区的产品主要应销往内地、珠三角或国外。此时，市场将成为巨大制约因素。三是西部地区初期应主要依靠本地优势资源发展经济。四是应注意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渔业产品的深加工，很可能会由于沿海钢铁产业带来的污染而受到重创。新经济地理学强调3R原则(即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循环Recycle)的小区域循环经济。因此，钢铁产业、镍加工产业要遵循循环经济的原则，不可破坏环境。五是经济起飞过程中，投资规模、产业规模、集群规模都要达到一定的临界值，才有可能实现规模报酬递增。没有发达的工业，就不可能有现代服务。要在现代工业的基础上，配套现代服务业，如金融、教育、高科技、研发、咨询、销售等。
增长极理论及分析
增长极理论主要分为三个学派：一是“法国学派”，其主要观点是在落后地区建立大型推进型工业，以此作为“增长极”来推动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二是“美国学派”，其主要观点是区域发展计划应围绕着城市之建立来进行，以使城市成为所在区域的“增长极”;三是“联合国学派”，其主要观点是，增长极在区域发展中不应仅起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而应起综合性的发展中心的作用。实际上，法国学派推崇的是增长极的产业涵义，美国学派推崇的是增长极的空间地域涵义，联合国学派则重点强调的是增长极的作用，三者并不矛盾。
增长极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是增长极作用机制的两个方面，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技术的创新与扩散。二是资本的集中与输出。三是产生规模经济效益。四是经济集聚效果。西部地区要关注中心城市和产业园区的技术创新与扩散、资本集中与输出、规模经济效应以及经济集聚效果，这是增长极的核心思想。要从这四个维度去培育增长极，力求避免“拉郎配”。
产业集群的区域实践、转移及升级
产业集群的发展需要政府为之提供一系列的良好的区域发展环境。区域发展环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完善的集群基础设施，如道路、供水、供电设施、通讯设施，以及其他一些配套的生产生活服务设施。产业集群之所以能比单个企业节约成本，关键的一点就在于各企业的集中，可以共享集群中的各项基础设施。地方政府在为产业集群提供服务时，要着力于提高集群内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的建设水平;二是完备的信息咨询等服务设施，政府要支持和鼓励集群内信息服务组织和网络的建设，为企业提供尽可能完备的产品供求、政策导向、新技术的更新等最新消息，减少企业在这些方面所付出的搜集成本;三是培育和规范社会中介组织，当集群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一些公证、仲裁机构、会计师事务所、人才交流中心和各种代理机构就可以在某些方面代替政府发挥作用;四是健全的产业配套体系，包括政府为企业举办的贸易交流会、与国外市场互动的交流访问等。
我国第一产业集群如云南的花卉产业集群、普洱茶产业集群、山东寿光的蔬菜产业集群等。而分布最多、最广的是第二产业集群，特别是制造业，并且绝大部分都为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中低端的生活消费品产业集群，产品附加值不高，且主要集中于轻工产业领域的化纤纺织、服装、机电、家具等和重工业领域的交通运输设备产业集群等。这些产业集群的产品主要是最终消费品，其中与居民生活紧密相关的纺织产业集群数量最多、分布最广，且主要都依靠低廉的劳动力来获取竞争优势。而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只分布在几个高科技园区，规模和数量都十分有限，发育比较滞后。第三产业的产业集群主要集中于金融、物流、文化创意产业集群，但发展情况不理想。如文化创意产业等，现在还只分布在较少的一部分城市中，如北京、上海、广州、长沙、深圳等。金融服务业集群虽然这几年也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但也仅分布在北京、上海、深圳等经济发达城市，数量较少。
原来的一些劳动力和土地密集型的纺织服装、家电、陶瓷水泥等产业集群，包括一些具有一定技术含量和资本需求但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在收益结构中仍占主要比重的产业集群，如电子制造、机械制造等相对成熟的产业集群，开始向劳动力和土地成本较低的中西部地区转移和辐射。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不足、融资能力差、资本积累不足、缺乏规模经济、信誉不高，转移较为困难。
这种转移要积极主动地完成，否则，可能会造成东西部双输的局面。第一，由于欠发达地区收入增加缓慢，消费结构的变化缓慢将减缓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第二，发达地区较早地享受到了政策优惠，现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期望如果得不到尊重，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矛盾将会加剧，同时落后地区的产业结构与发达地区将更加雷同，整个国家的产业布局效率下降甚至出现紊乱。
在发达地区将过去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等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同时，本地产业要进行产业升级，包括过程升级(生产过程更加效率)、产品升级、功能升级(改变价值链中自己的位置)、价值链升级等。
其它经济发展理论
(一)经济增长阶段理论
该理论研究经济的起飞准备阶段和起飞阶段。其主要方法是在投资驱动下，主导部门实现规模经济，提高生产率，产生新产业，扩大出口，并在投资乘数作用下带动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发展。如广西北部湾产业规划通过钢铁、冶炼等巨型企业的引入，配套基础设施，带动配套企业发展，从而带动地方就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及其它产业的发展。这种规划是合理的、可行的。这种投资的主要特点是生产对先进设备的高度依赖，技术蕴含在设备和生产流水过程中，对工人和管理层的创新能力要求不高。但是，其前提条件是发达地区对该产业的主动放弃。对于北京、上海等城市，经济已经到了服务业占主导的阶段。但是，对于大多数东部地区的城市来说，轻工业与重工业都不发达。中部地区，如安徽也在吸引水泥、核电等大型企业入驻。 (二)二元经济理论、三元经济理论
二元经济正视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并存的经济现实。传统部门包括自给自足的农业，简单的、零星的商业、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很低，边际劳动生产率接近零甚至小于零，是维持生计的产业，主要存在于农村地区。现代部门包括技术较先进的工矿业、建筑业、近代商业、服务业、容纳的就业劳动力较少，劳动生产率较高，工资水平较高，主要存在于发达地区。传统部门工资低，现代部门工资高，剩余劳动从传统部门流向现代部门。三元经济理论引入了知识经济的概念。传统部门要么主动升级，要么被挤占或淘汰。
(三)大卫·李嘉图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李嘉图坚持认为报酬递减规律约束了利润增长，从而制约了投资增长。边际报酬规律只有人力资本或者技术革命能够打破，技术革命能将边际报酬放到另一个轨道上，实现报酬递增的飞跃。按照这种规律分析，美国现在如果能够领导高科技革命的话，就不会发生金融危机了。
世界性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在于世界经济结构失衡的现实与原有世界秩序发生了矛盾：中国在现代工业领域进步太快了，而美国的高科技革命所提供的动能却相对不足。美国的国策似乎就是制约中国这种快速发展势头，以给美国高科技更多的缓冲时间。因为信息技术只是知识经济的敲门砖，美国从信息技术中获得的利益并不足以维持目前的世界旧秩序，其地位相对于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来说，已经衰落了。而基因技术、海洋技术、现代医学技术的巨大市场空间将远远超过信息技术，美国还觉得自己很有希望。美国未必愿与中国一战，但是使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放缓符合它的利益。中国要摆脱在目前世界格局的不利局面，技术上一定要后来者居上。同时，我们要强调，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处在中国大发展的背景下，一旦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发生变化，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必然受到涉及。因此，可以说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仰仗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
(四)新制度经济学
GDP不仅要有量的增加还要有质的内涵，即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政治制度创新要在坚持党的领导的情况下，有所思考和创新。电子政务与网上监督、政策公开、投诉解决机制等结合起来，执政水平还可以上一个台阶(北京经验)。新制度经济学的公共品供给、寻租、法的经济学分析、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有限理性等概念与思想对我们有一定启示。但是，要在私有化基础上解决我国公共产品(如医疗和教育)供给的问题，是注定要失败的。我国构建现代社会所需要的道德元素目前主要来自美国等西方国家，培育了国民的自私自利、破坏规则、没有道德底线等性格。“物欲横流”的西方文化风格与中国国家整体利益不合拍。中国要成为世界超一流强国，“文化力”、“制度力”、“管理力”必不可少。
(五)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指导金融与经济关系理论的基石
在2008世界金融危机中，中国损失最小，是与中国正确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等分不开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金融与经济关系上，经济始终第一性的，金融则是由经济所决定的，并为经济服务的。因此，在本部地区发展经济与金融的过程中，一方面，必须把发展实体经济放在第一位，并以实体经济的发展带动金融业的发展，否则，金融的发展将成为无源之水;另一方面，也应当充分重视金融在当代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大力发展金融业，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
结论
(一)西部地区的人口、资本、市场都依赖外部环境
人口数量与质量是本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移民政策、人口政策、人才政策、教育政策是解决劳动力质量与数量的一揽子政策。西部地区必须借助外来资本，因而资本净流入是经济腾飞的前提条件。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的市场往往在外地，因为本地市场规模容纳不了大规模产业投资所对应的市场扩张。
(二)扬长避短、扎实推进
以重大军事科技立项、军用技术转民用、归国留学人才创业等手段来推动知识内涵式增长。西部地区往往拥有一些国家重要的军事工业，须做大做强，以点到面，带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这个切入点要比笼统地投资高科技产业园区更加可行。以地产为驱动力的高科技园区建设，与高科技的内在规律恰恰是矛盾的。这是我们的高科技园区不“高科技”的内在原因。
经济在起飞准备阶段需要主导工业部门实现规模经济。要把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办成技术密集型产业，延长产业链，并争取形成具有一定特点的垄断优势。西部地区发展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有优势，但前提条件是不能污染环境。旅游业季节性明显，且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增长率，故可以惠民，但难以富民。
(三)相关方法、原则和条件
“大流通、大工业、大市场”以信息社会为背景，是解决小农社会意识与生产方式的重要武器。产业集群的软硬基础设施需要政府进行投资，巨额的资金缺口迫使政府不得不调动民间私营部门的积极性。政府对私营部门要真诚，讲信用，互利多赢。西部地区要从技术创新或扩散、资本集中与输出、规模经济、经济集聚等维度培育经济增长极。规模报酬递增的科技革命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决定了中国今后几十年的走向。它必须能够控制源头性创新，并能够不断衍生新技术应用。
作者：李树生 来源：商业时代 2012年3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