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按照经济波动看，我国的工业增长大体可以划分四个波动周期，分别是1978—1985年，1986—1992年，1993—2006年，2007—现在。在2007年以来这个最近周期中，2010年以来工业增长呈现明显连续下滑态势。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逐步步入速度趋缓、结构趋优的新常态。2015年，我国工业增速创最近23年来最低，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给出了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企业利润下降、财政收入下降和经济风险概率上升的“四降一升”的基本判断，并提出通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实现经济稳定持续发展。在这种背景下，经济新常态下的2016年中国工业运行情况和2017年工业发展分析就备受关注。
一、2016年中国工业经济运行的总体特征
2016年，中国工业呈现出“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的总体特征，工业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企业利润下降的格局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转，工业增速趋稳、出口转正、工业品价格大幅度逆转、工业企业利润增速由负转正实现大幅回升，工业行业结构继续呈现高端迈进态势。
第一，工业增加值增速缓中趋稳，工业品价格、工业出口和工业企业利润都呈现积极变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初见成效。
2016年全年工业增加值247860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6.0%。2016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实际增长6.0%，虽然增速较上年回落0.1个百分点，但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5.8%，二、三、四季度均增长6.1%。从月度看，自4月份以来，工业生产增速基本维持在6%以上小幅波动，企稳态势非常明显。2017年1—2月份达到6.3%，更加强了这种判断。
从工业品价格看，2016年全年下降1.4%，降幅较上年大幅收窄3.8个百分点。分月度看，2016年1-8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降幅逐月收窄，9月份由负转正，终止了54个月以来连续下滑的走势，10月、11月和12月同比分别上涨1.2%、3.3%、5.5%。到2017年1月和2月份更是大幅上涨到6.9%和7.8%。从工业品出口看，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比2015年增长0.4%，而2015年该数值下降为1.8%，2016年各个季度分别是同比-3%、0.8%、1.3%、1.9%，呈现逐季回升走势，工业出口增速实现正增长。
2016年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68803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8.5%。而2015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比上年下降2.3%，其中，2016年11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4.5%，增速为2014年7月份以来第二高点，企业效益明显改善。其中，分门类看，2016年采矿业实现利润1825亿元人民币，比上年下降27.5%，降幅比上年全年和2016年上半年分别收窄13.3个百分点和38.7个百分点；制造业实现利润62398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12.3%，增速比上年全年和2016年上半年分别加快9.5个百分点和0.2个百分点；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实现利润4580亿元，比上年下降14.3%，降幅比上年全年和2016年上半年分别扩大27.8个百分点和12个百分点。
企业效益改善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原煤、钢材、成品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拉动了煤炭、钢铁和石油加工等企业利润快速增长。2016年1-11月份，因主要大宗商品价格反弹，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测算，原材料行业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7.9%，其中，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贡献21.6%，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贡献19.9%。1-11月份，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1.6倍、2.2倍和2.7倍。另外，成本降低也提升了企业盈利空间，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5.52元人民币，比上年下降0.1元。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5.8%，比上年末下降0.4个百分点。这表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效果初步显现。
第二，工业行业结构继续呈现高级化趋势，结构趋优、新旧动能转换的经济新常态的特征更加显著。
2016年，工业三大门类中，制造业一直保持最高增速，而采矿业大幅下滑，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与供应业相比2015年大幅上升。41个工业行业中技术密集型行业增速相对较快，体现了工业结构高级化趋势，其中汽车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表现抢眼，产业增加值增速达到两位数，分别是15.5%、10.0%，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9.5个百分点和4个百分点。
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设备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这七大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10.5%，高于整个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4.5个百分点；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信息化学品制造业这六大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0.8%，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4.8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提高到12.4%；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这八大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5%，高于整个规模以上工业3.5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提高到32.9%；2016年，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業、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这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5.2%，增速较上年回落1.1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下降为28.1%。
这意味着伴随着工业结构更高级化，高技术产业、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新经济增长动能持续较快增长，新旧动能转换加快。但是，我们还必须注意的是，一方面，传统产业去产能仍有不少困难，推进“三去一降一补”重点任务仍然艰巨复杂；另一方面，要高度注意的是一些新兴产业增速过快。例如受补贴政策和限购挤压需求等因素影响，虽然出现了“骗补”风波和补贴不到位等问题，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新能源汽车生产51.7万辆，销售50.7万辆，比上年同期还分别增长51.7%和53%。其中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完成41.7万辆和40.9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63.9%和65.1%。在为新能源汽车迅猛发展欣喜的同时，其背后的强选择性产业政策的推手令人担忧，我们必须警惕由此而可能產生的新的产能过剩问题。
第三，中部地区工业领跑，西部地区工业回落较快，东北地区工业总体内部分化显著，京津冀工业增长差距扩大速度有减缓迹象。
分地区看，2016年1—11月份，东部地区、中部和西部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0%、7.4%和7.3%，增速比去年全年分别下滑0.4个百分点、0.1个百分点和1.1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增速最高，下滑程度也最小；西部地区工业增速下滑比较明显，东部地区增速最低。我们研究表明，大部分东部地区已经到工业化后期或者后工业化阶段，因而工业增速相对较低是符合工业化阶段特征的，而中西部地区多处于工业化中期，因而总体工业增速要相对较高，但西部工业增速下滑相对较大，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2016年1—11月，东北地区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3.0%，除了5月份同比增长0.2%外，其余月份均为负增长，表明东北地区工业复苏相对乏力。但东北地区内部工业分化显著，2016年，东北地区3个省份中，吉林、黑龙江工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6.3%和2.0%，增速同比分别提高1.0个和1.6个百分点。辽宁同比下降15.2%，降幅比上年扩大10.4个百分点。从中可以看出，黑龙江和吉林省工业增加值同比均为正增长，并且2016年下半年以来工业增加值增速保持平稳，没有出现大的波动。辽宁省工业处于负增长态势，且波动较大。由于东北各省分化严重，因此东北三省工业振兴更应该分省施策。当然，从着力完善体制机制看，东北三省都应该向经济发达地区学习、借鉴甚至复制其具体市场化机制，但从产业结构调整看，各省有自己的突出问题，很难按照“齐步走”的方式来推进振兴政策。对于辽宁省而言，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应是防范制造业快速衰退风险，实现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突破；对于黑龙江省而言，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着力点应该是努力破除“资源诅咒”，进一步推进工业化进程；对于吉林省而言，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应是改变经济结构单一问题，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
2016年，京津冀地区工业增速走势分化，北京工业增加值增速呈现单边上扬态势，天津工业增加值增速呈现走低态势，河北省工业增加值增速呈现前高后低的走势。北京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速自2月份以来持续上升，由2月份累计增长-2.5%上升至11月份的4.7%；天津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速由年初的9.2%逐步降至11月份的8.3%；河北省工业增加值增速由年初的4.2%逐步上升至9月份的5.6%，11月份略降至5.2%。1-11月份，北京、天津和河北工业增加值增速比去年全年分别加快3.7个百分点、-1.0个百分点和0.8个百分点，比2016年上半年分别加快3.0个百分点、-0.6个百分点和0.1个百分点。由于河北省与京津处于不同的工业化阶段，河北省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低，要实现协同发展，还需要对河北省给予更多支持，这包括加大中央对河北省的转移支付力度，可考虑加大对河北省增值税的返还比例，或者可考虑将北京、天津的每年新增财力的5%左右转移给河北省，在建立跨区域税收分享制度、土地占补平衡制度建设方面向河北省进行倾斜，供给要素市场建设方面向河北省倾斜。
二、2017年中国工业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
在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适度加强需求管理等一系列政策的大力推进下，2016年工业经济开局呈现出“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的总体特征，工业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工业企业利润下降的格局有了积极变化，但是，对于2017年和未来的中国工业经济而言，工业运行风险概率依然较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任重而道远。中国工业经济仍然艰难地在稳增长与调结构之间寻求平衡。
第一，工业投资增速回落，存在民间投资与国有投资、国内投资与对外投资的结构失衡现象，制造业空心化风险加大。
2016年工业投资特别是制造业投资增速回落。2016年全年工业投资总额231826亿元，增长3.5%，增速比2015年全年和2016年上半年分别减少4.2个百分点和0.7个百分点。其中，采矿业投资10320亿元，同比下降20.4%，降幅比2015年全年和2016年上半年分别扩大11.6个百分点和0.7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187836亿元，同比增长4.2%，增速比2015年全年和2016年上半年分别扩大-3.9个百分点和0.9个百分点；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投资29736亿元，同比增长11.3%，增速比2015年全年和2016年上半年分别减少5.3个百分点和10.6个百分点。在当前科技和产业快速发展大背景下，我国正在大力推进“中国制造2025”、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工业中制造业投资增速大幅回落，其影响不仅仅是工业转型升级，更为重要的是会影响到未来经济增长新动能培育和新经济的发展。
在投资的内外结构中，存在着国内投资与国外投资失衡问题。2016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下同）596501亿元人民币，增长8.1%，增速较2016年上半年减少0.9个百分点，比2015年全年减少1.9个百分点。自2001年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均保持在两位数以上的增速，而2016年固定资产投资首次跌破10%。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2016年全年对外直接投资额（不含银行、证券、保险，下同）11299亿元人民币，按美元计价为170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4.1%，其中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310.6亿美元，增长高达116.7%。而2016年全年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金额8132亿元（折126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1%，逆差达441亿美元，其中制造业吸引外资2303亿元人民币（折35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为-6.1%。如果我们将这三个增长数据放在一起比较，2016年国内制造业投资增长4.2%，而制造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增长为-6.1%，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为116.7%，可以初步判断中国制造业外移、制造业空心化的风险正在加大。
在投资的所有制结构中，存在国有投资和民间投资失衡问题。2016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不含农户，下同）国有控股企业固定资产投资21309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8.7%，增速比上年全年增加7.8个百分点；而民间投资325619亿元人民币，同比仅增长3.2%，增速比上年全年减少6.9个百分点。一方面，国有投资增速大幅度增长，另一方面，民间投资增速大幅度下滑，这反映政府驱动型经济增长特征和政府投资挤出效应明显。另外，由于民间投资在制造业占比较大，民间投资增长大幅下滑，也说明民营企业不愿意继续投资于国内的制造业。2016年关于中国制造业税费负担重的争议一直在持续。因此，进一步降低制造业成本、改善制造业投资环境无疑对我国未来制造业发展至关重要。
第二，当前我国存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重大结构失衡问题，由此而引发的经济风险在不断积聚。
工业尤其是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实体经济是一个国家的强国之本、富民之基。但是，近些年随着我国经济服务化的趋势加大，我国经济发展中呈现出“脱实向虚”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虚拟经济中的主体金融业增加值占全国GDP比例快速增加，从2001年的4.7%快速上升到2015年8.4%，2016年初步核算结果也是8.4%，这已经超过所有发达国家，美国不足7%，日本也只有5%左右。二是我国实体经济规模占GDP比例快速下降，以农业、工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的生产总值作为实体经济口径计算，从2011年71.5%下降到2015年的66.1%，2016年初步核算结果是64.7%。三是从上市公司看，金融板块的利润额已经占到了所有上市公司利润额的50%以上，这意味着金融板块企业超过了其他所有上市公司利润之和。麦肯锡最近一份针对中国3500家上市公司和美国7000家上市公司的比较研究表明，中国的经济利润80%由金融企业拿走，而美国的经济利润只有20%归金融企业。四是实体经济中的主体制造业企业成本升高、利润下降、杠杆率提升，而且在货币供应量连续多年达到12%以上。2011—2015年货币供应量M2是GDP的倍数从1.74倍上升到2.03倍比例的情况下，面对充裕的流动性，制造业资金却十分短缺、资金成本较高，大量资金在金融体系空转、流向房地产市场，推动虚拟经济自我循环。这种“脱实向虚”问题表明，实体经济供给与金融供给之间、实体经济供给与房地产供给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失衡。
造成这种供给结构性失衡问题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金融部门对于实体经济部门具有垄断地位、金融市场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不高、房地产顶层设计缺乏和房地产市场亟待规范等众多原因，但是，必须认识到由于实体经济供给质量不高进而引起实体经济自身供求失衡、无法提供高回报率是“脱实向虚”一个根本原因。在经过了快速的工业化进程，进入到“十二五”时期后，中国逐步进入工业化后期，中国的实体经济规模已经十分庞大，但是我国是实体经济大国而不是实体经济强国，实体经济的供给质量还不高，一个突出表现是劳动生产率还比较低。这意味着面对着由于工业化后期城市化进程加快推进而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和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结构升级明显，实体经济的供给要素和供给体系无法适应消费需求结构转型升级的需要，进而造成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低下，这一方面会导致大量资金脱离实体经济转向虚拟经济，另一方面，在开放经济下，大量的消费力量和制造业投资将转向国外，这又进一步导致实体经济萎缩。如果这个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会出现经济结构高级化趋势明显、但效率反而降低的“逆库兹涅兹化”问题。对于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中国而言，效率下降会使得我们加大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实体经济的供给质量，不仅是扭转经济发展“脱实向虚”的需要，还是决定我国经济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第三，世界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加大，围绕制造业国际竞争日趋激烈，2017年中国工业经济增速稳中趋缓的可能性很大。
当前世界经济呈现出“新平庸”的特点，世界经济增速持续低迷，潜在增长率在下降，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增长乏力，尤其是受2017年美国特朗普的新政、欧洲大选、逆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加大。对于中国制造业而言，我们将同时面临发达国家的高端挤压和新兴经济体的低端挤压。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发达国家开始反思“制造业空心化”，纷纷推进“再工业化”战略，并以制造业信息化和制造业服务化为核心，制定各类制造业发展战略和规划。美国提出“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德国提出“工业4.0”，试图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牢牢占据制造业高端，特朗普更是提出各种政策来吸引制造业流回美国，这一切对中国制造业形成高压态势。另一方面，快速崛起的新兴经济体将以相對低廉的成本优势，实现对中国制造的替代。随着这些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其制造业区位吸引力会快速提升，这会对中国制造业形成低端挤压。因此，中国制造业发展面临国际竞争日趋激烈。
在这种国际背景下，以及我国国内工业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投资回报率下滑等国内趋势性因素的影响下，2017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趋缓压力依然巨大。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业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的模型预测，2017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8%左右，比2016年6.0%的增长低0.2个百分点。因价格上涨、营收上升、成本下降及低基数效应等原因，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效益延续上升势头预计至少将持续到2017年年中，上游利润增速继续回升，中游整体小幅回升，下游基本稳定。考虑到房地产周期的影响以及汽车产业政策回归正常，到2017年第三季度，工业可能再次承受压力。
三、未来中国工业经济发展应处理好的几方面关系
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入手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也就是要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着力提升整个供给体系质量，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工业经济是供给体系的主体内容，提升工业经济的供给质量，无疑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这意味着，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重点应该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为此，应该处理好以下几方面关系。
一是正确处理降低成本与提升质量关系，持续提升中国工业产品质量。虽然中国工业体系十分完整，能生产联合国工业门类中的所有产品，但在低成本工业化战略驱动下，产品档次偏低，标准水平和可靠性不高，缺乏世界知名品牌，2016年世界500强制造业品牌数量仅占2%，中国制造的产品质量和品牌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地位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提升。工业转型升级的终端体现是产品质量和企业品牌的提升，工业强国首先一定是质量强国。中国工业一定要走出为了降成本而牺牲质量的误区。围绕提升质量，企业必须持续强化全面质量管理，不断进行管理创新和工艺创新，建立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文化，而国家必须加强计量、标准、认证认可和检验检测等国家质量技术基础（NQI）建设，其中计量是控制质量的基础，标准是指引质量提升的基础，认证认可是建立质量信任的基础，检验检测是衡量质量的基础。
二是正确处理服务业和工业关系，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要有利于提升促进工业转型升级。近几年我国经济服务化趋势十分明显，工业比重持续下降，但由于服务业“鲍莫尔成本病”以及服务业自身结构转型升级缓慢，服务业的效率远低于工业，我国存在经济结构升级、效率降低的“逆库兹涅兹化”风险。“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效率问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求工业和服务业之间形成一个互相促进转型升级、进而提高效率的良性机制。生产性服务业要大力发展，但一定要以促进工业转型升级、提升工业效率为目的，资本市场建设要围绕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利用新技术全面改造传统工业这个中心，坚决避免虚拟经济过度偏离工业而形成泡沫经济。
三是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自主创新的关系，重视发挥外资对中国工业转型升级的作用。虽然我国进入更加强调自主创新的发展阶段，但是自主创新与对外开放、消化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促进公平市场竞爭等政策并不矛盾，何况消化引进再创新本身就是自主创新的一种重要的方式。毋庸置疑，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培育自身自主创新能力，努力占领技术制高点，减少技术对外依存度，但是当今的世界，自主创新能力培育的方式不是闭关锁国，而是在扩大开放基础上交流融合创新。当前我国需要进一步营造公平竞争环境，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充分发挥外资在高端、智能、绿色等先进制造业和工业设计、现代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的作用，促进中国工业沿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方向转型升级。
四是正确处理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关系，重视发挥竞争政策对工业产业组织的优化作用。当前中国进入工业化后期，虽然产业政策在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激励创新、淘汰落后产能等方面还有重要作用，但我国长期以来习惯采用的强选择性产业政策的不适应性日益突出，而以完善市场竞争秩序、创造有利于技术创新的生态环境为基本导向的竞争政策的意义则更为显著。在这种背景下，2015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加强市场价格监管和反垄断执法，逐步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加快建立竞争政策与产业、投资等政策的协调机制。因此，建立和完善竞争政策的作用机制，促进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优化工业产业组织结构，发挥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在颠覆式创新中的作用，对工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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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许永兵
来源：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2017年4期
作者：黄群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