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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明末“生活美学”需要四两拨千斤

  作为东西方美学在过去十年以来的发展新趋势,美学走向生活,已指明了追求美学存在方法论的多元化发展的方向,从而反对以艺术作为基础的欧美主流美学。这种全球美学的文化多样性,为东西方美学之间的协力合作提供了根基。当代全球美学正在走出所谓“后分析美学”的传统,“分析美学”曾经以艺术作为研究核心已出现衰微,而“回归生活世界”的美学,在中国也引发了相应的兴趣,我更愿意直接称之为“生活美学”。


  当今,“生活美学”之所以已成为“走向全球美学新构”的一条重要路径,就是因为,它既可以用来反击“艺术自律化”与“审美纯粹化”的传统观念,也可以将中国美学奠基在本土的深厚根基之上。追本溯源,中国古典美学自本生根地就是一种“活生生”的生活美学,在这个根基之上,中国美学可以為当今的全球美学贡献出巨大的力量,因为我们的美学传统就是生活的,我们的生活传统也是审美的。


  于是乎,我们当代的“生活美学”建构不能脱离传统而空创,而要形成一种古与今之间的“视界融合”。在我们所研究的这种“生活美学”当中,就蕴含着华夏传统的生命意识、生活观念和人生追求的生成、演化与艺术化的脉络,一方面本然呈现出摇曳生姿的古典生活现场之美,但另一方面又指向了其来路、走向和现代转化的可能性。


  这就需要当今中国的美学研究者,一方面积极地参与到与国际美学界的最新交流当中,另一方面,又回到本土去挖掘中国古典“生活美学”的资源。赵强先生的《“物”的崛起:前现代晚期中国审美风尚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16年11月出版),就直截了当地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明末的“生活美学”究竟该如何书写?我觉得,这本专著可谓是在当今的中国古典“生活美学”研究方面具有某种示范意义的最新力作。


  明清文人在“生活美学”上渐达极致:生活中追求“清福”“快活”与“人生真乐”,文艺上聚焦于“性灵”“童心”与“闲情逸致”,这种寻求“好日子”的美学例证,简直不胜枚举。稍微翻一翻当时人的著作,高濂的《遵生八笺》、袁宏道的《瓶史》、陈继儒的《岩栖幽事》、文震亨的《长物志》、计成的《园冶》、李渔的《闲情偶寄》和袁枚的《随园诗话》,不就是经典的“生活美学之书”吗?甚至更通俗化的日用指南读本如《万用大全》都甚为风行。再看看他们的小品文,张岱的《老饕集序》、屠隆的《婆罗馆清言》、吴从先的《小窗自纪》,还有洪应明的《菜根谭》,所写的不就是雅致的“生活美学小品”吗?


  “明清趣味”之所以得以全方位呈现,那是由于日常生活意识逐渐获得了自觉,审美化的生活成为正当的生活目的追求。经营富足充裕的物质生活(“道理”与“日用”)、构建精致优雅的心灵生活(“栖心”与“养志”),从生活富足的百姓民众、拥有修养基础的下层文人到文化积淀深厚的上层文人所共同向往的。然而,明清之际文人地位却并不算太高且文人穷酸化,职业文人阶层得以滋生并为通俗文艺服务,这使得下层文人主导了上层文人的美感,这是与宋代生活审美不同的地方,那时少数文人便主导了整个审美风尚。这与明代审美生活的普及有关,因为达到了“人人可备,家家可用”般的普及,所以就不能求曲高和寡,而是求化俗为雅。


  与此同时,“适用美观均收其利”,实用与审美之间被要求达到平衡,当时钱泳所编的《艺能编》当中为了实现生活审美而出现的技艺就都是力求将审美实用化。“艺能”也就是制艺之能,在作者的构架当中就包括“书”“数”“射”“投壶”“琵琶”“著棋”“摹印”“刻碑”“选毫”“制墨”“硾纸”“琢砚”“铜匠”“玉工”“周制”“刻书”“装潢”“成衣”“雕工”“竹刻”“治庖”“堆假山”“制砂壶”“度曲”“十番”“演戏”和“杂戏”,尽管是从工艺的角度入手,但是这些“艺事”却大都与“生活美学”相关。但遗憾的是,下层文人所谓的“小雅”,其实也是一种“大俗”,这也涉及雅俗之间有趣的历史关联,这是另一种类型的“化雅入俗”也。


  迄今为止,对于中国古典“生活美学”的爬梳与整理,直接相关的著作,目前大概仅有李修建先生的《风尚——魏晋名士的生活美学》(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我与赵强先生合著的《无边风月——中国古典生活美学》(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前者是对于魏晋“生活美学”一次较为系统的总结,后者则是对于中国古典“生活美学”的基本结构的深描。


  《无边风月》共分为上下两篇,梳理出了中国古典“生活美学”所能拓展的方方面面,从而力求将“生活美学”的古典样貌整个地呈现出来。

  实际上,梳理中国古典“生活美学”,除了这种共时性的深描,更需要历时性的梳理。在这方面,我们已在2012年约定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南京大学的几位学者,商定来共同完成一套《中国生活美学史》。然而,经过大家的讨论,都觉得其中有两段最难写:先秦与明清!一个是资料太少,一个是资料太多。我们对先秦,知道太少,却想得过多;反过来,我们对明清,知道太多,反倒就不能想得过多。这就构成了一种撰写上的“高难度”,但可喜的是,赵强先生的新书《“物”的崛起:前现代晚期中国审美风尚的变迁》,从“物体系”的角度初步完成了明末这段艰巨的任务,竟有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感觉,但是其深入程度却是相当深刻的,起码在“生活美学”这个方向上乃是领先于国内诸贤的。


  一般人说物质生活,往往就是在说“吃”“穿”“住”“行”“用”,这些领域内的物,往往成为审美的“恋物”的对象。当然,任何高度发展的文明都会在物质文化上形成系统,近期就有历史学家孙机先生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当中,从农业与膳食、酒、茶、糖、烟,纺织与服装,建筑与家具,交通工具,冶金,玉器、漆器、瓷器,文具、印刷、乐器,武备,科学技术的十个方面,对中华物质文化进行了深描,从体例上说可算相当完备,丰富的中国文化的物化形态真乃千千万万。但任何作为“物”的器具,其实都是为了“人”的,也就是为人类生活而生产与使用的,被使用才是“活物”,被弃用即成“死物”,乃至随着历史拉伸而化作“文物”,而“生活美学”所研究的不仅是生活之物,更是审美之物,也就是“美物”。

  所以说,“物之维度”,可以说是梳理中国古典“生活美学”的重要层面,特别是对晚明的美学而言,是“物的美学”极大发展的阶段。对整个中国古典“生活美学”而言,晚明这一段“生活美学”具有极其特殊的价值,我个人觉得,它的独特拓展之处就在于——“情”的复苏与“物”的丰富。


  關于情的复兴这方面,汤显祖《牡丹亭》的题词当中就可以显见:“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但传统的以思想为主脉的美学研究对此已有了不少成果,比如李贽的“童心说”,但是,对于物的丰满这方面,以往的研究却几乎成为空场。好在许多海外汉学家关注到了这个新生长点,比如英国著名艺术史家柯律格所著的《长物》就是成功的尝试。然而,这种浸渍西化色彩的研究方式,尽管将狭窄的艺术史研究拓展到了“视觉文化”研究,其实不若从“生活美学”的角度切入,因为这些中国古典的“物”,既是生活的,又是审美的,而且是二者合一的。


  有趣的是,对于晚明的“生活美学”而言,这一“情”与一“物”,并不是相互割裂的,反而能交融在一起。“情”虽指向人际交往当中的人,但也可以指向“物”,形成“物之情”,从而形成了一种以“闲赏”为核心的美学运动。这种“燕闲清赏”的生活方式,就大兴于晚明,对后代又影响深远。中国古人有着独特的“恋物癖”,中国文人的典范苏东坡就曾区分出两种恋物感:“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因此,中国人的“恋物”大概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积极的“寓意于物”,另一种则是消极的“留意于物”,前者好似寓情于物,爱物但又与之若即若离,即后者则是流连于物,爱之弥深就与物毫无距离感可言。


  中华古典“生活美学”涵摄了“情”

  (情感化)、“性”(自然化)和“文”(文化化)三个基本维度,全面覆盖了生理的、情感的与文化的生活,其基本问题意识便是探讨如何实现艺术化和审美化的生活,由此生成了一种“忧乐圆融”的生活艺术传统。这种“生活美学”传统与蔡元培先生所谓“美育代宗教”结合起来,就可以在当今社会来实现美学的本真功能,这里的美学就不是针对艺术的“小美学”,反而成为融入生活的“大美学”。

  最后,感谢赵强先生,通过他的历史还原,为我们敞开了中国“生活美学”的“物体系”。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来源:博览群书 2016年12期

  作者:刘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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