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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强者之世”中的人道主义挽歌

       今人论及日本文学,均以明治时期为日本近现代文学之权舆,并以红露逍鸥(尾崎红叶、幸田露伴、坪内逍遥、森鸥外)为宗主。自1885年坪内氏发表《小说神髓》倡导写实主义起,日本文學便走上了近现代之路。这一时期的文艺,对其后的大正、昭和文学起到了辟芜除莱的作用。之后的文艺里,无论是耽美派的谷崎润一郎,还是自然主义派的岛崎藤村,抑或是新感觉派的川端康成,甚至是无产阶级文学奠基人小林多喜二,他们的作品中都可以觅到那个时代文学的影子。然而,正如陈子昂虽然一洗六朝绮靡诗风却没能真正开创唐风一样,以坪内氏为代表的写实主义派也仅为明治文学趟出了新路。直至19世纪末大量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大量被介绍到日本,日本写实主义文学才真正成为一股自觉的文化运动,德富芦花及其《黑潮》就是其中的名篇之一。细味这部长篇小说,不仅可以了解明治后期日本处于“盛世”阶段的社会现实与矛盾,甚至对认识今天的日本民族的心态也是很有裨益的。 
  作为一部小说,《黑潮》的故事情节其实很简单,主要讲德川幕府的旧武士东三郎在明治政府建立二十年后,为了治疗眼疾和考察自己从报纸和别人口中听到的政府的腐败情形,应故友桧山男爵之邀,从甲州乡间来到东京,在鹿鸣馆与派阀势力代表、内阁总理大臣藤泽茂光伯爵和一众大臣舌战,尖锐地揭露、批判了当时明治政府的专横暴虐,却最终在敌人的嘲笑声中败下阵来,回到乡间孤独地死去。小说中还穿插了另一条线索,描写了喜多川贤道伯爵的妻子贞子受尽喜多川的折磨,最终含恨自尽的故事。 
  黑潮本是一个自然地理上的名词,指沿日本列岛由南向北流动的一股暖流,德富氏创作这部小说的本意在初版扉页上已经写明,就是:“正如黑潮的热流着我们的海洋一样,让人道主义的潮流也来清洗我们的国家。”他还把写给其兄德富苏峰的信作为小说的代序:“是以强健如兄者必然同情强力,孱弱如弟者必然同情弱者矣”,“兄重视国力之膨胀,走帝国主义道路;而弟则愿承雨果、托尔斯泰、左拉诸先生之教诲,执人道主义之大义,因循自己之社会主义。” 
  从作者的自述看,颇有“哀民生之多艰”的意味。所以在小说中,德富氏借东三郎之口,对明治政府作了在当时可谓最强烈的抨击:“你们这些靠着国库里的钱生活的人,也许真的会认为这些农民难道每年只有五块钱都拿不出来吗?可是,对于乡下的农民来说,五块钱却和一条生命一样宝贵哩。”“你们上欺君、下欺民;可是,人民是不可能永久地被欺骗下去的。”“明治政府是亡国政府。” 
  然而,囿于自身的认识,德富氏针对这种现象,也提不出疗救的方法,作为作者的利刃,东三郎仅是站在旧时代立场上针砭当时的社会的,可是,即使是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德川统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情绪。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个角度,东三郎已经脱离了传统意义上的“遗老”的概念,真正树立了一个人道主义形象,这或许与德富氏出生时已经是德川氏败亡后的明治时代的1868年,没有亲身经历过江户幕府时代有关罢。 
  笔者之所以把小说中主人公的抗争视为“挽歌”,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作者通过东三郎表达的思想确实已经与时代脱节。东三郎在舌战群臣时,时常表露出对德川政权的怀旧,这就注定了无论他的话语是多么尖锐激愤,也终归是软弱无力的。就像同情他的朋友桧山男爵说的那样:“今天的地租是二分五厘,但从前几乎是五公五民;从前的武士杀了人可以不问罪,今天却是四民一律平等……今天只要是有能力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做大政治家、大学者,或是大财主;对一般人民的情况来说,到底是哪一个时代好,哪一个时代幸福,恐怕用不到比较就可以知道了吧!”对此,东三郎也只以“这是时势所趋,自然的赐物”这样虚弱的话来无力地回击。其实,在他心里,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时代是比旧时代进步的。然而,他的心依然为新时代华丽外貌下呻吟的群氓感到悲悯。二是作者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强者之世”。面对东三郎的攻击,藤泽只是得意地告诉他:“世界上的胜负就靠实力”,“像东兄这样的时势落伍者却是不行的了,对不起,你就只能站在我们的下风。”“你要搞我的话,就搞起来吧!甚至像刚才南条兄说的,来个造反也可以!”就连主管教育的原子爵也当面对他说:“像这样子的私塾(东三郎所开),有一百个封一百个,有一万个封一万个,一家都不能让他开下去。” 
  虽然如此,这部作品仍然具有很高的价值,主要就是作者在当时日本国力处于上升期,不断取得胜利的时代,用一颗“人的心”关注到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普罗大众。虽然没能提出疗救那个社会的良方,但这种悲悯本身就是一个时代的良心所在!这一点,从作品中两个悲剧人物东三郎和贞子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从性格上讲,东三郎刚烈如火,贞子作为旧时公卿家的小姐性格娴静如水,东三郎似乎是强者;从地位上讲,东三郎是幕府旧臣,蛰居乡野艰苦度日,贞子本人是皇太后的女侍,丈夫也是维新从龙之臣,是时代的新贵,但两个人却被同一个时代摧残。作者通过他们的境遇,深刻揭示了明治时代“盛世”下的残酷面目。 
  小说中还有一个细节,书中所有人物都有名有姓,只有主人公就叫“东三郎”,没有交待他的姓。日本古代除贵族、武士之外,百姓、商人等都是没有姓的。但东三郎是武士,应该是有姓的,而且明治政府于1875年颁布了《苗字必称令》,要求每人都要有自己的姓氏。特意不说东三郎的姓氏,是否是作者在暗示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呢? 
  作为一个注解,小说设置的背景是明治维新后二十年,即1887年,当时日本国力迅速上升,七年后中日发生了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小说创作的时间是1902年,出版于1903年,翌年就发生了日俄战争,俄国战败。从此,日本在军国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直到二战结束前,作者盼望的清洗日本的人道主义暖流始终没有出现。 
  参考文献: 
  [1]何乃英,《日本当代文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06. 
  [2]德富芦花,《德富芦花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12. 
  [3]濑沼,茂樹,《明治文学研究》,法政大学出版社,19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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