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再论如何看待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同时代西方哲学的否定
一、为什么要再次谈论马恩对同时代西方哲学家的否定评价
几年以前，我和北京大学陈启伟教授以学术通信形式就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同时代西方哲学的否定作过一次讨论。陈启伟教授在给我的信中对以往我国哲学界全盘否定现代西方哲学的来龙去脉作了具体考察，对马克思主义本质上反对任何一种宗派主义的态度作了深刻的理论分析。他的论述体现了我国哲学界绝大多数人的观点。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学习和对现代西方哲学的重新研究，大家都认识到对现代西方哲学简单否定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贯强调的求实态度，更不符合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实际状况。
然而大家又都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对同时代西方哲学家的确大都作了否定评价，这种否定被后来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当做全盘否定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理论根据。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对现代西方哲学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新评价，克服以往简单化的全盘否定态度，就不能再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对特定理论所作的评价的适用范围扩大化。但如果没有对这些评价作出合理解释而简单地抛弃它们，就可能引起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也可能被认为背离马克思主义。因此，近年许多同行专家在谈论现代西方哲学时往往避免直接涉及这些评价，有的专家甚至避免提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这种回避的确可以暂时摆脱一些困扰。但如果我们肯定中国的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应当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那我们实际上无法避开这些评价；应当将其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面对的阶级斗争的形势结合起来思考，揭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与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对同时代的西方哲学作出否定评价之间的联系和区别，由此证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不仅不排斥，而且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现代西方哲学作出新的评价。陈启伟教授的信除了上述考察和分析外，最重要的就是把如何看待马克思恩格斯对同时代西方哲学的否定评价问题明确地提了出来。
对经典作家对同时代西方哲学家的否定性评价问题，同行专家们大都早已在思考。我因为这十多年来较多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更无法回避这个问题，对此也早已有些看法，因不成熟而未提出。陈启伟的信促使我对之进一步思考，并把初步看法提出来供大家讨论。
简单说来，我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哲学等同时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否定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已正式成了敌对阶级、二者之间的阶级斗争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已采取了日益鲜明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突出地表现在无产阶级准备发动，甚至已经发动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的情况下作出的。在这种特定条件下，为了保证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理论上不受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只能将当时的西方哲学当做敌对阶级的意识形态而加以批判，而不可能去深入研究和具体分析这些哲学是否和怎样超越了近代哲学的某些局限性。但这并不表示他们后来没有看到由产业革命推动的欧洲资本主义出现的新发展，更不表示他们否认后来在阶级斗争相对平静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理论应当重新作出研究和评价。因此不能把他们在特定情况下对同时代西方哲学家的否定绝对化，当做评价现代西方哲学的普遍原则；而要以他们一再强调的与时俱进的观点，具体地分析变化着的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以唯物史观的求实的态度具体地揭示它们的是非成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我正是按照这种观点给陈启伟教授写了一个回复。征得他的同意，我将他的信和我的回复交给上海《学术月刊》，分别以《如何看待马克思、恩格斯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和《也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否定性评价》为题发表于该刊2002年第8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同年6期对两文都作了详细转载。
据说我们的讨论在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同行专家中获得了较广泛的认同。我在往后几年发表的几篇文章中从不同角度进一步阐释了这方面的观点，也没有看到有不同意见的文章发表。我当然相信学界对如此敏感的问题肯定会有不同意见。事实上，有一位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老专家曾多次写信给我表示不赞成我对重新评价现代西方哲学的见解，认为现代西方哲学仍然只能定性为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谈不到它们对近代哲学有重要进步。作为一个年过八旬的老人，因跟不上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进步而恪守旧的模式，这并不奇怪。由于他已淡出学界，他的守旧意见不会对学界产生影响。
但是，我在两年前办理一项课题结项时由主管部门转达的一位评审专家的意见却引起我高度关注。评审专家对课题成果提出不同意见本来很正常。然而这位专家却以武断、断章取义的方式把书稿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的论述简单地定性为将这两种哲学相提并论。尤为使我关注的是，他把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那段在特定历史情况下否定同时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话引申和扩大当做评价现代西方哲学的普遍规则。他的主观意图可能是维护马克思主义，但结果只能是在马克思的名义下重新恢复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全盘否定。
这位专家的意见并未公开发表，更没有影响我的书稿的结项和出版(书稿早已结项并以《西方近现代过渡时期的哲学：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为名由人民出版社于2009年3月出版)，因此我没有必要甚至不适宜公开作答。但是我又强烈感觉到，这种意见在哲学界的少数人中有一定代表性。不仅上述老人的意见与之相似，后来我还受到过持类似立场的学者的批评。例如有人援引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批评过孔德和叔本华来指责我对这些人有所肯定是背离马克思主义。他们的意见究竟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这不仅关系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特定条件下的某些论断的理解，更关涉怎样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我国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如果肯定他们的意见，势必全盘否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界在重新建设和评价现代西方哲学等涉外学科上的进步。这种明显的复旧性批评显然超越了我和他们个人之间的分歧，而涉及我国现代西方哲学等涉外学科研究的根本方向。因此我还是觉得应当就所涉及的问题向学界提出，以便通过公开讨论来提高对有关问题的认识。
二、《资本论》二版《跋》不是评价现代西方哲学的普遍标准
在研究和评价现代西方哲学上，大家的分歧也许并不在于是否
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同时代西方哲学的否定，我们在书稿中所阐释的理解不见得准确。专家们如果是以求实的态度与我们商榷，我们应当欢迎。遗憾的是，他们对此并没有做客观和具体的分析，而是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特定情况下的论断普遍化，引申为普遍适用的原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有人把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有限定意义的论断扩大为评价哲学等现代西方思潮的普遍准则。理由是马克思“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所依据的却是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家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以利害代替是非作判断标准”。这样，《跋》中的相关话语就被当做评价现代西方哲学的普遍标准。为了明辨是非，最重要的是重新揭示马克思的这个《跋》中相关的话语的真实意义，特别是马克思本人是否把《跋》中的话当做评价现代西方哲学的普遍标准。
被一些专家引为根据的是马克思《跋》中如下的话①：
“1830年，最终决定一切的危机发生了。”“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
马克思这些话主要涉及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法国和英国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状况。他明确地把他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否定限定在19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爆发以后“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的时期。对在此之前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没有简单否定，而是分别不同情况作了不同程度的肯定。例如他在《跋》中分析了1820—1830年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尚未激化的时期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活跃发展的情况以及它们在某种程度上的“公正无私的性质”。这时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都早已发生，但由于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还处于潜在状态。只有到19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爆发，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被激化，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处于公开敌对地位的时候，资产阶级经济学才真正没落。至于在此之后资本主义是否能出现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是否一直处于公开的、激化的状态，《跋》中没有作具体论述，也没有否定这种可能性。从西方资本主义后来的实际发展看，19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了相对和平发展的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也对此作过肯定。因此，马克思《跋》中的上述否定并不是他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普遍否定，更不能将其扩大作为评价现代西方哲学的普遍根据。马克思在《跋》中除了论及他的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外，并没有直接涉及对同时代哲学的评价。笼统地将其引申作为评价现代西方哲学的根据，就更显得太牵强了。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下文简称《终结》)中有一段话倒是直接针对1848年以后的德国资产阶级哲学没落状况的。他说：“在包括哲学在内的历史科学领域内，那种旧有的对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已随着古典哲学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不动脑筋的折衷主义，是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直到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这种科学的官方代表都变成资产阶级和现存国家的毫无掩饰的思想家。”但恩格斯立即对之作了限定：“但这已经是在资产阶级和现存国家同工人阶级处于公开敌对地位的时代。”②
资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成了统治阶级，阶级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使它们的意识形态的阶级倾向性也必然发生根本变化。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出发明确地指出了这种变化，这与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也完全一致。谁忽视了这一点谁就可能背离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在《跋》和恩格斯在《终结》中对同一时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否定正是他们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鲜明的阶级立场的体现。我们应当高度重视这些否定的深刻意义。但是我们同时应当注意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对这些否定作了明确限定，他们并没有把这种否定当做对现代西方哲学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全盘否定，我们不能把这种否定当做评价这些意识形态的普遍标准。
把《资本论》第二版《跋》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特定历史时期对同时代某些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否定当做是他们对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全盘否定，除了不符合上面所提及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所作限定外，至少还会碰到两个困难：一是难以与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与他们关于意识形态的一些著名论断一致，另一是难以解释一百多年来西方哲学的实际状况。下面我们再就这两点分别加以解释。
马克思主义在评价任何一种哲学时都不只是简单地从后者体现的阶级立场出发来判断，而是既关注其社会历史根源，又关注其思想理论根源。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明确指出判定一种思想理论的阶级性并非指其思想家“原则上只是力求实现其自身的阶级利益”，而是他的思想不能越出某个阶级的生活所不能越出的界限。就是说，标准不是直接的利害，而是归根到底的物质利益和阶级地位③。恩格斯在《终结》中说：“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头脑中发生这一思想过程的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归根到底决定着这一观念的进行，这一事实，对这些人来说必然是没有意识到的，否则，全部意识形态就完结了。”恩格斯由此把哲学当做“更高的即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在这里，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愈来愈混乱，愈来愈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④。
其实，哲学等意识形态的社会历史根源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特定阶级的利害，而是包含了整个时代全部社会阶级关系等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即使是阶级利害关系对意识形态的制约也只有在“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的年代才直接表现出来。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出现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而且他已“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但由于当时“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⑤。
这就说明，既撇开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背景，又将其阶级背景片面化，由此将马克思主义评价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标准仅仅归结为“以利害代替是非作判断标准”，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理论的明显的扭曲。
从现实的方面说，如果把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在特定条件下对经济学、哲学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否定性评价当做马克思主义评价它们的普遍原则，那必然造成对往后一百多年西方经济学、哲学以及一切人文社会学科的全盘否定。这显然不符合这些学科发展的实际状况，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者从对这些西方学科的成败得失的研究中吸取经验教训、以便更好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在经济学领域表现得特别突出。我国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当然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但前者在许多方面却又借鉴了后者。从学界到政府高层官员，对那些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的意见就非常重视。在哲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领域也大体类似。不仅社会学是由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代的孔德创立的，其众多分支学科也都是由后来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建立的，当马克思主义者意识到需要建立和发展社会学时，他们都不得不批判地借鉴西方社会学。就哲学本身领域说，西方哲学固然是资产阶级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原则区别，但它们毕竟在一定范围内体现了西方现代社会发展的成果，特别是自然科学等人类认识的成果，与西方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密切相关。如果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对它们简单否定，不仅不能影响它们在西方世界发生作用，也不能取信于早已开始广泛接触它们的中国读者(特别是青年学生)，反而会因不实事求是而败坏马克思主义的声誉，更谈不到从这些哲学的是非成败中吸取经验教训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究和评价现代西方哲学上的进步，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情况下对同时代西方哲学的否定评价简单化和绝对化，他们的意见由此具有明显的倒退倾向。
总之，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否定性评价看做是他们对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普遍有效的评价，这种认识在理论上严重扭曲了历史唯物主义，在现实上明显不符合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实际状况。以这种认识来对待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必然会否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界重新研究和评价现代西方哲学的积极成果，特别是将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界通过这种重新研究和评价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上所取得的成果，从而会使我国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引向背离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抱这种认识的人真正有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动机，结果仍然只能是事与愿违。
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求实态度认识马恩对同时代西方哲学家的评论
正因为把《资本论》二版《跋》中的某些话语绝对化、当做评价现代西方哲学的普遍准则的观点存在明显困难，我国哲学界很少有人会表示认同。最近十多年国内学者似乎很少有人再援引这些话语来否定现代西方哲学。大家都主张以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的态度对一百多年来的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实际状况重新作出评价，这意味着既划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作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对立阶级的哲学之间的原则界限，又不简单否定现代西方哲学，而是从唯物史观出发对之作出求是的分析。我个人一直倡导这种观点，认为用马克思主义评价现代西方哲学的原则只能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来确定。马恩在这方面有明确的论述。至于对他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同时代西方哲学为什么主要作否定性评价，他们虽然没有直接作出回答，但我们完全可以而且应当按照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作出具体分析，然后作出合理的解释。这些我在上面大都已提及了。在一些专家评审过的上述书稿中，我们对自己的观点作了更为集中的论述。
在书稿《绪论》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什么没有对同时代西方哲学给予肯定评价”这个小标题下有如下一段话：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时，对德国古典哲学等西方近代哲学，都是既批判它们不能越出为资本主义“理性社会”辩护的阶级局限性以及最后必然陷入独断论和怀疑论、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等理论的局限性，又肯定它们在促进资产阶级反封建民主革命和资本主义经济以及思想文化发展上起过的积极作用，特别是肯定它们在理论上可能包含的唯物主义或辩证法等合理因素。然而对于与19世纪中下期流行的西方哲学，他们则很少给予肯定评价，而往往只是激烈的批判。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当时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腐朽没落，甚至行将灭亡，无产阶级革命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的决战时刻即将到来。因此他们最关注的是指引革命无产阶级怎样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去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而不是去探究作为革命对象的资产阶级还能否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某些有效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尚能推动社会进步，当然也不会去深入研究当时的西方哲学家是否还能够对陷入困境的近代哲学做出某种具有积极意义的改造，提出某些合理的思想，对西方哲学的进步做出新的贡献。事实上，他们对同时代西方哲学家和流派(例如孔德等人的实证主义、叔本华等人的非理性主义、朗格等人的新康德主义)的研究主要是后者对当时工人运动的损害，哲学研究直接服从于当时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需要。从维护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统一、使之不受敌对阶级在哲学和社会思想上的消极影响来说，他们对这些哲学流派采取坚决的批判态度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的统治的确行将被推翻，那对与之相应的哲学等意识形态怎么可以不作坚定批判、反而给予肯定的评价呢？
在第一篇第三章第一节《西方哲学的现代的转型的历史和理论根据》中，在“重新认识西方近现代哲学转型的理论取向”小标题下有如下一段话：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解放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神圣使命出发，把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的统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当作他们关注的核心。在哲学和思想理论上，他们所关注的是在批判继承以往优秀哲学遗产的基础上建立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并与同时代的一切资产阶级哲学理论(包括各种改良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等其他形式的社会主义理论)严格划清界限，甚至与之针锋相对。《共产党宣言》和他们当时的其他论著都体现了这种倾向。这具体表现在：他们无论是对孔德等人的实证主义思潮，还是叔本华等人的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以及一切以继承休谟和康德、黑格尔等近代哲学的某些成分结构起来为特征的同时代的哲学，一律采取坚决否定的态度。正像他们当时并未考虑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是否还能对现存社会作出某些有效的改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尚能推动社会进步一样，他们同样没有去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哲学家是否还能够对陷入困境的西方近代哲学作出某种具有积极意义的改造，是否还能够提出某些合理的思想，对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的进步还能够作出某种贡献。出于资本主义行将灭亡的预计，这些问题必然不为他们所特别关注，甚至可能处于他们的视野之外。总的说来，他们对同时代西方哲学家的态度主要是着眼于这些哲学家及其理论与当时工人运动的关系，哲学斗争直接服从于当时的政治斗争。
之所以引出上面两段话，是因为它们大体上能体现我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为什么会没有对同时代西方哲学给予肯定评价的观点，也是因为一位评审专家曾引其中的词句来批评我们的观点“包含有大量的猜测，而不合事实”，说我把马克思《跋》中的论断“撇在一边，根据自己的想象为马克思的依据另立标准”。为了澄清是非，我觉得必须进一步作出辨析。
澄清是非的关键还是如何合理解释马恩对同时代的西方哲学未作肯定评价。在此首先必需明确：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求实态度看，对19世纪中后期以来的西方哲学是否只能全盘否定，是否应当继续坚持以往对现代西方哲学全盘否定的态度。
假定人们坚持过去流行的简单否定态度，那人们当然不需要解释为什么马恩当年没有对同时代的西方哲学作出肯定评价。但这种全盘否定的态度明显偏离马恩的原意和历史唯物主义，还将全盘否定我国哲学界改革开放以来重新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方向。这样的立场就与我国哲学界绝大部分人不同。
假定人们并不坚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是在不同程度上肯定现代西方哲学中可能存在合理因素，那人们显然不应当把马克思的《跋》与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割裂开来，不应把马克思的《跋》扭曲为仅仅根据利害原则对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简单否定，而应当对马恩当时没有肯定这些合理性的原因作出合理解释。
在肯定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可能存在某些合理性的前提下，怎样解释马恩当时对它们却没有肯定呢？除了我上面提到的解释外，似乎只有如下两种解释，但它们都难以成立。
一种解释是：马恩对这些哲学作过深入具体的研究，从而也在不同程度上发现了这些哲学存在某些合理性，由于某种原因而故意不肯定它们(或者不便于肯定它们)。但这种解释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的求实态度不一致。作为具有伟大人格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他们在理论上不可能采取这种虚假的态度。
另一种解释是：马恩虽然对这些哲学作过深入的研究，却并没有发现其中的合理性。但这会使人觉得他们在这方面缺乏洞察力。其实马恩对他们以前的西方哲学作过深刻研究，他们正是从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出发在批判继承西方哲学的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如果他们对同时代西方哲学流派作过深入全面的研究，却未能发现其中的确存在的积极因素，这是不可设想的。
除此之外似乎难有其他解释。
尽管某位评审专家认为我们在书稿中的说法“包含有大量的猜测，而不合事实”，但只要不断章取义，上面所引两段话及其前后文中就已包含了相关的理论和事实根据。我再补充说明两点。
其一是：马恩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在欧洲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处于决战关头的时期，他们在哲学理论上最关注的必然是与革命的成败密切相关的问题。当他们在19世纪40年代提出了他们的哲学的基本原则、实现了哲学上的变革以后，他们的理论研究更加着重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状况，为革命无产阶级制定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战略和策略，并与作为敌对阶级意识形态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坚决的斗争。他们对同时代资产阶级哲学家的理论批判越来越具有政治和意识形态批判的性质。马恩在哲学上对敌对阶级意识形态的这种批判态度正体现了他们的哲学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世界观的理论。
其二是：从马恩对同一时期资产阶级哲学家的批判的实际情况看，他们当时的批判主要也是将其作为敌对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批判，较少涉及这些哲学家的理论的具体内容。在他们的著作中，对同时代哲学的批判主要是对在工人运动内部的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的批判，其中突出的有马克思对拉萨尔的批判、恩格斯对杜林的批判。至于对同时代西方哲学家的哲学理论的具体论述，只要这些哲学家的理论没有明显影响到当时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马恩大都没有对其作具体评析。马克思在不少地方提到过穆勒、边沁等人，但主要从经济学角度对他们评论。恩格斯鄙弃叔本华，但只是几笔带过。马克思对孔德的批判在马恩对同时代哲学家的批判中大概具有典型意义，也为一些与上述评审专家立场相似的人所引述。我们在书稿中曾作如下解释：
马克思曾多次提到并批判过孔德。他在1866年7月7日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谈道：“我现在在顺便研究孔德，因为对于这个家伙英国人和法国人都叫喊得很厉害。使他们受迷惑的是他的著作简直像百科全书，包罗万象。但是这和黑格尔比起来却非常可怜(虽然孔德作为专业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要比黑格尔强，就是说在细节上比他强，但是整个说来，黑格尔甚至在这方面也比他不知道伟大多少倍)。而且这种腐朽的实证主义是出现在1832年!”⑥在为总结巴黎公社起义的经验教训而写的《法兰西内战》初稿中，有一节《工人和孔德》，其中谈道：“巴黎工人知道，孔德在政治方面是帝国制度(个人独裁)的代言人；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是资本家统治的代言人；在人类活动的所有范围内，甚至在科学范围内是等级制度的代言人；巴黎工人还知道，他是一部教义问答的作者，这部新的教义问答用新的教皇和新的圣徒代替了旧教皇和旧圣徒。”⑦前一段话批判的主要是孔德企图建立的无所不包的实证主义体系，而这正是孔德哲学中最消极的部分。在以黑格尔的无所不包的绝对理性主义为顶点的近代体系哲学因与现实严重脱节而陷入不可解救的困境以后，孔德却企图用新的形式建立体系哲学，可以说是哲学上的一种倒退。马克思的这段话鲜明地体现了他对体系哲学的否定态度。然而，孔德哲学中所包含的对黑格尔的绝对理性主义批判和反形而上学立场，孔德之要求对社会现象进行实证研究及由此成为社会学创始人的作用，却完全没有为马克思所提及，说明他根本没有考虑这一方面。至于后一段话，则更明显地表现出马克思完全是从总结巴黎公社起义中孔德理论对工人运动的消极作用的角度来评价孔德的。这种批判必然是一种否定性的政治批判。
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什么未对同时代西方哲学家给予肯定评价的问题作出解释应当采取极为严肃的态度。既必须遵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必须对与马恩同时代的西方哲学的发展状况作出具体的研究和分析。我们的书稿力图这样做，我们的解释力图有理论和事实根据。我们在这方面不见得做得很好，完全可能存在种种片面性。但像某些专家那样撇开马恩对待哲学等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的基本原则，又不顾与他们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发展的实际状况，更不顾我们书稿的上下文，仅靠摘引书稿的某一句话，搬出并未直接涉及对同时代资产阶级哲学的评价的马克思的《跋》就来在这个问题上指点是非，实在使人感到不可思议。
四、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评价现代西方哲学上是否与时俱进
在是否应当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同时代西方哲学的否定当做评价现代西方哲学的普遍原则上，我与某些专家的分歧除了对马克思的《跋》等中的话语的意义的理解外，还包括对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下文简称《导言》)的理解。这主要表现在如何回答如下问题：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期是否随着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出现的新情况而在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上作了某些改变？二、上述改变是否会导致他们在对同一时期西方哲学的评价上有所改变？
前一个问题恩格斯在《导言》中已有明确指示。我们在书稿“绪论”《马克思恩格斯与时俱进的品格》小节中已引述了《导言》的有关论述。只要不断章取义，其中的意思与恩格斯的论述完全一致，根本就没有什么引申。其实，马恩在他们的许多著作中都一再指出要以发展着的观点来看待他们的理论。马克思晚年在坚持其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立场的同时，对无产阶级斗争策略应当适应新的历史条件而有所改变作过许多论述。这些是众所周知的。
在此补充说明的是：我对《导言》的解释与近年报刊上关于恩格斯是否赞成民主社会主义的讨论没有任何牵连。我曾明确地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期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势在无产阶级革命策略上的改变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目标前提下的改变，与一切形式的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后一个问题其实就是是否真正相信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基本原理。既然恩格斯明确地指出他们后来已认识到“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我们能够说他们在这个时候还会把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看做像“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的时期(马克思)、“资产阶级和现存国家同工人阶级处于公开敌对地位的时代”(恩格斯)那样只能是否定性的吗？当恩格斯在《导言》中明确地讲到“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时，他指的不只是法国二月革命的具体方式错了，也包括(而且更重要的是)对当时欧洲资本主义仍有发展余地估计不足。这从这句话的前后文可以明显看出。因此，这一句话“适用于他们对当时西方资本主义的估计”并非我们的引申，而是恩格斯本人说得一清二楚的观点。
至于“也适用于他们对西方资产阶级哲学”也并不完全是我们的引申。恩格斯就曾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在往后的发展中在道德领域内的进步：“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它就越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小的哄骗和欺诈手段。……这些狡猾手腕在大市场上已经不合算了，那里时间就是金钱，那里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水平。”⑧道德与哲学密切相关，道德领域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蕴涵着哲学上的进步。当然，马恩晚期也同他们早期一样因种种原因而未能对同时代的哲学作系统的研究，在对后者的评价上也仍不可能有系统的表述。我们对他们在这一时期对待同时代哲学的态度，只能根据他们的唯物史观，特别是他们这一时期关于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策略的论述来认识。如果说这是引申，那这种引申完全符合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则和马恩当时所指出的无产阶级斗争的策略上的某些改变。
在对待恩格斯的《导言》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期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策略上是否有所改变上，我认为应当反对两种极端态度：一种是夸大这种改变，以致把恩格斯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以及民主社会主义相提并论。近来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批评这种观点，我赞成这种批评。另一种是否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坚持其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前提下后来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有所改变。这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一再明确指出的他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应当与时俱进的观点格格不入。这种观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会遇到极大困难。如果固守马克思和恩格斯某些过时的观点，在理论上就根本谈不到列宁后来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实践上就无法解释往后西方资本主义(包括其哲学)的发展。至于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就更无法解释了。
某些专家提出意见的方式和内容使我们再一次感到，在我国还有个别人以教条主义方式曲解马克思主义，仅凭片面理解的马克思的片言只语来指点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是非。这种人不可能是研究本学科的专家，在我国西方哲学研究界不可能找到支持者。但由于他们以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出现，在不具体从事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对改革开放以来本学科的进步和前进方向缺乏了解的人群中暂时可能产生影响，而这对在我国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特别是对将本学科研究提高到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的新阶段、更好地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服务，是一种不能忽视的干扰。写这篇文章就是将有关问题向学界提出，促使学界通过讨论来辨析是非。
作者：刘放桐
第2篇：浅谈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从现实、实践出发解决人的现实生活问题并注重现存世界的唯物主义。尽管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性质和立场上存在着根本区别，但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共同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思想理论背景，并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因而也是对近代西方哲学的扬弃。我们不能把现代西方哲学对近代哲学的继承和转变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创新等同起来，但也不能把它们简单地对立起来，而应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正确对待它们之间的关系。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共同点
1.马克思主义哲学同现代西方哲学有相同的历史渊源
西方传统哲学特别是西方近代哲学是他们哲学理论的共同直接思想来源。近代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如培根的实验科学精神及归纳法等，对现代西方的科学主义思潮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们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在现代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现代科学主义思潮从孔德的实证主义开始贯穿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历史过程之中。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有近代英国的经验主义和法国的唯物主义、理性主义，德国古典哲学中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人本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
2.马克思主义哲学同现代西方哲学有共同的时代背景
他们都产生于19世纪中叶。当时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经过了产业革命，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各国资产阶级成为社会的真正的统治阶级，统治地位得到了巩固。资本主义社会这时也已发展到了的成熟期，社会的基本矛盾明显的暴露出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不断出现。这一时期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也变得日益明显，工人运动此起彼伏，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3.马克思主义哲学同现代西方哲学有共同的自然科学前提
自然科学以研究客观物质发展过程为特征的科学，有机化学、地质学、动植物学以及生理学、等已纷纷建立起来。这些划时代的自然科学成果，为人们超越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创立奠定了自然科学前提。正因为如此，新的自然科学方法和科学实证精神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充分地表现了出来。[1]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差异
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都是在对西方哲学传统哲学，特别是对近代西方哲学的批判和超越，共同开创了现代哲学，但是他们是从各自不同的哲学立场、原则和方法出发来开创现代哲学的，因此，他们之间存在着根本质性的区别。
1.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密切相关
马克思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鼻祖，关注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工人阶级的经济政治生活状况，并且力图通过他们的理论去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特别是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被压迫被剥削的问题，突现人类的彻底解放和无产阶级的解放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获得解放的思想武器。无产阶级只有把哲学作为精神武器，才能消灭一切剥削和奴役，才能实现自身和一切人的解放。而现代西方哲学则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级的哲学，他们无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比，受其阶级局限性的束缚，他们的哲学理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改造世界的哲学，不可能为人类的彻底解放找到一条现实的途径。
2.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被压迫民族和阶级获得解放的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深远影响是任何其他哲学所不及的。现代西方哲学虽然也关注社会现实生活，关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问题，但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不能触及到社会的基本矛盾。现代西方哲学无法变为像马克思主义哲学那样对社会现实产生那么深远影响的哲学理论，所以他们对近代哲学的超越并不彻底。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根本区别的关键之一。
3.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传统哲学、近代哲学的批判扬弃，是辩证统一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继承人类哲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所以他坚持了唯物主义立场，使唯物主义变为彻底的唯物主义。现代西方哲学在批判和超越西方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态度上，为了创立现代哲学理论形态，而把自己的哲学与传统哲学近代哲学对立起来，并对之全盘否定，从而不能真正彻底地完成对近代哲学的批判和超越。所以在现代哲学中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够完成这一历史使命，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哲学史上的伟大的创新。
三.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各自的优劣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优点是坚持了实践性、科学性和群众性，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缺点是忽视部门哲学的研究和发展，因而未能使自己建构成充分现代化的当代形态，更加完整和严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体系难以形成。经过苏联的革命和建设、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和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坚持了它的基本特色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历史观、认识论，形成了具有一定逻辑性的科学体系，但它的部门哲学开展得很差，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显得单调贫乏，空洞抽象。现代西方哲学的优点和缺点正好相反。它的最大成就是开展了大量部门哲学的研究，哲学领域丰富多彩，百花齐放。但是，他们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否定世界观，特别是否定唯物主义世界观。回顾一下这些年来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是互补的。通过部门哲学，基础科学与社会实践可以得到一般指导，有利于提高基础科学的理论深度和社会实践的成功率，一般哲学则可汲取基础科学、社会实践、客观世界的丰富营养，有利于使自身更加丰富、更加完善、更能解决现实问题。
四.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同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
现代西方哲学是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内在矛盾的世界观的反映，是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了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其内容有合理性的一面，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认识到的。西方哲学提出了新的、有价值的思想观点，这些都值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去认真研究、去借鉴。今天中国新的实践也为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提供了现实的基础。改革开放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所对应的生活方式或实践方式是不一样的。“西方哲学对应的是高度发展的市场经济类型，其所面临的问题便是如何回应这种生活方式所提出的问题，当中国处于一种准自然经济或半工商经济的计划经济的实践方式中，与这种生活方式相匹配的哲学所面临的问题必定与现代西方哲学面临的问题极不相同”。[2]今天由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市场经济带来的种种问题显露出来，这就使得作为中国主流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的问题也发生了根本转变，这些问题在相当程度上与西方现代社会的问题有了相似或相同之处，而无论是西方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对时代所面临的问题的一种深层思考，便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共同的问题域。正是这共同的问题域，在客观上使双方有了进行有意义对话的可能性，在寻求解决共同问题的努力中，不可避免地相互借鉴，相互发展，共同进步。
作者介绍：徐阔，重庆工商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创新研究
第3篇：西方哲学主题的后现代转向及其时代回响
任何时代的哲学都存在一个主题，而且该时代哲学的思考都是围绕这一主题而展开的。哲学主题是指在某一具体的时间内某些哲学家想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因此，哲学的主题，既有变换的东西，也有不变的东西。从具体的哲学主题来说，必然会随着时代主题的变换而变换，因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1]220所谓“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在马克思看来，就是哲学要代表自己的时代和自己所处时代的人们，使人们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哲学离不开自己的时代，哲学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在西方哲学史上，哲学主题的每一次转变都彰显了当时时代和社会的主题和精神，肇始于20世纪60、70年代的西方哲学的后现代转向再一次对我们生活的时代产生了巨大的时代回响。
一、西方哲学主题转变的历程及原因
一般来说，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开始至今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它们有不同的主题。第一个阶段是崇拜世界的阶段或者叫本体论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崇拜上帝的阶段或者叫神学阶段；第三个阶段是崇拜心灵的阶段或者叫认识论阶段；第四个阶段是崇拜语言的阶段或者叫语言哲学阶段。由此可以看出，作为时代精神生活的哲学，其主题是随着时代的精神境况而不断演变的。[2]1，2在西方哲学史上，从古希腊到20世纪的哲学都随其时代的精神境况而产生某种新的哲学主题。
在古希腊，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哲学家在探索世界本质时，总是以客体为研究对象，结果导致哲学与现实生活脱离，哲学成为统摄、降服地上一切的天上的东西。在这一阶段，对经验与常识世界的超越，对超验和形而上学的迷恋，对概念辩证法的推崇，成为这一阶段哲学的主题。
古希腊的哲学家在寻求客观世界的本质时，其宗旨却是为了人的自由和独立。但是，到了中世纪，“神”主宰了一切，世界是神的世界，哲学同其他学科一样，都是神学的婢女，因此，研究论证上帝的存在、神学的合理性是整个中世纪哲学的主题。当西方哲学走出中世纪进入近代的时候，面临一个首要的问题就是与以神学为至高无上的经院哲学的决裂。
近代欧洲哲学的主题是认识论，“自然”、“理性”成为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在近代哲学家看来，哲学理所当然地应去讨论“是”、“存在”等问题，然而，现实的世界却呈现出千姿百态的具体事物，而人的认识只能形成一般的概念与结论。要解决这种不一致，就必然要求哲学的主题发生根本变革，这一变革是从笛卡尔开始的。笛卡尔提出的哲学命题“我思，故我在”是在证明上帝的存在过程中实现的，但是，这个命题的提出也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即哲学已经从神学中解放出来了，从此高高在上的哲学被拉到了人间，被纳入到人的认识领域。哲学开始从抽象走向具体，由仅仅关注人身外的对象走向人本身，走进了主体世界。认识论问题的突出，意味着人类理性自觉度的提高。人们开始以哲学方式对自己的理性行为进行自我反思，力图合理地解决人类自身与外部世界的真实关系。黑格尔是近代本体论的集大成者，黑格尔认为，真理是逻辑学研究的对象，而真理就是上帝；只有思想才能达到至高无上的存在。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精神”，认为“上帝是精神”，而“精神”的核心内容是思想。所以，“精神”的内容，上帝本身在思维中，或作为思维时才有其真理性。在这种意义下，思想不仅仅是单纯的思想，而且是把握永恒和绝对存在的最高方式，严格说来，是唯一方式。[3]68这样，黑格尔借助思想的重估、真理的重新定义等方式，实现了康德两个世界的共融。但是，他的局限性也在于把主体归结为无所不包无所不在的“绝对精神”，从而使他的哲学最终没有摆脱柏拉图式的巢窠。因此，黑格尔哲学在登上哲学顶峰的同时，也标志着西方哲学史上形而上学时代的终结。
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哲学就是围绕着人而展开的理论形式，人的存在与意义问题始终是哲学的主题。为人寻找存在和生活的根本，也是人类确证自身存在与意义的一个途径，本无可非议。但是到了近代，这种密切关注人的问题的哲学主张发生了转向：人的理性、人的认识何以可能？基于人的理性和认识之上的真理如何可能？这些认识论问题成了哲学的主题。虽然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使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得到了极大发展，但是，也使人类面临着理性的危机和技术的异化，并使人们的精神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异化。面对这种情况，从叔本华开始，许多哲学家开始反思欧洲哲学的传统，反思自近代以来的理性哲学，于是，“人”、“人的生存状况”成了现代哲学的主题。叔本华认为理性不再是西方哲学的主题，更不是主体，而是被放逐到意志实现的工具地位上。叔本华的意志是与身体、人直接同一的。因而，叔本华对意志的研究就是对人的研究。
马克思是现代哲学的另一个奠基人，他是从黑格尔哲学出发，将思想的辩证法改造为社会历史的生活的辩证法。这也是通过哲学主题的转换来完成的。黑格尔的哲学主题是绝对理性，在黑格尔那里，主体、思想和客体是同一的。马克思重新将主体、思想和客体分开，并将主题确定为现实生活中的从事实践活动的人。人的心灵不再成为关注的对象，人的思想、理性降格为人的生活工具，客体也不仅仅是对象，因为它首先是生活对象才成为认识对象。由此，思想的辩证法被改造成为生活实践的辩证法。在马克思那里，人和人的现实生活是同一个东西，人并没有在现实生活之外的抽象“本质”，更不存在人类现实生活之外的所谓“基础”和“中心”。“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的”，“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4]67-68，72从人的现实生活出发，人的社会关系、劳动对象、思想意识进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人的主题成为马克思实践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如果探究西方哲学主题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我们会发现，西方哲学主题的每一次转变其实都是伴随着哲学思维方式的变化而发生的。众所周知，从亚里士多德到笛卡尔都一直遵循着从感性中具体的东西追问理解中的抽象东西，遵循普遍性概念为事物之基础的“第一范式”的原则。这是一种以“主体-客体”的思维模式为前提的追根究底的方式。在这种追求永恒的、不属人的绝对和普遍的世界本原的过程中，哲学必然丧失其本性，丧失为人类安身立命提供意义支撑的资格，致使哲学越来越变得远离人世，甚至敌视人了，因为它追求的是死了的世界，而不是活人的世界。现代西方哲学不满足于以抽象概念为基础而转向现实性，认为任何当前在场的现实事物都是我们思考和关注的焦点，而不必到事物背后寻找本质、基础和中心，所以，在叔本华和马克思开创现代西方哲学的“人”的主题之后，以尼采、海德格尔、胡塞尔和伽达默尔等为代表的一批现代西方哲学思想家们，也不满足于追求抽象的永恒的世界，而要求回到具体的、变动不居的现实世界。追求现实事物的意义，就是关注现实生活中的人。从追求彼岸的绝对的、纯粹的自然存在到关注此时此地的人的现实生活，哲学从“天上”回到了“地上”，哲学重新成了人的朋友，重新成为人类追寻自我意识和自身价值的载体。后现代主义哲学试图沿着现代哲学的批判路径反抗、摧毁这种由来已久的形而上学传统，彻底消解一种本质主义的思维习性，即认为在世界的一切存在物的表象背后，一定隐藏着更为内在的、深层次的本质、意义或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讲，20世纪60、70年代开始兴起的后现代理论，其实质是对传统哲学的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思维方式的一种激进的反叛。它是哲学自身发展的必然逻辑，是从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型。
二、西方哲学主题后现代转向的背景及深层逻辑
西方哲学的后现代转向是以追求意义、理解和主体间的对话为主要哲学指向的，寻求的是人与人之间达成相互理解和共识的途径和桥梁，因此，后现代哲学代表着现代西方哲学由追求真理、权威和绝对的唯科学观转向追求理解、共识和宽容的人文精神。正是对“意义”的追求把哲学从自然科学典范的统治下解救出来，把哲学自身的追求自我意识和自身价值的逻辑凸现出来，从而恢复了哲学对人类生存意义的思考和努力的本性。后现代哲学对传统本体论的解构，其实质就是反对传统哲学对人类生存、人类现实生活意义遗忘的倾向，力图把哲学重新引回到关注现实生活的轨道上来，引回到对人类生活智慧追求的道路上来。
在西方文化的发展中，主体、理性和科学一直是西方传统哲学所关注的主题。自文艺复兴以来，三者共同造就了西方社会的繁荣和发展。但是，在西方社会繁荣和发展的同时，人们也开始盲目崇拜主体、理性和科学。西方传统文化这种对主体、理性和科学的盲目崇拜在哲学领域形成了认识论的基础主义、语言反映论、社会结构的原子论。认识论的基础主义认为人类的知识只能根据无可怀疑的基础信仰而获得，并通过这种信仰的重建而被证实。语言反映论认为语言必须通过它所表示的参照系或指称对象去获得它的初始意义。社会结构的原子论认为个体先于群体而存在，并视之为一种关于伦理道德和政治哲学的研究方式。这些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上的传统哲学的观点一直长期统治着现代哲学。19世纪，许多思想家开始对这种以“认识论为主导、以奠定知识为基础为主要任务”的哲学观进行了反思和批判，他们否定了作为一门特殊学科的哲学，也否定了作为拥有特殊身份的哲学家在整个人类文化中和人类精神生活中占据着不可替代作用的地位，要求变革传统道德观念、传统文化观念、传统政治观念和传统社会观念。19世纪末，这种否弃本体论神学传统的运动，在哲学领域逐渐演变成为一个要从根本上终结西方哲学传统及其在现当代变种的后现代哲学运动。
按照后现代理论家和哈贝马斯等人的共同理解，从文艺复兴开始，经启蒙运动到20世纪50年代，是西方资本主义从产生、发展而走向商品化、城市化、官僚机构化和理性化的过程，这些过程共同构成了一个充满发明、革新和活力的“现代化过程”。“现代性”(modernity)体现的是人类的理性和启蒙的精神。它使人们相信在理性和启蒙精神的指引下，人类社会历史将不断走向进步和发展，人性和道德将不断得到改良和完善，人类将从压迫走向解放。但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的现实历程，在带给人们无数幸福幻想的同时，也带给人们无数的现实苦难。人类亲身经历和亲眼目睹了工业化造成的对农民、无产阶级和工匠的压迫；妇女被排除在公共范围之外；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采取了种族灭绝和大屠杀的政策；现代社会产生的整套惩罚的制度和实践，以及使它的统治方式和控制方式合法化的意识形态话语。现代性使理性和启蒙走向了它的对立面，使自由走向了压迫和统治。
这样，一直困扰西方哲学的科学理性和人文价值的矛盾促使西方哲学发生了后现代转向。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科学技术的革命和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西方社会进入到了信息社会、高技术社会、媒体社会和消费社会，在文化形态上也进入了对以弘扬理性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哲学进行批判的后现代时代。进入到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后工业社会或后现代时代的人类社会，产业结构、社会生活、传播方式、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甚至意识形态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矛盾暴露得更加充分。这就促使哲学家们从更高的理论层次上来反思资本主义发展的命运，反思现代化过程的利弊，反思作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理论基础的理性主义和启蒙精神的正确与否。由此引发了在科学、教育、文化等领域的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表明人类历史正在经历一次断裂和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社会的生产结构、文化形态交流方式发生的巨大变化，必将引起人类哲学思维方式的变化。哲学这种思维方式变化的特点就是反对普遍化、总体化、同一性、等级体系、本质论、基础论和表象论，肯定多元性、多样化、差异、非中心、零散化、机遇、混沌、不确定性、流动和生成。在这种境况下，一些具有强烈时代意识和批判精神的思想家们开始以真正哲学的方式寻求自由呼吸的空间。后现代主义正是在现代人觉得现代主义令人窒息的时候、渴望能够呼吸到一股新鲜空气的时候产生的。一些后现代主义哲学家要求用新的价值和政治学去克服现代话语和实践的缺陷，呼唤新的范畴、思维方式和写作方式。在“过去20年来，后现代争论占据了全世界众多学科中的文化和知识活动领域。……后现代转向的倡导者们对传统文化、理论和政治进行了尖锐的批判。”[5]1在哲学方面，后现代转向主要表现为对传统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解构，同时，许多后现代理论的倡导者开始向一种与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罗蒂、利奥塔等人相联系的新的后现代哲学欢呼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后现代主义哲学也是一种社会批判理论，是当代西方哲学家对资本主义社会自身发展的一种理论反省。这种后现代哲学力图在人类历史活动的基础上重建一种新的文化模式来解决西方哲学面临的困境。
三、西方哲学主题后现代转向的时代回响
一般来说，我们对后现代理论可作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的理解是最新《牛津英语词典》对“后现代”(post-modern)条目的定义：“一种艺术或建筑学思潮或作品，以背离或抛弃被认可的或传统风格和价值为特征。”广义的理解把后现代理论当作一种广泛的社会思潮或文化现象，除后现代艺术、建筑之外，还包括后工业社会的社会学和后结构主义的哲学。在20世纪，当代哲学家在庆贺告别了现代自称为后分析哲学家、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时，在西方哲学界就已经形成一种“后主义”(postismus)思潮。“后现代哲学”就是现代西方哲学的最后阶段。“这里所说的‘最后’不仅是一个时间概念，就是说不仅指发生于20世纪最后二、三十年间的哲学；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表示现代西方哲学必然结局的逻辑概念。后现代哲学集中了现代西方哲学内部一个自我怀疑、自我否定的因素；它标志着现代西方哲学的终结，但却未能超越西方哲学的传统和现实，而成为一种全新的哲学或文化形态。”[6]64-72
后现代理论究其实质是一种世界观和哲学观。正如美国的格里芬指出：“这类后现代思想的建设性活动不仅局限于一种修正的世界观；它同样是与一个新的世界观互倚的后现代世界，后现代世界一方面将涉及具有后现代精神的后现代的个人，另一方面，它最终要包含一个后现代的社会和后现代的全球秩序。”[7]237而且这种世界观、宇宙观对我们的生活和理想起着决定作用。“后现代意识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重新发现了如下事实：我们的宇宙观、世界观必然决定着我们的伦理观和生活方式。”[7]214后现代哲学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产生的对我们产生重要影响的新的世界观和哲学观，而且它已经开始影响我们对未来哲学和生活的一些看法，并且对西方哲学的困境做出了自己的回应。
面对现代社会中扭曲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沟通的事实，面对西方哲学文化由现代范式向后现代范式嬗变的历史境遇，后现代哲学把握住了西方文化兴衰的脉搏，并指出一条可行的后现代文化建设之路。作为一个后现代哲学家，必须使西方思想从形而上学的独断中走出来，形成一种开放宽容的民主文化氛围；没有任何一种西方政治势力或权力中心可以垄断、控制思想探索和精神自由，也没有任何一种新观点或学说可以无视其他观点和学说。后现代精神就体现在所有思想领域禁区的突破，人们可以将自己的思想触角伸向自己陌生和渴求的精神领域。因为，自20世纪以来，科学不再是所谓知识精英和少数天才的事业，科学日益成为大众的事业，成为社会民众日常践行的生存活动方式。要实现这种生活方式，罗蒂认为我们必须以一种开放的包容心态和宽容的对话精神来对待一切“他者”以及“他者”的思想。
总而言之，从古代哲学经过中世纪到近代、现代、后现代，西方哲学的一条主线是相当清楚的，那就是关注人与世界、关注人的生存问题，只不过在不同的时代表现为不同的主题罢了。哲学主题的转变说明哲学是植根于生活深处的理论自觉。只有当它提供了属于它那个时代的与人类命运休戚相关的根本问题的哲学解说时，只有当它解说的问题依然在场，也只有它用以解说问题的理论、范畴依然有效的时候，哲学的主题才会以新时代的形式存在着。在历史上有所作为并且今天人们依然在研究它们的哲学，都是因为它们研究了属于它那个时代的哲学主题或关于人的精神世界的根本问题。那些遗忘了人类生活中的根本问题、不再关注人类命运的哲学一定是缺乏生命力的“贫困哲学”，最终也会被人们遗忘，或者它就从未被人们所过问过、重视过。后现代思潮的兴起正是在对当今时代的把握中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解哲学的观念，也正是因为其把握住了当今哲学发展的主题，所以，其哲学思想才会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后现代哲学认为哲学的“终结”不是“完成”，不是绝对的死亡，相反，它是开端，是伟大时刻的开始。正如历史的终结意味着大写的历史将让位于小写的历史一样，哲学的终结也将意味着“大写的哲学”要让位于“小写的哲学”——这或许就是“后现代哲学”的真实含义，即有时代感和历史责任感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理解的“哲学终结”的真实意义。
作者：王鹤岩
第4篇：现代西方哲学的转向
对于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存在着一个公认的说法，即西方哲学从诞生以来，共经历了两次被称为“转向”的研究主题的切换。第一次转向是从古代的本体论哲学到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第二次转向是从近代的认识论转向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对西方哲学发展历程作出这样的表述和理解，已经成为理论界的思想背景，成为人们对西方哲学理解的一种共识性认识。
现代西方哲学的转向不仅仅是语言学转向这一单一的运思之路而是具有转向的多重路径的，包括语言学转向、生存论转向等。并且这些多重路径转向的深层根据是哲学观的变革，哲学观的变革却是依据着西方哲学“从能否思想”到“有无意义”的内在发展逻辑的轨迹。
一、哲学的转向
通过对哲学史发展历程的逻辑梳理，可以看出西方哲学不是沿着一个方向按部就班发展的。哲学转向实际上就是其内在的发展逻辑起作用的结果，表现为哲学问题的思考方式和角度的转换，标志着哲学向着纵深方向的发展。整个西方哲学经历了本体论、认识论的过程，从而走向了现代。哲学的转向表征着哲学的发展逻辑，同时更表征了哲学对人类思维发展历史的总结。西方哲学从自身发出对“有无意义”的追问，研究意义世界的哲学超越了近代哲学的理性主义内容和模式，成为面向人类生活和人生意义的哲学。这种对“意义”的追问寓于现代色彩缤纷的哲学形态之中，使这些哲学在共同的发展轨迹上生成不同的表现形式。换言之，现代哲学流派史在从不同的维度上追问“有无意义”问题，都以对意义的揭示作为展开自己哲学思想的前提，共同遵循了西方哲学从“能否思想”到“有无意义”的发展轨迹。
认定某种哲学转向的意义，一个确定的理论预设就是在它之前存在着某种系统完整、影响深远、形式确定的学说路线或思维方式，而这种学说又确立了一种与之不同的另一种新型的哲学体系或路线，这些不同有的体现在研究对象上，有的体现在研究思路上，有的体现在思维方式上，更多的体现在立场观点和解释模式上。
对逻辑和语言的重视是西方哲学自古以来的传统。通过用逻辑的方式分析语言后，他们认识到传统本体论的命题、陈述、概念、范畴，甚至于本体论问题本身只是一种虚假的预设，是应该予以清除和否定的，哲学中正是有这样的假问题，才会含混不清。虽然，他们对传统本体论采取这样激烈的否定态度，但在他们实施这种语言转向的过程中，又总是涉及到语言与实在、世界的关系等本体论问题，这个问题又与思想是否与对象具有一致性的认识论相关，实际上，他们仍然保持了知识论的传统，这是“语言转向”的表层含义。更为深层次的意义在于语言之为语言表征着世界是为我的存在。
从哲学转向的视角看，从人的生存的角度从事哲学研究，其意义丝毫不亚于语言转向。生存哲学的转向与语言哲学转向不同之处在于，语言哲学采取拒斥本体论的方式实现了革新，而生存哲学则采取扬弃认识论的进路，对人的生命的意义进行阐释。他们反对自苏格拉底、柏拉图以来的传统哲学对理性和真理特别是对“思”的过分强调，将充满生机的本体论问题逐渐演变成为僵化的认识论问题——“能否思想”，这使哲学的道路越走越窄。他们从根本上反对传统哲学两个世界的划分，认为世界只有一个，就是人生存在其中的、由人的活动建构和生成的人化世界。哲学所追求的最高实体和终极价值也正是人存在的意义，他们认为个体人是否能创造有意义的生活，是现代人面临的根本性问题，因而，在摒弃对于所谓自然世界的追问之后，人们发现，生活意义问题的澄明是一项具有空前难度的难题，所以，现代西方哲学一直经历着这样一场历史性的变革，这场演变是哲学的真实性判断根据和原则的根本性转变，是包含着哲学观以及思维方式在内的哲学范式的整体性转变。生存哲学对于超越传统哲学实现哲学转向具有积极的意义，是西方哲学从“能否思想”到“有无意义”的基本逻辑的典型呈现。然而，这些观点也因缺乏坚实的基础和实践性的证明，而留于空谈。同时它的许多观点也被一些“后现代主义”者批评为一种“人类中心主义”。无论如何，生存哲学给我们开创了一个新的理解哲学的维度，如何吸收其中的合理成分，在它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新的研究，这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实践转向无疑是马克思开启的，马克思实践转向也是从对传统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批判继承开始的。马克思认为没有实践作为人类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的中介，无论是“自然的真正的本体论”还是“人的激情的本体论”都不会得到确立，实践正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方式，也正是实践给人生命以不同于其他物的意义。在标志着马克思哲学革命起点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更是把实践的观点作为新唯物主义区别于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标志。“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确信：“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在对传统的“能否思想”的认识方式进行批判后，马克思认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实践哲学将实践置于逻辑先在的地位，以实践为中介去统摄各种杂多的要素，消解了精神与物质，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用实践来说明人的生存之“意义”。
二、哲学观的变革
哲学的转向往往和另外一个问题联系在一起，这就是哲学观的变革。如果说现当代哲学是一场整体性的转向，那么它首先是、也应该是哲学观的变革，也只有理解了哲学观的变革，才能从根本上理解现当代哲学的转向。
哲学观可以简单地理解为追问和回答“哲学究竟是什么”。而哲学究竟是什么，现代西方哲学给出了多种回答：哲学是治疗人精神疾病的良药、哲学是语言的误用……无论现代西方哲学家告诉我们哲学是什么，这里面都有一个隐含的前提性问题：哲学是关涉人的，更确切说来，哲学是关涉人的意义的。我们都知道哲学由黑格尔哲学的终结走向了现代。在前黑格尔哲学的研究视域中，哲学无疑就是人的认识能力，无论是笛卡尔在形而上学也就是哲学领域的“我思故我在”所确立的“思”对“在”的先在性，还是康德哲学所确立的人类认识的“纯形式”，都是在探讨人类的思维能力，也就是“能否思想”的问题。现代西方哲学自黑格尔哲学以后走上了新的发展路径，再次追问哲学是什么。这时的哲学已经不再偏重于人的认识能力，而是将自己的着力点放在人的精神的终极关怀上面，哲学表现为人的真实的生活世界，表现为人生命的尊严和价值，更表现为人所独具的“意义”世界。现代西方哲学哲学观的变革，何以发生呢？原因始于巴门尼德而终结于黑格尔的“能否思想”存在着“生存论缺环”，包含着“对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的根本威胁”。所以现代哲学才会在“从关心人体世界到关怀人间世界时，明确提出了人的生命的意义问题”。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存在于人身上的所有深具人性的东西都是从来就有的，只是这些东西在我们身上历经危机后，已发生了改动、溶解、再生。这是一切事物，也包括哲学这一“事物”发展的法则。所以，现代哲学哲学观的变革不仅仅是对传统哲学所陷入的危机与困境的拯救，它更深层地源于“能否思想”的本性，它是两千多年来哲学“智慧之爱”的积淀。换言之，人的生命的意义一直是西方哲学家苦苦探究的主题，离开人生意义的寻求就无所谓智慧。
哲学观的变革既是哲学转向的观念前提，是其中或显或隐的内在的影响着哲学理解活动的一些观念；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它又构成了对哲学的时代变革的解释，成为使哲学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思想成果。哲学观是不断发展的，是哲学面向时代、理解时代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观作为一种哲学意识滞后于时代的变革。时代的变革也不可能自发地引起哲学的变革，而是要求哲学以一种反思的态度对待变化的时代，因此，“作为思想把握的时代”，哲学也必须要体现为哲学观。哲学观的变革在哲学的变革中应该是前导性的，又以自身的方式反映了整个哲学的变革。
作为哲学变革的前导，哲学观的变革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正是体现在哲学从“能否思想”到“有无意义”的内在逻辑的转换。这种变革首先体现在思维方式上。传统哲学受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的影响。现代西方哲学正是基于对传统哲学观的“能否思想”的认识论模式的反叛，坚决反对以主客二分的方式定位人与世界的关系，不再把世界当作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性的存在，世界就是人的世界，人也就是在世界中的人，世界正是因其对人的生活有意义才获得其真实存在的意义的。现代西方哲学强调的是世界的属人性，在人的世界中，突出地强调人之为人的“意义”。同时传统哲学的理性至上的观念造成了独断性，使哲学灵魂——批判性的精神处于被削弱的境地，即使在传统哲学中有某些怀疑和批判的影子的出现，但是却只是为后来的独断的出现做出思想铺垫而已。晚期希腊哲学的怀疑主义之后正是思想禁锢森严的中世纪哲学的出现，康德刚刚开始了批判的萌芽，黑格尔就将哲学的理性主义的独断贯彻到了极点。正是因为这种理性主义忽视了人，忽视了人存在的意义，才造成了严重的缺失。现代西方哲学看到了这种困境，与之相反，相对主义的观念在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思潮中普遍兴盛起来，这种相对主义突破了以往只是局限于认识论领域的怀疑主义，而是将这种相对主义直接导向了存在论的虚无主义。
现代西方哲学看到了传统哲学在单纯追求“能否思想”的过程中所表露的生存论缺失。为了还人以本来的真实生活与生活的价值，将自己的触角深入到了人的“意义世界”，体现了当代哲学对人的生活的真实思考以及思维范式的转换。当他们引领哲学走向另一条道路的时候，无疑也将人们引向了另一个极端。在这种形式之下，原来确定的“有无意义”变得问题重重，哲学也因此变得困难重重。人的“意义”尚不确定，研究人的生存之意义的学问——哲学的合理性又何在呢？哲学观的变革看起来带给人们的不是令人愉快的辉煌，而是挥之不去的困境。人们甚至嘲讽哲学：这就是哲学应有的位置。我们认为这不是哲学观的变革本身所造成的，而是一种能够取代传统哲学的理念尚未完全形成所造成的。现代西方哲学哲学观变革的实质就在于西方哲学内在的从“能否思想”到“有无意义”的内在的发展轨迹，当人们还没有对人生存的“意义”给出明确的解答之前，这种混沌的状态也是种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当代人们生活中存在的普遍的意义的缺失、幸福感的丧失，哲学所面临的终结的难题以及时代所发生的一系列问题都反映了普遍的“意义”形成过程中的必然性和转换过程的艰难。
作者：陈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