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的炮声，把当时较先进的知识分子从“天朝上国”的梦幻中惊醒，他们忧国忧民，寻找救国救民之路，产生了从抵抗侵略出发而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从而发出“外抗强敌，内求改革”的呼声，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这股新思潮的核心内容是要求学习西方、“师夷长技以制夷”，认识世界和走向世界；寻求强国御海之道，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实现民族振兴。但本质上还带有维护封建统治的色彩。
虽然这个时期中国人刚刚从闭关锁国的状态下惊醒，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认识是肤浅和感性的，而且对本国封建主义的认识同样是不深刻的。但他们却开启了中国人民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救民之路的大门，他们无愧是中国近代首先向西方学习、寻求真理的杰出代表，他们的思想和主张反映了中国社会转折时期思想界所起的深刻变化，体现了中华民族不甘落后、锐意进取的奋勇精神。新思想的萌发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启迪和召唤着后来的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它是近代中国人民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的起点。
鸦片战争(Sino-British Opium War)，中国近代史上一共有两次鸦片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6月～1842年8月。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年10月～1860年10月。两次鸦片战争使旧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1840年（道光二十年），英国侵略者向古老封建的中国发动了一次侵略战争。由于这次战争是英殖民主义强行向中国倾销走私鸦片引起的，所以历史上叫做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由独立的封建国家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华民族开始了一百多年屈辱、苦难、探索、斗争的历程。 从乾隆后期开始，清朝的统治日趋衰落。清政府仍以“天朝上国”自居，虚骄自大，闭目塞听。而同一时期的欧美帝国主义列强已有长足发展，并把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作为他们扩大海外市场的目标。而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农业国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加上保守的“天朝上国”思想，一直以来中国人对外来的产品的需求很小。外国商人为摄取暴利，从华南将大量鸦片走私输入中国，鸦片的输入量由道光即位之初的四千余箱，到道光十八年，即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已猛增到四万零二百箱。鸦片的泛滥，影响了民众的身心健康，使吏治败坏导致中国白银外流，政府财政收入短绌。道光延续自雍正以来的禁烟政策，但鸦片走私不但不见收效，反而日益猖獗。事态的发展引起的朝野人士的警觉。
道光下令封疆大臣讨论禁烟的看法，朝野对禁烟的看法不一，最终打动道光帝的是当时湖广总督林则徐的禁烟奏折。林则徐一针见血地指出：鸦片不禁，几十年后会弄的国贫民弱“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这种局面显然是道光帝无论如何也不想看到的，“兵”“银”是封建统治的两大死穴。道光十八年十一月（1838）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 英国输入中国的鸦片激增表
林则徐1839年3月抵达广州，随即开展禁烟，严查烟贩，整顿水师，晓谕外商呈交鸦片。同年6月3日，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二万余箱（200多万斤）鸦片（他把鸦片集中于虎门的海滩，于高处筑起围栏，挖下长宽各15丈的两个大坑，灌入海水并倒进生石灰，待水沸腾后投下鸦片，使之彻底销毁）。中国的禁烟措施，遭遇英国政府的强烈反对。1840年6月（道光二十年夏），由四十八艘舰船（海军战舰16艘 ；东印度公司武装汽船4艘；运兵船1艘；运输船27艘）和陆军4000人（爱尔兰皇家陆军第十八团；苏格兰步兵第二十六团；步兵第四十九团）海军2~3千人组成的英国远征军封锁了广州珠江口，鸦片战争爆发。清军武备废弛、敌情不明、指挥紊乱，因此屡战屡败。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英殖民主义军队攻陷镇江，切断京杭大运河南北交通，继而直抵南京城下。清政府已无力再战。1842年7月24日，清政府在英军的炮口下，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这是清政府第一份不平等条约，严重损害中国的主权。他规定中国割让香港岛，赔偿2100万西班牙银元，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口岸城市对外通商，此外英国还享有协议关税，而由于清政府官员长期以天朝自居，不熟悉国际关系，在随后的《南京条约》两个补充文件谈判中遭受了进一步的利益损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的签订使英国得到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优惠国待遇和开设租界等特权。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重大事变。中国近代历史就是以此为开端的。鸦片战争为什么爆发？中外史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不一致的，有的西方学者认为这场战争爆发是由于“商务上的误会”，有的认为是导源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有的说这是一个纯偶然性的事件。鸦片战争的爆发绝非偶然，我们可以在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发展、演变中考察一下它的历史背景，也就是战前世界和中国的社会历史概况。
鸦片吸食工具
鸦片战前，因为中国是一个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帝国，对外国商品的需求量很有限，同时也因为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暂时了限制了对外贸易规模，这给英国商品的向中国输入以顽强的抵抗。英殖民主义输华的商品主要是纺织品、金属制品和从印度运来的棉花，后两种商品能够赚点钱但数量有限。大宗纺织品则亏损。而它又亟需中国的茶叶、生丝等商品。在若干年里，中英正常贸易，中国方面一直保持着出超的地位。直到19世纪30年代初，出超额每年仍在200-300万两白银以上。英国资产阶级跟中国做买卖，目的是要赢利赚钱的，这种贸易格局当然是他们不能容忍的，要想办法找门路改变。他们找到了一件法宝，这就是鸦片贸易。从根本上说是为了适应其殖民侵略的需要，其直接原因就是为了扭转它在对华贸易中的不利地位。 鸦片烟毒的泛滥及其严重后果 鸦片烟毒泛滥
19世纪以后，英帝国主义开始将大量鸦片输入中国，它不惜采取贿赂官吏甚至武装走私等卑劣手段。在19世纪的最初20年中，英国从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每年平均约4000箱。30年代激增，到1839年就达将近40000箱。除了英国以外，这时还有美国商人从土耳其贩来中国鸦片，但为数较少。由于英国对华输入鸦片数量的激增，从19世纪30年代起，在它对华贸易总值中，鸦片就占到1/2以上，到鸦片战争时英国在对华贸易中由入超变为出超
通过鸦片贸易英国在对华贸易中变入超为出超，变劣势为优势，中国变出超为入超，变优势为劣势，原来英国在广州贸易中亏损，“1821年英商运至广州的天鹅绒，剪绒、印花布亏本60%以上，1826年增入的棉布也亏本10%左右。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整个进口生意中，几乎没有一年不亏本的”。但是鸦片贸易却给东印度公司、英属印度殖民地政府和鸦片贩子带来巨大利益。中英的正常贸易发生了变化。
鸦片战争前夕有人估计，在京官中有十分之一、二地方官中有十分之二、三吸食鸦片，至于“刑名，钱谷之幕友，则有十分之五六，长随，胥吏更不可胜计”。正如马克思所说：“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偷偷运进了天朝。”（《马恩选集》第2卷26页）统治者营私舞弊，中饱私囊，任意挥霍，最终必然是加重人民的负担，激化阶级矛盾，这样就更加重了清朝的危机。 损害了中国人的健康 1820年，停泊在中国外伶仃洋的鸦片走私船
从上至下吸食鸦片的人日增，鸦片的吸者当中，也不光是统治阶级及其附属者群体所属，也有些下层劳动者。他们本无吸食鸦片的经济条件，然而一失足便不易自拔，染上烟瘾后不但身体受损，甚至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而且往往伴随着品质、道德的沦丧。鸦片在当时对中华民族身心的危害是无法计量的。
中国被迫同英、美、法等国签订了《南京条约》、《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等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社会的性质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 近代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一、《南京条约》（史称《江宁条约》） 1842年8月29日，耆英、伊里布代表清政府，在英国军舰“皋华利”号上同璞鼎查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江宁条约》即《南京条约》，共有13款，主要内容有： 中英《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示意图
1、五口通商 2、割让香港岛 3、勒索赔款 4、协定关税 5、干涉司法 6、自由贸易 二、《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 1、领事裁判权 所谓“领事裁判权”，指帝国主义国家侨民不受居留国管辖的非法特权，按照正当的准则和惯例，居留国有权按照本国的法律管理外侨。《虎门条约》破坏了中国的这项正当的权益，规定英人。中华人的交涉词讼，“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领事办理。 2、协定海关税则 收海关税率大大降低（出口的61种货物和进口的48种货物税率比鸦片战前降低50%-90%，其他货物皆定为百值抽五的税率）。 三、《五口通商章程附粘善后条款》（虎门条约） 1、片面最惠国待遇 《虎门条约》规定，中国将来如“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后来，中美、中法所订条约也都有同样的规定。列强依此互相援引，共享侵略权益。 2、租界权 3、驻军权 四、《望厦条约》 1、扩大领事裁判权 2、协定关税权 3、税则 4、文化 5、修约 五、《黄埔条约》继美国之后，1844年冬，法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黄埔条约》。这个条约使法国享有美国在《望厦条约》中取得的一切特权，同时还规定，允许法国天主教在通商口岸自由传教，修建坟地，清朝地方政府负责保护教堂和坟地。 六、其他 七、葡萄牙强占澳门
培养近代技术人材。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帝国主义，通过在华企业雇用中国职工，受中国聘用的技术人员，接受中国留学生等各种渠道，为中国培养了大批近代人材。这里只举福州船政局为例，便足以说明。左宗棠于1867年创办福州船政局时，即同船政局法国正副监督日意格、德克碑签订培养人材合同，议定5年限满，教中国员匠能自按图监造并能自行驾驶，即加奖日意格和德克碑银各2．4万两，加奖各法籍师匠共银6万两，计定奖格银10．8万两，另再加精神奖励。至1873年5年期限届满时，首任船政大臣沈葆桢，督促法监督日意格，逐厂试验中国员匠制造技术，洋匠逐步撤走，交给中国员匠放手自造，正副匠首都选中国工人担任。经过半年多的考核试验，于合同期满后，洋匠全部遣散回国，按合同规定给予奖赏。该局撤走外籍技术人员，在本国技术人员主持下，陆续制造了十余艘兵商轮船，基本上已具有独立制造能力。
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化起的压迫与抑制作用是：
——仗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所攫取的特权，加速扩大外国在华资本势力，逐步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把中国民族资本压得抬不起头来，不能获得正常的发展。据统计，外国在华资本在中国资本总额中所占的百分比是：1894年占60．7，1913年占80．3，1920年占70．4，1936年占78．3。也就是说，外资要占中国资本总额的60～80％左右。在中国不少重要近代产业部门，外资均处于垄断半垄断的优势。中国新生的民族资本，多方遭受排挤和限制。例如早期以英国资本为主在上海、广州等地兴办的几个船舶修造厂，便挤垮了中国具有千余年传统的旧式造选业，压抑着中国民族资本经营的新式造船业，长期垄断着中国船舶修造工业。前面提及的上海最早举办的民族资本发昌机器厂，便因竞争不过英商船厂，于1899年为英商耶松船厂所吞并。又如早期俄国资本在武汉、福州等地兴办的茶砖厂，便挤垮了福建好几家新生的民族资本茶厂。20世纪后，外国资本已逐步趋向垄断，对中国资本的排挤、压抑直至并吞，更十分明显。例如外国资本对中国近代煤矿的控制和垄断，不仅压抑着民族资本的中小型煤矿喘不过气来，连清政府和北洋政府经营的大型煤矿，也逃避不了外资侵吞或控制的命运。英国资本骗夺开平煤矿和并吞滦州煤矿的过程，便是最典型的史实。外国资本对中国铁路运输的垄断和控制，事例也很突出。从1896—1914年间，外国资本对中国铁路的直接投资总额达2．92亿美元，在修筑成的1万余公里铁路中，外资占90％以上。清政府和北洋政府修筑的铁路，大部分是借外国资本。“商办铁路”，虽然一度呼声很高，但在外国资本勾结中国封建势力的强大压力面前，毫无成就，民族资本铁路所占比重，微不足道。至于中国的金融市场，更是长期被以英国汇丰银行为首的外国银行所垄断。外国资本对中国经济命脉的控制，是中国资本主义不能获得顺利发展的根源。
——长期控制和垄断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在工业进口农副产品出口之间，进行不等价交换，加上早期的贩运鸦片，从中吮吸着中国人民的大量血汗，使中国陷入贫困的境地。关于进出口商品的不等价交换，找不到全面的估算数字，根据《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一书的估算，仅1926—1936年的10年间，我国在进出口商品总值中所遭受的不等价交换的损失总额，高达当时币值50亿元余，每年平均损失达5亿元，当时每年的进出口商品总值为20亿海关两左右。约折成30亿元，年损失比重为1／6。如果以此类推，中国近百年来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不等价交换的总损失，该是何等惊人！(参见《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1—62页。)早期贩卖鸦片，毒害中国人民，是外国在华洋行攫取暴利的重要手段，如老牌的怡和、太古、旗昌等洋行，大都靠贩卖鸦片起家。据估计，怡和洋行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每年仅从贩卖鸦片一项，即可获利400万银元左右，(当时鸦片年输入量约5万箱，每箱利润约400元，恰和至少占1万箱。)利润之高可以想见。
——巨额的战争赔款，成为中国人民的沉重负担。鸦片战争赔款2100万银元，开了战争赔款的恶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