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范式危机
长期以来倡导并践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美国发生了金融危机并影响着全球经济，更加凸显对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及其危机予以剖析的重要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范式危机体现于“现象经济学”倾向、方法论的形式化、环境假定的绝对化、“价值中立”的先天不足，以及均衡分析和静态分析的有限性等方面。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范式危机，预示着其进一步演化的转换方向。
关键词：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危机
范式是指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按既定的用法，范式就是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在科学实际活动中某些被公认的范例——包括定律、理论、应用以及仪器设备统统在内的范例——为某种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了模型。
经济学范式危机是指经济学科领域内人们基于经济实践对理论的冲击而不再接受或至少部分拒绝原来共同掌握的信念、价值标准、假设和定理的现象。西方主流经济自新古典主义以来就形成一个貌似强大、不可动摇的范式基础，并致力于通过数理化和模型化手段对其进行维护和巩固。但主流经济学范式存在诸多值得商榷之处，它没有随时代的变迁而进行整体理论范式的转变。特别是2007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传导、扩散并放大为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作为危机的起源国和祸端者，美国却长期以来坚持倡导并践行当代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其背后的理论启示和批判意义非常深刻。本文侧重于对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以下简称主流经济学)的范式危机予以解析，并预测主流经济学范式进一步演化的方向。
一、“现象经济学”倾向
经济学作为一种范式，最重要的恐怕要数边际主义的发展，尤其是主观效用价值论以及随之而来的边际分析方法，经济学家们正是从这个边际分析方法中选出一部分用以构造其独立范式。以边际效用为核心的主观价值理论在对传统经济学生产成本价值论进行批判的同时，无意中也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经济学的基本范式，并一直被沿用至今。没有边际革命就没有现代主流经济学范式的出现，更谈不上范式危机的出现。边际主义范式比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能对经济现象更具解释力，但只限于揭示经济现象而非经济运行的本质规律。
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作为一门具体学科开始正式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哲学研究的对象是整个世界，目的是揭示整个世界最本质、最一般的规律，经济学作为一门具体学科，研究对象则是世界的局部，目的是揭示局部研究对象——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作为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具体学科，无论是哪种经济学流派或思想都构建于隐含或明示的特定哲学基础之上，如亚当·斯密的重要哲学基础之一是边沁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哲学思想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哲学基础的不同，必然导致不一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进而导致经济学范式的特点各异。边沁和斯密的哲学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人的本性被归结为整齐划一的“理性”与“自利”，利益驱动动机成为客体与主体的主要互动方式，以人和人的心理活动作为经济学范式的支撑点，较人性化，其解释更贴近现实生活中的人的经济活动的现象，但片面夸大了人的主观心理活动对经济活动的决定作用，看不到人是现实世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的主观心理的形成来源于现实，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反应。人的心理行为其实是在长期经济活动中形成的，是经济活动的结果而非原因，夸大人的心理活动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因果颠倒，从根本上说无助于把握复杂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经济规律。这种哲学范式的内生缺陷导致主流经济学范式的发展趋于僵化，单纯追求在原有范式基础上进行更为规范性的描述，表现为经济学范式越来越优美，但与经验世界本质规律距离却越来越远的模型，成为一种“现象经济学”。从这一角度看，当前主流经济学的数理化或工程技术化倾向具有必然性。
二、方法论的形式化
就方法而言，标准经济学高度抽象，倚重…数学和演绎，并不孜孜计较体制。如果单纯进行理论分析，在一个相对封闭、静态的经济体系中，这种分析方法有助于对复杂的经济现实进行抽象的把握，也有助于经济理论体系的顺利构建。在假定前提的基础上进行演绎逻辑推理进而得到结论，仅仅从理论体系本身而言，这种分析没有问题，实际上这也是经济学范式不同于其他理论的独特之处。这种发端于李嘉图的抽象的演绎方法具有独创性，它指出了通向现代经济分析的道路，并产生了最终可能转化为数学形式的定理。但现实世界是复杂多变的，现实经济活动也是复杂动态的，为理论分析的方便而先验、武断地把现实经济活动中事实上存在的、并对经济运行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通过假定前提轻而易举地剔除掉，人为地变复杂世界为简单世界，通常会导致主流经济学的假定与现实严重脱节，由此推理出的结论即使是科学，也是一种“片面的科学”。
1950年以来，以阿罗一德布鲁模型为代表的公理化体系，给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提供了形式完美、结构严谨的数学模型。数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传播和普遍应用使得经济学理论达到“深奥而漂亮的新高度”，同时由于数学方法具有高度的抽象性、精确性和反随意性的逻辑一致性，致使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数学理性方法是唯一能够给经济学提供科学性和完整性的方法，对于实验和其他方法则采取漠视乃至排斥的态度。高深的数学表达和精巧的建模技术俨然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一种时尚，经济学走向趋于数学化和模型化。但事实是，现实的经济活动有许多层面，如“经济人”的心理倾向、情绪、价值偏好、习俗、文化等都很难用数学理性方法完全予以描述和准确说明。经济现实的丰富性、多样性和易变性使得数学理性方法只能近似反映现实，数学模型对现实的把握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数学化虽然给经济学披上了貌似严谨的公理化外衣，但却是一种以牺牲经济内容来顾全数学形式的片面发展结果，与经济学的实质分析脱离联系。传统观念中，主流经济学通常被视为一门现场观察性学科，这种方法偏好导致经济学理论难于证伪，更无法证实。由于客观经济环境的高度复杂性、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与混合影响，以及某些状态发生的历史偶然性，使得众多经济学命题或假定无比“微妙”和“似乎有理”，进而极大制约了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
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华尔街金融精英们滥用金融计量技术、过度金融创新下的“金融炼金术”破产了，本身就证明脱离经济生活实质的、形式主义的方法论根本无法掩饰并解决人性的贪婪和恐惧等致命弱点。
三、环境假定的绝对化
主流经济学除颇受诟病的关于“经济人”的人性假定之外，还有广为争议的绝对化的环境假定。主流经济学将市场视为各种经济行为唯一的制度环境，并将经济自由作为最高信念。许成钢、钱颖一等把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关于制度的最重要内容归纳为五个关于“不相关性”的理论基准：(1)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模型，意味着经济体制与经济效益不相关；(2)莫迪格里亚尼－米勒定理，意味着金融工具与经济效益不相关；(3)科斯定理，其结论是在交易费用趋于零的条件下，法定产权的初始配置与经济效益无关；(4)卢卡斯的货币中性理论；(5)贝克尔－施蒂格勒模型，其基本判断是除法庭外的执法体制与经济效益无关。基于这五大理论基准，可以通过假定零交易成本、信息完全和知识完全等条件，屏蔽掉制度、文化等因素，为资源配置研究提供“理想条件”并得出“理想状态”下资源最优配置的均衡点。尽管这五个理论基准本身的正确性仍有待检验和考察，但类似问题在现代经济学其他的环境假设中普遍存在。
考虑到主流经济学有关环境假定的绝对化，遵从主流经济学指导的人们的经济实践结果必然是人与自然的不和谐。新古典经济学是研究如何将可用的经济资源分配给社会以便获得最大社会价值的一门科学。如果为达到一个社会目标必须放弃或牺牲某些东西，经济学家会尝试告诉我们如何在价值有形、效率最高的物质产品、“帕累托最优”等之间进行抉择。“帕累托最优”成为所有经济资源都被分配并得到最有效利用的一种经济状态，因此，它不可能使某些人在经济上更好而让其它人经济状况变得更差。有效市场的主要优势正是在于有能力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然而，这种配置也可能出现在资源利用的生态非持续性模式中，对决定人类幸福的其他重要因素缺乏考虑。“帕累托最优”是在不能在不使其他人经济状况变得更差的情况下，使某些人的经济状况变得更好，但在“帕累托改进”过程中，只是不改变其他人的经济状况，但对资源等环境因素没有作重点考虑。即在“帕累托改进”过程中，资源可能被过度使用，环境可能遭受破坏。由于环境计量和估价的困难，有形的环境效益被低估了，无形的环境效益在经济分析中体现得更少。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及其实践应用已严重掩盖和低估了全球普遍发生的生态恶化问题。
正是由于主流经济学的错误指引及价值误导，世界自然和人文环境都遭到严重侵蚀。“工业革命”，尤其是20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尽管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自然环境却遭受了野蛮的破坏，大量资源和能源被消耗，无数垃圾被排向大自然，人类生活也因此面临自然的持续报复。
四、“价值中立”的先天不足
马克斯·韦伯区分了人类的四类“有意义行动”：(1)目的理性的，由外部世界对象和其他人的行为的预期所指引，并把这些预期作为达到由行为者本人理性考虑和追求目的的“条件”或“手段”；(2)价值的，由对行为的一定模式所无条件固有的价值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任何其他有意识的信念所指引，纯粹为了它本身而不计后果；(3)感情的，特别是情绪的，此时的行动由突然爆发的情绪和热情所指引；(4)传统的，这时行为由熟悉的习俗指引。在人的研究上，主流经济学主张通过“价值中立”将一切价值关系、人类情感和传统习俗排除出研究范围，而只研究韦伯所说的人类“有意义行动”中的第一类行为。
然而，我们可以对人类行为进行分类，却不能将它们彻底分割。在具体的现实行动中，缘于人的心理的复杂性和行为的非线性特点，这四类行为相互联系、互为条件、密不可分，各种行为之间具有很强的重叠性和干扰性。不仅行为目的的确定是以一定的价值观为基础和标准的，而且情感、传统等也通过生物遗传、文化传承等方式成为人类生活的内在结构。更重要的是，不同的历史环境、文明体系造就了不同的价值观、历史情感等，使行动的目的指向并非单一的，难以在不同群体之间一致地测量。因此，那种以“其他条件不变”只研究其中单类行为的方式，在自然科学中可能有效，但在社会科学中却终究难以全面。更何况形式化的追求促使经济学不断借助“奥卡姆剃刀”剔除那些被认为是非本质的内容，精炼命题，使我们更难以全面认识人类行为，也进一步阻碍了经济学的深刻。
库茨涅兹反思经济学对大萧条后果的错误分析时曾表示：“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可以防止有些经济学家不去注意他们的理论总结对特定历史条件的依赖性”。但有多少持“经济学帝国主义”观念的经济学家对经济学之外的学科表示兴趣和敬意呢?对于把现实中具有主观能动性、思维和创造力的活生生的、非同质化的人简单视为受外界刺激的机械反应者和利益驱动者，排除了人类的生活意义，对人类行为理解偏于片面和肤浅的主流经济学，怎么可能从中获得对经济系统的构成、运行等深刻的理解呢?至少在马歇尔认为的经济学更应注重的人的行为的研究的判断下，主流经济学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卷。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如若基于这种经济理论观点及主张来指导当下的金融危机预警、防范和治理对策，其实际绩效并不会令人乐观。
五、均衡分析和静态分析的有限性
长期深受科学哲学方法的影响，主流经济学主要采用牛顿经典力学的时空观及决定论基础，即静态抽象演绎方法和生物学所使用的整体演进方法及历史归纳法两种方法。但社会经济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动力系统，人们对其演化规律的认识并不完全清楚。20世纪后随着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等理论的创立，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世界是一个自组织、非线性的复杂系统，应用牛顿力学模式解释纷繁复杂的自然与社会经济现象已力不从心。此时，主流经济学均衡分析和静态分析的方法论谬误开始明显：首先，经济系统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各个部分是不可迭加的。经济主体无法将单个现象从其所处的环境中分离出来，因此局部均衡分析和局部最优化行为难以解决问题。其次，经济系统是时间和空间的高度统一，时空始终处于变化之中，变化是常态，相对静止只是一种短暂的极端现象。因此均衡分析和静态分析难以把握动态系统的本质。再次，在一个复杂的经济系统中，时间与空间高度统一，不同事件或不同的行为者一旦在时间轨迹上出现交错或滞后，会大大地影响到整个动态过程，导致均衡不能实现。第四，在经济系统中，各个行为主体的认知能力、信息掌控能力、理性程度和行为能力具有异质性，而“无差别”、典型性行为者却是主流经济学系统分析的主要方法，显然基于这种分析会产生严重偏差。最后，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定是理性“经济人”，而理性是有限的，以此为基础的经济学演绎方法在使用过程中会大打折扣。随着国外复杂性理论从早期的控制论、灾变论和混沌理论转向现代的复杂性科学研究，从非平衡和非线性的角度分析复杂多变的现实经济系统成为一种新兴潮流，代表性理论有复杂性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
根据复杂性经济学的解释，现实世界本质是非线性的，并造成现实世界的无限多样性和复杂性。在现实社会经济活动中，由于分工细化和专业化水平提高，使得社会总体功能日趋集中，而每一个单独功能又更加有限细致，系统的任何一部分出现问题都会引起整个系统失灵。加之信息传递速度的有效性，进一步强化了对初始条件中误差敏感性的传递速度。复杂性经济学并非静态经济学的陪衬和辅助工具，而是基于更一般意义上的非均衡理论，它研究诸如资本与金融市场溢价、市场结构演化、经济增长与波动、经济稳定性变化、区域经济时空差异及政治经济模式选择等问题。
演化经济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于主流经济体系之外发展起来的另一支理论流派，试图打破新古典经济学均衡分析传统，被广泛应用于产业竞争、市场过程、制度变迁等方面的研究。例如阿尔奇安主张在经济分析中用自然选择概念代替最大化概念，从而把经济系统解释为在追求成功和利润之间予以行为选择的一个适应性机制，进化机制有助于实现企业群体对市场变化做出反应。沿袭阿尔奇安的思想，贝克尔认为经济演化过程可以产生标准的新古典结果，标准的新古典分析可通过运用演化机制加以补充和完善。他认为在自然选择的压力下，只有有能力获取最多资源的行为主体才能存活下来。弗里德曼则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所坚持的收益最大化假设应理解成一种生存原则，只有努力尝试获取收益最大化的行为主体才能在市场选择中存留下来，因此，经济主体收益最大化假设仅仅说明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尼尔森、温特则继承熊彼特的创新思想，将企业看作是由利润推动并努力增进利润的组织，在任何给定时间，企业具有一定能力和决策规则，随着时间推移，这些能力和规则会不断改变，在这一演变过程中，与自然选择相似的经济情况在起作用。总体上看，演化经济学对主流经济理论的批判较为彻底，正推动主流经济学研究发生着一场鼓舞人心的范式转换。
六、主流经济学范式的转换方向
当经济学科内出现原先共同的信念、价值标准、假设和定理被怀疑，即产生范式危机的同时，往往也会出现经济学范式创新的契机。主流经济学范式的具体内容除隐含在背后的世界观、价值观之外，通常还包括经济学方法论、概念体系、假定前提、逻辑结构以及研究对象，经济学范式的转换也即这些具体内容的转变。其中，以方法论范式的转变最为根本，方法论主义的转换通常伴随着世界观的转变。
1、主流经济学方法论范式的转变
主流经济学独特的方法论在制度和技术条件设定、知识信息可预知、静态和封闭的经济体系中仍具有相当的活力。但现实的经济系统是开放和发展的，为增加理论的解释力和可证性，经济学在逻辑推演过程中所依据的逻辑前提应尽量接近现实的经验事实。主流经济学方法论范式的转变趋势之一可能就是回归人文主义传统，发挥西方主流经济学现有的演绎逻辑方法优势，结合归纳分析方法，以及动态、静态相结合的、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论，在经济研究中导向于将经济系统和环境、认知主体和对象关系的内生化，侧重研究经济系统的不确定性、多样性和非线性特征。因此，当代的西方主流经济学需要更多地借鉴和吸收其他非主流经济学，如实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契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和激进经济学等差异化、多样化的研究方法以及其前沿的研究成果，互为弥补并修正，并最终形成多种理论学派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动态均衡格局。
此外，主流经济学不仅要从经济学自身理论深化和逻辑扩展角度来把握其学科发展方向，而且要顺应历史时代的思潮变化与整体范式转换要求来探寻经济学变革的可能路径。主流经济学方法论范式转变还必须同经济学知识系统之外的其他思想形态和知识形态的主流思想相吻合，特别要与当代主流化的哲学观及其方法论相适应，从而保持其学科思想的先进性和开放度。
2、应用主流经济学的本土化还原
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假设前提有“理性经济人”、“充分竞争”、“信息充分”假设等。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系中，现实情况与这些假设较为贴近，但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这些假设与现实存有较大的偏离和出入，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解释我国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有经济现象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国内多数经济领域与发达成熟的市场经济在自身特性和所处的外部环境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别，且这些差别在短期内无法消除。因此，盲目照搬性地应用或“囫囵吞枣”式地模仿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国内的经济问题，并指导国内的经济政策制定，常常是南辕北辙的。
并不否认主流经济学范式的相对先进性和科学性，而是主张在借鉴主流经济学的理论结论时首先要辨别清楚其前提假定条件与我国的国情实践是否相符，主张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本土化应用过程应该是能够密切结合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实践亟须的、问题化导向的。因此，需要对主流经济学范式的一些假定前提进行本土化现实还原和改造。如利用现代认知心理学理论和方法，借鉴现代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最新成果，通过心理实验和问卷调研，探寻中国的微观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心理一行为特征，并据此修正和完善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定，最终具体化于现实的主流经济学的本土化应用之中，就是一个好的思路和路径。
3、优化的生态经济学范式
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把生态系统视为经济系统的一个外生变量，不纳入经济分析的范畴。在不考虑生态系统而单独研究经济系统运行规律的前提下，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就简化为如何使经济系统在既定成本下产出达到最大化，或如何在既定产量水平下投入成本最小化的问题。随着20世纪中叶以来现实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矛盾的深化和广化，生态经济思想开始萌发，并日益成为当代对西方主流经济学予以反思的代表性潮流。
生态经济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生态背景，决定了生态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相比存在着本质性区别：第一，生态经济学的研究视角不同于主流经济学。为克服主流经济学的固有缺陷，生态经济学的研究视角扩大到整个生态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以及由三个子系统耦合而成的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生态系统与其它子系统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生态经济学更注重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的协调与持续发展。第二，生态经济学追求目标不同于主流经济学。主流经济学以个体经济利益最大化为追求目标，只有符合这一目标的经济行为才被视为理性行为。生态经济学追求生态经济社会综合效益的最大化，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第三，生态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路径上存在较大差异。
作为异端经济学流派之一的生态经济学，其研究层面集中于更加广义的人类活动，其模型既包括一般意义上的消费和生产活动，也包括生态、社会和伦理维度上的活动。对比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生态经济学采用多学科、多技术集成下的综合方法，具有价值多元论、生态人假定、边际分析的替代性方法、不确定性的独特解决路径、市场价值和社会选择的严格区分、生产本质的新界定等特征。由于是多学科的渗透、多技术的合成，代表着成熟阶段的生态经济学的方法，对比于新古典经济学而言，是更加综合的、动态的和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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