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系统批判官僚资本主义始于内战爆发后。正是由于抗战中国民党在确立官僚资本主义体系过程中的倒行逆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提供了又一有力批判武器。中国人民以武力的批判为基础，在抗战胜利后即迅速实现了民族解放与民主解放的双重胜利。

　　中国共产党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态度是明确的。从中共成立初期开始，提出“官僚资本”的概念并加以批判。但简单地对官僚资本主义持否定态度，只是粗浅的政治表态;承认它的产生与近代现代化转型之间的联系才是成熟革命型政党对历史负责的表现。在民主革命的实践中，中共对官僚资本主义的认识不断深入，逐步将其与一般的资本主义相区分。从抗战胜利后期一直延续到解放战争时期，“消灭官僚资本主义”逐渐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中有力的政治动员口号。

　　一、中国共产党对“官僚资本”的理论批判

　　中国共产党对近代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对是从理论批判“官僚资本”开始的。因为，“官僚资本主义”是一种以官僚资本为政治、经济主导力量的社会形态，其与“官僚资本”是两个完全不同范畴的概念。虽然中共和毛泽东并未在“革命话语”环境下严格加以区分，但从表述的内涵上还是有分别的。

　　1923年瞿秋白在担任中共早期机关刊物《前锋》杂志主编时首次使用了“官僚资本”这一概念，所指为近代国家投资或控制的国有企业和官商合办企业。其后李达在1929年《中国产业革命概况》中使用的“官僚资本”，则是洋务官僚在“损公自肥”中积累的私人资本。这个时期，中国的官僚资本其实处于晚清之后的衰落期。甚至到抗战爆发前，中国社会普通民众和一般知识分子还未认清南京政府“经济统制”可能导致的社会变型。“官僚资本”主要是学者批判战时官僚个人腐败的理论武器。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权控制下的国家资本和官僚私人资本，在高度融合中，迅速扩张，其社会危害性也日益彰显。1939年12月，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首次提出，和随后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样，中共以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重，将经济纲领中的“国营经济来源”集中于“帝国主义和汉奸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和“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而没有使用“官僚资本”这一敏感词汇。但中共已经十分注意宣传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导向，以区别于国民党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1945年中共召开“七大”，毛泽东已明确指出了官僚资本对国民党政权的基础性意义。但在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目标导向下，他仍没有使用“官僚资本”描述国民党政权的经济基础，而仅继续用其指代“腐败官僚的个人经济行为”，并“要求取缔官僚资本”。以上这些都是将 “官僚资本”的外延限定于官僚个人行为和个人财产。但随着1946年蒋介石政权悍然发动反人民内战，中国共产党对官僚资本的批判进入了新阶段。从20世纪 20年代概念提出到内战爆发前，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对官僚资本发展保持警惕，对其弊端持续批判。在这种持续批判中，党已经深刻认识到官僚资本与国民党政权的高度融合问题，也逐步认清它的基本性质。因此，消灭官僚资本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要求。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再阐释：消灭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动员

　　抗战胜利后，政治协商进程的失败、国民党军事独裁的进一步加剧、国共内战的爆发，使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进行全方位的社会政治动员，以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统治。为使人民认清敌人的真面目，有必要深刻剖析这种社会形态的本质。此时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再阐释，吹响了铲除官僚资本主义的号角。

　　1947年，人民解放军已经转入战略进攻。如何处理官僚资本的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不能回避的课题。该年10月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首次将“没收官僚资本”作为解放军的基本政策之一。[1]而此前中央土地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已修订完成，“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土地政策已将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民动员起来，转化为民主革命的巨大力量来源。这是从根本上摧毁官僚资本主义的措施，其经济、军事运行所依赖的过度动员将因此失去基础。[2]是年12月底至1948年4月，毛泽东先后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的报告中，将“没收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明确作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之一[3]，将“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纳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总策略”之中。[4]这里批判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之前批判的“官僚资本”(或垄断资本)并不是同一范畴内的概念。不同于用“国家垄断资本”表现概念(官僚资本)涵盖范围的扩展，使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体现的是概念对象(超越资本形态和经济行为的制度)的超越。这个政治经济学概念是被用来强调“资本”与“国家政权”结合的制度结果。与之并列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是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而不是外国资本、民族资本这样的资本形态，其概念中包含有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意涵。只是在革命的话语氛围中，过往的研究者未必重视二者范畴上的区别。

　　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再阐释亦有策略上的重要意义，通过对官僚资本主义制度的彻底否定充分动员了国内知识分子、工商业和广大产业工人的政治力量。可以说，消灭官僚资本主义是中共在实践上对不同阶层政治、经济诉求的强有力回应。

　　三、在力量整合中消灭官僚资本主义

　　国民党军事独裁政权在20多年的统治中所建立的官僚资本主义体系，绝不会自动瓦解。战后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和日、德资本的补强下，其实力更是空前强大。消灭这样一种社会形态，不仅需要军事斗争的胜利还要推进中国国内的社会变革，而不是胜利后对官僚资本的简单没收。打败这个强大敌人需要中国共产党动员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既需要有工农联盟这样的天然革命主体，也需要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整合中的支持和配合。

　　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也是民主革命时期动员广大农民群众支持革命的重要问题。国民党政权在抗战期间最重要的内部动员是在农村完成的，内战爆发后这种恶政被人为地延续下来。当国共两党阶级矛盾上升的情况下，逐步解决土地问题是中共“必须表明的态度”。1946年5 月，中共发出《五四指示》，调整抗战期间执行的“减租减息”为“实现耕者有其田”。但在策略上暂未使用新口号，仍沿用“反奸清算”、“彻底减租减息”。毛泽东在5月4日中央会议上的讲话表明了策略变化的理由，他说，“解决土地问题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可长期支持斗争，不觉疲倦”。[5]到1947年，内战形势转好，为充分调动农民的革命、生产热情，迎接即将到来的战略决战，中共中央及时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推进更为深入的“土地改革”。“彻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满足了中国农民2000多年来的经济诉求，这是民主革命时期党对农民阶级最有力(利)的力量动员。“土改”不仅对官僚资本主义体系“釜底抽薪”，而且为自己赢得了最坚实的革命基础。

　　实行民主政治、保护民族工商业是落后农业国发展先进生产方式的必然要求，也是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诉求。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是近代中国社会中较先进的力量。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二者的发展十分孱弱。整合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既是孤立国民党反动派，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因此，在保持对官僚资本主义的一贯批判的同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如何对待这个在“政治上软弱”、“策略上摇摆” 的阶层是能否实现力量整合的关键。1947年10月，针对部分资产阶级右派幻想的所谓“和平统一大联盟”，毛泽东在中央的相关文件中专门增加了“我们应在政治上要孤立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中的右派)和在经济上保护他们”。他还补充道，“将对自由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完全弄清楚，预防过左倾向发生。”[6] 结合之前旧政协召开期间中国与民主党派既斗争有合作的事实，毛泽东的指示不失为最现实可行的力量整合策略。1948年4月底，中共在“五一节口号”中提出召开新政协的号召，并迅速得到各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的响应。中共基本实现在政治上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整合。政治整合的同时，中共也十分注意对民族工商业的保护。1948年2月，中共中央先后发布《中央工委关于收复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关于注意总结城市工作经验》、《关于工商业政策》等文件，及时纠正部分大城市解放初期出现的混乱，并要求“预先防止将农村中……的办法应用于城市”、“坚决执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中国在经济上破除了官僚资本主义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压迫，有利于他们的发展，也推进了新解放区对战略决战的支援。中共在经济策略上也完成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整合。

　　在解放战争的冲击下，以蒋介石为首的军事独裁政权已经失去了国内的民心和军队的士气，在政治上陷入孤立，在经济上陷入困境，在军事上陷入失败。解放战争不仅终结了近代以来中国的分裂局面，也荡涤了2000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消灭了横行中国10余年的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基础，使中国真正获得了民族独立。中华民族近代以来一直期盼的现代化转型终于获得了渴望已久的主权独立和政治统一。中国现代化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作者：李思聪 来源：党史博采·理论版 2015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