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可持续发展成为我们时代主旋律的今天，直面西方经济思想权威，从生态学角度全面审视其存在的问题，进而揭示它与生态环境灾变性后果之间的联系，是经济学研究适应可持续发展时代的需求，并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的重要前提。李繁荣博士等所撰《经济思想批评史：从生态学角度的审视》正是站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高度，对西方经济思想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理论剖析。
西方经济学思想对于经济发展的助推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它也不得不尴尬地面对人类步入加勒特?哈丁所说的“公地悲剧”的事实。而要探寻陷入这一悲剧的经济学上的原因，就必须从生态学高度对西方经济学是否符合可持续发展时代的要求进行全面审视。结合我国的情况来看，自上世纪90年代初西方经济学思想便在我国实践中发挥了一定作用，由于一直以来我们对西方经济学是“不加批判的拿来主义”，这就导致了实践过程中出现许多严重的负面影响，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生态环境恶化到了难以忍受、且无法回避的地步。由于其“生态缺失”的先天不足，使之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失去效用甚至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就此而言，我们就很难誉美西方经济学思想科学性，因为即使它对于公共利益表现出一定范围的关心，这种关心也被局限在了与市场经济相关的、非生态友好的范畴之中。很清楚，该书批判西方经济学“生态缺失”的意义就在于，指明了西方经济学已经严重滞后且不合时宜的理论实质，只有对此问题作出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相适应的理论调整，才能使经济学在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发挥积极作用。
自联合国《21世纪议程》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起，它就旨在引领人类社会朝着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转变。从《经济思想批评史》对西方经济学历史发展的梳理来看，作者在许多方面都揭示出西方经济学思想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背道而驰的本质与缺陷将经济与生态相“隔离”甚至“对立”的理论缺陷。
譬如，该书明确强调，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定位方面看，西方经济学家大多是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论者，他们认为，一切针对自然并满足人的“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的经济行为都被视为正当的，自然界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一个可以被任意索取的“资源库”和随意排放的“垃圾场”，这一认识正反映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对自然生态系统内在法则的无视；从理论架构方面看，“经济理性主义”主导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理论方向，然而由于“经济人”无限膨胀的获利本性与环境保护的冲突，这就决定了在环境保护和利润增值二者关系的权重方面，“经济人”永远只会看重后者，它也是造成人类经济行为背离可持续发展方向的重要原因；从经济研究的时间维度看，书中认为，西方经济学是一种无视可持续发展的“短视行为”，这使得现实经济活动中并不会对经济增长的生态阈值或环境影响表现出关心。相类似地，在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人口理论及国际贸易等理论中，亦可看到其对经济目标的偏激追求而忽视与生态环境内在联系的诸多问题。其结果必然是，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强力驱动下，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系统的脱离，它使得人类正日益陷入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之中。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需要与可持续发展战略宗旨相匹配的经济学理论。显然，《经济思想批评史》的另一个用心着墨之处，就在于从生态维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新认知，它既挖掘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蕴含的生态思想及其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时代精神的一致性，又纠正了西方经济学思想“生态缺失”的理论弊病，进而揭示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可持续发展战略宗旨相匹配的理论本质。
作者提出：与西方经济学有着本质的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自然界看作是与人类有机联系着的“无机的身体”，正旨在建立一种符合生态系统内在法则的“物质变换”关系，可见马克思对经济问题的分析从来没有像西方经济学家那样把自然生态系统“剥离”出去，而是相反，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中加以研究的；在时间维度上，马克思同样运用了历史的和逻辑的方法，把人类经济史置于生态系统法则基础上加以探讨，这本身就是一种与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的、涉及代际资源优化配置的生态学思想内涵。作者进而指出：马克思还在系统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对自然界和社会造成的“异化”问题，并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所奉行的市场经济原则，是导致“异化自然”抑或庇古理论意义上“外部不经济”的真正原因。值得一提的还有，马克思还论及科技进步对于经济、社会与生态之间的“协同力”问题，其实质就是强调经济发展与社会、自然之间关系的协调意义及作用，从而避免了西方经济学出于对经济利益的片面追求而导致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和生态的严重失衡，显然，这就充分体现了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相关联的综合性认识与研究思想等等。
总之，《经济思想批评史》对于西方经济学“生态缺失”的理论弊病的深刻揭示，以及从生态的维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重新认知，既是作者创新性研究的致力所在，也使每一位关心我们共同的未来的研究者们，在实现经济理论的突破与创新时都不能忽视该书所具有的重大理论价值。
蔡静\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南方翻译学院思政教研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