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受当前生活问题的启发并以独特的方式加以把握的与时代状态最贴切实用的声音。哲学的个性特征与创新发展是哲学思想发展的动力，是哲学其自身、思想活力和思想价值的源泉。正如任何人都必须作为具有个性的真实个体出现一样，任何真实的哲学也必须作为具有个性的哲学出现。基于此，本文将论述中国哲学的特点和创新，希望在探讨中国哲学的个性和发展趋势的同时，加深人们对中国哲学的理解。
关键词：中国哲学；特点；时代；创新
一、引言
哲学不仅是时代精神的精髓，而且是时代精神的表征，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它是思想家们主观思维的超越和表达。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始终以核心问题的形式体现在一定时间内对意义和创造价值的追求。从人类文化的核心角度看，哲学是对智慧的研究，中国哲学是中华民族热爱生活，追求智慧的旅程。在宏观层面上，中国哲学的创新体现在人文环境的不断变化，民族精神和生活智慧的历史变迁。
二、中国哲学的特点
戴震《原善》卷上云，“天人之道，经之大训萃焉”；经书以及子、史、集中讲“天人之道”的“大训”，这些都是在讲中国传统的哲学。哲学是生活在每一个时代的人民精神的集中反映，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体现了时代与民族的精神。此外，民族文化的生生不息离不开中国哲学的发展，在中国民族文化中，哲学占有着它独特的一席之地。中国哲学的特点鲜明集中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精髓，中国哲学与中华民族精神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中国哲学的特点，张岱年先生通过中国文化的综合发展历程，曾在《中国哲学大纲》中写道，中国哲学之特点最鲜明的有三个方面：其一，“合知行”；其二，“一天人”；其三，“同真善”。此外，还有另外三个方面突出了中国哲学的特点，即“重人生而不重知论”“轻论证”“不从属于科学和宗教”。金岳霖先生在用英文撰写的《中国哲学》中，评价了中国哲学的特征，“逻辑和认识论意识的欠发达”“天人合一”“哲学与伦理、政治合一”“哲学家与其所研究创立的哲学合一”。中国哲学讲究探讨“推天道以明人事”，彰显“性与天道合一”的主张。在此，哲学与学科派别的“合一”，与“人”的“合一”。“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哲学最主要的特点，也是中国哲学的基本架构之一。
在其他国家中，神圣的力量多是以君主为上帝的化身。中国的神权以君主为上天或上帝的仆人，其他国家上帝的化身是君主，而我们中国则是人民大众，依靠自己的勤劳双手，才能创造丰富的物质生活。胚胎时代的文明把注重实际效益当作第一要义。对现实效果的重视势必带来对人力资源的重视，其敬天也，皆取以为人伦之模范也。另外，对现实效果的重视，必然引起对经验的重视，遵循客观规律与先前经验，不断发展，逐渐发展为学术。通过阅读《国语》《尚书》《诗经》以及《左传》等著作可知，这些特点描述了中国古代文化变迁的主流趋势。
其中，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化所具有的三种主流价值观。其一，现世主义的主流价值观，即“其尊天也，目的不在天国而在（现世或现实）世界”；其二，人本主义的主流价值观，即“吾中国所谓天帝化身者人民也”，如“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尚书·皋陶谟》），“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等等；其三，道德主义的主流价值观，如“克明俊德”（《尚书·尧典》），“敬德保民”“明德慎罚”（《尚书·康诰》），等等。这三个主流价值观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演变中得到了巩固加强。例如，“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太上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等等。
从西周末年到春秋时期，在自然观层面的文化素养发展也有了新的进展。例如，伯阳父就用“天地秩序的失序论”来探讨地震的发生。（《国语·周语上》）；叔兴父认为陨星等现象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左传·僖公十六年》）；子产批评占星术，指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左传·昭公十八年》）；单襄公说，“天六地五（韦昭注：天有六气，地有五行），数之常也，经之以天，纬之以地，经纬不爽，文之象也”（《国语·周语下》），等等。
在春秋末期，“孔北老南”实现的哲学突破实际上是建立在上述主流价值观取向及其发展的背景和基础上的。这些中国哲学的特点和我们的中华民族的时代精神息息相关。
三、中国哲学在当代的发展创新
中國文化有两种对立的精神：一种是坚强刚健的，另一种是柔静随和的。在意识形态和生活中亦是这种情况。坚决的立场，主张自然界中源源不断的创新与生机勃勃，自然界在不断变化；温柔的态度提倡停滞，退缩和自卫，并坚持传统，主张不作为，因循守旧，倡导无为而治，适应自然。在中国古代，坚强刚健的思想占了上风，因此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自然并在环境发展中建立相应的文化。秦汉以后，柔静随和的精神盛行。在输入佛教思想之后，中国文化几乎完全软化了。可以说，中国在文化发展和创造阶段的思想本是刚健的。文化形成后，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变得僵化，因此产生了与之相反的精神——柔和精神状态盛行。产生的结果是中国文化的发展逐渐变成病理性的。我们今天要弘扬的杰出文化精神是中国文化的原始和内在强烈的精神，即坚强刚健之精神。中国需要再次行使其强大而坚定的创造力，延续中国杰出的文化遗产。
在辩证法中，存在所谓的否定之否定，新事物的出现及其吸收与剔除取消作用。创造的综合是抓住旧事物的积极因素剔除其不良因素并创造新事物。它放弃了旧事物的消极和丧失必然性的因素，同时继续继承旧事物的美好、积极和合理的事物，对其进行保留、改进，并继续进行下去，使其更具创新性，将以新的姿态显而示之。中国文化哲学的任何创新绝不是“半窃”和调和的混合体，而是在旧事物之后出现的新的整体，是对旧事物不合理因素的抛弃、创造以及促进。创造性的发展与创新，绝不是某种机械的合成的内容，绝不是各取部分的总和，而是在不断扬弃与进一步的发展基础上的创新。
张岱年先生曾提出的“文化创造论”讲到，不要效法或模仿，而要保持清醒头脑，对过去和现在的一切都持批判态度。只有创造力永远不会消亡，这值得我们发挥坚定的毅力去创新文化。“不因袭，亦不抄袭，而要从新创造。对过去及现存的一切，概取批判的态度；对于将来，要发挥我们的创造精神！宇宙中一切都是新陈代谢的，只有创造力永远不灭是值得我们执著的。”“惟有信取‘文化的创造主义’而实践之，然后中国民族的文化才能再生；惟有赖文化之再生，然后中国民族才能复兴。创造新的中国本位的文化，无疑的，是中国文化惟一的出路。”我们应相信，“文化创造主义”并加以实践，使得中华民族的文化得以涅槃重生。创造一种新的基于中国本土情怀的文化无疑是中国文化创新的重要途径。
四、结语
我们须采取开放的态度，挣脱狭隘的“闭关锁国”式的发展，选择理性的态度，摆脱对本土知识资源的盲目特殊关注。并且，我们绝不能通过强调我们的“主体性”和“特殊性”将自己纳入自我语言哲学领域。这种特殊性在保持主体性的方法看来是有效的，但实际上与哲学的基本精神相矛盾，并使中国哲学处于孤立的危险境地。哲学的目的和主要任务是获得对宇宙和生命的深入了解，探索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秘密，揭示在世界上具有普遍重要性的哲学问题。因此，中国哲学要蓬勃发展，就不能盲目坚持自己的文化价值观的独特性以及各民族生存模式和生存经验的差异，并高扬这是一种特殊的个体哲学传统的旗帜。中国哲学的发展创新，应该走出“自我”解释的窄路，从广阔的角度审视和规划人类的共同发展。它应具有全球性的理论视野和关怀大众的普遍思维。
中国哲学的发展不仅考虑到中国的问题，而且要注意到全球問题，提出具有全球性的哲学问题。基于当代社会发展，以及全球意识形态资源，我们可以创新具有个性和全球意义的中国哲学，让当代中国哲学融入并真正成为世界哲学的重要分支。赋予其真正的价值意识形态，致力于对问题的解决，理所应当成为我国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者应有的担当和勇气。众所周知，哲学关怀的问题是根本的、普遍的和超越的。这种以问题为导向的取向决定了真正的哲学思考不能是暂时的或局部的，而应是前瞻性的和全局的。中国哲学的研究视野应扩展到全球性问题，提出人类发展中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并解决当前时代的各种问题甚至潜在的有可能出现的问题。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与具有普遍重要性的人类问题的关注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