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又称为喇嘛教,是指传入西藏的佛教分支。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南传佛教并称佛教三大体系。藏传佛教是以大乘佛教为主,其下又可分成密教与显教传承。虽然藏传佛教中并没有小乘佛教传承,但是说一切有部及经量部对藏传佛教的形成,仍有很深远的影响。
藏传佛教始于松赞干布时期,自寂护论师传入大乘佛教及随瑜伽行自续派,莲花生大师来到西藏,制服了外道(苯教),逐渐建立了密教的基础,此一时期称为前弘期。此后经过朗达玛灭佛的波折,佛教经过灭佛运动的破坏后重新振兴,并逐渐形成了宁玛、噶举、噶当、萨迦、格鲁、觉囊等各派的传承,此一时期称为后弘期。在宗喀巴大师创格鲁派,成为藏传佛教的主流後,在西藏出现了政教合一的特殊局面。近现代,藏传佛教逐渐流传到世界各地。
中国藏传佛教开始於西元七世纪中叶。当时西藏的松赞干布藏王,在他的两个妻子,唐朝文成公主和尼泊尔毗俱底公主(藏名尺尊或赤尊公主)共同的影响下皈依了佛教。他派遣大臣端美三菩提等十六人到印度学习梵文和佛经,回来後创造了藏语文字并开始翻译了一些佛经,到了八世纪中叶藏王赤松德赞迎请寂护大师及弟子莲花戒入藏,逐渐奠定藏传佛教的基础,但此时仍有许多人反对。後寂护大师返印,敦请莲华生大士由印度入藏,传入密宗,折服了原来盛行的苯教,佛教於是得到了弘扬。
寂护与莲华生大士入藏之後,首先建立了桑耶寺,度僧出家,成立僧伽,并请译师从梵文翻译大批佛典,同时也从汉文翻译一些佛经,据现存的登嘎尔目录(布敦认为是赤松德赞王府所编),当时译出的大小显密经律论有738种(内从汉文转译的32种),故当时佛教流传是很兴盛的。莲华生大师另一个重要的贡献,是他吸取了许多西藏传有的传统与信仰的元素,加入印度佛教之中,使得佛教信仰得与在西藏生根,建立了独特的藏传佛教风格。
当时唐朝禅师摩诃衍(Mahayana),藏文称其为「和尚」(Hva-san)或「大乘和尚」(Mahāyāna Hva-san)入藏宏扬禅宗,後与莲花戒辩论失败,赤松德赞下令不得再修顿门法[1]。因为西藏王室刻意压抑汉传佛教的影响力,使得汉传佛教无法进入西藏。但是在西藏固有的大圆满、大手印传承中,仍然可以看出它受到汉传佛教影响的痕迹。
在九世纪中叶,西藏佛教曾一度遭到破坏,即朗达玛灭佛,曾有一段时间(公元842-978年)佛教沉寂了。後来由西康地区再度传入,藏传佛教又得复甦。在朗达玛灭佛後,因经典散失,开始有人发掘编辑旧有保留的佛经,称为伏藏,根据前弘期旧译经典及伏藏所建立的教派称为宁玛派,又称旧派。而在朗达玛灭佛之後,重新由印度取回重译的经典,称新译。西藏史上称朗达玛灭法之前为前弘期,之後由大译师仁钦桑波重兴的佛教为後弘期。此後印度的佛教学者,特别是遭遇变乱时期的那烂陀寺、超岩寺等的学者,(印度比哈尔邦省的佛教各大寺庙在1203年被入侵军全部毁坏),很多人前往西藏取经,传译事业因而兴盛,著名的译师有马尔巴等人。
十一世纪时有孟加拉佛教大师阿底峡尊者入藏(1042年),又大弘佛法,重建僧伽,传播中观应成派大义,同时藏族比丘仁钦桑波(宝贤)等翻译了很多的经论。
印度传入西藏的佛学,主要的称五大部,就是『因明』,『戒律』,『俱舍』,『中观』,『现观庄严论』。藏文大藏经(包括《甘珠尔》和《丹珠尔》)近六千部中绝大多数是直接由梵文翻译的,少数是从汉文转译的,因此,印度後期佛教的论著丰富保存在藏文大藏经裏,尤其是因明、声明、医方明等论著数量庞大,这些译著都非常重要。
喇嘛教传播的另一高潮是在明神宗时代,俺答汗与索南嘉措在青海仰华寺见面殿下在蒙古传播的种子,蒙古源流说,俺答汗的从孙切尽皇台吉是第一位信仰喇嘛教的皇族,到十七世纪中几乎所有蒙古人已信仰喇嘛教
试析佛教律学伦理思想
论文摘要:律学思想是佛教伦理思想的基础及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也含摄了定学与慧学的内容,而威仪则是律学伦理思想的外在表现。
论文关键词:佛教;律学伦理思想;威仪
一、佛教律学伦理的基本含义
我们通常所说的“律”,既可以是事物间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也可以说是一种基本的律则、规范,它贯穿于宇宙问的一切事物,因此,对于万事万物,不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是非常重要、必不可少的。以宇宙万物来说,大到天体日月的运行,小到鸟兽虫鱼的滋生、草木花卉的成长,都可以说是因为有一种自然律的存在而起着作用的结果。再以人类来说,大到社会、国家,小至种族、团体,也都是因为有一种有形或无形的律仪的约束、规范作用的结果,它们才得以存在、延续乃至发展下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不论是宇宙万物还是芸芸众生,如果不遵循一定的律则,没有一定的律仪来规范、约束它们,它们就都不可能存在下去,更不用说繁衍、发展了。这种律,体现在佛教中,就是规范、约束僧团生活乃至一切活动的戒律。佛教正是因为有了这一规范与约束僧团而又适应僧团的戒律,僧团才得以维持、存在,佛种也才得以延续、发展。由此可见,释迦牟尼佛制定戒律以摄护僧众,与宇宙的存在、运行有相通之处,与众生的和合相处,更是大有关系。
释迦牟尼曾经说过,过去三佛——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浮佛,因为只是自己专心于厌离现世的证悟,没能广泛而普遍地为弟子说法,没有为弟子制定学处(戒条),不立说波罗提木叉。这样,佛与大弟子涅 粲 (逝世)后,弟子们的梵行就会速减,不能久住。因此,前三佛的梵行就没能久住、流传下来。而后三佛——拘楼孙佛、拘那含牟尼佛、迦叶佛则广为说法,并为弟子制定学处、立说波罗提木叉,因此,他们虽然逝世了,但因有律的规范与约束,所以各个弟子的梵行都不会消逝。由此可见,律仪与佛法的住世是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佛法住世的久暂,没有不是以制定戒律摄护僧众以为依据的。
在佛教中,“律”之一词是指身、口、意三业(动作、、思想)的轨则,以身口的活动造作为身语的表业,心即意业。但佛教认为身语动作,都是由于心的指挥而造出的种种业。可见。心意作用对身口动作具有主导作用。所以释迦牟尼制律的目的就是,不但要控制而且要统一各个人的心意,即思想,以此来约束、规范人的`身语的活动。
佛教中与律相关的概念有不少,它们都是从不同的角度与侧面来解释佛教律的思想。只是因为“律”的含义最能表达佛教有关律的思想与精神,佛教的律及道宣所创立的南山律宗才以“律”来命名。
以梵文的音译来说,佛教中有关律的概念,主要有以下几种: 1、毗尼:又译为毗奈耶,鼻奈耶等,都是根据梵文轻重音的不同而的。与之对应的意思是律。其基本含义有以下几种:
(1)律或灭:律是从教而得名,其最基本的含义为法,而法的基本含义为犯及不犯,其中犯包括轻与重。而轻与重中又包括因果缺缘开制等的不同。而灭是指戒能灭诸恶法。
(2)善治:指善戒能治一切过患,除伏诸非。因为按照佛教的观点,众生在六道中轮回,起惑造业,受很大的痛苦,没有出期,就是因为没有戒律作为其堤坝。相反,如果有清凉的戒律来治伏身心,那么,一切过患就不可能会产生,生死也就可因此而免除了。
2、婆罗提木叉:又译作波罗提木叉,钵喇底木叉。汉语“戒”的含义与之相近。它主要有以下几种含义: (1)别解脱:指对身戒(杀、盗、淫)及语戒(妄语、两舌、恶口、绮语)而定的外在行为上的别别防非解脱,这和针对心意或精神的戒法(指定共戒、道共戒)是不同的,由此,称之为“别解脱”。
(2)处处解脱: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从近的一方面来看,它是为了止业,处于凡地,是在因位上,是渐防,是各个防护身口七支,使之得以各个解脱。从远的一方面来说,其目的是为了除惑,处于圣道的地位,是在果位上,其目的是要让惑业得以顿破。
另外,这个词也指列纪戒律项目之书(戒本)。在布萨(每隔半个月举行的僧团集会)之日,在僧众前宣读各条文的规定,以令比丘忏悔过非。
3、尸罗:又译为尸怛罗,具有以下含义: (1)戒:“尸罗,此翻为戒。”(卷一)这儿的戒是从性而得名,性包括善、恶、无记三种,其基本含义为禁、警惕,善戒能防非止恶,策动三业以修善行。
(2)清凉:恶能令身心热恼,戒能令身心安适,因此就把戒称之为清凉。
4、优婆罗叉:又译为优波罗忏,其义为律。但是这儿所说的律与毗奈耶还是有些不同,而且这个名称在经律论中极少运用。比如说,律藏一般也可以称之为“毗奈耶藏”,但却没有“优婆罗叉藏”这一说法。
以上四类(通用的只有三类)梵文音译的名称,虽然细加分别,会有所不同,但实际上其基本意义是相通的,都可以称为“律”或者“戒律”。以下我们对于律学思想的分析主要是从这个意义上来展开的。
二、佛教律学的内在精神
众所周知,佛教有很多的宗派,各个宗派之间有很大的差别,但各宗派之间也有一致的地方。在各个宗派的教法里,我们可以用境、行、果三者去统摄它们;在各个宗派的行法里,我们可以用戒、定、慧三学的次第去含摄一切。从这里我们便可以看出戒定慧三学在佛教中的重要性。这也正如道安法师所说的:“世尊立教法有三焉:一者戒律也,二者禅定也,三者智慧也,斯三者人道之由户,泥 洹 之关要也。”
关于戒律思想的基本含义,我们前面已作过较详细的阐释。至于定和慧,其简单定义是这样的:定为六根涉境不随缘;慧为心境俱空,而能照鉴万有。另外,有的教派在断惑证真的修行次第方面,更在戒定慧三学之外,又加上身这么一项,成为身、戒、定、慧。这一点在修行的次第与方法上来说,确实是有一定的根据和道理。事实上,按照佛教来说,诸法的次第都是相因相缘而生的。在这方面也是这样,因为观身而持戒,因持戒而生定,因禅定而产生智慧。本来,身体是由四大(地水火风)五蕴(色受想行识)假合而成。但凡夫却执着我和我所,由此就产生了无边无际的惑业,于是就贪恋着生死而永远难以得到解脱。而戒定慧三学,就是使人们逃出这种苦境而得以解脱的无上法门。简而言之就是,由于戒行的精严,正知而住,使心不为五欲之境所动,由此进而修定。由修定而离欲,依定而发慧,有慧就可以降伏内心的烦恼,由此也就远离苦境而得到解脱了。
具体地说,首先,定学与慧学可以统摄于戒律学。比如说,在《萨婆多毗尼毗婆沙论》所列的戒名,即波罗提木叉戒、禅戒、无漏戒;在《俱舍论》中则称之为别解脱律仪,静虑生律仪,无漏律仪。其实,禅戒就是定学,无漏戒就是慧学。但它们是怎样通称为戒呢?原因就是,入禅定时,三业就自然得以调善,因此就不能起非恶。已经证到了无漏智,就自然不会毁犯所有的戒律。由此之故,就把这两者分别称之为定共戒与道共戒。四分律里面所称的增戒学、增心学、增慧学,也就是指定学与慧学可以统摄于戒学而说的。
但是,波罗提木叉戒与禅无漏二戒的性质是不同的,这从以下几个方面的对比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说明:一、从时方面来说,木叉戒需佛出世才有,因此非常稀有。而定共戒和道共戒,即使佛不出世也能通过禅定和证道而获得,因此是常有的。二、从境方面来说,木叉戒通情非情,遮罪性罪都禁止,从这点来说,更宽泛,因此也更优胜。而禅无漏戒只通情,不通非情,只能禁止性恶,从范围来说,它们更狭窄,故不如木叉戒。三、从发心上来说,木叉戒从慈心发,能成为佛道的因缘。而禅无漏戒不是从慈心得来,而是从禅定和智慧得来,只能自利,不能利他,是二乘人心。四、从功能上来看,和禅无漏戒相比,木又有两个优胜之处:第一、木叉摄护的众生广大,能被及七众。第二、木叉住持胜(功强),能够绍续三乘三宝三道。对于这两点,禅无漏戒都不如木叉。五、从人这一方面来说,只有佛弟子才有木又戒,而即使外道,也能获得无色定的禅戒。另外,“波罗提木叉戒,从教而得;禅无漏戒,不从教得。” (卷一)因此,“夫能维持佛法有士众在世间,三乘道果,相续不断,尽以波罗提木叉为根本,禅无漏戒不尔。”’(卷一)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从广义的律仪来说,定与慧,即禅无漏,定共戒道共戒都可以称之为戒。而从狭义的戒律来说,只有波罗提木叉才可能称之为戒。而且波罗提木又是根本,从佛的亲教而来,禅无漏则是非根本的,外道也可以共有。另外,虽然要想断除烦恼,了脱生死,非依靠慧不可,但是,这种无漏之智慧,却必须在定的基础上才能发生,因此,“定”便是修学慧观的方便法门,没有正定,慧是修证不起来的。这就好象一间深密无缝的静室,在里面点起灯烛来,这时灯光才能明净有力,照破黑暗。这个比喻说明,由“定”中发出来的“慧”,才是真慧,才可以真正地断除烦恼。假如是一枝风中之烛,摇摆不定,那么,它的破暗力量,便必定不会强烈。这证明慧的力量微弱,就不能断除烦恼。所以,修慧必先习定。
但是,定又有正定和邪定的不同,要想修习正定就必须依靠净戒。如果没有净戒,就不容易得到“定”,即使得到了“定”,那也一定会变成邪定。而照佛教来说,邪定是解脱和涅 椠 的障碍物。修习定的人,对于这一点就要特别注意。由此,我们知道,要想获得正定,就必须严持净戒。戒是防止身口七支陷于非法的有效妙,是定的胜因。因此,“由持净戒,禅定、智慧功德发生,则律仪为因,定道为果。”(卷一)因持戒而生定慧是一种普遍的因果关系。
总之,只有先严持净戒,才能发生定学与慧学。因此戒学居先,而定学慧学为次。这正如道安法师所说的“在家出家,莫不始戒以为基址。"}由此可见,戒定慧三学的关系是:先持净戒,由戒发定,由定生慧。这就象炼金一样,粗垢首先被炼掉,而后才能提炼出真金。戒定慧三者的顺序也是这样的。
三、佛教律学的外在表现
通过以上对戒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身语心意所包含的轨则就是戒律。而符合这轨则节度的行为就是威仪。威仪要从律法而彰显出来,律法也要由威仪而得以表现。一个人如果能够严持律法,那么就一定会具备威仪;如果他的威仪不缺失,那么说明他的戒德已非常完备;而戒德完备了,就能完成高尚的志节。
身口两业,都是有形态和声音的表现,表现出来的仪态,如果都具备了适当的节度,就是威仪。但是,身形的举动,言语的措词,在外面表现出来的威仪,一定是出于内在涵养的戒德。所以,要身、口、意三业清净,都符合轨则,然后举止行动。音容笑貌,才会有节度。内在的美德显露于外,就可以成为别人的模范,而令人生起敬仰之心,这就是威仪,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行为。不过,一定要有无形的道德义理充满于内心,有形的道德行为显于外表,才能成为威仪。这就像所说的“有诸内,必形诸外,诸于心,必动于言”的道理是一样的。
对佛教义理稍微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佛教全部的道理,实在是一部非常精微、非常浩瀚的学。里面既有明心见性的经论,又有摄心制行的律仪。由此形成了内外兼治的修身方法,表现出由内而外,绝对庄严威仪的形态来,这就像所说的:“君子不重则不威”。孔子说的“不重”,就是释迦牟尼说的“不适于节度”。孔子又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札勿言,非礼勿动”,这被儒家所重视的“札”,也就是释迦牟尼所强调的“节度”。所以应该严谨地遵守威仪,使自己的行为,都适合于现行的节度。这样一来,身、语就不会放肆,心意也不会散乱,逐渐地和禅定相适应,这就是由外烁而得于内炼了。这样一来内外就可以相承接,表里就会相一致,这两者都不能偏废,而且也不可以偏废,释迦牟尼制律摄僧的最终目的,就是在这里。
所以,戒律也就是威仪,威仪也就是戒律,两者必须要同体,而相互为用,尊性具与重修德,确实是不可以偏废的。因为性如果不修的话就不会显现出来,通过修行,性才能完成,“治劣情以成盛德者,即是从修德而显于性德”,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现在,我们作个比喻来说明这个道理:修性德就好像治学一样,治学又好像磨玉冶金一样。玉石必须琢磨,才会显现;黄金必须锻冶,才会精纯。假如不经过琢磨,玉和石就不可能分开;不经过锻冶,金和沙也就混和在一起。必须经过琢磨,才有美玉;经过锻冶,才有纯金。这是磨玉冶金一定要有的历程。治学也是一样的,俗话所说的“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就是这个道理。现在,如果要从凡入圣,治劣情以人盛德,也就和磨玉、冶金、治学一样,必须习持戒律,然后才能证取那无上菩提。
在佛家看来,本来,一切众生,都具有本性的盛德,但是因为被杂染劣情所覆蔽,本性就没能显现出来。所以才必须整治劣情,以使盛德显现出来。这正好像矿砂和璞石,把金和玉蕴藏起来了,需要经过锻冶和琢磨,才能显现一样。在修习佛道上,这种显现的工夫,就非仰仗律仪不可。因为具备了律仪,就可以调练好身语意三业,使一切善无不具备;制伏诸非,使一切恶都得以消除。而且,治恶可以生善,反过来,善生也可以治恶。律仪能生善,也能治恶。这么一来,则积极——利他和消极——自利的两种作用,都能表现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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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日本民族是个奇特的民族,他们一方面兼容并包,善于学习,另一方面又固守传统、冥顽不灵;既有谦恭有理的一面又有倨傲蛮横的时候;同时还有举世闻名的团队精神和敬业精神。这些复杂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民族性是怎样形成的,又是怎样统一起来的呢?神道教是日本的传统民族宗教,是日本的“本土文化”。在古代的几乎全封闭的日本,神道教的产生和自我发展几乎没有受到外界的影响,因此完全能够反映当时的日本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社会思想。并且在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对日本民族性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就神道教对日本民族性的形成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而进行探讨,提出了“神道教是日本民族性的核心”的观点。
关键词:神道教;日本民族性; 本土文化; 封闭; 自我发展
一 神道教
[神道]一词最早出现在[日本书纪],书中记载[天皇信佛法,尊神道]。神道教原本是日本的传统民族宗教,最初以自然崇拜为主,属于泛灵多神信仰(精灵崇拜)视自然界各种动植物为神,后来将历任天皇和重要的幕府将军也作为崇拜对象。公元五至八世纪,渐渐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为了巩固王权,将神道教尊为国教,是为国家神道,成为政府教导百姓忠贞爱国,誓死效忠天皇的工具。二次大战日本战败后,一九四六年元旦,裕仁天皇发表宣言否认自己的神格地位,盟军总司令也要求日本废除国家神道,神道教遂成为民间宗教。虽然如此,神道教至尽仍是日本人民最崇信的宗教,占人口的80%。
二 兼容并包的思想
1神道教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兼收并蓄,取长补短,同时又不失自我个性,因为它信仰的是多神,只要发现力量,信徒们立即为其起上名字敬为神灵,并谦虚虔诚地向其学习。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日本才神话般地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明治维新和二战后日本经济的崛起便是很好的例证。
2在近代与外国的交流中,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新兴力量认识到,没有军事力量就永远不能平等地与西方进行交涉,这个认识成为明治时代的一个动力。为了增强军事力量,必须在经济上强大起来。因此,日本整个国家狂热地呐喊这样一个口号:“富国强兵”。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向欧洲学习,于是派遣了岩仓使节团出访西方。欧洲之行的见闻震动了他们。他们折服于欧洲令人眩目的机械化文明。不久,日本的普通百姓开始崇拜“伟大的欧洲之神”。他们的赞美歌这样唱道:“伟大的欧洲之神,请保佑我们。给我们汽油灯、鹅卵石、蒸汽发动机以及发自帕台农神殿令人折服的力量吧!”于是,在短短的几年内,明治维新便取得了巨大成效,日本从此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与此相反,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面临着沦为半殖民地的危险境地。以曾国潘为首的“洋务派”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开办新式学堂和各种工厂,掀起了轰动全国的“洋务运动”。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却认为接受外来思想和科技就意味着背叛祖国文化,对此百般阻挠,加之广大民众思想未开化,认为西方文明不过是雕虫小技,根本不值得去学习,因而固步自封、盲目排外,导致“洋务运动”彻底失败,中国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3 神道是个多神教,没有像《圣经》、《可兰经》一样的教义。随着时代的发展,神道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适应日新月异的形势,即使再激进的变革也会被最终化解吸收。二战后,作为战败国,美国对日本实施占领政策。此时,日本国内一片废墟,经济完全瘫痪,国民生活困苦不堪,这时他们发现了“伟大的美国之神”。美国是一个公认的单纯的神,表面比较粗糙,但不可否认她力大无穷,崇拜她有很多好处。所以日本人一直很虔诚地学习美国的民主制度、尖端的科学技术、利用美国输入的资金,发挥模仿创造能力,再次创造了经济腾飞的神话。
由此可见, 神道教所宣扬的“崇拜一切力量,向一切力量学习,不管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问题”的观念已深深融入日本人的思想生活中,不管是社会上层还是普通庶民,都形成了一种“兼容并包”“取长补短”的意识。正是因为这种共识,才使得日本一次又一次地从困境中迅速崛起,屹立于世界强国之列。
三 军国主义
1军国主义是隐藏在日本民族性当中最深层的东西,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被公认为研究日本的国民性最权威的著作《菊与刀》中这样阐述日本国民性:“刀与菊,两者都是一幅绘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一无所知时,又会被罪恶征服。”这些几乎相互对立的性格特征,完美地在日本人身上融为一体,只不过不同时候表现不同方面而已。
可以说,日本的国教神道教中也孕育着军国主义。神道教的教义如是说:世界至尊之神为天照大御神(太阳女神)她要实现“八紘一宇”(四海一家),统治全世界。万世一系的天皇是“现人神”,既是神道的最高祭司,又是日军的大元帅,按神的意志征服“劣等民族”。正因为如此,日本人才打着“神的旨意”堂而皇之地入侵大陆,给被侵略国家带来无尽的灾难,也导致自己的一场灭顶之灾。
2 令人奇怪的是,德国与日本同是战争的侵略国与战败国,为什么德国在战后的态度和行为赢得了各国的赞许,但日本政府的所作所为却至今仍被昔日受侵略的国家所指责呢?其实这还是与他们所信仰的神道教有关。
首先,他们认为这场战争是按“神的旨意”去征服“劣等民族”,所以他们的错不在于侵略,而在于战败,假若他们没有战败的话,他们根本不需要道歉。
其次,神道教认为人死后的灵魂根本上没有邪恶之分,是平等的,而且不论好人坏人,死后都将成为神,因此他们不会认为拜祭靖国神社中的甲级战犯是有任何问题的,也就不存在什么道歉问题了。相反,德国文化一直是受基督教信仰熏陶,在基督教信仰中,强调的则是认罪、悔改,所以德日两国在对待历史问题上态度会大相径庭。
四 “和”的思想
曾经有一位研究日本国民性的学者说过这样一句话:“日本人好比一群在水中游着的鱼,突然一个石子扔进去,被打散了,但它们很快又调整好秩序,或许是向着相反的方向游去,但绝对是井然有序的。”这反映了日本人的团队精神,即“和”的思想。
“和”指“和睦”“协调”,既包括人与人之间团结协作的精神,又指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在日本,“和”的传统由来已久,神道教的经典《日本书纪》中就记载着八百万神,居住在高天原上,他们各司其职,相处和睦,灾难来临时,团结协作,共同渡过难关。这可以说是日本团队精神的起源了。
世界著名的禅僧、佛教思想家铃木大雪在一次日内瓦会议上说:基督教把上帝和人类、上帝和自然、自然和人类分别理解为相反的两极关系。三对关系构成基督教哲学的基本内容。而神道相信上界的神灵、人类和大自然都是一个统一、协调的整体。日本民族文化中的“三道”即书道、茶道、花道,其精髓就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
五 敬业精神
日本人的敬业精神可谓举世闻名,他们认为工作才是人生的本质和真正含义。因此,他们把公司当成家,勤勤恳恳、不知疲倦地工作一生,被人称作“工蜂”。其实,这也是神道教宣扬的一种精神。
根据基督教的传统,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了伊甸园,为他们的叛逆原罪各自受到了惩罚。亚当被罚忍受挥汗谋生的痛苦,夏娃被罚忍受分娩的痛苦。工作和苦难都是原罪的惩罚,只能在家庭生活或业余生活中找到幸福。神道教中关于工作的观点却完全不同。神道认为,工作本身就是神圣的,即使是太阳女神也要在天国辛辛苦苦地种植稻米。神道教的经典著作《古事记》里还记述着神织布、修渠、打猎等情形,所有神道世界里的可敬成员都在辛勤劳作。在神道观念里生命等于工作。“命”这个词,既意味着“生命”,也意味着“使命”。不工作的人生将毫无意义。日本人常说“要感谢任何一个让你必须付出一切的工作。”努力工作是一个非常愉快的状态,在这个状态中能与神灵交流,为神灵而活,与神灵共生,因神灵而生。正是因为这种神道的意识形态,日本人在努力工作中发现真正的快乐和意义。这就是日本男性在退休后的头两年为什么死亡率最高的原因所在。在拼命工作了三四十年之后,他们突然间会感到几十年积累下来的疲劳。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灵魂将不工作与不生存视为等同,就干脆放弃了这个无所事事的肉体。
六 结束语
综上所述,神道教在漫长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中,已经深深地融入日本人的思想、生活中。无论是兼容并包、善于接受新事物,还是黩武凶残、冥顽不灵,或是他们的团队精神、敬业精神,都折射出神道教的思想理念。正是因为神道思想的影响,才使得这些几乎相互对立的性格特征完美地在日本人身上融为一体,从而形成了日本独具特色的民族性。因此,可以说,神道教是日本民族性的核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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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河野训日本的宗教现状及神佛融合[J]日本宗教研究,2002,10(109
【作者】?贺亚妮;
【导师】?滕菲;
【作者基本信息】?中央美术学院, 首饰艺术设计, 2013, 硕士
【摘要】?佛教文化是一种智慧思辨,佛教文化对人们的生活具有积极的意义。古往今来,佛教对艺术的影响是深远和普遍的。佛教不但对传统绘画、诗歌有着开拓性的启示,对于当代艺术也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很多打动人心的艺术作品都流露出佛教的智慧。我国是首饰生产大国,但首饰的设计仍停留在传统的象征性模式中,缺乏与当代生活的呼应,不能满足当代人的精神需求。当今世界物质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非常的繁杂,人们内心深处的迷茫、疲惫、矛盾很难化解。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产生了无形的隔膜,人与人、国与国、人与自然仍充满各种矛盾冲突,各种因不和谐而产生的灾难另人感到悲伤与震旦。当今世界的发展需要一种能消解各种矛盾冲突、促使人与人、国与国、人与自然一体化、和谐发展的指导思想。基于人们对和谐安宁的生活的渴望,未来的艺术设计发展的趋势必然是寻求内心的安宁与自在。而这正是佛教的“圆融”精神的内涵所在。“圆融”是一种智慧,是圆满和融通的精神境界,运用“圆融”精神去对待人事物,会消除人与万事万物的矛盾,使人回归天然自性,内心安宁、美好。由此我萌发了将自己对“圆融”精神的理解,与首饰创作实践相结合,提出当代“圆融”首饰这一概念。...?更多
【关键词】?佛教;?“圆融“精神;?当代首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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