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我国货币政策的改革及发展，体现了我国经济体制由高度集中向市场化的转变，较好地适应了经济体制及金融体系的变迁。本文以市场化的视角，系统论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货币政策体系改革、变迁、演进的渐进主义路径，总结、归纳了我国货币政策适应市场化经济体制变化的特点，并对我国货币政策未来变革及演进方向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货币政策；市场化；变迁；路径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面向市场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及制度结构的持续演进，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货币政策作为这些制度安排及结构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随着改革的深入而逐步深化，体现了我国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路径。研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货币政策的变迁路径，有利于理清货币政策的发展趋势，规避改革过程中的制度性风险，从而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推动市场化改革进程，因而具有比较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货币政策变迁的市场化路径回顾
　　 我国中央银行在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初步形成了间接化的货币政策调控体系。可以说，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体系的形成是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产物。本文首先从货币政策体系的各个方面，结合我国市场化导向的改革进程及经济金融演进的历史，对货币政策变迁路径做一简要回顾。
　　（一）货币政策目标的转变和确立
　　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我国尚无货币政策目标之说。1986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条例》，首次将金融机构的任务界定为“发展经济、稳定货币、提高社会经济效益”，这可以理解为对货币政策目标的一个粗略表述。1993年12月《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持货币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这是对多年来我国货币政策双重目标的重大改革。1995年的《中国人民银行法》为“价格稳定”的单一目标提供了法律依据，明确规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这一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转变的意义在于，它肯定了货币政策在市场经济中应当并且能够发挥作用，明确了货币政策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主要在于创造一个良好的货币环境。
　　20世纪90年代前期，在直接调控方式下，我国将信贷总量和现金发行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1993年《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中介目标为“货币供应量、信用总量”。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将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开始公布M0、M1和M2三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指标。此后，现金发行量不再作为货币信贷计划中的控制指标。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取消了对国有行业银行的贷款规模控制，继续编制贷款规模控制，正式编制基础货币规划，货币政策操作向间接调控迈出重要一步。
　　（二）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的变革及演进
　　1.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变革及演进
　　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了存款准备金制度，当时制度设计的主要目的是集中必要的资金，平衡信贷收支、发放再贷款及政策性贷款的需要。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对存款准备金制度实施重大改革，将原来各金融机构的法定准备金存款和备付金存款两个账户合并为准备金存款账户，健全了存款准备金的支付、清算和调控功能。自2003年9月至2008年6月，针对外汇大量流入的情况，中国人民银行先后20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由6%提高至17.5%,发挥存款准备金工具冻结流动性的作用。
　　2.再贷款和再贴现工具的变革及演进
　　长期以来，中央银行贷款业务是我国中央银行调控基础货币的重要渠道。中央银行贷款从1984年开始发放，这些贷款投向农副产品收购、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等重点领域，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1997年以后，中央银行贷款的主要用于农业发展银行收购农副产品、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不良资产以及支持地方关闭资不抵债的中小金融机构。这种情况导致对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余额更加迅猛地下降。再贴现业务始于1986年，由于诸多原因的限制，再贴现业务量在中国人民银行资产中的比重微不足道。
　　3.公开市场操作的变革及演进
　　伴随着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中国人民银行公开市场也从外汇市场操作开始起步。2003年4月以后，中国人民银行将发行央行票据作为央行调控基础货币的新形势，通过发行央行票据收回银行体系多余的流动性。自2007年9月起，中国人民银行启动并逐步加大以特别国债为质押的正回购操作力度，搭配使用央行票据、特别国债等工具，灵活开展公开市场操作。公开市场操作目前已成为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日常操作的重要工具。
　　4、利率工具的变革及演进
　　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尚未成熟、金融市场不规范等诸多条件的限制，我国还不能完全实现利率的市场化及自由化，因而利率并不作为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或中介目标，而是货币政策操作的重要工具。1996年以来，利率市场化改革得以稳步推进。至1999年年底，已实现了银行间市场利率、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发行利率的市场化，先后简化了120种左右的利率种类和档次，在金融机构资产、负债业务中，受利率管制约束的比例由改革前几乎100%下降到51%和74%。
　　5.汇率政策的变革及演进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汇率体制经历了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并存的双轨制时期。1994年1月，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05年7月，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弹性显著增强，并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三）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变革及演进
　　改革开放以后，经济金融领域的变革使得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如金融组织体系不断健全、金融市场尤取得了较快发展、信贷资金管理体制及存款准备金制度的不断改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稳步推进等因素，使依靠行政手段的直接管理（信贷计划→贷款总额→投资与消费→物价与国民收入）转变为运用国际通行的依靠利率、公开市场操作等工具影响经济的间接管理（间接货币政策工具→金融机构流动性→货币供应量→物价和国民收入）。
　　二、我国货币政策市场化变迁路径的特点
　　（一）渐进主义的变迁路径
　　同经济体制的变革相适应，我国货币政策体系遵循了一种渐进性的变革路径。这种渐进性的变革路径，在不触及经济金融的核心问题及正常的经济金融秩序的前提下，采取非均衡的策略，由易到难，逐步放松管制，稳步推进。渐进式的变迁保持了改革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降低了改革的摩擦成本，但同时也增大了改革的时间成本和实施成本。
　　（二）强制性变迁为主，诱导性变迁为辅
　　回顾我国近30年来的货币政策的变化，每一步重大变革都体现着政府自上而下强制性的制度供给。政府作为推动货币政策体系内诸因素变革的“第一行动集团”，出于确保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维护经济稳定、实现政府利益最大化等目的，在决定货币政策变革的取向、深度、广度、速度及战略选择等方面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当改革一旦启动，其他方面的因素如各方经济利益的冲突就会对改革产生影响，如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的各地分行划区重组、重新设立，从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央与地方博弈的结果，应当归为诱导性变迁的范畴。总之，货币政策体系的变迁是一个强制性变迁为主、诱导性变迁为辅的过程，两种方式互为交叉，相互作用，共同推动货币政策的演进。
　　（三）货币政策工具由直接走向间接
　　近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体现在货币政策领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货币政策工具从直接走向间接。1998年我国央行取消对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管理、2000年以来央行日益成熟的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工具以及正在进行的利率市场化改革都是这一转变的重要标志。间接性的货币市场工具是依靠市场供求为基础来发挥作用的，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对提高市场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等方面都比直接管制具有更大的优越性。
　　（四）货币政策操作由封闭走向开放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推进，我国经济金融的开放程度日渐提高，使货币政策操作从只考虑国内均衡转变为同时兼顾内外两个方面的均衡，同时不得不考虑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问题。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货币政策操作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货币政策将不完全有效，同时，操作的空间也受到挤压。如2003年以来，我国经济经历着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在人民币升值及美元出于降息通道的背景下，利率工具完全失效，央行大量使用准备金工具和公开市场操作对冲流动性，效果也不甚明显。
　　三、我国货币政策进一步演进的方向
　　如前文所述，我国货币政策正沿着一条适应经济体制变革的市场化路径演进，由于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的作用，遵循着这条路径，我国货币政策体系应会沿着以下几个方向改革、发展和变迁。
　　（一）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以先易后难及渐进的原则，不断完善利率的市场形成机制，将现有的市场化利率与实体经济联系起来，增强中央银行对整个利率体系的影响效率，使资金价格能真正引导实体经济资源的配置。
　　（二）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根据蒙代尔三角理论，独立的货币政策、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三者只能得其二。从我国现状来看，独立的货币政策必须坚持，因而下一步的改革目标就是进一步在坚持渐进、主动、可控的原则下健全面向市场，更加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并在更加远期的目标内实现资本项的可兑换。
　　（三）大力推进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畅通货币政策传导
　　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取决于传导机制的效率。微观层面的金融企业改革、金融市场及支付清算体系的发展，有助于提高资金的运转效率，增强微观主体对货币政策工具反应的敏感度，从而提高货币政策操作效率，使货币政策传导更为顺畅。
　　（四）加强对经济金融运行的监测，提高货币政策的前瞻性和科学性
　　必须提高央行自身调查统计的科学性、有效性，对经济金融运行状况进行全面监测、科学分析和预测，以准确判断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和系统性金融风险，迅速反应，缩短政策时滞，增强货币政策决策前瞻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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