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中国师范教育发端于1897年的南洋公学师范院。师范教育肇始于此时的原因：一方面是洋务运动以来新式教育快速发展对大批合格师资的客观需求，另一方面是教育救国思潮驱动、西学东渐与中体西用的牵引。我国师范教育办学实践活动能于清末得以开启，得益于晚清教育思想家的极力呼吁与倡导，其中影响最大、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张之洞与梁启超。这两位教育家分别在洋务运动与维新变法时期站在教育救国的角度去大声疾呼应兴办师范教育，培育中国师资，促进教育发展，从而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

　　关键词：清末时期；师范教育；背景；思想

　　中图分类号：G6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995（2020）01-0072-07

　　師范教育，是教育的母机。近代梁启超置身中西文化交锋的特殊时期，深感兴办师范教育的重要性，为此，他明确提出：“师范学校立，而群学之基悉定。”[1]35正是在开明思想家的呼吁下，在西学东渐与教育救国思潮的推动下，我国终于在19世纪末开启了师范教育。1897年盛宣怀在南洋公学设立师范院，标明中国拉开了师范教育的序幕。“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同样，教师教育发展理应回溯其发展历程、反思其利弊得失，因此，研究中国师范教育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

　　一、清末师范教育发端的背景与动因

　　近代中国社会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近代中国教育却始于1862年创建的京师同文馆。因为中国首次出现与西方教育接轨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学校教育，从此西学开始纳入教育内容，班级授课制的首次采用，现代管理模式走进学校，这些均具有标志性意义，一改以往传统教育的课程、教学与管理模式，给历经数千年施行传统教育的中国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带来了新的气象。然而，近代中国师范教育发端于1897年的南洋公学师范院。师范教育肇始于此时的原因：一方面是洋务运动以来新式教育快速发展对大批合格师资的客观需求，另一方面是教育救国思潮驱动、西学东渐与中体西用的牵引。

　　（一）近代新式教育发展的客观需求

　　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以来，西方文化教育借助军事与政治力量逐步浸染古老的神州大地，中西文化教育进入碰撞、博弈与交锋时期。在西方先进的坚船利炮威迫下，清政府改变了以往闭关锁国、妄自尊大的传统思维，看到了西方先进器物背后的科技与教育的发达，因此，启动试图强兵富国的洋务运动。在办理洋务企业过程中，遇到的首要困难是人才问题。于是从1862年开始陆续兴办语言学堂、军事学堂、科技学堂等各类新式学堂，语言学堂主要有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湖北自强学堂等，军事学堂包括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直隶武备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等，科技学堂主要有福建船政学堂、天津电报学堂、上海电报学堂、福建电气学塾等，这些学堂采取与传统教育完全不同的组织管理模式，培养目标、办学理念、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日常管理、课外活动等各个环节均采用现代西方教育模式，着实给千余年来奉行固有传统办学模式的中国教育带来了一股新风，使中国教育走上了与国际接轨的近代化道路。

　　然而，洋务运动时期的新式学堂，尚存在诸多不足之处。第一，尚未形成系统的学校教育体系。洋务学堂大致相当于中学教育层次，因而当时的新式学堂可谓“空中楼阁”，下无基础教育，上无高等教育。第二，地域分布不均匀。洋务运动期间兴办的新式学堂，大都集中于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南京等城市，中西部地区很少，导致新式教育在全国的影响力有限。第三，教育内容设计不够科学。中西学之间缺乏有机联系与有效结合，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西学学习仅限于皮毛，正如鲁迅所批判的那样：“上午声光化电，下午子曰诗云。”第四，缺乏受过系统师范教育的本国师资。洋务学堂的教习分中国教习和外国教习，洋教习是直接聘任的国外来华传教士，洋务学堂大都是洋教习，因此，1896年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讲道：“一切教习，多用西人。西人言语不通，每发一言，必俟翻译展转口述，强半失真，其不相宜一也。……西人于中土学问，向无所知，其所以为教者，专在西学。”[2]445而仅有的少数中国教习也多来自饱读儒家经典的旧知识分子，这些中外教习中接受过系统师范教育的甚少。

　　在甲午海战之后，洋务派苦苦经营三十多年的北洋舰队被“蕞尔岛夷”——日本打败，使得这个老大帝国无地自容，同时也引发了大清臣民的彻底反思，并重新审视东方小国日本。从此中国人开始学习和借鉴日本文化教育，不仅大批中国留学生涌向日本，而且为了“开民智”参照日本建立初中高三级学校体系。甲午战争之后，“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遍设学校，复古法，采西制，以教多士”[2]446。随着中小学堂的不断增加，培养大批适合新式学校教育的师资势在必行。

　　（二）教育救国思潮的驱动

　　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国家接连不断地发动多次战争，清政府屡屡失败，每次战争均以签定不平等条约而告终，大清帝国的尊严丧尽、威风扫地。在清末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社会各阶层有民族自尊心的国人均试图从各个层面掀起挽救民族危亡命运的运动，譬如军事救国、革命救国、政治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文化救国，等等。其中倡导与参与教育救国的人士也来自各个领域和阶层，有来自清朝统治集团的要员，如奕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沈葆桢等；有来自维新改良派的代表，如郑观应、冯桂芬、王韬、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还有实业家及封疆大吏的幕僚，如盛宣怀、吴汝伦、张謇、严修等。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代表奕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统治集团要官看到了教育在挽救民族命运中的重要作用，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的观念促使他们产生教育救国的理想并开始了初步教育改革。从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创办开始到甲午战争爆发前，创办了首批新式学堂，选派留学生到欧美，翻译西学著作，这些对于引进西方先进科技和教育理念具有积极作用。

　　19世纪90年代是中国近代历史变革与转折时期，正如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所讲：“19世纪90年代是转折点，当时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首次从通商口岸大规模地向外扩展，为90年代中期在士绅文人中间发生的思想激荡提供了决定性的推动力。”[3]27尤其是甲午战争中国惨遭失败，民族危机的现实更激发人们去探求救亡图存的道路，当时的知识分子更多关注的是日本近代强国经验，形成了教育是国家图强重要途径的共识。倡导维新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思想家极力倡导教育救国，大力呼吁发展教育，通过开启民智、提高国民素质来拯救民族危机。1892年郑观应就提出学校教育是治理国家的关键的论断，他说：“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4]509康有為于1895年在《公车上书》中也强调：“夫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5]97将人才视为国力强弱的关键，人才培养有赖于教育。梁启超也于1896年在《变法通议》中讲道：“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智恶乎开，开于学；学恶乎立，立于教。”[2]433将兴学校、开民智作为强国富民的第一要务。

　　同时，实业家及封疆大吏的幕僚，如盛宣怀、吴汝伦、张謇、严修等，也加入倡导教育救国理想与实践的行列。一方面，他们极力呼吁兴办教育，拯救国家；另一方面，又身体力行，兴教设学，开展教育救国实践。曾为李鸿章幕僚的盛宣怀于1895年在《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禀》中写道：“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2]2为此，之后不久就奏准设立天津中西学堂（天津大学的前身），成为中国普通学校分级设学之开端；1897年又创办南洋公学（交通大学的前身），并内设师范院，开创了中国师范教育之先河。后来，实业家张謇也极力倡导教育救国，尤其呼吁大力兴办师范教育，他说：“一艺之末，学必有师，无古今中外之通义也；况图国家强立之基，肇国民普及及教育乎！”[5]310并创立了通州师范。正是在这批致力于教育救国理想与实践的教育家的极力呼吁与推动下，我国的师范教育才得以发端并逐步发展。

　　（三）西学东渐与中体西用的牵引

　　西学东渐，是自明清以来到近代西方文化逐渐向中国传播与渗透的历史过程，是中西文化交锋与碰撞的产物，也是引领中国文化教育走向近代化的重要牵引。自明万历年间始，西方传教士就来中国在传播基督教教义同时，也大量传入科学技术，明清时期翻译了几部西方科技方面的书籍，但对中国政界和学界产生的影响并不大，只是对中国官员和知识分子增添了好奇心而已。后来随着雍正的禁教和乾隆的闭关，加上罗马教廷对来华传教政策的改变而一度中断，但个别的西学东渐活动并未完全停止。

　　19世纪中叶传教士借助西方的强大军事力量再度大批进入中国，设立学校、成立学会、翻译书籍，广泛传播西方的科技、文化与教育。活跃在近代中国文化教育界的著名传教士有马礼逊、米怜、布朗、爱尔德赛、裨治文、狄考文、丁韪良、施约瑟、林乐知、李提摩太、日意格等，这些传教士在创办的教会学校全面传授西学课程，采用现代教学方法，实行班级授课制，注重实验教学，以促进学生德智体和谐发展为指归，当然传教是他们的根本目的。对近代中国而言，这些教会学校采取的是全新的教学与管理模式，这就给“青一色”的中国传统教育带来了一股新风。

　　面对西学东渐对教育的影响，清政府的应对策略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所以形成“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有赖于一批思想家、教育家的呼吁，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和冯桂芬倡导“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4]53，到郑观应主张“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5]53和沈寿康明确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6]，最后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对“中体西用”作了理论总结与提升。因为“教育改革的核心在于修改课程，其目标当然是接纳西学”[3]324，因此可以说，尽管“中体西学”有其弊端与不足，但总体来看对近代中国教育逐步形成开放格局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正是在西学东渐的牵引和中体西用的推动下，19世纪末期中国教育进入了自上而下的主动变革时期，包括师范教育的开启。正如费正清所说：“在1896-1898年的两年中，教育改革之风席卷全国。”[3]324这两年是清末教育实践改革最活跃时期，譬如南洋公学、天津中西学堂、京师大学堂的创办，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此外，师范教育办学实践也是起步于这两年当中。

　　二、清末师范教育思想的内涵解读我国师范教育办学实践活动能于清末得以开启，得益于晚清教育思想家的极力呼吁与倡导，其中影响最大、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张之洞与梁启超。这两位教育家分别在洋务运动与维新变法时期站在教育救国的角度去大声疾呼应兴办师范教育，培育中国师资，促进教育发展，从而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尽管两位教育家所处时代不同，所站立场不同，发表观点也不尽相同，但其目的是相同的，都是为了挽救国家与民族命运，大力呼吁发展教育，而发展教育必须优先兴办师范教育。

　　（一）张之洞的师范教育思想

　　晚清名臣张之洞学问高深，位高权重，功绩卓著，声名显赫。他身居高位四十余年，在兴办洋务企业过程中，深感人才的奇缺，因此，毕生关注教育，注重兴教设学，倡导教育救国。而发展教育的关键在师资，他说：“振兴教育，必先广储师资；师资不敷，学校何以兴盛？”[7]424他在积极兴办教育的实践过程中，对师范教育的地位与价值做了诸多思考，逐步自成体系的师范教育思想，而且对清末我国师范教育体系初创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1.师范教育的地位与价值

　　张之洞从国民基础教育发展对师资需求的角度去论及师范教育的重要地位与价值，认为我国要发展国民教育，必须解决中小学教师问题；而中小学教师的培养与造就，有赖于师范教育。因此，他于1902年在《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中讲道：“查各国中小学教员咸取材于师范学堂，故师范学堂为教育造端之地，关系至重。”[2]379借鉴国外办学经验来强调清末兴办师范学堂的重要价值。

　　清末针对师范教育在我国是否要从普通教育中分离出来独立兴办，曾掀起过争论。有不少人不主张单独创办师范学堂，而作为向来重视教育的封疆大吏张之洞，站在中西教育比较的高度，全面审视了师范教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极力主张独立兴办师范学堂。强调“师范学堂为教育造端之地，尤为重要，师范学堂应在筹办小学前先普通学堂分设。”[7]334张之洞在参照日本办理师范教育模式基础上，力排众议，极力主张清末创办师范学堂。他认为，只要师范学堂办好，又能带动整个高等教育的发展，“师范愈多，大学堂亦岂患无师哉？”[5]247张之洞的这一思想被吸收到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当中，中国近代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新学制中明显将师范教育作为一种独立的制度得以确立。

　　张之洞毕生热衷于兴办各类教育，每到一地任职，均要兴办或修复书院，创办新学堂，但在辦学过程中深深感到，师资短缺是制约教育发展的瓶颈，因而他发出如此感慨：“各省学堂之不多，患不在无款无地，而在无师”。[8]1663为此，他提出“办理学堂，首重师范”[8]1590的论断，并且将师范培育的教师置于各类学校教育的整体治理框架内进行考虑，认为师资在学校教育中比课程、教学、管理更重要。他强调：“各属开办学堂，全赖师范得人，课程方能合度，管理才能得宜。”[9]4255在他看来，师范教育中人的因素是最能动的第一要素。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张之洞身体力行率先在自己任职的湖广总督期间先后创办了十多所师范学堂：1902年在武昌创办湖北师范学堂，1904年在武昌兴办湖北师范传习所，1904年又将两湖文高等学堂改建为两湖总师范学堂，1905年令湖北各地中学堂一律改为初级师范学堂或师范讲习所，1906年又创办湖北女子师范学堂。在办学实践中，他的师范教育思想更加趋于成熟。

　　2.师范学堂的内部管理

　　张之洞不仅从宏观方面论述了师范教育的地位及价值，而且从微观层面对师范学堂的内部管理也作了具有的指导性论述。

　　首先，给予师范学堂学生以优厚待遇。清末师范学堂学生分官费生和私费生两类，官费生由政府提供学费和生活费，私费生则由学生自己解决学习与生活费用。当时官费生占主体和多数，这些官费生按照张之洞的建议，依照日本实行公费制，无论初级师范学堂学生，还是优级师范学堂学生，一律不收学费、学习用品费与生活费。在张之洞主导下制定的《初级师范学堂章程》规定：“初级师范学堂经费，当就各地筹款备用，师范学生无庸纳费。”《优级师范学堂章程》规定：“公共科及分类科学生在学费用，均以官费支给；惟加习科学生，由分类科毕业生选取者，仍由官给费用。”[7]258可见，师范生中的官费生不需要缴纳任何费用，完全实行师范生公费教育。

　　其次，教育师范学堂学生应尽职尽责。张之洞主导制定的《优级师范学堂章程》明确规定，清末优级师范学堂学生在校享受免费教育，但毕业后必须服务于本省或全国其他教育部门的教育工作，而且在教育领域的服务期至少为6年。“优级师范学堂分类科毕业生，有效力本省及全国教育职事之义务，其义务年限暂定为六年。”如果不服从安排，就取消其教师任职资格，同时还要“缴还在学时所给学费以示惩罚”[7]258。旨在巩固师范生的专业思想，进而稳定各类教育的师资队伍。

　　再次，培育师范学堂学生的优良品德。张之洞从维护晚清统治的高度去认识加强师范学堂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还将师范生的品德放在关乎国家强弱与国民智愚的高度去思考相关问题。在他看来，对师范生“当激发其爱国志气，使之学成后必当勤学诲人，以尽报效国之义务。……必须常以忠孝大义训勉各生，使其趣向端正，心性纯良。”[10]667师范学堂应当培养师范生养成爱国勤学、志趣端正、善良纯朴的优良品质，进而使之忠于职守，潜心教学，报孝国家。

　　复次，强化师范学堂学生的专业学习。作为未来教师，师范学堂学生必须加强对教育类课程的学习，掌握教育基本原理，为日后从事教学工作奠定专业基础。张之洞也有同样认识，他主张师范学堂学生在学习文化基础知识的同时，要加强对教育理论的学习。他在办理湖北师范学堂时明令“于普通学外另加教育学、卫生学、教授法、学校管理法等科，日课以八点钟为率，专为养成中小学堂教习。”[4]380将教育学、教学法、学校管理学等课程列为师范学堂的专业必修课程，以此来帮助师范生掌握教育教学专业知识与技能。

　　最后，培养师范学堂学生的实践能力。张之洞深知作为未来教师的师范学堂学生，除了学习文化知识外，还要具备一定的实践能力，否则日后难以胜任教员职务。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于1902年在《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中谈到湖北师范学堂办学事宜时讲道：“湖北现在省城设师范学堂一所，择地城东宾阳门以南，老官庙以东，青草坡地方创建屋宇。以东路小学堂附属其旁，归师范学生教课，以资实验师范课程。”[4]380明确提出在湖北师范学堂附近设立附属小学，作为师范生实习实践基础，主要用来为师范生提升教学实践能力。他主持制定的《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也规定，师范学堂学生“要到附属小学堂练习教育幼童之法则”[10]671；《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更是明确规定，“附属学堂之设，所以备研究普通教育之成法，以图教育进步，为各普通学堂之模范，且以资本学堂学生之实事练习。”[10]694要求各级师范学堂均要设立附属学校，为师范生提供实习与实训场所。

　　总之，张之洞从教育救国的高度，以参与主持洋务运动的体验与思考为基础，纵论清末师范教育的重要地位与意义，甚至将其上升到富国强兵的战略层面。同时，结合自己在湖广和两江办理师范学堂的经验，又从微观层面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清末师范学堂的具体办理理念及方法。他的师范教育思想，对指导清末师范教育实践发挥了不可低估的引领作用，也为当今我国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与启示。

　　（二）梁启超的师范教育思想

　　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和学问家，其思想深邃、视野开阔、知识渊博、文采卓越，在近现代众多社会科学领域引领风骚。其教育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立论恢宏、多有创新，尤其是他的师范教育思想论述精辟，引领潮流，直接推动了中国师范教育的办学实践。梁启超的师范教育思想形成于19世纪末，是在民族危机十分严重和“教育救国论”思潮日益兴起的背景下提出的。尤其是当洋务派苦苦经营了30多年的北洋舰队，在甲午海战中惨败，随着马关条约的签定，中华民族的危机进一步加深。在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梁启超意识到西方国家的强盛不在于“船坚炮利”，而在于教育的发达；中国的落后并不在器物层面，而在于制度老化与教育落后。因此，欲救亡图强，必须进行法维变新，包括变革教育体制，大力兴办新式学校。梁启超大声疾呼：“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2]433而开民智的关键在兴办学校，“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2]438。为此，他说：“今之识时务者，其策中国也，必曰兴学校。”[5]143可见，梁启超的师范教育思想建立在其教育救国理想的基础之上。

　　1.师范教育的重要地位

　　梁启超在反思中国传统教育与洋务教育存在弊端之原因的基础上，得出了师范教育为“群学之基”的科学论断。他认为，中国教育落后于西方的根本原因是“所设各学堂，所以不能成就人才之故，虽由功课未能如法，教习未能得人，亦由国家科第仕进不出此途，学成而无所用，故高才之人不肯就学。”[11]324在他看来，主要是因为没有合格的教师，而没有合格教师的原因是没有培养教师的摇篮。中国古代的官学教师大都是科举出身，其十有八九“六艺未卒业，四史未上口，五洲之勿知，八星之勿辨”[2]444，在教学中一味追求师道尊严，要求学生死记硬背，导致“士之教焉学焉于其间者，亦终身盘旋于胯下而不复知有天地之大。”[5]142使学生的视野受到很大局限，能力也得不到培养。让这些老学究当教习，真乃“是欲开民智而适以愚之，欲使民强而适以弱之也。”[2]446可见，师资对于教育质量而言是何等之重要。因此，他说：“师范学堂未立，教习不得其人，一切教法皆不讲究，前者学堂不能成就人才，皆由于此”。[11]229

　　即使是洋务运动时期兴办的新式学堂学习西学，也是“仅袭皮毛，震其技艺之片长，忽其政本之大法。”[2]454尤其是新式学堂“一切教习，多用西人”[5]143，而这些西方教习大多不懂汉语，教学效果并不好。原因有四：其一，西方教习语言不通，教学困难。因为“西人言语不通，每发一言，必俟翻译辗转口述，强半失真”[5]143，因语言沟通的不畅，导致难以达到预期的培养效果。其二，中国与西方教学方法不同。“西人幼学异于中土，故教法亦每不同，往往有华文一二语可明，而西人衍至数十言者，亦有西人自以为明晓，而华文犹不能解者”[5]143。其三，长期聘用外国教习容易导致中国学生“弃中亲西”。他说：“西人于中土学问向无所知，其所以为教者，专在西学，故吾国之就学其间者，亦每拨弃本原，几成左衽”[2]445。如果长期聘请西方教习，就会导致我国学生丢弃传统文化，出现崇洋媚外的倾向。其四，各国在华教习知识背景与教学规则各异，导致中国学生无所适从。“所聘西人，不专一国，各用所习，事杂言庞”[2]445，容易将学生搞得思维混乱，不知所云。其五，西方教习薪俸又成倍于华人。梁启超认为，洋教习不仅不适用、没效果，而且还薪俸非常高，“西人教习，既不适于用，而所领薪俸又恒倍于华人”[2]445。其六，况且还有一些缺乏专业训练的洋教习。梁启超说：“率天下士而为一至粗极陋之西人，夫国家岁费巨万之帑，而养无量数至粗极陋之西人，果何取之？”[5]144用这样的不合格洋教习来教育我们的学生，简直就是误人子弟。

　　鉴于以上原因，梁启超极力倡导尽快开办培养专业师资的师范教育，“学究必由师范学堂，使习于教术，深知其意也”。[12]209进而提出梁启超提出师范教育为“群学之基”的科学论断。为了呼吁清政府创办师范教育，他于1896年在《變法通议》中专门单列了《论师范》篇，专门论述师范教育的重要地位与价值，他明确提出：“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5]144而“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也。”[2]439“故师范学堂立，而群学之基悉定”。师范学校是一切学校的根基，教师则是学校教育的关键与核心，“师也者，学子之根核也。”[13]980

　　2.倡办师范教育的理念

　　梁启超不仅强调我国开办师范教育的重要价值与意义，而且参照日本师范教育模式，结合中国近代教育实际，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可操作性的师范学堂办学理念。

　　第一，师范学堂的设置。由于清末新学制颁布以后，府州县均设立新式学堂，因而基础学校教育对师资的需求量大大增加，各级学校需要大批教习。在他看来，新式学堂不能再用那些传统旧式官学或书院培养的耆学名宿为教习，也不能大量高薪聘请那些语言不通、态度粗陋的外国人为教习。最好的办法是本国兴办师范学堂培养适合自己国情的师资，即“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遍设学校”[5]143，尤其是设立师范学堂，“以师范学堂之生徒，为小学之教习。”[5]144他明确倡导普通师范学堂主要以培养小学教师为主，专门师范学堂主要以培养中学以上教师为主。正是在梁启超对师范教育办学理念引领之下，1896年盛宣怀在南洋公学内设立了师范院，1904年清政府出台的癸卯学制中对师范教育做了明确的制度安排。

　　第二，学校课程设置。梁启超主要根据日本师范学校课程体系，提出了我国近代师范学校课程设置的设想与建议。他认为，日本普通师范学校开设的课程主要有17门：修身、教育学、国语（日语）、汉文、史志、地理、数学、物理化学、博物、习字、图画、音乐、体操、西文、农业、商业、工艺等。他主张参照日本师范学校课程标准，适当进行修改增删，我国师范生应掌握的课程内容包括：“须通习六经大意，讲求历朝掌故，通达文学源流，周知列国情状，分学格致专门，仞习诸国言语。”[2]446除了倡导借鉴学习西方课程内容与教学方法外，他倡导师范生应当认真研习《学记》，因为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教学思想和为师之道，因此，建议师范生须“循而用之”。

　　第三，培养质量评价。师范学堂人才培养质量直接影响着基础教育的师资水平，进而影响到中小学校的办学质量。因此，梁启超说，应“以小学堂生徒之成就，验师范学堂生徒之成就”，[5]144判断师范教育教学水平与培养质量，主要依据其培养出的师范毕业生所任教的小学校所培养的小学生的素质与能力。师范生培养质量高，毕业后在小学任教就会教学有方，尽职尽责，从而培养出优秀的小学生。

　　三年之后，其可以中教习之选者，每县必有一人。于是荟而大试之，择其优异者为大学堂、中学堂总教习，其稍次者为分教习，或小学堂教习。则天下之士，必争自鼓舞，而后起之秀，有所禀式，以底于成。十年间，奇才异能，遍行省矣。[2]447

　　梁启超就是想通过鼓励优秀的中小学教师逐步升任总教习，或逐级提升为高一级学校的教师等办法，来激励师范生热爱教育，安心向学，进而提高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水平与培养质量。

　　第四，教师选聘。师范学堂教习的选聘，坚持中西兼顾的原则，体现传统文化特色的课程须聘请中国教习，借鉴西方文化的课程可聘请洋教习，也可选拔学贯中西的学者来担任教习。具体做法是：第一，选拔中西兼顾、德才齐备的人来担任总教习。“必择中国通人，学贯中西，能见其大者为总教习，然后可以崇体制而收实效”。[14]410一改近代洋务学堂“皆由以西人为总教习”的弊端。对于各国教习而言，欧美各国“无论任聘何国之人，皆不能节制他种文字之教习，专门诸学亦然”。[14]410第二，师范学堂教习水平直接影响着师范生的培养质量。“教习得人，则纲目毕举；教习不得人，则徒糜巨帑，必无成效。”[15]19选择教习以学识与才华为重，“务以得人为主”，主要选择德才齐备、热心教育之人来担任教习。第三，应注重奖励优秀教习。梁启超倡导对师范教育中做出成绩的教习给予奖励，对那些不能尽职尽责的，则给予惩罚。“教师之良者，则劝其官费奖赏之”[16]38；对水平不高、责任心不强者，劝其退出教师职业。

　　总之，张之洞与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师范教育的倡导者与先驱，站在时代发展与教育变革对师资的需求高度去深入思考并精辟论述了师范教育相关问题。其思想融通中西、兼顾知行，力求思想与实践结合、管理与教学兼顾、宏观与微观并重。清末师范教育思想对指导与引领我国近代师范教育办学实践具有重要意义，重温先哲思想对当今师范教育实践者亦有激励与启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