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南越华文短篇小说是透视南越华人精神世界的重要窗口。越战时期，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南越华人知识分子自觉坚守传统伦理道德，以延续中华文化之根，并抵御西方文化的不良侵袭。透过南越华文短篇小说的婚恋书写，既肯定了南越华人知识分子在困境中坚守中华传统文化、反抗美国霸权文化的历史价值，也指出了他们对中华传统文化过于守成的历史局限性。

　　关键词：南越华文；婚恋小说；伦理道德

　　作者简介：涂文晖，华侨大学华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海外华文文学（E-mail：twh@；福建厦门361021）。

　　中图分类号：1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398（2020）01-0058-07

　　越戰期间，随战争而来的美国文化强势登陆南越，受此影响，华人社会“处于旧道德被摧残殆尽之际，而新道德尚未正式成立之时”。对此，南越华人知识分子并未妥协，他们大力提倡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以抵御美国文化的侵袭。南越华文短篇小说（囿于发表园地，南越华文小说以短篇小说为主）的婚恋书写正是他们坚守传统文化的生动写照。

　　南越华文婚恋小说的创作主体是越华文艺青年，他们作为一个创作群体崛起于1965年之后，是繁荣越华文学的重要力量：

　　一九六五年期间，越华文学创作进入空前鼎盛的另一阶段，单纯的社会环境，沉闷的生活，撼动青年人生离死别的战事，加上台港文学书籍刊物的引进，顿时孕育出不少文艺青年，也诞生了不少成熟的文学作品，……当时虽有近廿余份华文报的文艺园地，但已不足以胃纳纷投的稿件，于是诗社文友自筹经费出版文集、诗集、诗刊等，一时如雨后春笋般面世。此种情形一直维持到一九七五年越南统一为止。

　　硝烟之下，越华文艺青年的创作内容“以战争与爱情为主”。然而，由于不能直接对战争说“不”，因而对战争的谴责也大多通过婚恋的悲剧曲折地加以表现，所以婚恋实际上是南越华文文学最主要的题材。越南华人一直有着强烈的传承民族文化的使命感，越华文艺青年也秉承了这一理念，杰出的越华青年作家药河就表达了一代越华文艺青年的心声：“我们中华儿女是炎黄的子孙”，大家要“矢志一心，为拯救中华文化于水深火热中而努力。”因此，越华文艺青年的婚恋书写也打上了很深的传统文化的烙印。

　　由于复杂的历史因素，南越华文文学资料的搜集殊为不易。笔者依据已经掌握到的珍贵资料，以《文艺》《水之湄》《奔流》《笔垒》《水手》《中学生》《风车》这7种（共13本）越华文艺青年所创办的文艺期刊（占到当时南越华文文艺期刊的一半以上）为例，展开论述。

　　一、越战时期的华文短篇小说创作概况

　　越华文艺青年对于出版文艺期刊投入了极大的热情，然而在战乱频仍、经费缺乏的背景下，华文文艺期刊的出版很不稳定，大部分只出版了1或2期就难以为继了，能坚持到第3期的已属难得。笔者将上述文艺期刊所刊登过的短篇小说统计如下表1：

　　统计显示，上述13本文艺期刊共刊登短篇小说93篇，其中婚恋题材54篇，占了一半以上。由此可见，婚恋是越华文艺青年最为关注的审美领域。造成这种文学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二：首先它与作家的身份及社会阅历有关，那时候大部分的作家或者是青年学生，“或就算踏入社会，也处于较单纯或在与艺文有关的场所及公司担任文书工作。”青春是恋爱的季节，单纯的生活空间使得婚恋成为最能点燃作家创作激情的火花。其次，琼瑶小说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南越各中文书店充斥了来自台湾、香港的爱情文艺小说、言情小说等，其中对文艺青年影响最大的是琼瑶的作品。“一本本琼瑶小说里的爱情梦幻之描述，引起时下的文艺青年亦尝试以同样的形式，学习写出以情爱为题材的短篇小说。”

　　南越华文婚恋小说有它的特色，它反映了越战期间越华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恨情仇，离别则是小说的主旋律。导致离别的根源不仅仅是战争，更是青年男女的爱情至上观念与传统伦理道德之间的冲突，而离别的结局则彰显了传统伦理道德的胜利，这也是南越华文婚恋小说最常见的情节模式。

　　文学伦理学认为，“文学是特定历史阶段社会伦理的表达形式。”越华文艺青年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均反映了他们对于儒家伦理道德的强烈持守。

　　二、倡导传统伦理道德的文学观念

　　南越华文文艺界对文学的定位是“精神食粮”，并且将文学的伦理价值与教诲功能置于首位，这也是南越各华文文艺期刊的办刊宗旨，比如《文艺》的发刊词写道：“《文艺》的宗旨是：提高学习精神，培植青年作者。……孔子说过一句很有意义的话：‘行有余力，必以学文。’文学不应脱离道德的规范。”又如《奔流》发刊词写道：“色情泛滥、道德败坏……的色情贩子，多方面把自己加以化装，然后把没有营养的食粮卖给一些人来充饥，要人堕落，这真是最大的不幸。”对南越华文作家而言，作品内容的健康是最重要的，而艺术水平则在其次，比如珊妮认为：“一篇不朽的文艺作品，是包含有：真、善、美三个质素，是总结前一代的文化，代表时代的思维，培育出新的文学种子。故此我们秉笔为文，不要忘却文心与文德，才华犹在其次。”这些话既讲继承，也讲创新，而重点则突出了文艺作品的“善”，因此它实际上是对儒家重视伦理的文艺思想的继承。

　　具体到婚恋观上，张海苇的文章《漫谈婚姻》颇具代表性。这篇文章的要点是：首先，婚姻是人们对社会的责任，不能逃避，因此不应该独身。其次，幸福婚姻的基础是双方的“思想、性格相同”。再次，虽然新、旧婚姻各有弊端，但新式婚姻“阖家福的团圆，不及旧式的多，由此证明，旧式婚姻所含蓄的优良传统，青年的我们是不能忽略的，然已成陈迹，不能复用，但可参考、借镜。”为了减少婚姻的失败，作者认为“唯一的方法是以恋爱为经，将时间拖长，以增了解；以旧式为纬，婚后逐渐培养起感情，使夫妻相敬如宾”。最后，作者从中庸之道指出：“新文明固要吸收，旧道德也要重视。”张海苇的观点新旧混合，但重心还是落在旧式爱情观的维护上。张海苇的语气还比较温和，《中学生》第2期卷首语则以不容置疑的口吻指出，爱情小说“必须符合东方伦理和东方精神”，明确划分了东方婚恋与西方文化的界限。

　　南越华文文艺期刊的办刊宗旨对华文创作起到了规约与引导的作用，表现在作品中，南越华文婚恋小说普遍都具有强烈的伦理道德倾向。

　　三、体现传统伦理道德的文学创作

　　南越华文婚恋小说对传统伦理道德的持守，主要通过两类人物形象的塑造加以表现：“孝顺的儿女”与“忠诚的妻子”。

　　（一）孝顺的儿女

　　南越华文婚恋小说中，当爱情与亲情发生冲突时，在恋人和父母之间，绝大多数主人公都选择了父母，它彰显的是传统的孝道。

　　以女作家尹玲的创作为例，她是众多越华文艺青年之中的佼佼者。尹玲擅长刻画华人少女的形象，表现她们的纯情与柔顺。少女们追求真爱，但是当爱情得不到父母支持的时候，她们几乎都无一例外地放弃了爱情。典型的如短篇小说《试季》，小说的大意是华人少女江茜枫与越南青年阮嘉宇真心相爱，但遭到江茜楓父母的坚决反对，最终江茜枫接受了父母的包办婚姻，阮嘉宇则放弃了学业，当了海军。这一对恋人的劳燕分飞既反映了南越华人社会传统观念的强大，也表现了人物对传统观念的自觉认同。江茜枫虽然对父母的一些旧思想有所不满，但还是以顺从为主，尤其是当她看到父母为了筹办婚事而奔波操劳时，心中十分内疚。小说特意展现了出嫁前夕，江茜枫与父母之间的依依惜别，场面温馨，父母的慈爱跃然纸上，小说的情感至此达到一个高潮。此时江茜枫心里想的是：“我怎能责怪他们呢？爸爸妈妈，是茜枫不孝，茜枫不曾好好孝顺您们。”甚至当她情不自禁地想到了阮嘉宇时，江茜枫又责骂自己：“该死的茜枫，怎么能够这样不忠的？到最后一天还是三心两意的！有哪一个女孩子，结婚时心里盛的是她的情人而不是未婚夫的影子？”这种矛盾复杂的心态反映了女主人公在个人情感与伦理道德之间的挣扎，而最终伦理道德占了上风。

　　在南越华文婚恋小说中，类似江茜枫这样的孝顺儿女比比皆是，而“叛逆的儿女”则微乎其微。根据笔者的统计，上述54篇婚恋小说当中，仅有4篇出现了“叛逆的儿女”的形象，她们形貌各异：第一篇是莹瀛的《走向何方》，这篇小说着重表现的是一种困惑，女主人公毓真在“亲情与爱情的交煎下”“迷失了自己”。她一方面意识到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另一方面又觉得孝道不可违背。到底路在何方呢？小说在结尾处只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而不是像当时大多数作家那样让爱情最终向孝道屈服。很显然，作家在思考，但还找不到答案。第二篇是庄威的《嘘！静静别说》，小说以抒情的笔调，诉说了“我”与美欣之间顶住世俗压力的苦恋，双方互相鼓励、互相支持，情绪也比较乐观，只是这对恋人仍然把希望寄托在改变家长的看法上。第三篇是爱蕙芳的《叛离》，作者采用书信体的方式，以第一人称“我”深入到女主人公惠芳的内心世界，塑造了一个既有头脑又孤立无助的女性形象。“我”不愿意遵从母亲的意见嫁给一个有钱人，因为对方“终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我”为了终身幸福和将来的前途，决定出走了。但出走之后又往何处去呢？“我”心中一片茫然。小说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最后是在“我”对家庭的不舍以及对前途的茫然中戛然而止了。第四篇是洪辅国的《冲出云层的月亮》，这是越华文学中少有的一篇反抗性强、结局圆满的作品。小说大意是：富家小姐吴秀芬反抗“潮福不通婚”的习俗，并在朋友的帮助下，机智地逃出了家门，与恋人杨柏坚一起献身于教育事业。这篇作品最大的价值是提倡了自立、自强的新式道德理念，这也是男女主人公能够反抗成功的根本原因。

　　综上所述，“叛逆的儿女”在南越华文婚恋小说中只是个案，而且人物的反抗性也总体不足。相反，“孝顺的儿女”则代表了南越华文婚恋小说创作的整体倾向。

　　（二）忠诚的妻子

　　南越华文婚恋小说中，与“孝顺的儿女”相呼应的另一类人物形象是“忠诚的妻子”。虽然各自的遭遇不同，但妻子们的忠诚是稳定不变的。根据具体的婚姻状况，她们又可细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父母辈中的妻子形象。这类形象，作品着重突出的是她们的顺从与忍让。南越华文文学中的父辈，大多数都是商人，他们文化程度不高，处于城市的中下阶层。越战期间，华人生存不易。南越华文作品屡屡提到华人经商破产的事例。经济的窘迫，导致家庭关系紧张，比如韩毅刚的小说《两代》提到，父亲经商失败之后，只能借酒消愁，父亲“变得易怒、暴躁与固执”，而母亲“只会沉默、忍耐、逆来顺受”。还有洪辅国，他曾经塑造了吴秀芬的光彩形象，可他笔下的母亲依然是忍耐、顺从的，在他的小说《当梅花盛开的时候》中，父亲在生意失败之后，一直在外谋事，结果有了外遇，好几年都不回家了。母亲既伤心又默默地忍耐，盼望着父亲能够归来。

　　第二类是受到丈夫冷遇的年青妻子形象。这类形象多出现在包办婚姻之中，作品着重表现的是妻子的贤淑、善良。20世纪60-70年代的南越处于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年青人的婚姻新旧参半，包办婚姻不在少数。虽然出于孝道，年青人接受了包办婚姻，但夫妻关系却不一定融洽，对此，作品将解决问题的重心放在了妻子的身上。比如大汤的短篇小说《醉了吗？》，男主人公书捷曾经有过一个十分飘逸的恋人小蓝，但她不幸飞机失事遇难了。后来，父母给书捷找了一个长相一般但很温柔的妻子阿晴。书捷不喜欢“丑陋”的阿晴，对小蓝一直念念不忘。面对丈夫的长期冷淡，阿晴既凄然，又尽心尽力地照顾丈夫，终于赢得了丈夫的心，小说的结尾处，书捷感觉“好歉然好歉然”，于是夫妻关系回暖了。与《醉了吗》堪称姊妹篇的是小汤的短篇小说《变更的秋》，它也表现了包办婚姻中，丈夫对妻子由冷淡到有情的微妙转变过程，而促使丈夫态度转变的关键就是妻子的贤惠。作者藉此想要传达的理念就是：只要遵守传统伦理道德，就能获得幸福。大汤与小汤的这两篇姊妹作同时发表在《中学生》创刊号上，耐人寻味。

　　第三类是克服诱惑的妻子形象。这类形象着重表现的是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对个人欲望的超越。陈慧仪的小说《别了，海滩》颇具代表性，小说大意是年青的女主人公徐莹为了挽救父亲破产的危机，舍弃了恋人烈，嫁给了现在的丈夫迪。伤心的烈上了战场，丧失了生命。两年后迪也因一场重病导致下肢瘫痪。痛苦的徐莹为了逃避现实来到海边度假，邂逅了与烈很相像的林凯。林凯希望徐莹能离开家庭，和他开始新的生活。徐莹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决定留在丈夫和孩子身边。小说的结尾处有这样一段徐莹的思想活动：“她毕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她不能背上抛夫弃子的私奔罪名，不能不顾廉耻，甘心受社会人士的指责。”再比如思微的小说《爱的抉择》中，女主人公许素贤出于报恩，嫁给了现在的丈夫。结婚多年以后，初恋男友罗刚突然现身，此时他已经奋斗成了一个工商巨子，而且还一直单身。罗刚要求许素贤和他一起开辟新的人生。面对新生活的吸引力，许素贤经过反复的思考，意识到她真正爱的还是丈夫、孩子以及温馨的家，从而做出了“明智的抉择”。作家通过徐莹、许素贤这类人物形象，强调的是对家庭稳定性的维护。

　　总之，在南越华文婚恋小说中，婚前的孝顺与婚后的忠诚交织在一起，组成了一张严密的网，规约了青年男女（尤其是女性）的婚恋之路。

　　四南越华人坚守传统文化的价值与局限

　　通过上述对南越华文婚恋小说的解读，我们不难发现，与中国本土作家相比，南越华文作家保留了更多传统文化的因素，这与他们置身海外、文化认同意识的强化有关，“因为认同建构于‘他者’的凝视，也就是说，文化认同主体只有开始从‘他者’的视角凝视自我时，才能够建构自我，实现自我认同。就此而言，只有去土离乡的人才会产生强烈的文化认同。”

　　推动越华作家从事创作的正是传承中华文化的使命感，在南越这一特殊的时空背景下，这种使命感具有了一种悲壮的色彩。南越政权成立之后，执政当局不仅强迫华侨入籍越南，也强制华校“越化”，对华校中学“限令停办；几经交涉，迄无效果。各侨办中学迫于环境情形，遂以土生华侨为校长立案，办理越制第一级中学（初中），继而小学课程亦须增授越文，师资审查亦多留难，侨校备受打击，影响殊大”。在困境面前，越华文教界并未退缩，而是想方设法争取中华文化的生存空间：

　　当时华校的教育人士深知“中华文化之根”的重要性，便分配每周四小时的“国文”，余下则是“中国历史”与“地理”……值得庆幸，当时教授国文的老师，年龄均为40-50岁（1965-1970期間），大部分来自大陆撤退时直接到越南定居授业，亦即他们年轻期间在接受中文教育时，约1930至1940年之间在大陆完成高中及大学的教育，这群老师们不但国学根基深厚，更重要的是他们保持“儒家”的风范，谆谆不悔地讲解与引导，加上他们简朴的起居生活，言教身教一丝不苟的严谨行为，对莘莘学子起了很好的示范，尤其是我们所谓“青年作家”所受到的熏陶，更树立其日后处事待人的圭臬。

　　当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越华知识分子与美国文化相遇的时候，文化的碰撞不言而喻。战火之下的南越在美国的扶持下发展着资本主义经济，“人欲横流，道德观念已失去其价值……所以如此，不外是东西文化交流失去平衡”，美国文化的强势激发了越华文教界的民族自尊感，而刮自美国的嬉皮士、披头士之风更令越华文教界人士十分厌恶。“时值……美国的颓靡风气正在乐坛流行，（披头四乐队创作之乐风正在席卷美国）这种以委靡消极之生存态度来游戏人间，适逢战争带来的死亡与虚无感，很快便影响到越华青年。”不少越华青年刻意跟风，外表打扮得千奇百怪。对此，越华文教界人士极为不满，他们纷纷撰文予以谴责，将之视作是对民族尊严的损害，比如英武的文章就指出，“披头四式”的形象与“我们中国人的温文儒雅作风”有“天渊之别”，有些人“西方的先进科学和自由民主风气”学得不像，而西方的奇装异服却学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样下去“岂不是侮辱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为了维护民族的尊严，越华有识之士还不断发文，在东西文化的对比中揭露西方物质文化的弊病，阐明中华文化的人生价值。最具代表性的是著名作家何四郎所撰写的《东西文化拉杂谈》，该文是他应《中学生》创刊号之邀而作的，可以说代表了越华文教界的立场。文章一开始在标题处就引用美国总统尼克森（尼克松）的话说：“美国物质上虽然丰富了，但精神上却感到空虚。”此文的核心观点是：中华文化能够教导青年“做人处世”，而西方文化“除了科学与应用技能外”，在人生哲理方面“根基浅薄”，以致“现代的美国青年，越来越不像话。”何四郎痛斥了当时美国流行的“性解放”与“同性恋”等现象。他语重心长地寄言越华青年“于吸收西方文化外，请勿忘记还有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文化，才是最基础的。”除此之外，洪辅国的文章《浅论哲学》也表达了类似的观念，文章将重要的哲学分为三大类：人生哲学、物质哲学、宗教哲学。其中，“东方社会因过度注重道德哲学，忽略物质研究而致科学落后、民生贫困；西方社会则因过度醉心物质哲学，忽略伦理研究，致使道德败坏、人心堕落。”洪辅国认为，世界的发展趋势应是“人生哲学与物质哲学的混合”。总之，在东西文化的对比中，越华知识分子既承认东方文化的局限性，也强调了坚守东方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必要性。儒家的伦理道德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部分，自然受到越华知识分子的坚决捍卫，这是他们面对美国强势文化的一种抗争，具有不可抹煞的历史价值。

　　不过，越华知识分子为了避免在文化上变成“他者”，对于东西文化的差异划分得较为机械，对于传统文化也过于守成，这也是他们的历史局限性。

　　在全球化的时代，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已经成为常态，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也更加普遍。南越华人知识分子在困境之中坚守中华文化，反抗美国霸权文化的历史足迹，值得我们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