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通过划分旅游情境的三个维度，探讨旅游时间情境、旅游空间情境和旅游互动情境对游客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作用。

第1章绪论

1.4研究创新

本研究综合利用多种理论，构建旅游情境研究框架，并借助结构方程模型探明旅游情境各维度、情绪体验各维度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影响路径，主要有以下创新：

（1）本研究基于学科交叉融合的视角，整合第二代认知科学、环境心理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理论，对旅游情境问题展开研究。本文主要借鉴了情境认知理论、环境-行为关系理论和情绪评价理论，将其延伸到旅游研究中，为旅游情境的认知过程、旅游者与旅游地物理环境要素的动态耦合过程、旅游者情绪的生成和旅游者幸福感的产生提供了理论支持。整体来讲，本文综合借鉴多学科理论，实现了旅游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融合研究，丰富了旅游研究的视野。

（2）本研究搭建了旅游情境的认知和生成理论框架，为进一步明确旅游情境的成因范式和影响结果提供了有效的分析工具。该研究框架从历时性的角度对旅游情境的构成内容和影响路径展开分析，揭示了预期体验阶段、现场体验阶段旅游情境的具体构成内容，并对旅游情境（客观）、旅游情感情境（主观）的互动过程进行解释，同时揭示了追忆体验阶段游客主观幸福感的生成。整体来讲，该理论框架为厘清旅游情境相关研究提供了基础的分析框架。

（3）本研究探明了旅游情境、情绪体验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作用关系，为进一步解释旅游情境的作用机理和一般规律提供了有力支撑。本研究通过文献回顾重新界定旅游情境的概念，划分旅游情境的三个维度（旅游时间情境、旅游空间情境、旅游互动情境），并借鉴环境心理学中情绪体验的三维度（愉悦、唤醒、掌控），在已有“旅游情境→情感/感知价值、旅游情境→忠诚/旅游体验质量”的研究框架上，探明旅游情境三维度、情绪体验三维度、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影响路径和关系，回答了旅游情境及其对情绪体验和主观幸福感影响的问题。

第3章理论基础与模型构建

3.1理论基础

3.1.1情境认知理论

情境认知（situated cognition）是在对传统基于表征计算范式的“第一代认知科学”的挑战下产生的，发展于20世纪80年代，对教育学、语言学、心理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影响深远，属于“第二代认知科学”，“具身的（embodied）、情境的（situated）、发展的（developmental）、动力系统（dynamic system）”共同构成了第二代认知科学的理论基础[142]。情境认知理论诞生于特定的文化-历史学术背景，主要吸收了现象学（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文化历史活动理论（cultural-historical activity theory）、生态心理学（ecological psychology）、美国实用主义（American pragmatism）、计算机科学（computer science）、控制论（cybernetics）和理论生物学（theoretical biology）等学科中的构成理念（Roth etal，2013）[143]。

传统认知科学将个体认知过程等同于计算机信息加工过程，认为个体认知活动仅发生于大脑内，是“个体化的、通用的、抽象的、符号性的、显性的、基于语言的”（夏永红等，2015）[144]。相反，情境认知理论认为，个体认知行为产生于主体及其所处环境之间的动态耦合（dynamic coupling），而非个体的主观认知过程（源于大脑和控制系统），将认知行为拓展到大脑之外，认为情境认知是个体与环境不断互动的复杂的动态性过程，是情境的、交互的、动态的、具有一定语境的。整体来讲，情境认知主要包含以下内容：其一，情境认知产生于个体与其物理环境的交互作用，并与其相互关联，具有具身性（embodied）和情境性（situated）特征；其二，情境认知产生于个体与其社会环境的互动，并与其相互关联，即认知在社会环境下是情境化的；其三，情境认知产生于行动之中；其四，情境认知寓于一定的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之中，语言使用和物质实践活动是相关范畴；其五，个体行为不需要明确的心理表征，重要的是世界（环境）如何呈现给个体（Roth et al，2013）[143]。

第5章数据分析

5.1描述性统计分析

5.1.1人口统计学分析

本文利用SPSS 26.0软件对384份正式问卷的人口统计学信息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5-1所示，主要展示了被调查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和月平均收入等六项信息。在性别方面，此次收集到的正式问卷中男性共计130人，占比33.85%；女性共计254人，占比66.15%，女性占比整体大于男性。在年龄方面，18岁以下7人，占比1.82%；18-29岁的共计291人，占比75.78%，占据了此次问卷收集的绝大多数；30-39岁共计38人，占比9.9%；40-49岁26人，占比6.77%；50-59岁共计17人，占比4.43%；60岁及以上5人，占比1.3%。整体来讲，此次正式问卷涵盖到了大部分的年龄群体，覆盖范围较广，其中尤以18-29岁年龄样本为最多。根据携程发布的《2022年春节旅游总结报告》，春节期间旅游消费人群主要集中在20-40岁之间[196]；驴妈妈旅游网发布的《2022虎年春节出游总结报告》也证实了80后、90后是最主要的旅游消费群体[197]。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2022年元旦假期旅游市场发展报告》也指出了旅游客群的年轻化趋势[198]。而本次问卷调查数据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18-29岁、30-39岁是最为主要的旅游消费群体，与目前旅游消费实际相符。

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初中及以下共计13人，占比3.39%；高中、中专及职高共计31人，占比8.07%；大专22人，占比5.73%；本科共计223人，占比58.07%；研究生及以上共计95人，占比24.74%。整体来讲，本次问卷调查数据涵盖了大部分受教育程度的人群。在职业方面，公务员/国企/事业单位职员共计64人，占比16.67%；私营企业员工共计68人，占比17.71%；学生共计163人，占比42.45%；个体经营者共计19人，占比4.95%；自由职业者27人，占比7.03%；务农务工人员5人，占比1.30%；离退休人员9人，占比2.34%；其他29人，占比7.55%。

5.2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共同方法偏差（common method biases）广泛存在于以问卷法进行数据收集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指的是预测变量与效标变量之间人为的共变，是一种系统误差，主要受到数据来源渠道单一、测量环境雷同、项目语境误导等原因影响（周浩等，2004）[199]。一般来讲，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可以通过程序控制和统计控制来减少，本研究在程序上通过多渠道的问卷收集方式进行控制，在统计上主要通过对全部题项重复率超过99%的问卷予以删除进行控制。

常用的衡量共同方法偏差的方法有Harman单因素检验法（Harman’s onefactor test）、偏相关法、潜在误差变量控制法、多质多法模型、误差的独特性相关模型、直接乘积模型等。其中，最为常用的便是Harman单因素检验法，由Podsakoff et al（1986）提出[200]。将问卷所有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一般来讲未旋转的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不超过50%，即证明此次研究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不严重。本研究即采用Podsakoff的方法对问卷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进行检验，将384份问卷数据导入SPSS 26.0中，在对所有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后，发现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43.66%，不超过50%，说明此次研究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第6章结论与讨论

6.2管理启示

6.2.1营造科学旅游时间情境

在游览时节上，重视旺季的推广宣传，吸引旅游者在最适宜的季节出游；同时利用“情景合一”的开发理念，打造淡季人-景相宜、情景交融的旅游产品，使得旅游目的地四时可游；应重视旅游者在旅游目的地体验的“全时空”特征，时间上要做到白天-黑夜、淡季-旺季的平衡发展格局，空间上形成“斑块-廊道”的发展格局，以点带面、由面成体，全方位提升旅游者的体验感，并提升其停留时间。此外，旅游目的地的季节性特征使得旅游时间情境本身便是旅游吸引物，具体而言，在进行开发时旅游目的地应深入挖掘当地的资源禀赋，盘活地方“人、时、地、事、景”等要素，构建有特色的旅游景观和旅游活动，并因地制宜、随时而变，做到一日皆不同、一年皆新景。旅游目的地及时更新产品和服务，必然会增强其对旅游时间情境的具体感知，进而带来积极的情绪体验，提升其主观幸福感。

在游览行程上，一方面旅游企业对旅游行程的安排要科学、合理，既不能让旅游者感觉过于宽松，也不能让旅游者感觉过于紧张，要让旅游者在旅游中具有掌控感和自由感，有助于带来积极的情绪体验。另一方面，在选择旅游行程中的各类景点时，要围绕一定的核心主题进行游览行程的串联，有明确的时间线和故事线，各独立的旅游景点由点成线、由线成面，让旅游者沉浸在旅游企业精心设计的“游览行程”中，体会到因时间变化而带来的不同的愉悦感。

在游览时间上，旅游企业对于单个旅游景点的游览时间规划要科学、合理把控，既让旅游者“畅游”，又不至于过于疲惫。一方面旅游企业可以通过对接旅游景点，对旅游景点整体的游览时间进行把控，进而设计整体游览行程。另一方面旅游企业可以通过对过往旅游景点客流量的时空分布特点的把控，在进行游线设计时，让旅游者在最舒适的时间段内体验到旅游目的地最为精彩的旅游景观和旅游活动。

参考文献（略）

（本文摘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