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抗(1915—2002)，著名哲学家，教育家，1937年参加革命，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等职，兼任上海哲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顾问、上海社科联荣誉委员、《辞海》编委、哲学分科主编等社会职务。

　　我有幸与周抗老相识，是在一个特殊的场合——我的硕士论文答辩自述会上。那是1981年6月31日。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

　　事情得从我的那篇硕士论文说起。

　　1978年秋，我考入南京大学攻读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那时我已是近40岁的人了。那几年，思想解放的激流猛烈地冲击着我的心，亲身经历过 “文革”浩劫的我，焦灼地思考着我们的国家为什么会遭受如此之不幸，我试图从国家理论上来探讨这一问题。因此，将《论无产阶级的间接统治与直接统治》作为论文的题目。

　　马克思和恩格斯将未来国家形态界定为无产阶级统治(专政)。但是，横观各社会主义国家，都不能说哪个国家是真正实行了无产阶级统治的。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承认，专政不是由这个阶级来实现的，而是由这个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党代替阶级实现着无产阶级专政，我把它称之为“无产阶级的间接统治”。鉴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还不能直接掌握与运用国家政权，实行名副其实的阶级统治。但不能认为，以党的名义所实行的无产阶级统治就是马、恩所提倡的无产阶级统治。尤其重要的是，在承认间接统治必要性的同时，对于今天来说，应当正视这种统治方式所存在的弊端。

　　只要是间接统治，那就必然会存在这样的状况，即直接与国家政权相联系，甚至控制国家政权的是党，而无产阶级与人民大众同国家政权之间却存在着某种分离状况。如果不努力改变这种分离状况，反而把党对国家政权的控制绝对化、神圣化，那么，很可能名义上是在为无产阶级实现统治，事实上，这种统治或多或少会背离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这一分析大致是符合建国以来直至“文革“的历史事实的。因此，政治制度上这种分离状况的存在是使国家发展屡遭挫折，人民和党长期陷入不幸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结束这种不幸的历史，必须改变国家政权与人民相分离的状况，改变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由间接统治走向直接统治。

　　在论文的序言中，我表述了以下的观点：

　　“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中一般要经历两个阶段：开始为间接统治阶段，然后逐步过渡到直接统治阶段。间接统治……是必要的，但仅仅是无产阶级统治的低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由于阶级统治是经过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来实现的，因此，无产阶级的内部矛盾就表现为控制国家政权的执政党(更确切地说是执政党的领导集团)和实际上没有掌握国家政权的本阶级之间的矛盾……如果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都能正确地认识和正确地处理这个矛盾，那么就应该经过间接统治而逐渐地到达于直接统治。反之，如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掩盖和歪曲这个矛盾，用错误的路线、途径和方法(如‘文革’)去处理这一矛盾，那么无产阶级在这个阶段中就难免会遭受挫折并付出巨大的代价。”

　　由于间接统治存在着权力与人民相分离的状况，又由于这种分离状况所出现的矛盾，因此，权力的某种异化现象的出现又成了一种必然的现象。这种异化现象普遍地存在于我们的周围，谁能否认呢!人民的公仆成了人民的主人，为人民服务成了人民为公仆服务，无产阶级专政成了专无产阶级的政，“文化大革命” 成了大革文化的命，等等，其实质是公共权力的私有化，人民的权力成了少数人的专利，因此，个人专断，权力滥用，重大决策一再失误，人民无民主与自由权利的保障。这样，国家权力的异化现象就成为论文所论述的一个重点。这个问题，以后周扬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1983年的报告中也被提及过，反响热烈，但却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此后似乎不再有人问津这一禁区了。

　　关于“直接统治”在序言中作了以下提示：

　　“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国家是无产阶级的直接统治。这是无产阶级统治的高级阶段，那时的国家权力已不再是社会中一部分人的专利与特殊的分工部门……因此，无产阶级的直接统治，社会主义民主，无产阶级国家的消亡，本质上是同一的。我国国家制度的民主化的改革就是为着无产阶级的直接统治。”

　　南京大学对我的论文的答辩比较重视，分别向上海社会科学院、江苏师范学院(后改名为苏州大学)、河海大学邀请了三位专家(均避本人函邀)，连同校内两位专家，组成了五人答辩委员会。

　　答辩委员会第一个收到校外专家对论文的评语就来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周抗教授。有人告诉我，这是一位资格很老，在上海很有声望的哲学家，他对你的论文是肯定的。我对论文的答辩于是有了信心。但不久又传来了另外一种信息：江苏师院那位专家不同意我论文的观点。这样，南大有关方面对我这篇论文的态度也就严肃起来了。问题的严重性是当时的气候已发生了变化。大家根据经验，学术上的自由探讨怕是不行了。因此，有关领导和老师一再劝我推迟答辩，并明确告诉我，如若答辩，否定票占绝大多数。当时我很固执，坚定地要求答辩;即使在答辩中遭到否定。建国以来知识分子因说出真话所受到的令人悲忿的不公遭遇我是知道的，我论文中所涉及的问题也确属尖锐、敏感。可是想想这20多年来中华民族之不幸，为了国家今后有一个发展的健康之道，个人的损失算得了什么。所以，不论从感情上还是在理智上我都无法放弃我的观点。当然，如果答辩，我将为难答辩委员会的各位专家。直到答辩前三天，领导还希望我改期答辩。我则回答说：“我考研究生不是为了换取一张硕士学位的文凭，我是为寻求真理而来，我希望能在答辩中听取对论文的批评。”

　　答辩终于在1981年6月30日上午举行。这次答辩可够隆重的，除了南大马列室、哲学系的一些教师和研究生、江苏师院和上海社科院的研究生和研究人员列席外，南大党委书记××在答辩前就在休息室会见了答辩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后又亲临答辩现场，观摩答辩。会场布置得亦颇为庄重。约8时半，5位答辩委员会成员步入会场，这时我才见到身躯清瘦、面容刚毅的周抗前辈。待他们列坐于主考席上后，我就坐于离他们约4公尺远的答辩席上，在这里我将受到审判。会场设了记录，还作了录音。气氛是严肃的，看来这场答辩非同寻常。

　　答辩开始首先由答辩委员会主席孙百介绍了我在研究生期间的学习情况及论文的题旨，并强调答辩仅限于在学术上对论文发表意见，不作政治评价。这一保护性的声明防止了把大批判那种“左”的方法带进答辩。

　　在我介绍论文基本内容之后，答辩委员会各专家发表意见。问题提得最多的是江苏师院的那位专家。他认为，世界上哪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实行直接统治的?都是间接统治的。今天就是要巩固间接统治，加强党的领导……在专家们发表意见之后，进行了短暂的休息。就在休息的时候，在走廊里我与周抗相遇了。他主动对我说：“我支持你的观点，等会儿你大胆地阐明自己的观点好了。”我顿时感到增添了勇气和力量。休息后我直抒自己的见解。

　　答辩进行到12时，未完成的议程只能推到下午进行。

　　下午的议程是对我的论文进行表决。当答辩委员会主席宣布将要进行这一议程时，一向沉默的周抗教授举手了。他对主席说，我是否还能发表一点意见?主席示意后，周抗说，前面仅就应克复同志论文中所存在的问题发表了看法，还没有对论文作出全面的评价。虽然论文有缺点，甚至有错误，但论文的基本倾向是好的，是很有价值的，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中值得沉思的问题。他说，我对论文写了一份评语，在此想念一下。接着，他站了起来，以平稳、严肃的语调读完了评语(可惜此评语我未有见到)。读完之后，似乎有些激动了。接着说，我一到南京，便问，应克复是怎样的一个人?是不是共产党员?结果我知道他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党外人士，能探索这样的问题，提出这样的见解，难能可贵。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周系30年代的老党员)，我今天向这位非党人士表示感谢;他一边说，一边躬身作着致礼状。这一突如其来的举动使我激动不已，全场亦四座皆惊!我急忙起身还礼，并请他坐下。他接着又说，这篇论文，厚厚的一本(系手稿复印本)，我花了半个月的时间阅读，又核对了引文原文，觉得作者对原文的理解和引用是正确的。列宁在世时间不长，但对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建设有宝贵的思想，这些思想多年来被人们遗忘了。应克复同志将这些思想作了整理，比如党与国家的关系，领袖与政党的关系，政党与群众的关系，都是很重要的问题。在我看来，这篇论文不是什么违背党的领导，而是对改善党的领导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意见。

　　“论文不是违背党的领导”，这是最关键的评价，也是针对那种视论文为违背党的领导的一种批评。论文是改进党的领导还是违背党的领导，是判定论文生死的两种评价。两种对立的评价，戏剧性地在答辩委员会中交锋了!5位委员在投票中将作何种选择呢?

　　周抗教授发言后，委员们便都离开了会场，对论文进行无记名投票，并起草对论文的评语。投票结果在委员们未回会场时就先行通知我了，是4：1。那位唯一投了赞成票的自然是周抗了。我虽已有通不过的思想准备，但没有想到为什么竟没有一个人敢站在周抗教授这一边呢!不过，这个4：1的结果，对我的刺激或者说打击并不大。我觉得，这个结果不能说明我在理论上的失误。我为周抗这无畏的一票感到欣慰和骄傲，又为当今中国学术依然是权力的奴仆而悲哀!

　　在答辩委员会主席宣布投票结果之后便宣读了对论文的评语。令人不解的是在投票结果与论文评语之间显然不相吻合：否定性的结果竟产生出肯定性的评语。这又是一桩奇闻。事后我反复琢磨，觉得这一巧妙的处理显示了高明的艺术：有了这份评语可以向历史作交待了，而投票的结果是对现实的权宜应付。出现这种微妙格局，一个重要因素是周抗教授在其中的影响力。

　　答辩结束了，我走到周抗教授面前，凝视着他的面容，由衷地表示对他的感谢;而他同我只说了一句话：我住在××号房间。我明白了。晚上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前去拜访。那天晚上他同我说了很多、很多。讲到“文革”中的遭遇，讲到如何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鸣锣开道……我们之间很快成了忘年之友，彼此间没有一点距离感了。他解释为什么一个上午没有发表一点意见，因为胡福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作者之一)到车站接周抗教授时就打了招呼：对应克复的论文现在有与你不同的意见，请周抗先听听，在答辩会上不急于发言。于是，周抗整整一个上午洗耳恭听，不发一言;只是在投票之前，不能不表示对论文的态度了。他还说，人家说，应克复是一匹不可驯服的野马，我回答别人说，应克复不是一匹野马，而是一位有思想的诚实的理论工作者。

　　这场答辩，除了在南京大学引起强烈反响外，还影响到全国高等学校乃至理论界。因为在教育部召开的全国研究生工作会议上，南大将我的论文及其答辩情况作为一个典型在会上作了汇报。对此，教育部有关方面表示，不能再将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不能因此影响应克复同志的毕业分配。这事引起许多人的兴趣，就纷纷相传。那段时间，有人一旦见了周抗(不管是否相互认识)就上前热情地与之握手，表示对周抗教授这一正义行动的敬仰与钦佩。周抗说，答辩会上我是孤立的，但是，是光荣的孤立;而且，跳出那个小圈子，我并不孤立。

　　但是，“左”的观念毕竟根深蒂固，在某些人中还有一定的市场。就在周抗来宁参加答辩还未返回上海时，上海社科院的主要领导就已获悉，周抗在南大支持应克复的自由化观点。这是“左”祸年代某些人惯用的手法——“打小报告”，并且，以正确自居，无端地打击别人。周抗回到上海社科院后十分气愤，并将我的论文拿出来请大家审读、鉴定，自由化的观点在哪里?!

　　那时，社会毕竟经历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思想解放运动，国家也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动辄诬陷好人看来已不得人心了。经历此事之后的周抗声誉日隆，追随者更众。

　　在我的论文答辩过程中，周抗为了坚持真理，顶着逆风前进，在形势不利于他的情况下，投下了对我刻骨铭心的一票，表现了他在理论上的远见卓识，人格上的高风亮节，以及对后学者的热情支持。这件往事多少年来一直萦绕在我的心际，就像是昨天发生的那样。

　　时间过得真快，这篇未获通过的论文的答辩一事至今已有22年了。在苏联解体十周年之际，黄苇町发表了《苏共亡党十年祭》一文，指出“苏共被他一直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所抛弃”，“是导致苏共亡党的决定因素之一”。就在苏联解体前不久，苏联社会科学院曾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然能够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 85%!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苏联人民并不认为共产党是他们利益的代表!正因为此，面对苏共垮台人民和党员冷眼旁观，甚至出现在对立的营垒中，就不奇怪了。正是苏联党群关系的首先解体，才导致了苏共和苏联解体的悲剧(引自《南方周末》2001年8月16日)。这正是僵化了的间接统治的悲剧。历史本身为争执作出了结论。

　　作者：应克复 来源：炎黄春秋 2002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