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斯诺（Charles Percy Snow）在《两种文化》中指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日渐分裂。”在我国，现代科学的兴起以及由此带来的技术在现代化建设和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逐渐形成了与“两种文化”类似的现象，即对科技负效应、现代性本真的含义缺少足够的重视。[1]面对这一危机带来的困扰，国内外很多思想家从本体论、认识论、思想史、科学史等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并试图摆脱这种危機，以拉图尔为代表的一批关注现实的思想家试图从实践哲学视角弥补“两种文化”的断裂、解决“现代性”危机引起的科学丧失人性，两种文化的分裂与对抗，还有中西文明的隔阂等问题，主张以动态的实践过程建构科学知识，消解自然与社会的二分，为“现代性危机”的解决提供了良好的分析方向。在这一研究进路中，拉图尔的科学实践哲学可谓开启了先河。 

　　一、“现代性”危机的现实表现 

　　“现代性”是一种物质文明的集合，主要结合了科学、技术、工业、自由市场和自由民主等，这种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不同的新文明也引起了人们世界观的变化[2]，属于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分水岭。而“现代性”危机则是价值、文化、信仰和生态危机的相互交融[3]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人类中心主义”的盛行 

　　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一切的利益、价值都以人类为中心，世界万物以人类的发展为重任，只有人类才有内在价值。“现代性”使得经济、文化取得进步的同时也蕴含着风险和危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也逐渐走向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分离和冲突。 

　　其一是主体主义带来的个人困境。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了人类的主体性地位的确立，也加剧了人类对自身的崇拜和信任，形成了人主宰世间万物的观点，把人当作衡量一切的价值尺度。康德提出了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的论断，强调了人类的主体性地位，他物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在现代化进程中，人类的主体性逐渐绝对化，形成主客分离的现象，自我意识的觉醒使得现代人在对自由的追求过程中，往往忽视了客观的社会情境，力图征服和操纵客体。现代性对人类至上、唯一性等的崇尚，最终陷入自我中心主义的困境，产生对自我的盲目自信。人类中心主义导致现实社会个体过分关注个体的生活，忽视了更为基础的公共利益和价值，丧失了人的本性。主体主义主张维护个人的权力和自由，缺少对社会和他人的关心，也丧失了他者、社会的制约，成为欲望和占有的存在者。 

　　其二是生态伦理危机日益严峻。人类中心主义把人与环境隔裂开来，人作为主体操控着作为客体的自然。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人类在发展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却否定了自然的内在价值。科技智能化、生产机器化使自然之物持续不断地变为人造物，破坏了自然的完整性和可持续性。人类中心主义使个体注重生活的享受，片面追求物质利益，从而摧毁了人类生存的生态基础。主客二元论中自然作为实在的客体，缺少与人类的互动，致使自身的诉求被忽视，自然被机械化地切割。人类社会的飞速发展最终使得自然资源匮乏、生态环境恶化，诸如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消耗、雾霾污染、生物多样性锐减和水资源缺乏等现象是人类中心主义主宰下生态危机的具体表现，是以“天灾”的形式呈现出人为的生态环境失衡的后果。 

　　（二）工具理性的盲从 

　　“现代性”也表现为对理性的崇拜，而现代性设定的理性就是指工具理性。[4]过分追求工具理性所造成的“现代性”危机主要表现为科学丧失人性、两种文化的分裂与对抗，以及中西文明的隔阂等，遮蔽了人的理性和生活本质。 

　　一方面，工具理性的盲从遮蔽了丰富多样的人性。启蒙运动将理性从人性中挖掘出来并赋予至上的地位，纯粹的理性使得人类对自然科学的追求片面化。把科学当作工具，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推崇，导致了理性的工具化，使科学理性成为人的信仰，从而产生了一种狭隘、极端的理性主义，忽视了人性对理性的指导作用，使得科学技术丧失人性的光辉。现代人寄希望于工具理性创造的物质财富来解决信仰问题，压抑人性的合理合情性，低估了工具理性产生的人性缺失的后果。工具理性推崇的工具价值促使人们把工具、手段作为生存价值观，排斥价值理性，漠视人的精神和情感诉求，纯粹的物化世界则使得个体被抛入无限的虚无和荒诞之中。[5] 

　　另一方面，对工具理性的盲从也引起了文化的矛盾与冲突。这种文化的冲突不仅涉及中西方文明的冲突，也包括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西方科技发展形成的文化模式被极大的推崇和照搬，这种文化全球化趋势形成的文化霸权影响了非西方国家的本土文化模式，中西方文明的差异性往往被忽视，从而引发了严重的文化断层危机。同时，工具理性也提出对科学技术的崇拜，导致了人文科学的地位迅速下滑，形成了斯诺所批判的“两种文化”现象，即科学家与人文社会学家之间互不交流，甚至相互敌视，与之类似的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科玄论战等关于科学与文化分裂的现象已有一定的现实积累，文化与文明的冲突日益明显。 

　　二、拉图尔的科学实践哲学：“现代性”危机解决的理论基础 

　　20世纪末，有关“现代性”的探讨和解决路径深入到科学哲学领域，引人注目的“实验室研究”试图从本体层面寻找科学与人文分裂、工具理性以及人类中心主义引起的危机。在这一研究中，拉图尔的“实验室生活”打开了科学建构事实的科技黑箱，解构了科学理性至上的地位，拉图尔把这一观点发展、补充形成了科学实践哲学的主要内容。

    　拉图尔科学实践哲学理论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基于对传统科学哲学背景的认识，我们知道，科学知识的标准模式是把知识看作普遍的规律，因此，在任何时间、地点都同样有效，而拉图尔在对这一标准模式的参与性观察分析中解构了科学知识的普遍真理性和有效性，把科学理解为活动和成果的共同作用。他的科学实践哲学涉及范围广、研究方向多，主要内容包括：实践的本体研究、行动者网络纲领、符号学方法和广义对称性原则，而这些主要内容又融入了他关于科学、社会和自然的思考之中。 

　　“实践”在拉图尔的研究中被用在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它打破了科学研究原有的划分模式和既定规则，倡导建构开放性、异质性的网络，运用“思维过程”和“逻辑论据”揭示事实建构的微观运行过程，把科学知识的本质描述为一种实践和活动的建构过程，重视过程的研究。基于实验室研究而形成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 ANT ），把参与事实建构的所有行动者够纳入到网络中，“采用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动态网络分析方法”[1]，不再以人类行动者为中心，实验室与其外部的社会、文化和环境都参与到事实的形成过程，彼此相互作用进而充分调动人与非人行动者等各异质要素的积极性，以促进科学哲学的实践转向，重组事实和价值，形成科学实践哲学的理论纲领。 

　　另外，广义对称性原则给予自然/社会、人类/非人类的同等地位，不再主张人与自然的主客分离。在人类与非人类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任何一方不再享有优先权，自然和社会被视为一体，用“行动者”来代替参与科学实践过程中所有的存在，共同构成流动、变化的动态网络。而符号学的研究方法在社会领域的扩展运用也呈现了科学、社会等事实的建构过程，以不同的符号翻译着实践活动，建构着时间和空间。同时，拉图尔也运用符号学的方法表征社会、科学甚至整个宇宙，诸多异质性要素处于互生的情境关系中，使用不同的符号将自然和社会融入实践的无缝之网中，开阔了自然与社会的视野。拉图尔的科学实践哲学以符号学为出发点，对称地看待非人类“行动者”与人类行动者，相较于英美实证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这里体现了去人类中心化的观点，与拉图尔消解科学与政治的特权一样，非人行动者的加入同样解构了人类在事实建构中的特权地位，这里的将人类与非人同等对待的广义对称性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科学研究一直追求的公正性、客观性，在拉图尔提出实践转向后，实践作为“中介”，以科学人类学的研究为基点，使得人与自然、社会和科学的关系网络得以很好的维系，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关系在实践的网络中平等共存。 

　　拉图尔的科学实践哲学为沉闷的科学哲学带来了新的生机，使传统的“理论优位”的知识观被“实践优位”的建构论所取代，因此，在科学研究中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在现实层面，这些基本的理论内容也为“现代性危机”提供解决的路径。在对科技的飞速发展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的思考与解决时，学界从科学哲学的实践观点去着手的不是很多，特别是拉图尔的实践理念在解决自然与社会、科学与文化等分裂的“现代性危机”问题时有显著的借鉴价值，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理论和现实层面的思路与方法。 

　　三、拉图尔的科学实践哲学对“现代性”危机的解决路径 

　　“现代性”危机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后果正逐渐显现，中西方社会的发展在某些程度上暴露出了相似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不懈探索正是整个人类的使命。在现实层面上，我国目前大力提倡和发展科学技术，如火如茶地建设现代化国家，但对于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现代化的本真含义等缺乏足够的反思。[1]拉图尔在这里提出了“我们从未现代过”的口号，认为现代人试图“纯化”的领域，其实质蘊含着杂合体的“转义”过程[6]，人类一直处于非现代性的社会中。从他的理论观点中，我们可以窥探一二，以解决“现代性”产生的危机。 

　　（一）去中心化：基于广义对称性原则 

　　“现代性”危机说到底是关于人的危机，现代性带来人类主体性的觉醒不仅仅形成了主客二元论，也成为人类中心主义形成的温床。然而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分裂造成的人与世界、他者乃至自我的疏离是不容忽视的。拉图尔以广义对称性原则终结了由现代性衍生的不对称二分法。[6]我们生活的世界是物的集合，从而化解了一切事物以人类为中心的单向局面。 

　　去中心化的观点一方面要求人类能够放弃自身的主体性地位，平等地与自然、社会以及他者和谐共处，以共同构建整个多元宇宙，以集体主义取代主体主义。拉图尔从实验室到社会乃至自然界都深度剖析了物的作用，包括实验室仪器、文本资料、修辞方式，以及动物、人造物、环境等，这些非人类的归属在拉图尔的广义对称性原则中被赋予与人类同等的态度，人类并非磋商或争论的唯一评判者、决定者，非人类因素同样参与了这些过程[6]，进行自我的表达。而去中心论在现实层面的要求，则主要体现在关注公共领域的价值，把对个人的主体性崇拜转化为对社会、自然以及他者的关注，接受和认识他者[4]，拉图尔的科学实践哲学以符号学为出发点，对称地看待非人类“行动者”与人类行动者。相较于英美实证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这里体现了去人类中心化的观点，与拉图尔消解科学与政治的特权一样，非人行动者的加入同样解构了人类在事实建构中的特权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科学研究一直追求的公正性、客观性。在拉图尔提出实践转向后，实践作为“中介”，以科学人类学的研究为基点，使得人与自然、社会和科学的关系网络得以很好的维系，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关系在实践的网络中平等共存。 

　　另一方面，去中心化也体现在对生态环境的伦理建设中。拉图尔的科学实践哲学发端于文化—社会建构论，也超越了社会建构论，在这一科学哲学理论中，自然和社会因素不仅介入了科学，科学也同样介入到具体的社会和自然中。他将这些不同因素联结的过程成为物的集合，所展示的是一个动态的实践过程，解构了社会或自然对科学的优先决定权，二者在科学实践中具有同等的地位。 

　　基于广义对称性原则的要求，我们在对待自然时，必须充分考虑它的存在关系，即认识到自然存在的规律、人类活动产生的影响以及与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自然关涉到行动者网络存在的基础，经济全球化浪潮带来的生态伦理问题不容忽视，我们不仅从行动上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尊重自然本身的规律，妥善处理社会发展带来的人类健康与环境风险，不再按人类的意志肆意征服自然、污染环境，而是给予自然足够的重视，把它纳入到与人类行动者同等的状态。我们还要从思想上重视生态所具有的天然整体性存在，尊重自然环境的发展规律。结合我国社会具体情况，我们已经在生态治理上有所行动，还需进一步加强生态伦理引导和教育，梳理正确的生态价值观，与生态政治和谐共存，促进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二）让科学回归人文：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内在要求 

　　在康德主义看来，自然极和社会极是明确的二分。在产生危机之前，现代性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和进步，也带来了人的自由与解放，使人的主体性地位得以提升。而对于拉图尔来说，人和物、自然和社会、科学和人文在行动者网络中是共生共存的，没有哪一方是处于主体或客体状态。因为长期的二分状态形成的“两种文化”的分裂与冲突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发展呈现封闭式的下降。由此，行动者网络理论下的科学与人文需要重新联结。 

　　其一，重构认知方式。自然实在论中知识的先验决定论长期统治着人类的认知领域。在社会实在论中，科学研究基本被认为是社会学家的专长。二者都是将科学视为静态的理论，拉图尔的科学实践哲学旨在以动态的实践消解自然和社会的二分。科学事实的建构以实践为基础，联合网络中人类因素与非人行动者，形成了行动者网络理论，网络中本身不存在预先主导的一方，调和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割据一方的局面，从整体上重构了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实践本身蕴含了主观能动性、多维度性等特点，要求科学哲学与科学的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学、伦理学以及经济学等学科进行跨学科结合，才能给予科学以一种更加完整与全面的解释[7]，说明科学与人文的冲突在实践中可以调和。正是基于这一方面，拉图尔的科学实践哲学可以为我国当前社会出现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二者之间的断裂、科技负效应等提供解决的参照，为解决现代性危机提供切实可行的依据。 

　　其二，科学呼吁人文的回归也需关注与现代发展相匹配的文化潜能。文化是人类的生存方式的充分表达[8]，科学技术促进人类社会的生存生活，但是也逐渐暴露了它的消极影响，“风险社会”问题已经日趋严重。工具理性带来的科学主义和功利主义，使得事实建构过程中出现了文化价值冲突和信仰危机，公共道德的话语权成为了少数人的政治手段。拉图尔在對自然的政治学研究中提出让科学和政治走下神坛，把民主带入科学，从而解构科学和政治的特权地位。文化蕴含着生活价值[8]，而对文化价值和信仰的重塑，也是行动者网络的内在要求，行动者网络理论从整体上重构了科学与人文的关系。 

　　按照拉图尔的观点，现代社会的发展通过吸引不同要素进入到网络中，让更多的物集合到一起参与社会文化生活建设，充分发挥各要素的追踪考量能力，在建构过程中，行动者网络从符号意义上表征了传统“洞穴”的文化局限，主张走出“洞穴”，重构人类的精神家园和心灵符号。拉图尔通过引入“拟客体”逐步分析了科学、乃至现代文明的建构，“应该建构”什么样的精神和心灵符合是文化价值的首要任务。关注于科学的人文关怀，科学在改变我们观念的同时，也在建构着文化与文明。拉图尔努力追求一个兼顾人与物相互流动的对称性人类学[1]，“使人类文明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7]。 

　　四、结语 

　　拉图尔的科学实践哲学是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里程碑式理论，如果说科学家的活动是连接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桥梁，那么拉图尔的工作则在很大程度上打开体现了这种桥梁的地位和作用，避免了事实的黑箱化。值得一提的是，拉图尔认为越建构越实在，因此，跟踪科学知识的建构过程，并不会消解科学知识的客观实在性。拉图尔的科学实践哲学带给了我们无数的启迪，也为科学与人文的关系辩证提供新的视角，给我们的认知方式带来了新的转变。 

　　拉图尔把科学看作是异质性要素组成的整体，不存在科学的特殊优先权，但是拉图尔也为就此否认科学的客观性，只是解构了其真理特权，化解科学主义造成的工具性。对拉图尔来说，让科学回归人文，就是将自然和社会共同放置在行动网络中[6]，这种观点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道家思想不谋而合，瓦解了西方的文化霸权，拉图尔重审了科学和技术的建构，这种对传统世界观的颠覆是让科学重回人文的重要转变。 

　　参考文献： 

　　[1] 郭明哲. 行动者网络理论（ANT）[D].上海：复旦大学，2008. 

　　[2] 蔡仲.后现代相对主义与反科学思潮[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59. 

　　[3] 张明辉. 现代性危机下责任公民的教育研究[D].徐州：中国矿业大学，2015. 

　　[4] 漆思，张国杰. 现代性批判视野中的和谐价值观构建[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6-10. 

　　[5] 张琳，王永和. 现代性悖论下信仰危机的表现[J]. 思想教育研究，2012（1）：37-41.

　　[6] 洪晓楠，钟晓林. 拉图尔的行动本体论评析[J]. 自然辩证法研究，2014（7）：28-32.

　　[7] 蔡仲. 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冲突与融合——“科学实践哲学”视角的思考[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38-45，161. 

　　[8] 靳阳阳. 现代文化的现代性根源与矛盾研究[D].新乡：河南师范大学，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