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世界经济萎靡不振导致外部需求萎缩，我国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成本上升，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经济增长方式未得到有效转变等一系列的结构性矛盾致使我国经济增长面临极大的下行压力，经济发展面临一些不确定性。经济增长趋好之下面临后续的持续性的动力不足。针对中国经济面临的这一系列盘根错节的问题，党中央提出对总需求进行适度扩大的同时，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为经济的持续增长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从供需两侧齐发力，确保经济在短期的平稳增长中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不同于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供给改革，是全面的深层次的改革，涉及要素、产业、体制、创新等方方面面，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下的又一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同时供给侧结构的深入改革还必须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明了方向

　　需求和供给，究竟是需求创造供给还是供给创造需求，似乎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循环问题。但是从人诞生之初，人需要食物才能生存的最基本需求，产生了满足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供给。人类社会为什么还没达到共产主义社会，不仅仅是生产力水平低和物质财富的不足，更重要的是人的精神境界还处于低层次。整个人类社会总体而言还处于物质欲望的上升期，正是由于“物欲”的存在和不断增加，促使需求增加，需求层次提升，进一步供给增加，供给层次提升。于是导致了如下循环：需求——供给——需求层次上升——供给层次上升——需求层次再上升——供给层次再上升……人类进入商品经济社会后，这个循环的内部结构以及内部结构的关系和运行机理变得更加复杂。国民经济的运行可以说就是需求——供给循环的往复进行，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离不开需求——供给正常的往复循环，任何一环运行的不畅都会导致国民经济运行受阻，所以针对经济的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都是正确的，特定时间、特定状况侧重点不同而已。马克思通过研究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对需求——供给循环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对物质资料生产的全环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的生产与需求的均衡等理论对国民经济的管理及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一）物质资料的生产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认识的起点

　　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和条件，是不以社会形态的变化为转移的。物资资料的生产是人类存在于世的永恒主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物质资料生产的总过程是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组成的有机整体。生产是起点，消费是终点，分配和交换则是连接生产与消费的中间环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互相制约、互相依赖，构成生产总过程的矛盾运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对需求——供给的进一步分解。其中，生产决定了分配、交换、消费三个环节。

　　1.生产与消费。生产是指人们直接利用和改造自然创造物质财富的总过程，消费分为投资性消费（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生产决定消费表现生产为消费提供对象，如果没有生产创造出来的各种物质资料，就不会有人们对劳动产品的各种消费；生产决定了消费的方式，生产出什么样的消费工具，就会形成什么样的消费方式，生产的性质决定了消费的性质，资本主义生产不同于社会主义生产，因而资本主义消费也不同于社会主义消费。消费也会反作用于生产，表现为消费使生产得到最终实现，只有当产品进入消费，生产行为才算最终完成；消费为生产提供目的和动力，如果没有了消费，生产也就失去了动力。

　　2.生产与分配。分配包括生产资料份额分配和消费品的分配。生产决定分配，被分配的产品只是生产的成果。所以生产发展的水平决定了可分配产品的数量；生产的社会性质决定了分配的社会形式，比如资本主义生产就决定了有利于资本家阶级的分配方式。分配对生产也有反作用。与生产相适应的分配制度会推动生产的发展；反之会阻碍生产的发展。

　　3.生产与交换。交换是指在等价基础上进行的商品交换。生产决定交换，是指在生产过程中，社会劳动分工的程度决定了交换的范围和规模。交换对生产也有反作用。交换的发展又会推动社会劳动分工的发展。凯恩斯的宏观需求管理侧重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环节中的消费环节，从消费环节注入动力拉动经济增长。需求管理政策为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提供了有力保障，但是在当前外需萎缩、内需放缓、綜合成本上涨、投资效能下降等多重因素叠加作用下，单一的需求管理模式仅注重总量的平衡，忽略经济结构的优化；仅对经济现象进行分析，而不对生产关系的实质和制度根源进行深入剖析。因此只能是短期有效，而无长期效应，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全环节，从物质资料生产的全过程入手，不仅重视总量的平衡，更重视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平衡；不仅仅是对经济现象的分析，更是对生产关系和制度根源的深度剖析。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长短期兼顾，标本兼治，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构成了物质资料生产的方式，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动力的理论源泉

　　生产力是指运用生产资料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直接与劳动者的劳动经验和劳动技能的状况、生产工具的完善程度以及自然物质的优劣有关。因此生产力包括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以及劳动者三要素。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各种经济关系，是人们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包括三方面：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人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和关系，产品的分配关系。其中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是整个生产关系的基础，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生产力是生产方式的物质内容，生产关系是生产力的社会形式。它们既矛盾又统一，构成了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不断运动。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体中，生产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社会生产的发展总是先从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开始的。生产的发展，使旧的生产关系与它不相适应，要求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引起生产关系的相应变化。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变化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同生产力适应的生产关系会促进其发展，反之会阻碍其发展。所谓的供给侧是相对于需求侧而言的，它主要是指社会生产方面。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基本原理，必须从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性三方面去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全面地改革，不仅仅是供给侧的改革，也涉及需求侧的改革。分析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时，不能停留在生产力层面，还必须结合生产关系这个层面，应该从中国的现实问题、从物质资料生产的全过程和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出发去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二、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坚持的原则

　　自人类迈入商品经济时代以来，对于物资资料的生产与消费，一直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对基本矛盾。与西方经济供求平衡理论只注重量的平衡相比，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在重视总量之间动态平衡的同时更注重结构和比例之间的动态平衡，要求社会生产各部门要按照客观比例实现再生产，这是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坚持的原则。

　　（一）相对生产过剩理论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化解供求矛盾的理论支撑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制度基础。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更加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更能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广阔空间。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的空间相对较小，一旦生产力发展到临界点，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就将反作用于生产力，以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形式和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为代价，逼迫生产力回到原有的生产关系框架中去，进而化解经济危机时尖锐的供求矛盾。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作为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总根源，使得标准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型无法实现经济的持续性快速发展。

　　从微观角度而言，逐利的资本家本性追求的不是物质财富的增加，而是追求的剩余价值，追求过程中势必要进行资本积累。资本积累就是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或者说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剩余价值到资本的转化过程就是资本的积累过程。剩余价值是资本积累的源泉，资本积累又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资本积累的实质：剩余价值是由工人创造的，因此资本家进行资本积累和规模扩大的再生产，就是用从工人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作为进一步榨取工人剩余价值的条件，工人总是用他们的剩余价值创造着资本家雇佣追加劳动力的资本。因此资本积累的实质是资本家不断地使用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增加资本，用以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扩大生产规模，扩大对工人的剥削。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推进，资本家为了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并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必然努力使用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努力采用先进技术装备。这样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的不变资本占总资本的比例比必然提高。同时先进科学技术成果的利用、先进技术装备的采用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同样的劳动力推动更多地生产资料。这样总资本中用于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比例便必然下降。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资本有机构成变化的总趋势是不断提高的。现代信用制度的发展促进资本集中，进而促进资本积聚，两种资本积累方式的相互促进加剧了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升的趋势。在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随着资本积累的增进和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总资本中不变资本部分日益增加，而可变资本部分则相对减少。然而资本对劳动的需求不是由总资本的大小决定的，而是由总资本中的可变资本决定的。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会相对减少。这种趋势下，人民大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就会萎缩，当供求矛盾达到极致时，经济危机爆发。危机期间，信用链条断裂，现金短缺；商品流通停滞；生产迅速下降，失业人数激增，工人收入下降，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经济进入萧条期。但同时这种萧条又为经济的复苏和下一次危机的到来提供了物质基础。萧条期间，资本家会想方设法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尽快使自己的生产恢复和发展起来。其中进行固定资本的更新是很重要的措施，而萧条期较低的利息率、较低的价格水平和较低的工资水平为固定资本的更新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于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循环往复，造成生产力循环往复的被破坏。

　　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方式，资金、要素等按贡献参与分配，每个人的劳动质量仍存在差异，导致社会上存在一定程度的贫富差距，部分群体收入偏低，加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存在一些问题，使我国的贫富差距有拉大的趋势，这也导致了内需乏力，引发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相对生产过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要素端发力，在劳动力供给上采取的政策是积极的就业政策，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着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鼓励以创业带就业，实现比较充分和高质量的就业。就业是我国发展的一条底线，我国是人口大国，就业不稳定势必影响社会稳定。我国是社會主义国家，又采取市场经济体制，如果就业不充分、不稳定，两极分化程度可能加大，也违背社会主义国家宗旨。另外，从需求角度看，就业充分稳定，低收入群体或中产阶级群体收入可能增加，促使整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增加，促进内需扩大，有利于去产能，促进经济结构性调整，促使我国国民经济运行良性循环。就业是民生之本，就业稳定，发展才可持续。近期，国家加大扶贫力度，开展精准扶贫，到2020年全面消除绝对贫困现象，这是从根本上提高低收入特别是贫困地区群众消费能力，化解当前部分行业产品积压、生产能力过剩的治本之策。

　　（二）资本的循环与周转理论是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经济运行效率的理论基础

　　国民经济要实现良好的运行，必须实现需求到供给、供给再到需求渠道的畅通，也就是产业资本要实现不断的循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产业资本要实现不断的循环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1）产业资本三种职能形式在空间上的并存性，即：产业资本家必须按一定比例将他的资本分成三部分，使其同时并存于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三种职能形式上。（2）产业资本三种循环态在时间上的继起性。即产业资本要连续的进行，不仅要使一笔资本按一定比例分成三部分，使其并存于三种职能形式上，而且每一种资本形式还必须同时顺次通过资本循环的三个阶段，依次改变它们的形式，最后回到原来的形式上。上述两个条件互为条件、互相制约、缺一不可，并存性是继起性的前提，继起性是并存性的保证。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同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仅是供给侧的改革，也是需求侧的改革，通过构建双侧调控体系，共同作用在提高供给质量的同时，促进过剩产能的消费，畅通资本运行渠道，提升国民经济的运行效率。

　　（三）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设定了理想目标

　　社会总资本按比例分配是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核心，也是调整供给结构，优化供给质量的重要指导。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虽未就总供给和总需求给出明确概念，但是在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部分，既分析了供给与需求的总量平衡，又分析了社会生产两部类的比例关系，即两大部类生产与消费的平衡关系，事实上就是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总量平衡和比例平衡关系。马克思认为，研究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起点是社会总产品。从社会总产品出发的运动，就是社会总商品资本的运动形式，即：

　　在公式中，G-W的过程代表货币资本向生产资本转化的过程，而g-w则代表资本家进行个人消费的过程，社会再生产既包括生产消费也包括个人消费，所以社会总产品w‘是研究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出发点。核心问题是社会总产品的物质补偿和价值补偿问题，也就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是考察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核心问题。在考察个别资本的再生产时，集中考察的是个别企业的资本价值增值运动，也就是价值补偿问题，并没有涉及企业之间发生的实物补偿问题。实物补偿问题都被假定能在市场上顺利解决，被当成外生变量，但是当把个别资本的总和当作运动整体考察时，再生产过程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只能在社会总产品中得到补偿。所以这时除了考察社会总产品的价值补偿外，更重要的是研究生产社会总产品时所消耗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能否从社会总产品中得到相应的补偿。于是马克思通过将生产部门分为两大部类和将资本分成三部分（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分析得出社会总资本简单再生产实现要满足的条件：

　　公式（1）表明要实现简单再生产，第1部类新创造的产品价值必须全部用于补偿第Ⅱ部类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第Ⅱ部类产品中相当于不变资本部分必须能够维持第1部类工人和资本家原有生活的需要。公式（2）表明第Ⅱ部类生产的全部生产价值应该等于两大部类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和；第Ⅱ部类生产的全部消费资料必须满足两大部类资本家和工人生活的需要。公式（3）表明第1部类生产的生产资料必须全部用于补偿两大部类消耗掉的生产资料。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没有经济的增长，一切只是在原有的状态下往复循环，没有需求层次和供给层次的提升。简单再生产更近乎于推演的需要。经济要增长，必然需要资本的扩张。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实现满足以下条件：

　　公式（1）表明在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社会总产品的构成在两大部类之间应当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即第Ⅰ部类原有的可变资本，加上追加的可变资本，再加上第Ⅰ部类资本家用于个人消费的剩余价值三者的总和应该满足第Ⅱ部类扩大再生产对生产资料的需要。公式（2）表明要进行扩大再生产，第Ⅱ部类全部生产物价值，除了补偿两大部类原有工人和两大部类资本家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外，还必须满足两大部类新追加的工人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公式（3）表明第Ⅰ部类的全部生产物价值，除了补偿两大部类已消耗掉的生产资料外，还必须满足两大部类进行积累时需要追加的生产资料，即第Ⅰ部类的全部产品必须满足两大部类进行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时对生产资料的全部需要。扩大再生产要顺利实现，生产与消费必须互相适应，各部门发展必须按比例进行。它和简单再生产一样，根本问题仍然是按比例发展问题。这个一般规律提示：两大部类的积累是相辅相成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孤立地扩大与发展。

　　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既包含总量间平衡关系又包含结构和比例间的平衡关系，国民经济要实现平稳持续增长，国民经济的各部门就必须按照客观比例实现再生产。联系到当前我国经济出现的产能过剩等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再生产结构性失衡问题引发的，生产与消费比例失衡，生产各部门资本配比失衡，导致社会总供给的生产结构与消费需求结构的失衡。一方面，由于近年来，各地政绩观不够端正，加上前期经济刺激政策效应，一些地方为追求发展速度，盲目发展低端产业，出现了大面积产能过剩现象。另一方面，群众的需求层次上去了而供給层次却没跟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再生产理论为指导，提出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因此必要深化体制改革，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实现由政府管制到市场机制的转变；深入推进财税改革，形成政府与公民、中央与地方之间稳定的经济关系以及规范的政府财政管理制度；调整完善人口政策，夯实供给基础；推进土地制度改革，释放供给活力；加快金融体制改革，解除金融抑制；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开辟供给空间；深化简政放权改革，促进供给质量；构建社会服务体系，推进配套改革。

　　作者：李胜

　　第2篇：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探索

　　从我国国情的实际情况出发，依照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不断进行经济改革和创新，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仅限于学习表面，更要深入到实践中去。在当代，我们既要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思想内涵，同时在继承的过程中，对于其发展理论不能照搬照抄，对于不适用于中国当前社会发展的部分要进行改革探索，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一、改革开放的大胆经济实践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立足于社会现实，从实际的经济发展情况出发。在我国当代，就是要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结合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情况进行经济改革，并且在改革实践的过程中，对于出现的一般性規律进行总结，对提炼出来的结论再做进一步提升。改革开放以来进行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有益探索，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实践基础，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进行探索，将市场经济体制引入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并且不断实践与发展，形成我国特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1]。邓小平是对这一经济理论的有力实践者。他提出，在公有制经济的基础之上，有计划地实行市场经经济。这是适应了我国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突破，是邓小平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提出创新性经济发展理论，这种创新性发展，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进行改革创新，经实践发展证明，这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这一次成功的实践之后，我国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做进一步改革，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进一步发挥市场对资源的调控作用，直到第十八届三中全会，我国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2]。

　　在一系列改革与实践过程中，就改革主要讨论的是究竟是坚持以政府为主导的计划经济，还是根据市场经济发展规律自动调节的问题，如何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究竟谁起决定性作用。发挥政府的作用与发挥市场经济的杠杆作用，看起来似乎是一对不可调和的冲突关系，实则不然，发挥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不排除政府的作用；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也并不排除市场经济的作用。无论是社会主义的发展，还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这么多的实践，我们不难得出，如果单纯依靠市场经济，或者是单纯依靠政府调控，其弊端显露无疑，只有将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有效结合在一起，才能更好地指导社会经济的发展。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性的发展，是经过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体现。

　　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探索与发展

　　目前我国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与发展，都是在我国基本国情基础上做出的进一步探索与发展。在当代，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科学理性地对待基本原理，另一方面是根据国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与发展。要想做到科学理性的对待，就要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在充分分析的基础上，分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的哪一部分是必须长期坚持不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时代局限性，在当代哪一部分基本原理不适合新的国情，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哪一部分的论述不能生搬硬套。

　　三、全面构建小康社会

　　总书记曾多次提出，在当代，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实践与探索，在坚持其基本原理与方法论的同时，要以我国的基本国情为基础，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用理论指导社会经济发展，同时，在实践过程中总结出的经验教训，丰富和完善理论。在当代，对于其理论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全面构建小康社会上，在充分把握当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后，稳中求变，随时应对来自国际或者是国内的经济变化形势，保持我国经济持续稳步的增长。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利益、求发展，在当代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与探索，其根本目标就是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全面构建小康社会。为此，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首先，要坚持发展公有制经济，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其中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不能动摇，保证中国共产党执政党的地位[3]。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提高劳动生产率，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发展的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其次，在政府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坚持辩证统一，深化改革，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势。

　　最后，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由过去的“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方向发展。扶持新型工业的发展，促进农业向现代化发展方向迈进，统筹城乡发展，坚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构建小康社会，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政策，充分利用好国际市场资源，以寻找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抵御国际经济发展带来的风险。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形成系统完善的体系，对于我国政治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当今时代，应以我国的基本国情为基础，与我国经济实际发展特点相结合，完善和发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以不断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丰富马克思理论，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发展。

　　作者：樊静等

　　第3篇：论政治经济学研究把握主体性的必要性

　　1引言

　　2016年5月17日，总书记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一问题，其中总书记提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从习总书记这番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关注中国特色、立足中国国情去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学研究时的主体性问题开始受到关注。

　　刘永佶老师曾在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教程》中指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特点，一是主体性，这也是政治经济学的首要属性。”“政治经济学是阶级利益的概括，这是几百年历史所证明了的，研究者是代表特定阶级对经济矛盾进行研究的。任何经济学说，都是特定阶级的经济意识的集合。”因此本文将基于经济学说史及政治经济学方法论课程，站在方法论的层面上，对不同经济学家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与其所处国度、阶级、时代的关系进行研究，从而以历史为证，以方法为落脚点分析政治经济学研究把握主体性原则的必要性，并针对我国政治经济学研究者对主体性原则的把握和贯彻提出相应的建议。

　　2从经济学说史看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主体性

　　2.1重商主义

　　16世纪中叶，西方一些国家的国王开始支持商业资本家的利益发展，重商主义的思想随之而生。重商主义者的研究主要反映当时商业资本家的利益，概括当时的社会经济矛盾。但由于其是在强大的专制统治势力之下进行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他们不能直言不讳地维护和论证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只能将商业资本的发展与专制主义国家的统治说成一致。同时，由于他们的学说与基督教的教条相违背，重商主义者只能采取就事论事的方法，利用经验总结法避开与基督教教义之间原则上的冲突的同时论证自己的主张。因此，重商主义者的经验总结法注重感性认识、注重经验、注重应用，讲求在对经济生活中各种可以经验的事实的比较、分析和归纳中探寻经济现象的因果关系从而提出各种实用性的政策建议，然后再通过对政策实施过程的总结，论证和改进自己的学说。

　　重商主义研究者反映着当时的相对弱势的阶级：商业资本家的利益，因此他们必须去概况、揭示当时社会的经济矛盾从而使这一主义获得认可得以发展。但由于当时其仍处于西欧封建制度下，这样一种抛弃了封建社会经院哲学的教义和伦理规范的学说极易受到当时教会的打压。因此，仅有这样一种就事论事不言其他，只针对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可以避开本学说与教义之间的矛盾，使得重商主义得以发展，商业资本家的利益得到维护。

　　2.2斯密的二重方法

　　亚当·斯密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统体系的創建者，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对整个经济矛盾过程得到了全面的认识，被称为“政治经济学之父”。而他的研究方法则包含抽象方法和现象描述法两个方面，被称为二重方法。斯密利用抽象法来对现实问题进行分析，从当时重大经济问题入手，基于实际材料，比较、归纳、分析，从而找出本质，规定概念进而通过演绎建立体系。而通过现象描述法，斯密通过描述现象的表面联系来说明经济过程的矛盾，相对于重商主义的现象描述法，斯密将之进一步系统化。

　　斯密的二重方法的出现与其所处的国家与时代和他所接受的哲学教育有着极大的关系。当时，英国的产业革命已拉开序幕，社会化大生产的初步兴起使得经济过程的内在联系更加紧密和明显，这正是斯密的研究方法能够超越前人，更为系统化的重要原因。同时，斯密与休谟关系密切，他的研究方法深受休谟二元论的哲学观点的影响，因此他的方法带有明显的二重性。当其遇到难以解决的矛盾时，休谟的不可知论就在他脑中起作用，因此斯密不再进一步用抽象法解决问题，而是避开深层次的问题，转用现象描述法自圆其说。

　　而对斯密的二重方法的继承也出现了分化。大卫·李嘉图作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代表，为资本主义发声，揭示经济矛盾，从而进一步推进资本主义的发展，他选择了继承斯密的抽象法对经济矛盾进行深入的考察。而旧封建领主、教会和专制势力的代表马尔萨斯则选择了用斯密的现象描述法维护其阶级利益，掩盖经济矛盾，从而指责资本主义和工业化。

　　2.3马克思的系统抽象法

　　马克思的系统抽象法就是辩证、系统地使用抽象思维的能力，解释和论证经济矛盾的一种方法。其主要包括几个环节：①从实际出发，详细占有材料；②各思维形式的辩证统一；③以概念运动为核心和主干；④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统一；⑤逻辑与历史相统一。通过使用系统抽象法，马克思揭示了当时的经济现象的本质，系统论证了本质到现象的各环节及其联系，彻底揭露、批判了当时被神秘化并着力宣扬的“商品拜物教”和“三位一体公式”。

　　而马克思的方法与他所研究的目的有着较大的关系。马克思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的不是要成为所谓的“经济学家”，而是探讨劳动解放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因此，在这样的目的之下，马克思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探讨和概况劳动者的经济意识。而要维护劳动者的权益就必须揭露社会的矛盾、揭示当时盛行的经济理论的缺陷。因此，深入挖掘现实的经济矛盾就成为必要，从现实到本质，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中抽象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系统抽象法。

　　3坚持主体性原则的必要性

　　通过上文，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的经济学家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都体现着其主体性。而研究的方法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研究的侧重与研究的结论。如上文所说的亚当·斯密，一方面他利用抽象法看到了经济运动的总体联系，且进一步规定了劳动价值论，试图利用劳动价值论来说明工资、利润、地租的关系。但是在他的研究过程中，他发现用劳动价值论来说明问题所得出的结论与现实的经济关系、与他所要维护的资产阶级的利益是矛盾的，因此他停止了对问题的继续挖掘转用现象描述法来解释现实的经济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斯密的学说体系中一部分是劳动价值论对各经济范畴的论证，而另一部分则是通过现象表面联系拼凑组合而形成的三种收入价值论对各经济范畴的解释。因此，主体性不仅仅影响着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选用，还影响着其分析侧重，选取的角度及研究的结论，从而在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和学习时把握主体性也就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一直深受其他国家的学说、理论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教科书让我国大多数人对“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认识仍然以“苏联模式”为基础；各大高校的经济学专业课大多以西方经济学为中心，阅读外文的教材，照搬外国的理论，却很少探讨其在国内的适用性。这些都是因为在进行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习、研究时忽略了主体性。中国的很多政治经济学研究者并不清楚我国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是什么，或者并没有将主体体现在他们的研究当中。但是如若主体性不被明确下来，那些所谓的理论结果是难以真正解决现实的经济问题的。不明确自己所代表的阶级及其阶级利益，不清楚自己所研究的是中国还是美国的国情，单纯地套用斯密、李嘉图或是其他经济学家的理论并不能让学者让人们认识到问题背后的矛盾，矛盾背后的阶级利益冲突，又何谈真正解决经济问题，维护阶级的利益。

　　因此，明确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体性有着很大的必要性。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者，我们必须明确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主体是中國的劳动者，在这个基础上立足于中国的国情，针对中国的经济矛盾和经济问题进行研究，概括中国劳动者的阶级意识，维护中国劳动者的利益。

　　4基于主体性原则对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建议

　　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是中国的劳动者，因此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者应该明确自己的主体性，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分析中国现实的经济矛盾，摈弃照搬外国理论学说的习惯，扬弃地吸收他国经济建设所积累的经验及世界经济思想史上的各种学说，从而概括中国劳动者的阶级意识，维护劳动者的利益。就此，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4.1树立主体意识

　　经济学家在进行经济学研究的时候不可能脱离主体性，在研究开始时其已将自己置于一个阶级、国家、时代中，在这个环境下对现实的经济问题进行研究。而明确研究时的主体性就是要明确自己代表的是哪一个阶级的利益，研究的是什么国家的情况，处于怎样的历史背景之中。因此，做到这一点的第一步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步是树立主体性这一观念，让自己意识到自己的研究有着主体性，研究的方法、侧重、结论都受着自己的主体性的影响。只有做到这一点，才有可能明确自己的主体性。

　　4.2明确阶级利益

　　在树立了主体意识后，明确自己的主体性，明确自己所代表的阶级就至关重要。经济矛盾的研究中，不同阶级利益的冲突无处不在，而每一个阶级的代表都在为自己的利益发声。经济研究不明确自己所代表的阶级及阶级的利益，就无法明确研究的目的和方向，经济研究就无法进行下去。只有将自己的利益与特定阶级的利益相统一，将阶级利益和意识集中概括，以此作为基础对经济矛盾进行探讨和研究，才能够确定研究的目的，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将经济研究继续下去，形成一个学说体系。

　　作者：陈希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