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的许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和长远发展极为不利的。区域的产业研究往往不能形成有说服力的产业政策结论．区域内的产业竞争力和宏观的产业发展趋势为主要区域产业政策，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下面是学术参考网的小编整理的关于区域产业政策论文范例，欢迎大家阅读借鉴。

　　第1篇：无锡经济发展区域产业政策研究

　　1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无锡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美丽的自然风光和招商引资政策以及自身良好的经济基础，发展潜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无锡不仅是全国十五个经济中心城市之一，而且还是全国十个重点旅游观光城市之一。然而就在无锡市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的同时，它面临的挑战也日益显现。2008年以美国的次贷危机为起爆剂而引发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同样也波及到了外向型经济发达的无锡，无锡的出口贸易受到了很大的负面影响。2012年预期的经济发展速度下调同样会影响到无锡的消费和购买水平。无锡作为“苏南城市”得益于“苏南经济模式”的同时，也遭遇了来自同为“苏南城市”的苏州、常州的竞争压力和作为“苏北城市”的徐州、连云港、盐城、宿迁以及“苏中城市”的南通、扬州的劳动力成本优势。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要齐头并进的要求也迫使无锡经济的发展寻找新的突破口。

　　2无锡市区域经济发展现状

　　2.1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依据

　　无锡经济是否能保持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无锡不仅是在苏南，而是在江苏，乃至于在全国是否具有产业竞争力，它又称国际竞争力，是指某国或某一地区的某个特定产业相对于他国或地区同一产业在满足市场需求、生产效率、持续获利等方面所体现的竞争能力。在无锡获得区域经济发展所必须的产业竞争力的过程中，作为政策面可以发挥哪些作用，政策面又有哪些内容？这些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依据的探索。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区域经济学的区位已经由微观领域转向宏观领域，保罗·克鲁格曼则一改过去把国家看成是一个缺乏空间差异的均匀质点的缺陷，将区域经济学向空间经济学延伸和拓展，使得区域经济学的内容和方法都有了改进，对现实区域经济发展的指导价值也更为突出。二战后，区域经济学的重点转向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政策方面，其中有较大影响力的有诺斯提出的输出基础理论、弗朗索瓦·佩鲁的增长极理论、缪尔达尔的累积因果理论、中心—外围模式和新古典区域增长模型等。输出基础理论认为：一个区域的增长取决于其输出产业的增长，区域外生需求的扩大是区域内生增长的主要原动力。因而，增加区域的输出基础即区域所有的输出产业和服务将出现一个乘数作用过程，该乘数值等于区域输出产业与非输出活动收入或就业量之比。输出基础理论将一个区域经济的发展直接与输出产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它认为一个区域在市场竞争中是否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将主要取决于其输出产业发展的状况和竞争力的大小，这其实就是产业经济学所指的外向型产业。无锡的出口贸易很好地带动了无锡的经济发展，无锡与日本的经贸往来关系密切，在2003年已有超过1，000家日本企业在无锡投资设厂，其总额达到了30亿美元的规模，2006年在无锡的日资企业已经超过了1500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无锡除了日资企业，中国台湾、韩国、欧美国家的企业也纷至沓来，2002年末为止，无锡市政府批准通过的外资企业就达到了7，000家，协议总投资额有220亿美元，那些来自世界各国的投资额超过1亿美元的知名企业也不在少数。经过短短的3年时间，到2005年，来无锡投资的外企就达到了12，000家，协议总投资额有350亿美元，有多家来自世界各国的知名企业投资额超过2亿美元。由于这些外企的加盟，凭借它们的在无锡生产制造，提供的大量就业机会，同时带来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无锡外企的很大一部分产品的市场就是外资企业的母国市场，便利的营销渠道，高效的运转机制对无锡区域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也充分证明了输出基础理论的有效性，而自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带来的巨大伤害，直接影响到了无锡的出口贸易，这其实也是从反面论证了输出基础理论的正确性。

　　弗朗索瓦·佩鲁的增长极理论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它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弗朗索瓦·佩鲁把在地理或抽象的空间上具有创新能力的增长公司或厂商构成推进型企业发展的核心，这些推进型企业通过扩大规模来增加销售和与其联系的其他企业的购买，由此导致一整群企业销售规模的增长。后来的增长极理论研究者布代维尔则把“增长极”的概念由弗朗索瓦·佩鲁的推进型企业扩展为推进型产业，这个产业能够在一个城市，在其影响范围内引导经济活动进一步发展，这些推进型产业的发展对区域增长极乃至整个经济的增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无锡的纤维纺织、电子、冶金、化工和机械行业都曾经作为不同时期的主导性产业，在无锡市的经济活动中占据统治或支配地位，无锡的以法尔胜为代表的技术创新和以尚德为代表的科技创业企业则是现在无锡主导性产业中的企业典型。增长极理论对于无锡经济的振兴和发展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它要求无锡经济必须找到区域增长极，从而形成一批构成无锡经济增长极核心的规模大、增长快、关联性强、技术创新能力强的推进型企业和产业，以它们为龙头带动无锡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缪尔达尔的累积因果理论认为市场的力量通常倾向于增加而不是减少区际不平等。集聚经济的存在导致繁荣地区会因市场的作用而持续地、累积性地加速增长，同时产生“扩散效应（SpreadEffect）”和“回流效应（BackwashEffect）”。“扩散效应”有利于落后地区的发展，“回流效应”不利于落后地区的发展，常常是“扩散效应”的作用小于“回流效应”的作用，在这种互动作用下，繁荣的地区更加繁荣，落后地区日趋落后。卡尔多在缪尔达尔的累积因果理论的基础上，强调了集聚经济、报酬递增和要素迁入等因素对循环累积效应的影响，将上述因素整合在“相对效率工资”的概念中，他提出的“相对效率工资”是指货币工资与生产率指标之比，该比值又是决定一个区域在全国市场份额的重要因素。相对效率工资值越低，区域产出增长率就越高。集聚经济的存在使得繁荣地区产生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导致产出和生产率增长率的提高，从而使相对效率工资下降。相对效率工资下降又导致区域产出增长率的再提高，促使原本高速增长的区域实现更快的增长。卡尔多对缪尔达尔的累积因果理论的再发展为无锡经济的继续健康、稳步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为打破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上不去了，只能在原地打转的“宿命论”观念准备了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上述所提及的三种区域经济学的理论构成了战后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基石，其它的诸如中心—外围模式和新古典区域增长模型等都是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即使后来的空间经济学也是区域经济学的拓展和延伸，它研究的是资源在空间的配置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问题，将一直没有被纳入经济学的主流研究视野中去的空间因素考虑进去了。诺斯提出的输出基础理论、弗朗索瓦·佩鲁的增长极理论、缪尔达尔的累积因果理论已成为现代产业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发展无锡区域经济的主要理论依据。

　　2.2无锡区域经济的内涵和外延

　　无锡就其地理位置而言，处于江苏省东南部，位于中国东部最富饶的长三角中心节点，下辖江阴和宜兴两个县级市和包括新区在内的锡山、惠山、滨湖、崇安等七个市辖区，面积达4，788平方公里，市区常住人口为619.57万，就其人口而言，已与以色列以及西欧、北欧的一些小国的国家人口相当。

　　发展无锡区域经济就是指无锡这一区域经济主体为了谋求经济社会效益，而促使生产要素在区域之间流动和重新配置、组合，从而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活动过程。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开拓国内外市场，利用“苏南城市”的优势拉动苏北经济增长，同时无锡又是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发挥区域比较优势，通过向外直接投资和产业转移等，以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与市场的需要，并可进一步加快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空间布局的战略调整，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力、区域经济集聚力和辐射力，从而促进无锡区域经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

　　经历了“九五”（1996-2000）和“十五”（2001-2005）时期的发展，无锡在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中取得了长足进步，在吸引外资，加快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积极实施“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发展战略，通过全方位、多层面地开展合作与协作，为拓展新的经济增长空间打下了基础。在“十一五（2006-2010）”时期，无锡区域经济的发展始终突出转型发展主线，按照建设“五中心”和打造“五名城”的目标定位，全面实施“科教兴市、人才强市、质量和知识产权立市”主战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就。无锡在建设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朝着率先实现基本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奋勇迈进。2006年，无锡市GDP达3300亿元，人均GDP已达到7200美元，已进入了工业化中后期社会。2010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5750亿元，在2005年基础上实现翻番，年均增长13.5%左右，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按常住人口计算）达到13780美元。财政总收入达到1579.9亿元，年均增长30.2%；其中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达到511.9亿元，年均增长23%。全市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始终位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列。

　　无锡区域经济主体，是一个在国家计划经济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型发展基础之上，依据区际之间协作和更广域的国内外市场需求背景下而建立起来的、较为完善的地方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九五”和“十五”时期，在吸引外资，加快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积极实施“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发展战略，在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中进一步提升了无锡经济的整体实力、辐射力和经济发展后劲，使无锡经济进一步融入到了国内外经济发展体系之中，并形成了具有自身发展特色的区域经济中心城市，它东邻苏州、向东128公里就到上海，西邻常州、向西183公里就到省会南京。无锡的北部边境是位于长江南岸的沿江城市江阴，它隔江与靖江相对，由江阴长江大桥连通南北。无锡的南部边界是太湖北岸，作为一种区域的整合，把无锡、靖江、张家港联合起来，成为“三江市”与“三沙市”南北遥相呼应不失为一种可能的选择。

　　2.3无锡经济发展的成果及其制约因素

　　作为无锡市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综合指标之一就是无锡市第三产业在地区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包括美日在内的先进发达国家区别于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经济指标就是第三产业占到了GDP的60%～70%，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该经济指标是30%～40%。经过“十一五（2006-2010）”时期的发展，无锡区域经济的发展的综合实力得到了提升，产业层次得到显著提升。全市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平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2010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2.6%，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比重由11.8：55.1：33.1调整为6.2：54.8：39.0。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45.7%，比2005年提高12.3个百分点。高效农业面积占农业用地面积比例提升到53.9%。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崛起，微电子、新能源、软件与服务外包等产业发展达到国际国内先进水平。经历过“十一五”，无锡市的科技创新取得重大突破。大力建设创新经济领军城市，自主创新能力明显增强。

　　就在无锡宏观经济数据呈现一片大好形势之时，在“十二五（2011-2015）”开局之年的2011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寒流已渐渐侵袭到无锡，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无锡也不可能独善其身。无锡在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与矛盾日益凸现，在如传统产业调整与升级缓慢、资源能源消耗大等问题。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传统产业的技术、结构提升或转移已十分迫切。无锡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按照国际经济投资规律，当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的国家和地区将会掀起一个“走出去”的浪潮。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正是无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再次跨越的客观需要和必然选择，要极力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根据缪尔达尔的累积因果理论，在此基础上的上升空间和上升可能性是存在的。因此，无锡应在原有的区域经济合作基础上，顺应市场经济发展规律，明确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指导思想和战略定位、实施的重点领域与途径，创新发展思路，通过协作、合作、转移、投资、竞争，大力推进跨地区的资源开发、产业转移等的经济活动，为加快无锡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与优化布局提供发展空间，促进无锡经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

　　3发展无锡经济的区域产业政策建议

　　发展无锡经济的区域产业政策是指无锡市政府为实现某种经济和社会目标，以区域产业作为直接对象，通过对有关产业的保护、扶植、调整和重组以及通过直接或间接地干预商品、服务、金融等方面的市场形成和市场机制来影响区域产业布局和发展政策的总和。无锡经济的区域产业政策必须与无锡市政府产业政策相关联，区域产业政策是在区域层面上的延伸和具体化，而无锡市政府产业政策则是在宏观层面上的体现。具体区域产业政策如下：

　　（1）坚持人才引领和创新驱动，把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进一步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坚持把产业优化升级作为加快转型发展的战略重点，努力形成以新兴产业为先导、服务业为主体、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现代农业为基础的现代产业体系。

　　（2）培育壮大新兴产业。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动态跟踪发展趋势，坚持科技创新与实现产业化相结合，积极培育新兴产业。重点发展壮大物联网、新能源与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生物、微电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优化提升制造业。

　　（3）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着力发展自主创新、自主品牌的先进制造业，促进“无锡制造”向“无锡创造”升级、向新兴产业领域集聚、向集约化和高端化方向发展，全面增强市场竞争力。

　　（4）引导各类要素向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等领域的优势龙头企业集中，推动重点骨干企业走集约化、专业化、规模化发展之路，在产业优化升级中发挥支撑和引领作用。大力建设人才特区，通过创新人才政策、、育才和聚才竞争的新优势，最大限度激发人才创新、创造的激情和活力，率先建成人才强市。

　　（5）大力推进太湖保护区建设，以水、大气环境治理为重点，着力加强污染综合治理，实施总量倒逼机制和生态补偿机制。坚持低碳发展理念，加快推动产业低碳化改造，发展低碳技术，优化能源结构，低碳示范城市建设走在全国前列。

　　作者：蔡建国

　　第2篇：新型工业化与区域产业政策的选择

　　现阶段，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任务，因此必须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新型工业化的发展道路。由此可见，新型工业化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与实质。

　　新型工业化的实质与内涵

　　新型工业化究其实质就是一种以可持续发展为突出表征的工业化，即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即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总体而言，与传统的工业化相比，新型工业化的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以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为发展背景。新技术革命和信息革命正在引起全球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巨大变革。“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体现了现阶段我国工业化的全新发展环境，是在新技术革命、产业革命和信息革命背景下的新型的工业化发展道路。

　　以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为发展动力。新型工业化的动力在于通过技术创新推动科技不断进步以及促进科技成果在工业领域的广泛运用。它强调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通过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来提高产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可以说，新型工业化的实现过程就是现代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领域广泛地综合运用的过程。

　　以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为发展条件。目前，我国城乡尚有数亿剩余劳动力亟待转移。同时，国际发展经验表明，工业化的过程，就是农业劳动力逐步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过程。因此，将“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作为我国工业化发展的必要条件，既符合我国城乡大量剩余劳动力存在的现实国情，也符合工业化发展的客观规律。

　　以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发展目标。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道路是以数量扩张和规模扩大为主线的传统工业化道路，这些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大多是以消耗能源和牺牲环境为代价，由此付出了巨大的生态环境代价。我国的新型工业化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传统工业化道路的地方就在于，我国是在坚持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的工业化，是注重生态建设、环境保护、人口发展和资源的有效利用的质量型和低成本的工业化道路。

　　适应新型工业化要求进行区域产业政策创新

　　从新型工业化的实质与内涵来看，新型工业化是把传统工业化、后工业化和信息化三个阶段的任务“三步并作一步走”的新的工业化过程，也是一个经济总量不断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科技水平不断提高的经济发展过程。这对产业政策促进新型工业化进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我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严重不均衡，东、中、西部存在着较大的发展差距。正视这种差距的客观存在，决定了指导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不可能等同或一致。因此，各地区必须立足本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积极进行区域产业政策创新，因地制宜地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产业政策来满足新型工业化的内在要求。从内容上看，产业政策可分为产业布局政策、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技术政策等四个方面。因此，进行区域产业政策的创新应从四个方面入手：

　　产业布局政策创新。区域产业布局是指地区产业及企业在地域空间上的分布或配置状况。影响和推动地区产业及企业在空间上的优化配置或区位选择的政策，即为区域产业布局政策。它的核心目的是通过地区产业及企业的优化布局，实现空间经济的效率与平等目标的和谐统一。从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在新型工业化时期，区域产业布局政策的目标不应单单局限于促进地区产业及企业在空间上的集中，以取得空间集聚的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为了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平衡发展，还必须采取适当政策以促使地区产业及企业在本区域内部的“适当分散”，以实现空间经济的均衡发展。原因有二：其一，在产业集聚到一定程度，集聚效益和规模经济效益并不能无限制继续下去，超过一定限度，反而会出现集聚不经济或规模不经济的情况出现；其二，从区域经济的整体考察，产业及企业集中于少数几个地方，势必造成边缘地区、相对落后地区发展机会的丧失，使其陷入贫穷的恶性循环，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越拉越大，最终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

　　产业结构政策创新。实施区域产业结构政策的最终目的在于促使该区域形成“主导产业带动作用明显、配套产业协调发展”的良性发展格局，使产业结构逐步实现合理化并向高级化发展，从而使区域经济能够持续、健康、稳定、快速发展。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是要积极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和主导产业更替，培育和发展一批技术含量较高的主导产业。在此，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主导产业的选择和培育应立足于本地特色和要素禀赋特点，而不能盲目追求高技术产业。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传统产业仍然是当地经济发展的主导。如果脱离区情，不适时宜地放弃传统产业的发展而片面追求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把有限的资源过多地配置到那些在相当长时间还不易形成较强市场竞争力的产业中去，就会导致资源消耗过大、发展成本过高，过早地丧失比较优势，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欲速则不达”。此外，产业组织政策还应注重发展主导产业的配套产业部门，使各个紧密相连的产业部门在地域上有机的结合起来。

　　产业组织政策创新。区域产业组织政策的目标是促进企业在本区域内的合理竞争，实现规模经济与专业化协作的有效结合，形成适合产业技术特点和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产业组织结构。因此，产业组织政策不应片面追求产业及企业实现规模经济。因为不同的产业具有不同的技术经济特点。对于规模经济效益显著的产业，固然应该形成以少数大企业（集团）为竞争主体的适度垄断性市场结构；而对于规模经济效益不显著甚至规模不经济的产业，区域产业组织政策的导向则应该转向鼓励中小型企业的发展，形成企业数目较多，规模适当，大、中、小企业合理分工协作的竞争性市场结构。

　　产业技术政策创新。区域产业技术政策是基于各地区自身特点而确定的，旨在引导和促进区域产业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的政策体系。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其技术基础一般也呈现出一定的梯度差距。因此，区域产业政策应着眼于促进先进适用技术在不同产业上的引进、应用和发展，使之不仅能迅速改变该地区在技术上的落后状况，而且能大幅提高该区域重点产业的经济效益水平。在实施产业技术政策时，要摒弃过去“重引进，轻消化吸收”的发展模式，而应坚持引进技术和自主开发相结合的方针。一方面，要加快制定、实施技术原始创新的鼓励和促进政策，加快组织实施重点产业的前沿性技术研究、科技攻关项目，着力提升产业研发水平和产品技术水平；另一方面，要注重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加大对引进技术的二次创新和集成创新。

　　区域产业政策实施应注意的问题

　　新型工业化时期，区域产业政策的制定有赖于产业布局政策、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和产业技术政策的创新，区域产业政策的实施则应注意以下问题：

　　正确处理与国家产业政策的关系。地区是国家的局部，区域经济的相对独立性和与全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决定了区域产业政策既要反映区域自身的发展特点，还必须体现国家产业政策总体要求。因此，单从地区的角度来说，区域产业政策在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必须在国家产业政策的指导下进行，把保证国家产业政策的实施，促进全国经济的协调发展，作为区域产业政策的首要任务，在全局的发展中谋求局部的发展。

　　正确运用产业政策手段。产业政策的实施需要通过一定的政策手段加以贯彻和执行。产业政策手段主要包括法律、行政、财政、税收、金融、信息等手段。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因此，以财政、税收、金融等为代表的经济手段应该是我国产业政策实施的主要手段，此外，产业政策作用的时间一般较长，主要着眼于中长期经济发展规划与指导，而法律手段则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和相对稳定性，因此，以法律手段来推行产业政策的实施也是非常重要的。最后，由于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体制机制还不健全，各地在大力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为了追求眼前利益而牺牲环境和浪费资源的短视行为，行政手段解决这些问题简单而且见效快。因此，行政手段在产业政策中的作用仍是必要的。

　　注意相关政策的配套与协调。政策不配套是影响区域产业政策执行效力的重要因素，只有加强相关政策、手段对区域产业政策的配套实施，才能保证产业政策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相关政策、手段的配套主要包括：各种产业政策手段要配套运用，要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不同手段，保障区域产业政策的有效施行；要有配套的宏观经济政策，使税收、投资、金融政策及财政政策与区域产业政策相配套。此外，注意相关政策的配套还意味着，必须维护国家产业政策在全国的权威性和统一性，不允许违背国家产业政策的区域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从而有利于统筹全国经济发展的全局，推动我国经济实现协调持续发展。

　　作者：王树华

　　第3篇：区域产业政策趋同的地方政府行为动因探究

　　随着我国区域经济的蓬勃发展，区域产业结构相似系数也在不断上升，各地在经济发展规划中，往往选择相似的行业作为主导产业，区域产业政策趋同的迹象日益明显。我们知道，产业政策是政府对各类产业及其结构的布局与调整所采取的经济政策，其主旨在于弥补市场在产业发展方面的失灵33。本文认为，在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必然会造成区域之间的产业政策趋同。本文首先分析区域产业政策趋同的特征与表现，接下来分析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为何会加剧区域间的产业政策趋同趋势，最后着重辨析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所导致的区域产业政策趋同的利弊。

　　一、区域产业政策趋同的特征与表现

　　不管是从地方政府在选择主导产业方面，还是在其实行相关的激励政策与配套措施方面，都能够发现，它们所倾斜的产业和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往往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它们所重点扶持的企业或产业基本上都属于传统型的收益见效快、产值利税高、投资风险小的企业或产业。虽然在规划中也强调重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也给予了很多优惠政策，但常常是口惠而实不至。这是因为对于高新技术产业来说，需要的初期投入大而早期收益小，投资风险系数大，还要提供标准较高的配套设施，需要付出较多的先期成本，不符合快出政绩的目标。其二，忽视资源条件和市场需求，一哄而上。某些地方政府盲目攀比，东施效颦。不顾本当地的资源、环境条件，热衷于发展当地并不适合的产业，既抑制了本地适合产业的发展，也干扰了当地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破坏了产业发展的正常秩序和区域产业的合理布局。其三，政策手段单一雷同。区域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行原本属于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然而在现实中却由于受各地盲目效仿和执行操作失误的影响，屡屡出现简单化的倾向。各地地方政府由于急于求成，往往对他人已经成功的做法趋之若骛，却常常忽视了当地产业发展的具体环境。归根结底，许多地方之所以会出现产业政策趋同，其实质乃是为了壮大自身实力、增加利税收入以及取得政绩。然而，区域产业政策趋同的后果，却是社会整体产业布局的雷同和资源的浪费。

　　二、地方政府产业政策趋同的动因

　　公共选择理论指出，作为一级利益主体的地方政府必然要追求其自身效用的最大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一方面要求进一步理清政府与市场的作用范围，一方面也推动着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分权改革。随着具有各自局部利益的地方政府权限的增大，其对于自身利益的诉求也将更加强烈132。以下通过地方政府的行为效用，分析分权改革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刺激，以此探讨区域产业政策趋同的内在动因。

　　（一）地方政府的行为效用

　　韦伯在《社会和经济组织理论》中指出，官员的行为目标是权力；W.尼斯坎南在《官僚与代议政府》中则认为，官员追求的是在其任期内获得最大化预算。通常认为，官员的效用函数包括薪酬、部门规模、社会声望、与职权有关的酬劳、权力和地位等要素；政府的效用范围包括经济预算、社会认可程度、供给公共物品中的额外获得，这些方面都能够强化政府的权力和地位。这里我们假设官员的行为能够如实地体现政府的意愿，假设各级地方政府在其管辖范围内行为具有一致性，政府得到的统一的效用范围包括：地方政府的预算、地方经济增长速度、地方政府从经济增长中的获益比例、地方政府供给的努力成本等方面，以下我们逐项地进行分析。

　　第一，地方政府预算的增加或减少无疑会最直接地影响地方政府效用的增减。尼斯坎南的垄断官僚经济理论提出了官僚机构必然谋求预算最大化。对于我国地方政府而言，预算外资金特别是行政事业性收费与预算外收入是一项重要的资金来源。同时随着国家对预算外收入的统计口径与管理方式的调整，总的趋势预算外收入的范围逐渐缩小，财政对预算外收入的控制逐渐加强，逐步得纳入预算范围内，因此从长期视角来看，政府掌控的资金大致等同于预算。第二，经济增长能够提供就业机会，带来更多可供使用的社会资源，有利于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能够进一步导致权力的扩张以及获得社会公众对政府的认可，可以增加地方政府的社会声誉，也能够减少地方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给和社会服务方面的支出，通过把蛋糕做大，进而造成地方政府的预算增加，这将能够从另一个角度满足政府的效用。所以政府从经济增长中所获得的额外效用，是随经济增长率的提高而增长的。第三，为了扩张自身预算，提供必要的社会公共物品，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地方政府必然需要付出一定的努力成本（尽管这些成本的投入由全社会整体的角度来看未必实现了最优化），边际成本递增规律在此处同样是适用的。第四，现实中，无论是地方政府的预算、地方经济增长速度还是地方政府供给的努力成本，都受到地方政府辖区内的居民（包括个人与厂商）的影响，地方政府的效用大小依赖于其所吸引的辖区内居民数目。特别是在实行了分税制以后，中央和地方的税权得到了明确的限定，划分了各自的收益范围，目标旨在提高中央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也促进了财政方面的进一步分权。税种的划分收益，促使地方政府在制度内、预算内寻求经济来源，一方面能够扩大其预算额，造成可支配财力的增加，一方面也能够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提高社会公众的满意度，增加自身的美誉度。

　　通常地方政府被认为适合于提供地方性公共物品和社会服务。早在1956年，蒂布特就提出了一个有关消费者由对地方性公共物品与社会服务的偏好出发，来选择居住地理位置的理论模型。蒂布特认为，可以设想存在一个社会系统。其中，人们能够得到一个类似于地方性公共物品的生产和消费的市场解的解，消费者会在提供不同地方公共物品和社会服务组合的不同社区间之间挑选，最终选择提供最符合其消费偏好的税收—支出组合方案的社区落脚居住。伴随着社会发展的日益城市化，消费者在地区间流动的障碍将会逐渐减少，公共物品与社会服务的产出和税收将越来越明显地影响某个地区对潜在消费者的吸引力，进而会影响地方财产的价值。分权制度的规范化将使得各地方政府在吸引和扩大财源方面具有体制内更多的自由度，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与厂商行为选择的余地加大也可能会导致地方政府之间更加激烈的经济竞争。

　　（二）地方政府竞争加剧情形下的区域产业趋同

　　区域产业政策属于地方政府所能提供的一项重要公共品，区域性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政策的倾斜方向，对于吸引财源、培养财源和留住财源作用显著。更为重要的是，区域产业政策对于吸引企业落户当地起着尤为突出的作用。不言而喻，地方政府必然寻求其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后者的外延边界，即为容纳一定数量的人口所需要的资源数量，一旦其需求大于供给，就会因为资源的非正常短缺和竞争，导致地方政府效用的降低。因此，地方政府寻求在拥挤点内容纳最多的居民，从而带来最大的效用。就我国来说，目前除去少数一线特大型城市存在着向外扩张的真实需要，绝大多数二、三线城市还具有发展的空间。故而，利用区域产业政策吸引企业落户必然会成为各级地方政府的选项。

　　豪特林模型揭示出，在存在交通成本的情形下，商家将选址在位于各消费者居住地点的中间相邻地带，因为无论偏近任何一方，都将导致失去一部分顾客。该模型同样能够用来分析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行为，由短期眼光来看，厂商往往对其注册所在地较为熟悉和适应，因而存在着较大的跨区域搬迁转移成本。但是，一待发现有更加适合其发展的地方存在，搬迁收益大于其搬迁成本时，厂商的区位转移便能够得以实现。譬如有诸多逐渐做大的厂商就纷纷将其总部或生产基地外迁。政策上的优惠对企业的落户具有极强的吸引力。由从长期角度看，厂商和个人居民会选择居住收益与居住成本性价比最佳的地方落户，像是国际上一些著名的避税港就是由此受到诸多厂商的垂爱。就此而言，为了留住现有的厂商并且吸引新的厂商落户本地，对于所处地理位置相对缺乏竞争力的地方政府而言，就需要提供更加优惠的措施，对亟需发展的行业在区域产业政策的某些方面加大扶持力度，以弥补自身在其他方面的不足。而在这种情形下，所处地理位置较佳地方政府也会相应提供更加优惠的政策，防止因政策方面的区域竞争导致厂商的流失。这里可以就此构建一个博弈分析框架。为便于分析，此处假定：

　　其一，有两个地区甲、乙，除政策条件之外，在其他某些方面（如地理位置）存在差异；其二，假使甲、乙两地区均不提供政策方面的优惠，那么两地政府获益均是0，因为两地厂商将按照正常的方式发展，可认为其增长率保持相同；其三，假如其中一处地方政府提供政策优惠，而处地方政府不提供政策优惠，那么厂商将趋于落户政策更加优惠的地区。由于因为一方面现有居民出现转移，另一方面有更多的新居民在政策优惠地产生，故而提供政策优惠处的地方政府获益是2，不提供政策优惠处的地方为政府获益是-1；其四，如果两处地方政府均提供政策优惠，那么就会吸引更多的个人与厂商加大投资，使区域经济总量得以增加，此时两处地方政府获益均为1。该博弈的标准型表述列表如下：

　　通过对地方政府甲、乙就政策优惠提供方面选择不同对策的损益加以对比，能够得到一个唯一的纳什均衡，即：两处地方政府都提供政策优惠，在表中体现为（1，1）。只有此时各处地方政府的可能收益才能够实现最大化，这也是一个严格最优对策143。

　　产业政策属于一种公共物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它是由中央政府统一制定的，地方政府无权做大的更改，只能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根据自身情况略加调整。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分权改革必然将更多的权力赋予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一般侧重于全局性的宏观调控，在中观、微观层次的区域产业政策制定与执行方面，地方政府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地方政府既可以通过对区域产业政策的掌握，突出区域产业发展重点，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造福一方”，谋取政绩，较容易的满足地方社会经济的需要，又能够间接地扩大预算，进而掌握更多的经济资源。地方政府在制定和执行区域产业政策的过程中，通过提供不同程度的优惠条件相互竞争，厂商把地方政府在区域产业政策方面提供的优惠作为进行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以地方支柱产业的选择为例，确立支柱产业，实际上等同于发出某种信号，即当地政府将对该产业的发展给予极大的优惠，支柱产业的发展必将会带动整体产业的发展，而地方政府对于区域产业政策的运用，说到底是力图通过地方产业发展乃至整体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成果谋求自身效用最大化。

　　三、区域产业政策趋同的影响分析

　　地方政府对于其自身利益的诉求，可能会在与中央政府分权的过程当中被放大，区域产业政策趋同这一经济现象体现了地方政府之间在产业发展方面的激烈竞争，它反过来又会反作用于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区域产业政策趋同产生的不利后果是不言而喻的，譬如，区域产业政策趋同将使得地区间产业链难以产生互补效应，不利于区域之间彼此发挥分工合作的优势，区域经济发展整体性的割裂造成了区域之间产业发展重复建设，恶性竞争，对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和长远发展极为不利，不利于实现全国经济发展“一盘棋”战略。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现实生活中也的确确实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倘若地方政府过份地注重自身预算的扩张，那么就很可能地会破坏地方经济资源的优化组合。同时也应当看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产业政策的趋同及其所导致的重复建设是一种难以避免的经济现象，应当看到其内在的运作机理与计划经济条件下具有本质的不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自主选择能力的厂商尤其特别是民营厂商，其行为动机是利润最大化准则，从微观蹭面上来说，他们作为理性的经济主体，会充分运用一切现有的经济资源，高效率地组织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从而达到自身收益最大化的目的，客观上有利于合理有效地配置社会上的经济资源，这是厂商权衡利弊得失，计算期望成本收益之比以后做出的自然选择。倘若厂商决策不受外界因素特别尤其是政府行为的干预，则其投资决策一般都是符合市场规律的，同时，其做出的决策还会在“市场纠错”过程中得到判别、检验和修正。另外还应当看到，有时重复建设也是促进竞争与技术进步的必要代价。

　　产业政策属于政府干预经济运行的一种政策手段，它不可避免的可能会受到存在着人为因素的干扰，“看得见的手”最有可能会遭到主观性的滥用或者不当运用。在制定和实施区域产业政策的过程中，尤其是在拟定局部优惠措施的时候，倘若这种优惠措施的制定是源于厂商或某些利益团体的寻租行为，而不是真正出于有利于地方经济长远发展的考量，那么它不仅有违于社会公正，还将会造成社会福利的无谓损失。这样的区域产业政策趋同不仅会造成恶性竞争与重复建设，更会扼杀其他厂商的投资热情。如果地方政府不顾客观经济规律，仅仅出于对政绩和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制定区域产业政策，那么这种区域产业政策不论是与其他地方趋同还是另外标新立异，都不会取得好的结果。各地经济发展的经验一再证明，区域产业政策的合理运作、区域经济的良性运行，都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完善的制度建设和执政水平的提高。总之，区域产业政策不管趋同与否，其制定与执行都必须建立在客观、公正、合理、有效的基础之上。

　　从总体上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业政策趋同，属于市场竞争机制发展导致的必然结局，它不等同于计划经济时代在中央政府统一指挥下，各地经济“大而全，小而全”的政策选择，而是在各级地方政府局有充分自主权的基础上，追求其自身利益的必然结果。如果排除掉过分追求政绩和寻租的动机，这种选择也是符合各地真实的经济利益的。倘若地方政府能够从提高地方经济增长速度和增加供给的长远利益入手，立足于提供更多优质的公共物品和社会服务，降低纳税人的成本，推动当地整体经济健康良性的协调发展，那就无可非议。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属于一种体制内的竞争，区域产业政策作为整体经济制度的一部分成为竞争的要素。区域产业政策的趋同体现了对整体经济制度的认同。应当看到，区域产业政策的趋同并不意味着区域产业政策细节的完全一致，也不等同于具体执行过程中的完全复制，现实中却是往往有些地方制定了产业政策之后却得不到有效实行，或者是在执行过程当中走板走样。这些问题的产生根源在于现有分权体制还不够明朗，地方政府的责、权、利尚不够明确，其预算硬约束也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解决的出路在于要进一步加大分权改革的粒度，不断完善市场机制的作用渠道。只要有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即使趋同也能够促进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反作用于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对区域经济和国家宏观社会经济的协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四、简要结论

　　区域产业政策趋同导致的消极后果有目共睹，但它属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的必然结果与必经阶段。因此，不必为各地不约而同地选择相同或相近的区域产业政策、确立相似度较高的主导产业、支柱产业而过分担心。无庸讳言，区域产业政策的趋同可能会造成某些消极影响，化解问题的办法应当靠提高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水平，更重要的还在于要推进制度创新，强化地方政府的责、权、利边界，引导地方政府在区域产业政策的细节上和执行过程中体现差异性。如果效用函数设计得当，地方政府就会更多地寻求当地产业政策政策的特色，资本的逐利性也将促使厂商寻求最适当的区域经济资源优化配置方式，经历过磨合成长期之后，便能够迎来区域经济的大发展。

　　作者：王征

　　第4篇：基于地方政府效用的区域产业政策趋同研究

　　随着我国区域经济的蓬勃发展，区域产业结构相似系数也在不断上升。各地在经济发展规划中，往往选择相似的行业作为主导产业，区域产业政策趋同的迹象日益明显。产业政策是政府对各类产业及其结构的布局与调整所采取的经济政策，其主旨在于弥补市场在产业发展方面的失灵[1]（pp.33-35）。在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必然会造成区域之间的产业政策趋同。

　　一、区域产业政策趋同的特征与表现

　　无论从地方政府在选择主导产业方面，还是在其实行相关的激励政策与配套措施方面，它们所倾斜的产业和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往往具有一些特点。其一，重点扶持的企业或产业基本上都属于传统型的收益见效快、产值利税高、投资风险小的企业或产业。虽然在规划中也强调重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也给予了很多优惠政策，但常常是口惠而实不至。这是因为对于高新技术产业来说，初期投入大而早期收益小，投资风险系数大，还要提供标准较高的配套设施，需要付出较多的先期成本，不符合快出政绩的目标。其二，忽视资源条件和市场需求，一哄而上。某些地方政府盲目攀比、东施效颦，不顾当地的资源、环境条件，热衷于发展当地并不适合的产业，既抑制了本地适合产业的发展，也干扰了当地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破坏了产业发展的正常秩序和区域产业的合理布局。其三，政策手段单一雷同。区域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行原本属于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但在现实中由于受各地盲目效仿和执行操作失误的影响，屡屡出现简单化的倾向。某些地方政府由于急于求成，往往对他人已经成功的做法趋之若鹜，却常常忽视了当地产业发展的具体环境。归根结底，许多地方之所以会出现产业政策趋同，其实质乃是为了壮大自身实力、增加利税收入以及取得政绩。

　　然而，区域产业政策趋同的后果是社会整体产业布局的雷同和资源的浪费。

　　以济南都市圈为例。目前济南都市圈除济南外还有6个地级市。打造济南都市圈的初衷是利用地域上的接近，搞好彼此间的分工与协作，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实现圈内互补多赢，促进区域产业融合，提高总体生产效率，从而形成区域整体的产业竞争优势。但从实际情况看，不仅圈内产业结构布局有所雷同，今后的产业发展思路也有趋同化苗头，各自特色不明，产业结构重合度高，不利于配套协作。分析近六年来的数据可以发现，济南市与本都市圈内有些城市的产业相似系数最高时曾达到0.964（倘若该系数为1，则说明样本城市之间的产业结构完全重合），最低时为0.887，平均在0.7～0.95之间。实证研究表明，只有当产业相似系数小于0.7时，区域经济主体之间才有合作互补的欲求。这说明，人为的“拉郎配”和人为的“赶超”战略只能导致区域产业结构的更大扭曲。比如，在济南都市圈的7个城市中，至少有3个城市（聊城市、莱芜市、济南市）提出要大力发展冶金行业，另外至少有3个城市（滨州市、聊城市、济南市）在竞相大力发展交通装备制造业，德州市、泰安市、淄博市、济南市在发力上新材料产业。目前该都市圈内这种产业趋同化的势头还有增无减，这种趋同恰恰是在竞争中实现的，期待的区域协作关系并没有如愿出现。

　　二、地方政府推动产业政策趋同的动因

　　公共选择理论指出，作为一级利益主体的地方政府必然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一方面要求进一步理清政府与市场的作用范围，另一方面要推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分权改革。随着具有各自局部利益的地方政府权限的增大，其对于自身利益的诉求也将更加强烈[2]（pp.132-133）。考察地方政府的行为效用，有助于分析分权改革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刺激，进而深入探讨区域产业政策趋同的内在动因。

　　（一）地方政府的行为效用

　　韦伯指出，官员的行为目标是权力；W·尼斯坎南则认为，官员追求的是在其任期内获得最大化预算。一般说来，官员的效用函数包括薪酬、部门规模、社会声望、与职权有关的酬劳、权力和地位等要素；政府的效用范围包括经济预算、社会认可程度、供给公共物品中的额外获得，这些方面都能够强化政府的权力和地位。这里我们假设官员的行为能够如实地体现政府的意愿，假设各级地方政府在其管辖范围内行为具有一致性，政府得到的统一的效用范围包括：地方政府的预算、地方经济增长速度、地方政府从经济增长中的获益比例、地方政府供给的努力成本等方面。第一，地方政府预算的增加或减少无疑会最直接地影响地方政府效用的增减。尼斯坎南的垄断官僚经济理论提出，官僚机构必然谋求预算最大化。对于我国地方政府而言，预算外资金特别是行政事业性收费与预算外收入是一项重要的资金来源。同时，随着国家对预算外收入的统计口径与管理方式的调整，总的趋势是预算外收入的范围逐渐缩小，财政对预算外收入的控制逐渐加强，逐步把预算外收入纳入预算范围内。因此，从长期看，政府掌控的资金大致等同于预算。第二，经济增长提供就业机会，带来更多可供使用的社会资源，有利于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能够进一步导致权力的扩张以及获得社会公众对政府的认可，可以增加地方政府的社会声誉，减少地方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给和社会服务方面的支出，通过把蛋糕做大进而造成地方政府的预算增加，这将能够从另一个角度满足政府的效用。所以，政府从经济增长中所获得的额外效用随经济增长率的提高而增长。第三，为了扩张自身预算，提供必要的社会公共物品，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地方政府必然要付出一定的努力成本（尽管从全社会整体角度看这些成本的投入未必实现了最优化），边际成本递增规律在此处同样是适用的。第四，无论是地方政府的预算、地方经济增长速度，还是地方政府供给的努力成本，都受地方政府辖区内的居民（包括个人与厂商）的影响，地方政府的效用大小依赖于其所吸引的辖区内居民人数。特别是在实行分税制以后，中央和地方的税权得到了明确的限定，划分了各自的收益范围，目标旨在提高中央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也促进了财政方面的进一步分权。税种的划分收益，促使地方政府在制度内、预算内寻求经济来源，一方面能够扩大其预算额，造成可支配财力的增加；另一方面能够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提高社会公众的满意度，增加自身的美誉度。

　　地方政府通常被认为适合于提供地方性公共物品和社会服务。1956年蒂布特提出了一个有关消费者由对地方性公共物品与社会服务的偏好出发来选择居住地理位置的理论模型。蒂布特认为，可以设想存在一个社会系统，其中人们能够得到一个类似于地方性公共物品的生产和消费之间所做选择的权利，消费者会在提供不同地方公共物品和社会服务组合的不同社区之间挑选，最终选择提供最符合其消费偏好的税收—支出组合方案的社区落脚居住。伴随社会发展的日益城市化，消费者在地区间流动的障碍会逐渐减少，公共物品与社会服务的产出和税收将越来越明显地影响某个地区对潜在消费者的吸引力，进而影响地方财产的价值。分权制度的规范化将使各地方政府在吸引和扩大财源方面具有体制内更多的自由度，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与厂商行为选择的余地加大也可能会导致地方政府之间更加激烈的经济竞争。

　　（二）地方政府竞争加剧下的区域产业趋同

　　区域产业政策属于地方政府所能提供的一项重要公共品，区域性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政策的倾斜方向对于吸引财源、培养财源和留住财源的作用显著。更为重要的是，区域产业政策对于吸引企业落户当地起着尤为突出的作用。不言而喻，地方政府必然寻求其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后者的外延边界，即为容纳一定数量的人口所需要的资源数量，一旦其需求大于供给，就会因为资源的非正常短缺和竞争导致地方政府效用的降低。因此，地方政府寻求在拥挤点内容纳最多的居民，从而带来最大的效用。就我国来说，目前除少数一线特大型城市存在着向外扩张的真实需要，绝大多数二、三线城市还具有发展的空间。故而，利用区域产业政策吸引企业落户必然会成为各级地方政府的选项。

　　豪特林模型揭示出，在存在交通成本的情形下，商家将选址定在各消费者居住地点的中间相邻地带，因为无论偏近任何一方，都将导致失去一部分顾客。该模型同样能够用来分析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行为。从短期看，厂商往往对其注册所在地较为熟悉和适应，因而存在着较大的跨区域搬迁转移成本。但是，一旦发现有更加适合其发展的地方存在，搬迁收益大于其搬迁成本时，厂商的区位转移便能够得以实现。譬如，有诸多逐渐做大的厂商，纷纷将其总部或生产基地外迁。政策上的优惠对企业的落户具有极强的吸引力。从长期看，厂商和个人居民会选择居住收益与居住成本性价比最佳的地方落户，像国际上一些著名的避税港就是由此受到诸多厂商的垂爱。就此而言，为了留住现有的厂商并且吸引新的厂商落户本地，对于所处地理位置相对缺乏竞争力的地方政府而言，就需要提供更加优惠的措施，对亟须发展的行业在区域产业政策的某些方面加大扶持力度，以弥补自身在其他方面的不足。而在这种情形下，所处地理位置较佳的地方政府也会相应提供更加优惠的政策，防止因政策方面的区域竞争导致厂商的流失。

　　这里可以就此构建一个博弈分析框架。为便于分析，此处假定：其一，有甲、乙两个地区，除政策条件外，其他某些方面（如地理位置）存在差异；其二，假使甲、乙两地区均不提供政策方面的优惠，那么两地政府获益均是0，因为两地厂商将按照正常的方式发展，可认为其增长率保持相同；其三，假如其中一处地方政府提供政策优惠，而另一处地方政府不提供政策优惠，那么厂商将趋于落户政策优惠地，由于一方面现有居民出现转移，另一方面有更多的新居民在政策优惠地产生，故而提供政策优惠处的地方政府获益是2，不提供政策优惠处的地方政府获益是-1；其四，如果两处地方政府均提供政策优惠，那么就会吸引更多的个人与厂商加大投资，使区域经济总量得以增加，此时两处地方政府获益均为1。

　　通过对地方政府甲、乙就政策优惠提供方面选择的不同对策的损益对比，能得到唯一的纳什均衡：两处地方政府都提供政策优惠，在表中体现为（1，1）。只有此时各地方政府的可能收益才能实现最大化，这也是一个最优对策[3]（pp.143-145）。

　　产业政策属于一种公共物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产业政策由中央政府统一制定，地方政府无权做大的更改，只能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根据自身情况略加调整。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分权改革必然将更多的权力赋予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侧重于全局性的宏观调控，在中观、微观层次的区域产业政策制定与执行方面，地方政府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地方政府既可以通过对区域产业政策的掌握，突出区域产业发展重点，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谋取政绩，较容易满足地方社会经济的需要，又能够间接地扩大预算，进而掌握更多的经济资源。在制定和执行区域产业政策的过程中，地方政府通过提供不同程度的优惠条件相互竞争，厂商把地方政府在区域产业政策方面提供的优惠作为进行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以地方支柱产业的选择为例，确立支柱产业实际上等同于发出某种信号，即当地政府将对该产业的发展给予极大的优惠；支柱产业的发展必将会带动整体产业的发展，而地方政府对于区域产业政策的运用，说到底是力图通过地方产业发展乃至整体经济发展的成果谋求自身效用最大化。

　　三、区域产业政策趋同的影响

　　地方政府对于自身利益的诉求可能会在与中央政府分权的过程中被放大，区域产业政策趋同这一经济现象体现了地方政府之间在产业发展方面的激烈竞争，它又会反作用于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区域产业政策趋同产生的不利后果是不言而喻的。譬如，区域产业政策趋同将使地区间产业链难以产生互补效应，不利于区域之间彼此发挥分工合作的优势，区域经济发展整体性的割裂造成了区域之间产业发展重复建设、恶性竞争，对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和长远发展极为不利，不利于实现全国经济发展“一盘棋”战略。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现实生活中也确实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倘若地方政府过分地注重自身预算的扩张，那么就很可能会破坏地方经济资源的优化组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产业政策的趋同及其所导致的重复建设是一种难以避免的经济现象，应当看到其内在的运作机理与计划经济条件下具有本质的不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自主选择能力的厂商尤其是民营厂商，其行为动机是利润最大化准则。从微观层面上说，他们作为理性的经济主体，会充分运用一切现有的经济资源，高效率地组织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从而达到自身收益最大化的目的，客观上有利于合理有效地配置社会上的经济资源，这是厂商权衡利弊得失、计算期望成本收益之比后做出的自然选择。倘若厂商决策不受外界因素尤其是政府行为的干预，则其投资决策一般都是符合市场规律的，其做出的决策还会在“市场纠错”过程中得到判别、检验和修正。还应当看到，有时重复建设也是促进竞争与技术进步的必要代价^[4]。

　　产业政策属于政府干预经济的一种政策手段，它不可避免受到人为因素的干扰，“看得见的手”最有可能遭到主观性的滥用或不当运用。在制定和实施区域产业政策的过程中，尤其是在拟定局部优惠措施时，倘若这种优惠措施的制定是源于厂商或某些利益团体的寻租行为，而不是真正出于有利于地方经济长远发展的考虑，那么它不仅有违社会公正，还将造成社会福利的无谓损失。这样的区域产业政策趋同不仅会造成恶性竞争与重复建设，更会扼杀其他厂商的投资热情。如果地方政府不顾客观经济规律，仅仅出于对政绩和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制定区域产业政策，那么这种区域产业政策不论是与其他地方趋同还是标新立异，都不会取得好的结果。各地经济发展的经验一再证明，区域产业政策的合理运作、区域经济的良性运行，都离不开地方政府完善的制度建设和执政水平的提高。总之，区域产业政策不管趋同与否，其制定与执行都必须建立在客观、公正、合理、有效的基础上^[5]。

　　从总体上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业政策趋同，属于市场竞争机制发展导致的必然结局，它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在中央政府统一指挥下各地经济“大而全、小而全”的政策选择，而是在各级地方政府具有充分自主权的基础上，追求其自身利益的必然结果。如果排除过分追求政绩和寻租的动机，这种选择也是符合各地真实的经济利益的。倘若地方政府能够从提高地方经济增长速度和增加供给的长远利益入手，立足于提供更多优质的公共物品和社会服务，降低纳税人的成本，推动当地整体经济健康良性协调发展，那就是无可非议的。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属于一种体制内的竞争，区域产业政策作为整体经济制度的一部分成为竞争的要素。区域产业政策的趋同体现了对整体经济制度的认同。应当看到，区域产业政策的趋同并不意味着区域产业政策细节的完全一致，也不等同于具体执行过程中的完全复制，现实中往往有些地方制定了产业政策后却得不到有效实行，或者在执行过程中走偏走样。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现有分权体制还不够明朗，地方政府的责、权、利尚不够明确，其预算硬约束也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解决上述问题的出路在于进一步加大分权改革的力度，不断完善市场机制的作用渠道。只要有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即使趋同也能够促进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反作用于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对区域经济和国家宏观社会经济的协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四、区域产业政策趋同的化解方式

　　区域产业政策的制定应以国家产业政策为指导，充分考虑产业发展专业化、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协调化以及规模经济等要求。一套公平、合理、完善的区域产业政策，将有利于合理组织区域分工，形成区域产业协调发展的格局，否则可能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两种影响：一是对所有区域的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二是对部分区域的经济发展有利，对其他区域经济发展无利，使区域间利益关系严重扭曲，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区域产业政策趋同属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方政府之间竞争的必然结果与必经阶段，因而不必为各地不约而同地选择相同或相近的区域产业政策，确立相似度较高的主导产业、支柱产业而过分担心。区域产业政策的趋同可能会造成某些消极影响，化解问题的办法应当靠提高宏观调控水平，更重要的还在于推进制度创新，强化地方政府的责、权、利边界，引导地方政府在区域产业政策的细节上和执行过程中体现差异性。如果效用函数设计得当，地方政府就会更多地寻求当地产业政策的特色，资本的逐利性也将促使厂商寻求最适当的区域经济资源优化配置方式。

　　区域产业政策即区域布局政策，主要体现不同地区的发展特性和发展要求，解决各主要产业在各地区的合理配置和组合问题，解决区域结构优化问题。目前国家的宏观产业政策比较明确，并且积累了制定宏观产业政策的丰富经验，但区域产业政策还不太明确，更没有达到可操作的程度，因而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积累这方面的资料和经验，将宏观产业政策具体化为区域产业政策。

　　第一，抓好宏观经济协调，树立全局发展“一盘棋”的观念，统筹安排区域发展规划，并且抓好落实。应当加强对区域产业发展方向的引导布局，一是要合理界定“热门”行业的发展规模，对其设立必要的准入制度；二是要合理安排筹划区域产业布局，根据各地条件，对于不同行业的发展与布局实行差别性待遇，引导其自动流转；三是督导各地在选择主导产业时做好充分的论证，严格防止政绩导向和盲目上马；四是认真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结构调整方向确定本地区的发展规划，对于不符合本地在全国产业布局中功能定位的方面要及时订正。

　　第二，通过市场纽带的连接，建立形式多样的联合和合作，打造经济协作区，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应当加强区域经济协作，密切区域经济联系，打破“以邻为壑”的区域经济界限，消除区际经济往来中的限制性因素。促进人流、物流、信息流的合理有序流动，使区域市场不断优化和扩展。以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作为区域市场发展的总参照，发挥各自优势以及相互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彻底打破地区经济分割，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发展。

　　第三，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推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消除区域产业趋同的出路在于通过完善市场机制的作用渠道，形成化解产业趋同成因的自动调节体系：一方面，通过市场体系的调节，实现物尽其用、货畅其流，促进各种生产要素良性流动，使各地优势充分发挥，以免使其在同质化发展的单一道路上恶性竞争，造成资源浪费；另一方面，盘活国有资产，充分发挥金融市场的作用，通过优胜劣汰的市场筛选，促进区域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形成行业和企业的各自合理规模，经由市场之手优化区域产业结构。

　　第四，适时改进政府的宏观管理方式。一方面，要进一步实行政企分开，将专业化的管理任务尽量交给专业化水平高的社会组织运作；另一方面，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发挥好政府对区域产业的组织协调作用，真正发挥好政府部门的经济管理功能，即国家产业政策的目标导向功能、总量平衡及结构平衡功能、利益协调功能、秩序维护功能、社会保障功能等，通过有形之手的合理协调，使区域经济的运行更加合理有序，以尽量消除区域产业政策趋同的不利影响。

　　第五，区域产业政策不仅应包括一定区域需要发展的主导产业，而且包括保证该产业在这一区域发展的政策条件，如计划、立项、审批、许可、财政、税收、投资、信贷、利率、价格、外资、外汇、进出口等经济政策。也就是说，通过区域产业政策，对具有区域比较优势的产业给予优惠或支持，对不具区域比较优势的产业不予支持或加以限制。要使各地区的比较优势都具有绝对优势，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也失去绝对优势，把区域比较优势与区际绝对优势统一起来。

　　第六，通过区域产业政策确立合理的产业利益区域格局，构筑一种通向这种格局的利益轨道，使各产业在利益驱动下通过市场流向应该到达的优势区域，从而达到优化区域结构的目标，避免产业结构趋同。这种形式的市场不是自发的、盲目的，而是经过区域产业政策修正或规范的市场。有了明确的区域产业政策，地方政府就有了确定的产业发展方向，对地区经济的调控就有了可遵循的方针，鼓励什么、限制什么就清楚了；就可以创造区域主导产业发展的有利条件，造成一个产业倾斜的区域轨道系统，引导政府外的投资主体有序向自己的优势区域分流；处在各地的企业只要符合区域产业政策，就能得到

　　区域经济政策优惠，经营得好会获得发展的条件，优化的区域结构就可以逐步形成，区域产业趋同现象就可以避免。

　　作者：王征

　　第5篇：地方政府行为效用驱动的区域产业政策趋同现象探析

　　随着我国区域经济的蓬勃发展，区域产业结构相似系数也在不断上升，各地在经济发展规划中，往往选择相似的行业作为主导产业，区域产业政策趋同的迹象日益明显。从本意上讲，产业政策是政府对各类产业及其结构的布局与调整所采取的经济政策，其主旨在于弥补市场在产业发展方面的失灵。然而，在区域经济的现实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造成了区域之间的产业政策趋同，这对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和长远发展极为不利。

　　一、地方政府行为效用促使区域产业政策趋同的机理

　　通过考察地方政府选择主导产业而实行的相关激励政策与配套措施不难发现，所倾斜的产业和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往往具有以下特点：其一，重点扶持的企业或产业基本上都属于传统型的收益见效快、产值利税高、投资风险小的企业或产业。虽然在规划中也强调重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也给予了很多优惠政策，但常常是口惠而实不至。这是因为对于高新技术产业来说，初期投入大而早期收益小，投资风险系数大，还要提供标准较高的配套设施，需要付出较多的先期成本，不符合快出政绩的目标。其二，忽视资源条件和市场需求，一哄而上。某些地方政府盲目攀比，东施效颦。不顾当地的资源、环境条件，热衷于发展当地并不适合的产业，既抑制了适合当地发展的产业，也干扰了当地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破坏了产业发展的正常秩序和区域产业的合理布局。其三，政策手段单一雷同。区域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行原本属于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然而在现实中却由于受各地盲目效仿和执行操作失误的影响，屡屡出现简单化的倾向。各地地方政府由于急于求成，往往对其他地区已经成功的做法趋之若骛，却常常忽视了当地产业发展的具体环境。许多地方之所以会出现产业政策趋同，根源是为了壮大自身实力、增加利税收入以及取得政绩。然而，区域产业政策趋同的后果，却使社会整体产业布局雷同和资源浪费。

　　公共选择理论表明，作为一级利益主体的地方政府必然要追求其自身效用的最大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一方面要求进一步理清政府与市场的作用范围，一方面也推动着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分权改革。随着具有各自局部利益的地方政府权限的增大，其对于自身利益的诉求也将更加强烈。韦伯在《社会和经济组织理论》中指出，官员的行为目标是权力；尼斯坎南在《官僚与代议政府》中则认为，官员追求的是在其任期内获得最大化预算。通常认为，官员的效用函数包括薪酬、部门规模、社会声望、与职权有关的酬劳、权力和地位等要素；政府的效用范围包括经济预算、社会认可程度、供给公共物品中的额外收益，这些方面都能够强化政府的权力和地位。这里我们假设官员的行为能够如实地体现政府的意愿，假设各级地方政府在其管辖范围内行为具有一致性，政府得到的统一的效用范围包括：地方政府的预算、地方经济增长速度、地方政府从经济增长中的获益比例、地方政府供给的努力成本等方面，下面我们逐项地进行分析。

　　第一，地方政府预算的增加或减少无疑会最直接地影响地方政府效用的增减。尼斯坎南的垄断官僚经济理论提出了官僚机构必然谋求预算最大化。对于我国地方政府而言，预算外资金特别是行政事业性收费与预算外收入是一项重要的资金来源。同时随着国家对预算外收入的统计口径与管理方式的调整，预算外收入的范围将逐渐缩小，财政对预算外收入的控制逐渐加强并逐步纳入预算范围内，因此，从长期视角来看，政府掌控的资金大致等同于预算内收入。

　　第二，经济增长能够提供就业机会，带来更多可供使用的社会资源，有利于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能够进一步导致权力的扩张以及获得社会公众对政府的认可，可以增加地方政府的社会声誉，也能够减少地方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给和社会服务方面的支出，通过把蛋糕做大，进而使得地方政府的预算增加，这将能够从另一个角度满足政府的效用。所以，政府从经济增长中所获得的额外效用，是随经济增长率的提高而增长的。

　　第三，为了扩张自身预算，提供必要的社会公共物品，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地方政府必然需要付出一定的努力成本（尽管这些成本的投入从全社会整体的角度来看未必实现了最优化），边际成本递增规律在此处同样是适用的。

　　第四，现实中，无论是地方政府的预算、地方经济增长速度还是地方政府供给的努力成本，都受到地方政府辖区内的居民（包括个人与厂商）的影响，地方政府的效用大小依赖于其所吸引的辖区内居民数目。特别是在实行了分税制以后，中央和地方的税权得到了明确的限定，划分了各自的收益范围，目标旨在提高中央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也促进了财政方面的进一步分权。税种的划分收益，促使地方政府在制度内、预算内寻求经济来源，一方面能够扩大其预算额，增加可支配财力，一方面也能够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提高社会公众的满意度，增加自身的美誉度。

　　通常地方政府被认为适合于提供地方性公共物品和社会服务。早在1956年，蒂布特就提出了一个有关消费者从对地方性公共物品与社会服务的偏好出发，来选择所居住地理位置的理论模型。蒂布特认为，可以设想存在一个社会系统，消费者会在提供不同地方公共物品和社会服务组合的不同社区之间挑选，最终选择提供最符合其消费偏好的税收—支出组合方案的社区落脚居住。伴随着社会发展的日益城市化，消费者在地区间流动的障碍将会逐渐减少，公共物品与社会服务的产出和税收将越来越明显地影响某个地区对潜在消费者的吸引力，进而会影响地方财产的价值。分权制度的规范化将使得各地方政府在吸引和扩大财源方面具有体制内更多的自由度，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与厂商行为选择的余地加大也可能会导致地方政府之间更加激烈的经济竞争。

　　二、地方政府竞争加剧情形下的区域产业趋同

　　区域产业政策属于地方政府所能提供的一项重要公共品，区域性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政策的倾斜方向，对于吸引财源、培养财源和留住财源作用显著。更为重要的是，区域产业政策对于吸引企业落户当地起着尤为突出的作用。不言而喻，地方政府必然寻求其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其外延边界，即为容纳一定数量的人口所需要的资源数量，一旦其需求大于供给，就会因为资源的非正常短缺和竞争，导致地方政府效用的降低。就我国来说，目前除去少数一线特大型城市存在着向外扩张的真实需要，绝大多数二、三线城市还具有发展的空间。故而，利用区域产业政策吸引企业落户必然会成为各级地方政府的选项。

　　豪特林模型揭示出，在存在交通成本的情形下，商家将选址在位于各消费者居住地点的中间相邻地带，因为无论偏近任何一方，都将导致失去一部分顾客。该模型同样能够用来分析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行为，从短期眼光来看，厂商往往对其注册所在地较为熟悉和适应，因而存在着较大的跨区域搬迁转移成本。但是，一待发现有更加适合其发展的地方存在，搬迁收益大于其搬迁成本时，厂商的区位转移便能够得以实现。譬如有诸多逐渐做大的厂商就纷纷将其总部或生产基地外迁。政策上的优惠对企业的落户具有极强的吸引力。从长期角度看，厂商和个人居民会选择居住收益与居住成本性价比最佳的地方落户，像是国际上一些著名的避税港就是由此受到诸多厂商的垂爱。就此而言，为了留住现有的厂商并且吸引新的厂商落户本地，对于所处地理位置相对缺乏竞争力的地方政府而言，就需要提供更加优惠的措施，对亟需发展的行业在区域产业政策的某些方面加大扶持力度，以弥补自身在其他方面的不足。而在这种情形下，所处地理位置较佳地方政府也会相应提供更加优惠的政策，防止因政策方面的区域竞争导致厂商的流失。这里可以就此构建一个博弈分析框架。为便于分析，此处假定：

　　其一，有两个地区甲、乙，除政策条件之外，在其他某些方面（如地理位置）存在差异；其二，假使甲、乙两地区均不提供政策方面的优惠，那么两地政府获益均是0，因为两地厂商将按照正常的方式发展，可认为其增长率保持相同；其三，假如其中一处地方政府提供政策优惠，而另一处地方政府不提供政策优惠，那么厂商将趋于落户政策更加优惠的地区。由于因为一方面现有居民出现转移，另一方面有更多的新居民在政策优惠地产生，故而提供政策优惠处的地方政府获益是2，不提供政策优惠处的地方政府获益是-1；其四，如果两处地方政府均提供政策优惠，那么就会吸引更多的个人与厂商加大投资，使区域经济总量得以增加，此时两处地方政府获益均为1。该博弈的标准型表述列表如下：

　　表地方政府政策优惠博弈情况

　　通过对地方政府甲、乙就政策优惠提供方面选择不同对策的损益加以对比，能够得到一个唯一的纳什均衡，即：两处地方政府都提供政策优惠，在表中体现为（1，1）。只有此时各处地方政府的可能收益才能够实现最大化，这也是一个严格最优对策。

　　产业政策属于一种公共物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它是由中央政府统一制定的，地方政府无权做大的更改，只能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根据自身情况略加调整。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分权改革必然将更多的权力赋予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一般侧重于全局性的宏观调控，在中观、微观层次的区域产业政策制定与执行方面，地方政府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地方政府既可以通过对区域产业政策的掌握，突出区域产业发展重点，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而“造福一方”，谋取政绩，较容易地满足地方社会经济的需要，又能够间接地扩大预算，进而掌握更多的经济资源。地方政府在制定和执行区域产业政策的过程中，通过提供不同程度的优惠条件相互竞争，厂商把地方政府在区域产业政策方面提供的优惠作为进行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以地方支柱产业的选择为例，确立支柱产业，实际上等同于发出某种信号，即当地政府将对该产业的发展给予极大的优惠，支柱产业的发展必将会带动整体产业的发展，而地方政府对于区域产业政策的运用，说到底是力图通过地方产业发展乃至整体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成果谋求自身效用最大化。

　　三、区域产业政策趋同的影响分析

　　地方政府对于其自身利益的诉求，可能会在与中央政府分权的过程当中被放大，区域产业政策趋同这一经济现象体现了地方政府之间在产业发展方面的激烈竞争，它反过来又会反作用于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区域产业政策趋同产生的不利后果是不言而喻的，譬如，区域产业政策趋同将使得地区间产业链难以产生互补效应，不利于区域之间彼此发挥分工合作的优势，区域经济发展整体性的割裂造成了区域之间产业发展重复建设，恶性竞争，对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和长远发展极为不利，不利于实现全国经济发展“一盘棋”战略。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现实生活中也的确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倘若地方政府过分地注重自身预算的扩张，那么就很可能会破坏地方经济资源的优化组合。同时也应当看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产业政策的趋同及其所导致的重复建设是一种难以避免的经济现象，应当看到其内在的运作机理与计划经济条件下具有本质的不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自主选择能力的厂商特别是民营厂商，其行为动机是利润最大化准则，从微观层面上来说，他们作为理性的经济主体，会充分运用一切现有的经济资源，高效率地组织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从而达到自身收益最大化的目的，客观上有利于合理有效地配置经济资源，这是厂商权衡利弊得失，计算期望成本收益之比以后做出的自然选择。倘若厂商决策不受外界因素尤其是政府行为的干预，则其投资决策一般都是符合市场规律的，同时，其做出的决策还会在“市场纠错”过程中得到判别、检验和修正。另外还应当看到，有时重复建设也是促进竞争与技术进步的必要代价。

　　产业政策属于政府干预经济运行的一种政策手段，它可能存在着人为因素的干扰，“看得见的手”最有可能会遭到主观性的滥用或者不当运用。在制定和实施区域产业政策的过程中，尤其是在拟定局部优惠措施的时候，倘若这种优惠措施的制定是源于厂商或某些利益团体的寻租行为，而不是真正出于有利于地方经济长远发展的考量，那么它不仅有违于社会公正，还将会造成社会福利的无谓损失。这样的区域产业政策趋同不仅会造成恶性竞争与重复建设，更会扼杀其他厂商的投资热情。如果地方政府不顾客观经济规律，仅仅出于对政绩和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制定区域产业政策，那么这种区域产业政策不论是与其他地方趋同还是另外标新立异，都不会取得好的结果。各地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一再证明，区域产业政策的合理运作、区域经济的良性运行，都离不开地方政府完善的制度建设和执政水平的提高。总之，区域产业政策不管趋同与否，其制定与执行都必须建立在客观、公正、合理、有效的基础之上。

　　从总体上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业政策趋同，属于市场竞争机制发展导致的必然结局，它不等同于计划经济时代在中央政府统一指挥下，各地经济“大而全，小而全”的政策选择，而是在各级地方政府有充分自主权的基础上，追求其自身利益的必然结果。如果排除掉过分追求政绩和寻租的动机，这种选择也是符合各地真实的经济利益的。倘若地方政府能够从提高地方经济增长速度和增加供给的长远利益入手，立足于提供更多优质的公共物品和社会服务，降低纳税人的成本，推动当地整体经济健康良性的协调发展，那就无可非议。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属于一种体制内的竞争，区域产业政策作为整体经济制度的一部分成为竞争的要素。区域产业政策的趋同体现了对整体经济制度的认同。应当看到，区域产业政策的趋同并不意味着区域产业政策细节的完全一致，也不等同于具体执行过程中的完全复制，现实中往往有些地方制定了产业政策之后却得不到有效实行，或者是在执行过程当中走板走样。这些问题的产生根源在于现有分权体制还不够明朗，地方政府的责、权、利尚不够明确，其预算硬约束也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解决的出路在于要进一步加大分权改革的力度，不断完善市场机制的作用渠道。只要有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即使趋同也能够促进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反作用于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对区域经济和国家社会经济的协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四、区域产业政策趋同的化解方略

　　区域产业政策趋同导致的消极后果有目共睹，但它属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的必然结果与必经阶段。因此，不必为各地不约而同地选择相同或相近的区域产业政策、确立相似度较高的主导产业、支柱产业而过分担心。无庸讳言，区域产业政策的趋同可能会造成某些消极影响，化解问题的办法应当靠提高宏观调控水平，更重要的还在于要推进制度创新，强化地方政府的责、权、利边界，引导地方政府在区域产业政策的细节上和执行过程中体现差异性。如果效用函数设计得当，地方政府就会更多地寻求当地产业政策的特色，资本的逐利性也将促使厂商寻求最适当的区域经济资源优化配置方式。

　　第一，抓好宏观经济协调，树立全局发展一盘棋的观念，统筹安排区域发展规划，并且抓好落实。应当加强对区域产业发展方向的引导布局，一是要合理界定“热门”行业的发展规模，对其设立必要的准入门槛制度；二是要合理安排筹划区域产业布局，根据各地条件，对于不同行业的发展与布局实行差别性待遇，引导产业在不同区域自动流转；三是督导各地在选择主导产业时做好充分的论证，严格防止政绩导向和盲目上马；四是认真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结构调整方向确定本地区的发展规划，对于不符合本地在全国产业布局中功能定位的方面要及时加以订正。

　　第二，通过市场纽带的联接，建立形式多样的联合和合作，打造经济协作区，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应当加强区域经济协作，密切区域经济联系，打破“以邻为壑”的区域经济界限，消除区际经济合作中的限制性因素。促进人流、物流、信息流的合理有序流动，使区域市场不断得以优化和扩展。以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作为区域市场发展的总参照。发挥各自优势以及相互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彻底打破地区经济分割，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向前发展。

　　第三，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推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消除区域产业趋同的出路在于通过完善市场机制的作用，形成化解产业趋同成因的自动调节体系：一方面，通过市场体系的调节，实现物尽其用、货畅其流，促进各种生产要素良性流动，使各地优势充分发挥，以免使其在同质化发展的单一道路上恶性竞争，造成资源浪费；另一方面，盘活国有资产，充分发挥金融市场的作用，通过优胜劣汰的市场筛选，促进区域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形成行业和企业的各自合理规模，经由市场之手优化区域产业结构。

　　第四，适时改进政府的宏观管理方式。一方面，要进一步实行政企分开，将专业化的管理任务尽量交给专业化水平高的社会组织去运作；另一方面，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发挥好政府对区域产业的组织协调作用，真正发挥好政府部门的经济管理功能，即国家产业政策的目标导向功能、总量平衡及结构平衡功能、利益协调功能、秩序维护功能、社会保障功能等，通过有形之手的合理协调，使区域经济的运行更加合理有序，以尽量消除区域产业政策趋同的不利影响。

　　作者：王征

　　第6篇：高职顶岗实习对接区域产业政策评价

　　“工学结合、校企合作”是国务院大力发展高职教育的主要模式，毕业实习则是“工学结合、校企合作”教育模式的主要手段。就当前高职学生毕业实习的基本形态而言，大致可以分为分散实习、集中实习、顶岗实习三种，顶岗实习在其中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本文以江苏省泰州市为例，探讨对接区域产业政策的高职顶岗实习效果。

　　一、对接区域产业政策的高职顶岗实习价值分析

　　（一）发展就业素质。高职教育以培养高素质职业人才为主要目标，专业技能则是衡量高职教育效果的重要指标，除此之外，职业定向、交往能力等也是学生就业素质中所不可或缺的内容。对接区域产业政策的高职顶岗实习对学生就业素质的发展有着相当积极的作用。首先，顶岗实习为学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学生能够将课堂学习中所获得的专业理论知识与现实工作中的具体要求深度融合起来，深化学生理论知识理解的基础上，发展其实践技能；其次，顶岗实习不同于一般的课堂教学，学生置身于真实的企业环境，不仅需要具备基础的理论技能，还要与周边的同事交流合作，这对学生社会交往能力的发展也大有裨益；最后，对接区域产业政策视角下的高职顶岗实习相比普通的顶岗实习而言，更具针对性，就以泰州市为例，生物医药与高性能医疗器械等产业是学生就业的主要方向。

　　（二）提升企业活力。顶岗实习是“工学结合、校企合作”教育模式的重要手段，不仅对高职学生的成长、发展有着相当积极的作用，对企业而言，也有着非常显著的效果，是提升企业活力的有效手段。生物医药产业是泰州市的主导产业之一，扬子江药业集团则是泰州生物医药业的翘楚，同时也是全国生物医药业的重要力量。高职学生虽然动手技能相对薄弱，但朝气蓬勃，且思维相当活跃，这对企业而言无疑是一筆宝贵的财富。不仅如此，高职学生的信息技术操作水平普遍高于一般员工，这对企业信息化建设的开展也大有裨益。因此，扬子江药业集团与泰州的高职学校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药学院是泰州职业技术学院的重要学院之一，扬子江药业集团每年为药学院提供了300余人的顶岗实习以及专业社会实践岗位，成为泰州职业技术学院制药技术类专业学生的主要实习基地，不少学生毕业后直接进入扬子江药业集团。

　　（三）优化产业结构。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国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同时也存在着很多结构性的问题，如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能耗高等。不同区域、不同城市在产业结构微观布局上或有不同，但紧扣国家发展要求、结合地区发展特色来优化产业结构则是各区域、各城市发展的必然路径。泰州作为沿江城市，同时也是我国海军诞生地，船舶产业一直是泰州的重点产业，同时由于扬子江药业集团的存在，泰州着力建设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为了更好地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泰州市委市政府2016年出台《关于实施差别化产业发展策略培育三大战略性主导产业的意见》，将生物医药与高性能医疗器械、高技术船舶与海工装备、节能与新能源三大产业作为战略性主要产业。对接区域产业政策的高职顶岗实习要求高校在安排实习生的时候从区域经济发展的具体产业政策出发，这对产业结构的优化有着很好的作用。

　　二、对接区域产业政策的高职顶岗实习现状

　　顶岗实习最早出现于2006年，是河北师范大学开创的新型模式，随后在全国范围内流行开来，并成为国务院重点推广的高职教育实习模式。对接区域产业政策的高职顶岗实习则着眼于区域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对顶岗实习效能的发挥有着相当积极的作用。泰州市作为长三角重要城市之一，有着明确的产业发展目标与政策导向，对接区域产业政策的高职顶岗实习在泰州各高职学校已经施行了一段时间，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比如，各高职院校在安排学生顶岗实习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产业政策接轨意识，偏向于安排学生进入市委市政府重点扶持的三大产业。当然，对接区域产业政策的高职顶岗实习中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

　　（一）职业缺口严重。顶岗实习以“岗位”为关键，地方企业所能提供的岗位数量决定了学生顶岗实习的最终效果，而地方企业所能提供的岗位数量又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有着重要关联。泰州市经济总量居江苏中下，所能提供的实习岗位较为有限，这对泰州职业技术学院、泰州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等高职学院而言，无疑是较为不利的。对接区域产业政策的高职顶岗实习与普通的顶岗实习还有所不同，它需要将高职学生的实习工作和区域产业政策密切结合起来，具体而言，生物制药、船舶工程以及清洁能源等领域是实习的主要方向，这又主动删选了一些就业岗位，比如能耗高的传统产业。此外，顶岗实习对学生的个人素质与专业技能有着较高的要求，而学生往往又难以达到这些要求，一些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出于运营成本的考虑，不愿接纳顶岗实习生，也加剧了职业缺口的情形。

　　（二）培养目标淡化。国务院以顶岗实习作为大力发展高职教育的重要手段，并明确指出“第3年到专业相应对口的指定企业，带薪实习12个月”，也就是说，在实习环节中需要“依人定岗”，根据学生所学专业技能分配到相应的岗位，比如高职学生的专业为应用电子技术，那么在岗位的选择中就应该以电子产品技术开发、电子应用系统工程的辅助设计为主，如此才能实现高职专业的培养目标。然而，在实际的顶岗实习流程中，却存在着培养目标淡化的情形，这主要和实习单位的岗位需求与高职学校特定专业学生的培养目标不一致有关，而实习岗位的“紧俏性”又决定了实习单位居主导地位，因而在顶岗实习中更多的是“依岗设人”。不仅如此，对接产业政策的高职顶岗实习需要高职学校从地区产业政策出发选择实习单位，就以泰州市的节能与新能源产业，无论是光伏发电、新能源汽车都有着较高的技术要求，实习生未必能达到要求。因此，很多企业多让实习生从事一些“无关紧要”的工作，未能实现培养目标。

　　（三）合作层次低下。高职顶岗实习是高职学院与地方企业合作，共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有效教育模式，高职学校与地方企业的合作层次直接决定了其在地方经济发展与转型中的角色与作用。目前，泰州市的主要高职学校如职业技术学院、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等已经意识到从产业政策出发，与特定产业、企业开展合作的重要性，但在合作中却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层次低下的问题，弱化了顶岗实习的最终效果。比如，顶岗实习对高职学生的就业能力有着较高的要求，在顶岗实习之前，高职院校相关学院、专业有必要根据学生的实习单位做好相应的岗前培训。不过，在现实的顶岗实习中，高职院校对岗前培训的重要性认知有所不足，多流于形式。又如，顶岗实习不仅仅是学校与企业合作的一种形式，更是一个平台，为高职院校与相关企业的深层次交流提供了便捷的渠道，然而，其作用机制并未得到有效发挥。

　　（四）管理机制欠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顶岗实习作为高职院校学生培养的最后一环，必须依托于完备的管理机制，才能实现预期的教学目标。此处的管理机制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学校对顶岗实习此一教育环节的管理，比如顶岗实习合作对象的选择、顶岗实习时间的安排等；二是学校对顶岗实习中学生的管理。然而，就目前对接产业政策的泰州高职学生顶岗实习现状而言，相关学校在此两点内容的管理上都有所欠缺。首先，就教育环节管理而言，尽管泰州职业技术学院等高职学校都有相对规定的合作单位，但在合作环节中随意性比较强，很多实习基地有名无实，不少学生的顶岗实习有沦于形式之虞；其次，就学生管理而言，顶岗实习虽然在企业内完成，但学生的身份仍未改变，一些学校未能将顶岗实习视作教学阶段的延续，忽略了学生顶岗实习阶段的技能指导、生活服务等，也忽略了学生顶岗实习过程的考核和管理。

　　三、完善对接区域产业政策高职顶岗实习的策略

　　（一）创设良好环境。高职顶岗实习的顺利开展，尤其是对接区域产业政策高职顶岗实习的顺利开展，离不开良好的实习环境，当前泰州市存在的有效實习岗位不足，企业参与热情不高就和环境的欠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对此，泰州市政府需要发挥好中间人的角色，一方面泰州市政府需要从当前企业提供实习岗位意愿不高的角度出发，在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从项目立项、税收等多个角度制定具体的经济政策，引导本地重点产业接纳高职学校顶岗实习生；另一方面政府要调整思路，做好中间人角色的基础上，集中资源构建区域性实习实训基地，实训基地兼具教育与生产双重属性，全面拓展实习岗位，化解岗位不足的难题。

　　（二）突出培养目标。学用结合是毕业实习的根本目标，高职学生在学校内学习到的多为理论知识，顶岗实习就是让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工作中，从而提升学生的工作素养与就业能力。目前，顶岗实习中存在着“依岗设人”的局面，既使得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的内容“无用武之地”，也无助于提升学生的就业素养。对此，高校在安排学生开展顶岗实习时，需要在条件允可的范围内尽可能做到“依人设岗”，选择与学生专业契合或接近的工作岗位。当然，高职院校与地方企业都需要从泰州市当前的产业政策出发，根据产业调整的大方向，调整优化岗位工作内容，使学生岗位与产业政策对接，这既符合当前构建适应区域产业发展的高职顶岗实习模式的一般要求，对学生就业面的拓展也益处多多。

　　（三）提升合作层次。顶岗实习归根到底是高职院校与地方企业之间的合作，对接区域产业政策的顶岗实习则融入了区域经济发展与优化的内容，高职学校与地方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或者说合作层次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合作的最终效能，对区域产业政策目标能否实现也有着重要关联。对此，泰州市高职学校与企业需要在现有合作的基础上，从以下几点出发提升合作层次：首先，高职院校与企业建立良好的人才交换机制，高职院校派教师进驻企业作为技术顾问，而企业则向高职院校派遣经验丰富的老员工帮助学生开展岗前培训；其次，高职院校与企业需要经常性地开展除顶岗实习以外的其他合作活动，比如共同编写教材等。

　　（四）完善实习管理。顶岗实习作为高职人才培养环节的最后阶段，同时也是最为重要的阶段，完善顶岗实习的管理，既是优化高职教育效果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地方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对此，高职学校需要从当前高职顶岗实习管理中存在的一般问题出发，构建好完善的管理机制。比如，高职学校需要根据顶岗实习工作的实际需要，设计相应的管理小组，综合协调顶岗实习可能涉及的各个学校部门，提高管理效率。又如，为了提升顶岗实习在学生培养中的实效性，学校需要在学生较为集中的企业派遣驻企老师，监督管理学生的实习工作，定期考核。

　　作者：展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