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妆消费中有许多富有象征符号意义的物品，这些物品自身就是由许多象征符号组成的意义集合体，而且它们被消费的原因不在于满足实用和生存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它传递着一种文化信号。中国传统嫁妆中具有象征意义的要素主要有三个：首先是与床上生活相关的用品，其中隐含的象征意义即新娘能否生育孩子，嫁妆中的这一部分带有祈祷、祝愿的寓意。其次是嫁妆中与家务劳动有关的用品，也是中国妇女嫁妆中恒久性组成部分，这部分嫁妆似乎象征着新娘在新家庭中的职责，即主持家务。最后是与孩子有关的用品，因为养育孩子在传统的社会期望中主要是妇女的天职。但每个城镇对于嫁妆消费都有其各自的特点，体现了明显的地方色彩。 
　　一、以佛山城镇居民嫁妆消费为例探讨我国城镇嫁妆消费状况 
　　（一）佛山城镇的特色嫁妆 
　　在嫁妆中，除了名贵的珠宝金饰外，还有许多象征好兆头的东西。其中有子孙桶：佛山城镇地区常以痰孟作为子孙桶，相传因为旧时妇女分娩，都是把孩子生在马桶里的，所以结婚时嫁妆中加入子孙桶是象征着一种生育文化，希望女儿嫁到夫家后可以为其开枝散叶，儿孙满堂，将血脉延续。另外娘家还会在子孙桶中放入枣子（早）、花生（生）、桂圆干（贵）、莲子（子）取谐音意思，期盼“早得贵子”；长生果（带壳花生，节数越多越好），寓意长生不老和多子多福，；以及桂圆，荔枝，百合，莲子等干果，寓意百年好合等等一系列代表吉利的物品。在这种典型嫁妆中体现出娘家对于女儿的生育期待，希望女儿进入婆家后能履行生育职责。 
　　还有鞋寓意同偕到老，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最能体现“白头偕老”这一观念的大都是语言符号。当看到“鞋”，并读出“xié”这个字音时，由于“xié”与“偕”的声音相谐，这时，鞋失去了它原有的含义与功能，转而做了潜在的民俗含义的替代物，把原有的声音形象隐去，显示出“同偕到老”的意义。这便构成了一个言语的民俗符号。 
　　另外象征性嫁妆中还有花瓶，代表花开富贵，新家庭不愁吃穿，荣华富贵；银包皮，带有腰缠万贯之意；剪刀，指蝴蝶双飞，寓意夫妻两人恩爱一生；龙凤被、床单及枕头一对，祝福新人恩爱缠绵；片糖，比喻甜蜜幸福；龙凤碗筷作衣食碗筷有丰衣足食之意等。 
　　（二）佛山城镇 “迎”“送”嫁妆仪式 
　　女家最迟需于大婚前一天把嫁妆送到男家。以往，佛山人喜用樟木拢送嫁妆，取其坚固耐用之意。送嫁妆可分为“送妆”与“迎妆”。“送妆”是女家将嫁妆往男家送，有些富人家庭会在嫁妆上贴上“×府送奁”或“×府双喜”字样，以显示娘家财力雄厚。佛山城镇地区习惯将所有妆奁一一用紅绳拴牢以图吉利。除抬妆的人外，女家会请几位亲友跟随照料，人数愈多代表女方家底愈厚，有的家庭还会备有一份《奁仪录》，上面将所有陪嫁之物一一列录，以示慎重，丝毫也不怕繁琐。嫁妆抬到男家后，男家会请亲朋好友出来迎接，这叫“迎妆”，示意欢迎新娘嫁入婆家，大方接纳新娘，寓意今后婆家娘家两家和谐相处。另外“迎”“送”嫁妆都十分讲究时辰，佛山人通常都会算过良辰吉时才会安排迎”“送”嫁妆。 
　　（三）佛山城镇居民嫁妆消费发展变迁 
　　中国传统家庭理财观念是“节俭”。“俭”是家庭消费的基本价值规范，要求在家庭消费中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奢侈，讲求适度消费，节俭持家。四五十年代的佛山家庭都并不看重新娘结婚时的嫁妆消费，几乎是没有为嫁妆而认真消费，都是赠与新娘一些生活实用品，家庭比较困难的连嫁妆也不购置。出现这样的情况，首先是受到环境资源的限制，其次是男女双方家庭并不看重嫁妆随嫁这个习俗。 
　　六七十年代，嫁妆消费还是固定在实物的消费，在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传统的婚姻习俗遭到了进一步的消灭，嫁妆中具有封建象征意义的用品受到禁止和摧残。当时的嫁妆为“四个一工程”：一张双人床、一个热水瓶、一个脸盆、一个痰盂。或“三转一响”：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尽管经过一场极端的反传统文化运动，但传统的消费价值观却是一直根深蒂固在人们的身上。 
　　21世纪开始，嫁妆消费的对方范围大大扩大，不再局限于生活用品，也有金钱甚至房屋。由于21世纪有更多新婚的女性都是80年代的独生女，对于家中独女的婚姻，父母尤其重视和大方，大笔购置嫁妆成为父母对女儿转移财产的一个途径。除了出现嫁妆内容向多元化发展外，嫁妆消费更加趋于理性。 
　　二、嫁妆消费状况的社会学理论分析 
　　（一）消费规范文化 
　　嫁妆消费观点建立在于集体意识之上，而这种集体意识是产生于社会成员之间，被普遍社会成员所认同。而且嫁妆这种被社会成员所一致理解并共同拥有的行为是通过行为符号来表现这种习俗。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认为，人的行动系统是受价值和规范系统决定的。正式这种价值和规范系统支配和调节着我们的行为方式。嫁妆消费行为的符号表达受到某种符号规则和编码的支配和制约，也就是说，受到社会的价值规范系统的支配和制约。这种受价值规范支配的，显示某种主题际性的社会意义的行为方式，可以称为规范性文化。它既是某种集体意识的表达符号，又受隐藏在背后的某种价值规范系统的支配。不难发现，其实嫁妆消费这种消费习俗其实是一种规范性文化，受到价值体系规范的约束。 
　　嫁妆消费习俗作为规范文化存在，它并非一种纯理的个体行为，而是受到社会的价值规范制约和支配的行为，传统的观念和社会性决定了嫁妆消费行为的规范性。嫁妆消费的基本消费单位是新娘或新郎的父母家庭，而嫁妆消费在传统结婚习俗的大环境下，注定在一方面受到家庭收入的影响也会受到传统规范和价值支配影响。这种消费规范和价值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每个家庭成员都要遵守的价值规范。二是调节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消费价值规范。三是家庭理财规范。

       第二种，家庭成员之间消费关系的价值规范分析嫁妆消费。首先，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调节夫妻之间消费关系的价值规范有“男主外，女主内”。也就是说，男人外出劳作，或种地，或赚钱，以养家糊口。男人在消费关系的分工中，承担了获取消费资源的重任。而女人则在消费关系分工中，承担了照料家庭、提供消费服务的角色，即洗衣、做饭、带孩子等。这种传统的家庭成员之间的消费关系价值观在嫁妆消费中体现为中国传统嫁妆具有的特有象征意义。在中国妇女嫁妆恒久的组成部分就是与家务劳动有关的用品，这部分的嫁妆象征着新娘在新家庭中的职责，即主持家庭。还有与孩子有关的用品，佛山嫁妆中最有代表性的“子孙桶”充分显示出养育孩子在社会期望中主要是妇女的天职。佛山传统嫁妆中的这两点特色都与妇女在家庭生活中所承担的职能有关。1949年解放后，随着妇女政策的改变以及工业化发展而来的越来越多佛山妇女参加了工作，许多佛山妇女进入了传统的佛山制造业工作，例如纺织厂，无线电厂和毛巾厂等等。家庭的夫妻担当的角色也与以前有所不同，妇女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传统观念的顽强性，妇女以主持家中事务为主的观念还是保存了下来，现代女性依然是家庭消费服务的主要承担者，这正是传统消费关系分工中分配给女人的“消费服务”角色的某种延续。另外，佛山嫁妆物品的本身和样式都与以前不太相同表现出新时代的现代性，但是在其象征妇女在家庭关系中承担消费服务的寓意基本上是没有变的。 
　　（二）符号消费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或匮乏经济条件下，嫁妆消费受物质匮乏的限制，又受到规范和价值的制约，嫁妆消费的表现空间非常有限，受此影响，嫁妆消费创意也发展得比较缓慢。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丰富多样，人们拥有的资金也大幅度提高，嫁妆消费的发展可能性和空间也夸大了，最终促使嫁妆消费的表现性也大大增强了。 
　　嫁妆消费中有很大一部分消费品都是兆头好的物品，这些物品在嫁妆不再体现出其实用性，体现的仅仅是它的符号意义，换句话说，嫁妆消费其实就是消费嫁妆的符号意义。佛山人通过消费这类物品将其社会化，将“子孙桶”“鞋”等象征符号所代表的价值观念纳入自己的观念体系中，予以保留和接受。嫁妆消费者借嫁妆消费符号象征功能表达了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希望通过嫁妆传递自己家庭对于新娘的祝愿和提醒新娘嫁入婆家之后的责任——生儿育女和承担家务工作。嫁妆消费过程是消费者多种感觉的集合，在消费过程中，消费者注重体验嫁妆的情感（祝愿新人新婚快乐等）、想象（凭借物品的外形，典故，发音等延伸物品的价值）方面，注重嫁妆的象征意义以及审美标准，以寻求精神上的刺激和满足。由此可见，嫁妆消费非常注重消费者的主观感受，在具体的消费过程中，消费者的精力不再局限于产品本身，而是注重消费的体验过程，确定整个消费过程是幸福的，愉快的。刺激消费者热衷消费并不是由商品的物理属性决定，而是实体物品迸发出的精神层面的价值。消费者不再将消费性物品视为纯粹的物品，而是将其视为具有象征意义的物品，消费也不再是纯粹的经济行为，而是转化为在某种符码之下，以差异化的符码作为媒介所进行的文化行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文化纳入了生产，消费者也超越了经济人，而成为一个自由表现的人，消费者通过对嫁妆物品中的符号元素进行选择和组合，表达了自己在婚嫁中这种特殊场合里的消费含义。 
　　（三）文化变迁 
　　中国传统婚姻文化中，女性肩负着生儿育女的生育职责和照料家庭的家庭职责，这是几千年来女性在家庭中的固定角色主旋律。建立男女婚姻关系是为了繁衍后代的观念在人们意识内根深蒂固。这种婚姻观念在社会中代代相传。嫁妆文化同时并不是完全外在于社会的，它是由人的行为、事件构成的，受到社会发展的影响。这些嫁妆所具有的象征符号都在现代发生了改变，文化的发展和变迁随着人们生活所需要的方向发展得，当原有的文化形式不能满足现有人们的需求时，文化随即会发生变迁，向社会发展方向发展，以满足人们的现有生活需求。 
　　佛山城镇居民由于受到很深刻的港澳地区西化思想的影响，在嫁妆上面的消费发展更加趋向实用与传统结合，追求传统与现代的平衡，例如，现在的嫁妆中常见龙凤碗筷寓意丰衣足食，“龙凤碗筷”不采用真金龙凤碗筷，用红色陶瓷碗筷取而代之，“丰衣”则用一封利是代替72套新衣服；还有传统盛放嫁妆的樟木栊已经很少家庭采用，以红色旅行箱作为代替等。由于嫁妆消费中有很多象征式消费都不具备很强的实用性，所以现代很多佛山城镇家庭将嫁妆简化取好兆头即可，不完全按照传统要求去购置，这样更加符合生活实际。这与长久以来讲究吉祥如意的民族心理取向是一致的，但根据实际现实对其进行了改变，使其更能满足生活需要。 
　　佛山现代城镇家庭观念很多都不遵循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现代家庭更加讲究自我需求，脱离了传统观念的束缚，新娘在新家庭中并不一定必须履行生育和照料家庭的责任，女性在现代家庭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和选择权。现在许多家庭都抛弃了传统的嫁妆要求，取而代之给女儿资金，让女儿自己支配不再拘泥于传统文化，更加追求“经济性”。个体观念意识的转变会促使嫁妆文化变迁，嫁妆消费作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城镇经济相对于农村发展比较快，在城镇生活的各个方面观念也逐渐趋向于市场化和现代化，人们在城镇中的生活需求也改变得比较快，嫁妆消费也因此与传统嫁妆消费越来越不同。 
　　嫁妆消费延续着传统文化，在消费内容和方式上面保留了传统文化的精粹，是城镇发展中文化变迁的重要印记。嫁妆消费从社会侧面反应出社会的变迁，随着时代变迁，逐渐添加时代发展的新元素，但也保留了傳统文化的古人对于新婚夫妻新家庭成立的美好祝福。是社会文化考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王宁.消费社会学[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1：187-202 
　　[2]王贺峰.中国情境下炫耀性消费行为的符号意义建构与实证研究[D].吉林大学，2011. 
　　[3]彭华民.消费社会学[M].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185-200 
　　[4]刁统菊.嫁妆与聘礼：一个学术史的简单回顾[J].山东大学学报，2007（2）. 
　　[5]阎云翔.礼物的流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73-184 
　　[6]高薇薇.合肥地区嫁妆文化变迁研究[D].安徽大学，2010. 
　　[7]姚欣荣.当代中国妇女嫁妆的变迁[M].妇女研究论丛，1992（2）：96-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