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切换的门槛效应检验

发布时间：2024-03-01 11:21

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切换的门槛效应检验

——基于2001—2022年八大区域数据的实证

庞磊1，陈晓磊2

摘要：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切换是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关键环节。文章运用Heckman两步法，聚焦研究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切换问题。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经历了由“低技能劳动+生产资本”向“高技能劳动+研发资本”切换的阶段；东部沿海和北部沿海地区处于“高技能劳动+研发资本”驱动状态，西北地区尚处于“低技能劳动+生产资本”驱动状态；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在2001—2010年多为“低技能劳动+生产资本”驱动状态，2011—2015年多为“高技能劳动+生产资本”驱动，2016—2022年东部沿海和北部沿海地区率先切换为“高技能劳动+研发资本”驱动状态；此外，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切换存在研发资本的“双门槛”和高技能劳动的“高门槛”效应。

关键词：经济增长动力；研发投入；技术创新；高技能劳动

一、引言

目前，我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2022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确定为经济发展的重点，同时，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坚持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推动经济质量、效率和动力变革，开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实现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然而，我国经济增长面临“两头在外，中间在内”的中低端锁定格局［1］，经济增长仍以大规模、高能耗与高污染制造业为主，缺乏高新技术支撑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经济增长动力存在惯性，结构调整、迭代与优化需要内力与外力相结合，高技能劳动是经济增长的内力，研发资本投入是经济增长的外力，高技能劳动与研发资本投入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核心驱动力。政府政策、行业规划和企业选择是经济增长动力切换的催化剂，能够加速经济增长动力切换与经济增长动能转变。因此，中国经济增长方式需要转变，经济增长动力亟须切换，实现由低技能劳动与资本投入驱动向高技能劳动与研发投入驱动转变，由要素投入型旧动能向创新驱动型新动能转变，由高速度、低质量增长向中高速度、高质量增长转变，构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实现高技能劳动与研发资本同频联动、双轮驱动经济高质量增长。此外，以往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劳动和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或控制其中一个因素，研究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如控制资本变量，研究劳动（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而将劳动细分为低技能劳动和高技能劳动、资本细分为生产资本和研发资本，将其纳入统一框架分析经济增长动力切换问题尚不多见。本文从劳动和资本生产要素分解的角度研究中国经济增长动力问题，旨在探寻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为我国实现经济增长动力切换、动能转变、经济高质量增长提出切实有效的实现机制与具体路径。

二、文献述评

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切换一直是理论研究关注的重点问题，同时，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切换为“十四五”时期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发展方针。然而，中国经济增长面临层次低、创新弱、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亟须加强高水平人力资本与高质量研发创新建设［2］，转换经济增长新旧动能，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增长。学者们围绕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切换的发展逻辑、动力源泉、发展内涵和推进策略［3-4］等方面展开了研究，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切换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随着动力切换、动能转变逐步上升为国家战略，学者们对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切换问题进行了多维度的研究。一是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切换机理、实践路径和测度评价研究。学者们对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切换的机理、实践路径和测度评价进行了多维度诠释，包括国内国际双循环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重塑机制［5］，经济增长动力与科技创新的耦合互动机制［6］，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经济增长动力分解机制［7］，以及马克思主义视角下以公有制为主体、政府行为主导的经济增长动力演化机制［8］等多个方面的研究，提出了数字赋能、减轻税负、研发补贴与创新驱动、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域等诸多实践路径。此外，学者们围绕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测度与评价开展研究，采用的代表性方法包括扩展的卢卡斯内生增长模型［9］、非参数核算数据包络分析DEA法［10］、非竞争投入产出模型［11］、空间杜宾模型、空间滞后模型、空间误差模型［12］、随机森林模型［13］和随机前沿模型［14］等，试图从理论与实证的角度对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切换存在的问题、发展现状以及解决策略进行分析与探讨。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切换本质上要处理好要素投入与创新驱动关系问题，加大劳动、资本和土地要素供给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外在表现，高水平人力资本与企业技术创新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核心动力［15］。因此，构建高技能劳动与高水平研发资本投入同频联动、双轮驱动的共生系统是锻造我国价值链、产业链和创新链的具体措施，同时亦是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必要手段。二是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源泉的阶梯式演变问题研究。Solow（1956）［16］建立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不同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随后 Caves 等（1982）［17］、Dollar（1990）［18］、Jefferson 等（1992）［19］、张军等（2003）［20］国内外学者对经济增长动力问题展开了研究。同时，学者们对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源泉问题进行了阶梯式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研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劳动［21］、资本投入［22］以及技术进步［23］；20世纪90年代，研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资本深化［24］、技术改变［25］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整体提高［26］；进入21世纪，研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资本结构［27］、技术创新［28］、知识溢出［29］、人力资本提升［30］和营商环境改善［31］等因素。不同阶段，学者们认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存在差异性。新时代，学者们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基础上，扩展了劳动和资本的经济增长动力源泉，进一步将劳动细分为低技能劳动和高技能劳动，将资本作为外生变量，研究经济增长动力切换问题，深入比较了劳动、资本以及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同时，我国经济面临“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两头在外、中间在内”的困境，经济增长动力切换问题受到广泛关注，学者们普遍认为高技能劳动、高水平研发投入是经济增长动力切换的必由之路，是实现经济增速换挡、提质增效的必要条件。

然而，现有研究将劳动和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并未将低技能劳动、高技能劳动以及生产资本、研发资本等生产要素纳入同一框架进行深入讨论，细分资本为生产资本和研发资本，对比研究生产资本和研发资本的经济增长动力切换问题尚不多见。本文按照2×2的排列组合思想，将劳动和资本各自分为两个维度，聚焦研究低技能劳动、高技能劳动联合生产资本、研发资本的经济增长动力切换问题，补充已有文献的研究不足。同时，现有研究从经济利益和增长效率的角度探讨经济增长动力源泉问题，并未突破经济利益框架考虑经济增长动力切换问题。故本文结合经济增速换挡的现实背景，聚焦研究经济增长动力切换问题，推动经济增长动力持续转换，实现跨越式发展。此外，现有研究充分肯定了劳动和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本文进一步从实证角度系统性分析中国不同阶段、地区和行业层面经济内在驱动力切换问题，测度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切换的门槛效应，深入研究经济增长动力切换的内外部条件，回应当前的学术关切。基于上述文献分析，发现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切换问题亟待解决。据此，本文构建高技能劳动与高水平研发投入同频联动、双轮驱动协同创新体系，对实现产业动能实质转变、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切换理论分析

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切换的组合效应。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资本存量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其中，劳动投入包括低技能劳动投入和高技能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包括生产资本投入和研发资本投入。我国低技能劳动具有人口红利效应，高效率地推动了经济增长；高技能劳动具备人才红利效应，高质量地推动了经济增长［32］。同时，生产资本投入提升了资本存量的广度和深度，推动我国资本走向广化和深化［33］；而研发资本投入提升了技术进步水平［34］，有效地推动了经济增长。此外，经济增长初期粗放型的增长模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生产要素投入主要为低技能劳动和生产资本投入；随着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人才培养投入增加以及人均受教育水平逐步提升［35］，经济增长动力逐步切换为高技能劳动和生产资本投入，进一步提高了我国资本存量水平。同时，累积的资本存量提升了研发资本投入绝对数量和相对水平，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动力切换为高技能劳动和研发资本投入的双轮驱动模式。因此，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切换包括“低技能劳动+生产资本”“高技能劳动+生产资本“”高技能劳动+研发资本”三个阶段。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切换的门槛效应。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经济增长动力切换受到研发资本投入和高技能劳动投入双重生产要素的影响［36］。根据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研发资本投入和高技能劳动投入等生产要素带来的产出量增量最终递减，可以得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切换存在最优投入的门槛效应。其中，随着研发资本投入数量不断增加，研发资本生产要素经历投入不足、合理以及过剩三个阶段，致使经济增长第一阶段的平均产出和边际产出递增，第二阶段的平均产出和边际产出递减，第三阶段的边际产出为负，呈现上升加快、增速放缓、最大不变和绝对下降的先凹后凸函数过程，研发资本投入存在由低到高的“双门槛”效应。同时，我国高技能劳动投入建立在低技能劳动人口红利效应的基础上，高技能劳动投入迭代了原有低技能劳动投入的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37］，充分发挥人才红利对经济增长动力切换的影响，经济增长随着高技能劳动投入数量的增加而增加，达到最优投入数量后随之下降，高技能劳动投入存在单一的“高门槛”效应。因此，新时代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受到研发资本投入和高技能劳动投入双重生产要素的影响。

（二）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切换机制推演

科技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动力切换的关键，本文参照郑江淮等（2018）［38］经济增长动力测算方法，将其综合与拓展，对研发资本和生产资本投入引入模型进行推导。同时，假定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C-D）函数，则有：

Yt = ALαKβR KγP , 0 < α, β, γ < 1 （1）

其中：A为全要素生产率；L为劳动；KR为研发资本；KP 为生产资本。本文将资本分为研发资本和生产资本，旨在考察经济增长动力的切换机制，对数化处理后，则有：

lnY = lnA + αlnL+βlnK?+ylnKp,
0 < a,β, γ < 1 (2)
对上式进行如下变换:

则有：

经过上述分析，研究发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不仅来源于劳动贡献、研发资本投入贡献和生产资本投入贡献，还来源于三者的联合效应。同时，本文对式（1）两边同除以L，可以得出：

从上式推导发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劳动投入、研发资本和生产资本密集度以及不同时期资本异质性变化的函数。将式（4）和式（5）代入式（3），则有：

经济增长动力除了传统经济增长以及资本、劳动的贡献外，还来源于低技能劳动、高技能劳动、生产资本和研发资本的组合差异。据此，本文提出假设1和假设2。

H1：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来源于低技能劳动、高技能劳动、生产资本和研发资本投入，经济增长动力切换经历“低技能劳动+生产资本、高技能劳动+生产资本、高技能劳动+研发资本”三个阶段。

H2：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受研发资本和高技能劳动投入双重生产要素的影响，研发资本投入存在由低到高的“双门槛”效应，高技能劳动存在单一的“高门槛”效应。综上所述，本文利用流程图进一步阐释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切换阶段、动力支持以及动力源泉。

四、实证分析

为了检验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源泉、切换及其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本文实证测度不同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同时检验我国不同区域、不同时段低技能劳动、高技能劳动、生产资本和研发资本的组合效应。基于前述分析，本文建立如下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切换问题。

（一）模型设定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建立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模型，分析低技能劳动、高技能劳动、生产资本和研发资本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其中，中国经济增长参照张同斌和刘俸奇（2018）［39］的做法，采用实际GDP衡量，用AGDP表示；而增长动力采用低技能劳动、高技能劳动、生产资本和研发资本衡量，分别用LOW、HIGH、KPR和KRD表示；控制变量参照沈坤荣和金刚（2018）［40］、刘瑞翔等（2017）［41］以及蔡文龙（2015）［42］的做法，选取政府干预（GOV）、产业结构（INDU）、贸易开放度（TRA）、外资占比（FDI）以及营商环境（BUS）等指标。具体计量模型如下所示：

ln AGDPit = α + β1 ln LOWit + β2 ln HIGHit +β3 ln KPRit + β4 ln KRDit +βiControlit + εit

其中，Controlit 为一组控制变量，包括政府干预、产业结构、贸易开放度、外资占比以及营商环境。同时，为了考虑研发资本投入的门槛效应，本文引入研发资本的二次项、三次项和高技能劳动与研发资本的交互项来测度研发资本投入的门槛值，具体如下所示：

ln AGDPit = β0 + β1 ln LOWit + β2 ln HIGHit +β3 ln KPRit + β4 ln KRD2it +β5 ln KRD3it + βiControlit + εit

以及

ln AGDPit = α + β1 ln LOWit + β2 ln HIGHit +β3 ln KPRit + β4 ln KRDit +β5 ln HIGHit × ln KRDit +

βiControlit + εit

此外，基于样本不同时段、地区、行业以及所有制异质性角度，对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切换问题进行分组异质性回归分析，更为详细地探讨我国经济增长动力切换问题，旨在找出经济增长动力切换的实现机制和具体路径。

（二）数据说明与变量描述

1. 数据说明中国经济增长采用实际国内生产总值（AGDP）衡量。本文统计了 2001—2022 年我国 31 个省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同时，通过GDP平减指数（2001年为基期）对历年名义GDP进行平减，得到实际GDP变量作为经济增长的代表。此外，高技能劳动（HIGH）采用《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就业人数衡量；低技能劳动（LOW）采用年鉴中就业人数扣减高技能劳动人数衡量，其中，2015 年数据缺失，本文采用线性插值法将其填充；生产资本（KPR）采用永续盘存法测算的各省份固定资本存量衡量（δ = 0.05）；研发资本（KRD）以投入强度表示，数据来源于《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政府干预（GOV）、贸易开放度（TRA）、外资占比（FDI）分别采用财政支出、进出口总额、外商直接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衡量；产业结构（INDU）采用第二产业产值与第三产业产值之比衡量；营商环境（BUS）采用各省份营商环境指数衡量，缺失数据采用增长率迭代方式补充。

2.变量描述性统计为了分析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切换的门槛效应，探究低技能劳动、高技能劳动、生产资本和研发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本文给出上述计量模型中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以及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所列。基于描述性统计分析，本文研究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切换问题，通过对劳动推动、资本推动以及技术推动进行实证分析与检验，实证检验使用stata16.0

软件，旨在测度不同要素对我国经济增长动力切换的影响强度。

（三）实证分析结果

为了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切换问题，分别将低技能劳动（LOW）、高技能劳动（HIGH）、生产资本（KPR）、研发资本（KRD）及其二次项和交互项作为解释变量，实际经济增长（AGDP）作为被解释变量，控制政府干预（GOV）、产业结构（INDU）、贸易开放度（TRA）、外资占比（FDI）、营商环境（BUS）等因素，采用固定效应和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得到基准回归结果，见表2所列。

通过上述回归分析，可以得出劳动和资本对经济增长均有推动作用，总体来看，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大于劳动的推动作用；具体细分，低技能劳动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小于高技能劳动的推动作用，而生产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大于研发资本的推动作用。究其原因，本文认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长期依靠人力资本提升的“人口红利”效应，因此，低技能劳动与高技能劳动相比，低技能劳动推动作用小于高技能劳动推动作用。同时，我国经济增长长期依赖要素推动，在资本投入方面，生产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大于研发资本的推动作用。因此，从整体上看，我国目前经济增长依靠“高技能劳动+生产资本”同频联动、双轮驱动。此外，政府干预、产业结构、贸易开放度、外资占比、营商环境等因素均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推动作用，控制系列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之后，低技能劳动、高技能劳动、生产资本和研发资本对经济增长仍有推动作用，说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源泉来自低技能劳动、高技能劳动、生产资本和研发资本的不同组合。随着低技能劳动和高技能劳动、生产资本和研发资本投入增加，经济发展质量同步提高，H1得以验证。

此外，本文将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分区域进行实证研究，共分为东部沿海、北部沿海、南部沿海、长江中游、黄河中游、西南地区、东北地区以及西北地区等八个区域，具体回归结果见表3所列。

本文实证研究不同区域经济增长动力问题，可以发现，一是我国经济增长基本跨越低技能劳动和生产资本投入驱动阶段，普遍进入高技能劳动和生产资本投入驱动阶段，部分地区已经进入高技能劳动和研发资本投入驱动阶段。具体为：东部沿海和北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动力来源于高技能劳动和研发资本投入；南部沿海、长江中游、黄河中游、西南地区以及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动力来源于高技能劳动和生产资本投入；而西北地区经济增长动力来源于低技能劳动和生产资本投入。不同区域经济增长的“双轮”存在差异，经济发达地区依靠高技能劳动和研发资本投入同频联动、双轮驱动经济高质量增长，较发达地区依靠高技能劳动和生产资本投入驱动经济高质量增长，而欠发达西北地区仍然依靠低技能劳动和生产资本投入驱动经济增长。二是政府干预、产业结构、贸易开放度、外资占比等控制变量均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外资占比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高于贸易开放度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同时，政府干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高于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说明我国政府利用外资和宏观调控效果明显，有效提升了我国经济增长效率。三是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营商环境指标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不显著，并未有效推动经济增长提质增效，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究其原因，本文认为我国不同区域之间要素禀赋存在差异，科技进步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呈现阶梯式的渐进发展态势，国家对沿海地区的政策倾斜使得东部沿海、北部沿海等区域经济增长动力切换具有比较优势。同时，西北地区资源禀赋相对较弱，政策支持力度不够，加之高技能劳动、研发资本投入不足，致使经济增长动力仍处于低技能劳动和生产资本投入的粗放型增长阶段，其他五个区域具备一定数量的研发经费投入和政府政策扶持，尚处于高技能劳动和研发资本投入的过渡阶段。

同时，本文对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切换分为四个时段进行研究，具体包括 2001—2005 年、2006—2010年、2011—2015年和2016—2022年四个时段，回归结果见表4所列。

通过上述回归分析，可以得出我国不同区域在不同时期内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存在差异。其中，东部沿海地区在 2001—2005 年、2006—2010 年两个时期经济增长均由低技能劳动和生产资本驱动；2011—2015 年，经济增长转变为高技能劳动和生产资本驱动；2016—2022年，经济增长转变为高技能劳动和研发资本投入驱动；同时，北部沿海地区在2001—2005年经济增长由低技能劳动和生产资本驱动；2006—2010年、2011—2015年两个时期经济增长由高技能劳动和生产资本驱动；2016—2022年，经济增长转变为高技能劳动和研发资本投入驱动。由此可见，北部沿海地区先于东部沿海地区进入高技能劳动和生产资本投入驱动经济增长的状态，同一时期进入高技能劳动和研发资本投入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状态。究其原因，本文认为北部沿海地区具有学缘优势，涵盖高等学校数量为八个区域之最，由此助推北部沿海地区先于东部沿海地区进入高技能劳动和生产资本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然而，我国产业结构长期处于“两头在外，中间在内”发展格局，价值链中低端锁定，生产网络构建滞后，导致北部沿海地区并未先于东部沿海地区进入高技能劳动和研发资本投入驱动状态。此外，南部沿海、长江中游、黄河中游地区与东北地区相似，2001—2005 年、2006—2010 年两个时期经济增长均由低技能劳动和生产资本驱动，2011—2015年、2016—2022年两个时期经济增长均由高技能劳动和生产资本驱动，说明这四个区域产业动能转换仍未完成，经济增长动力仍未进入高技能劳动和研发资本投入驱动的状态；而西南地区晚于上述区域，在2001—2005年、2006—2010年、2011—2015年三个时期经济增长动力均由低技能劳动和生产资本驱动，直至2016—2022年，西南地区经济增长动力才切换为高技能劳动和生产资本驱动；同时，西北地区从 2001 年至今，经济增长仍处于低技能劳动和生产资本投入驱动的状态。

综上分析，目前我国东部沿海和北部沿海地区已经进入高技能劳动和研发资本投入双轮驱动状态，南部沿海、长江中游、黄河中游、东北地区以及西南地区仍处于高技能劳动和生产资本投入双轮驱动状态，而西北地区仍处于低技能劳动和生产资本投入驱动状态。本文从研发投入自身存在的门槛效应以及高技能劳动为其设置的门槛效应双重角度，对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切换条件进行实证检验，回归结果见表5所列。

通过上述回归分析，可以得出我国经济增长动力切换存在门槛效应，本文引入研发资本投入和研发资本投入的二次项以及三次项，同时控制政府干预、产业结构、贸易开放度、外资占比和营商环境等因素。研究发现，低技能劳动、高技能劳动、生产资本和研发资本解释变量仍然显著，同时，研发资本变量回归显示一次项和二次项系数显著为正，而三次项系数为负，说明我国研发资本投入为经济增长动力设置了先低后高的“双门槛”，即经济增长动力切换关于研发资本投入呈现平躺“S”型，图像前部为“U”型，后部为“倒U”型。因此，随着研发资本投入的增长，经济增长效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而后再下降的趋势，经济增长动力亦由“低技能劳动+生产资本”向“高技能劳动+生产资本”和“高技能劳动+研发资本”转换。究其原因，本文认为研发资本投入短期内仅增加了企业的成本，而未能得到有效收益，随着研发资本的持续投入，企业创新程度逐步提高，附加值收益显现，经济增长动力逐步实现切换。然而，由于边际成本递增与边际效应递减并存，导致研发资本投入长期存在上限，即“高门槛”效应。研发资本的“双门槛”效应，说明我国研发资本投入生产要素经历了投入不足、合理到过剩的演化过程，符合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存在凹函数至凸函数的转变过程，H2得以验证。

此外，本文采用高技能劳动和研发资本投入交互项的方式，再次检验高技能劳动对经济增长动力切换是否设置了门槛，其原理为：将函数两侧同时对研发资本投入求偏导数，令偏导数为零，即可求出高技能劳动为研发资本投入推动经济增长动力切换设置的门槛值，同时，通过系数符号即可确定高技能劳动为研发资本投入推动经济增长动力切换设立的门槛为“高门槛”抑或“低门槛”，回归结果见表6所列。

通过上述回归分析，可以得出高技能劳动对研发资本投入驱动经济增长动力切换设置了门槛，其中，固定效应计算得到门槛值为 Talent=1.62，Heckman两步法回归得到的门槛值为Talent=1.53，两者计算得到的门槛值差异不大，由于交互项回归系数为负，故说明高技能劳动为研发资本投入驱动经济增长动力切换设置了“高门槛”，随着高技能劳动数量和质量的提升，研发资本投入才能够被有效地吸收、模仿和利用，驱动经济增长动力实现切换。然而，高技能劳动增长至门槛值以后，高技能劳动数量提升，反而会减缓经济增长动力切换的步伐，所以高技能劳动规模与研发资本投入门槛应控制在1.53~1.62。通过上述“低技能劳动+生产资本”“高技能劳动+生产资本”以及“高技能劳动+研发资本”三种驱动方式对比，研究发现：在“低技能劳动+生产资本”和“高技能劳动+生产资本”驱动经济增长模式下，高技能劳动和研发资本投入的联动效应有效地推动了我国经济增长，而在“高技能劳动+研发资本”驱动条件下，高技能劳动为研发资本投入设置了“高门槛”。此外，同时将低技能劳动、高技能劳动、生产资本和研发资本引入经济增长动力切换模型后，高技能劳动仍然为研发资本投入设置了“高门槛”。高技能劳动的“高门槛”效应，进一步说明随着我国高技能劳动投入增加，经济增长呈现先增后减的态势，存在高技能劳动最优投入数量“鞍点”，进一步验证了H2。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切换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改变统计口径、剔除异常值、倾向得分匹配（PSM）等方法对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回归结果见表7所列。

本文采用改变统计口径，即样本选择 2010—2022年数据，同时，采用剔除样本残差大于5的数据，对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切换问题进行检验。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切换问题回归结果是稳健的。同时，考虑样本数据可能存在的“混杂偏倚”和“选择性偏倚”问题，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再次对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发现，控制政府干预、产业结构、贸易开放度、外资占比以及营商环境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前后，低技能劳动、高技能劳动、生产资本以及研发资本投入均有效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说明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此外，本文对 2010—2022 年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切换问题仍然分为东部沿海、北部沿海、南部沿海、长江中游、黄河中游、西南地区、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八个区域进行回归分析，得到了相似的结论，故而，本文在稳健性检验部分并未报告该结论。因此，我国各个区域应在“十四五”时期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政策，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动力切换，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对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源泉进行探究，将劳动分为低技能劳动和高技能劳动，资本分为生产资本和研发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切换问题进行理论模型构建与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一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经过了“低技能劳动+生产资本”“高技能劳动+生产资本”到“高技能劳动+研发资本”的转变，同时，政府干预、产业结构、贸易开放度、外资占比以及营商环境等控制变量显著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二是中国不同区域经济增长驱动力存在差异。东部沿海和北部沿海已经进入“高技能劳动+研发投入”同频联动驱动产业动能转换模式，而南部沿海、长江中游、黄河中游、西南地区和东北地区处于“高技能劳动+生产资本”驱动模式，西北地区经济增长仍处于“低技能劳动+生产资本”驱动状态。三是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切换存在门槛效应。研发资本投入为经济增长动力切换提供了先低后高的“双门槛”效应，而高技能劳动为研发资本投入驱动经济增长动力切换提供了单一的“高门槛”效应。

经济增长动力切换作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战略性工程，是“十四五”时期重点推进的全局性工程。本文结合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切换的研究结论以及党的二十大报告，得到以下四个方面的政策启示：

一是新型举国体制推进经济增长动力由“低技能劳动+生产资本”向“高技能劳动+研发资本”切换。经济增长动力切换是我国逐步解决“卡脖子”问题、推进产业迈向中高端的先决条件。同时，经济增长动力切换需要内生动力与外部推力相结合，将劳动力技能和研发投入强度作为内力，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支撑作为外力，通过内引外联、内外结合协同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动力切换，加速转换我国经济增长动能，“催化”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是我国八大区域建立科技互联、人才互通、成果共享的联动发展机制，协同推进各个区域经济增长动力切换的步伐。区域之间应打破科技与市场的壁垒，重塑科技投入产出联动发展的共享机制。同时，人才互通应通过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现代数字技术手段构建区域之间的知识共用、专利交换机制，进一步降低各区域之间的冰山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程度，使得区域之间的成果能够共享，推动经济增长动力切换形成区域大合作的和合共生模式。

三是合理控制研发资本投入和高技能劳动规模，发挥门槛效应对经济增长动力切换的作用。通过实证结论可以看出，研发资本投入存在先低后高的“双门槛”效应，而高技能劳动存在单一的“高门槛”效应，我国应控制研发资本投入规模，使其处于“低门槛”与“高门槛”的合理区间范围内，驱动我国经济增长动力高质量切换。同时，我国应控制高技能劳动规模，使其不超过设置的“高门槛”数量，培养适量的高技能人才，匹配研发资本存量，协同推进经济增长动力螺旋切换。

四是加快低技能劳动向高技能劳动、生产资本向研发资本的迭代速度，稳步推进经济增长动力切换的进程。我国应按照靶向目标、系统设计、统筹谋划、分类施策的方针，加速调整经济增长动力切换的体制机制，构建低技能劳动向高技能劳动、生产资本向研发资本自动切换的激励机制和容错机制，推进经济增长动力自上而下、由外到内自然切换，促进劳动力技能与研发投入水平协同提升，坚持高技能劳动与高水平研发投入结合，共同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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