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吉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外国文学出版研究会主任。主要翻译作品――《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布罗迪小姐的青春》、《马亚一家》(合译)、《战争风云》(合译)、《富人，穷人》(合译)、《任性的卡琴》、《丛林故事》(合译)等等。

　　一切优秀的、得以传世的外国文学作品都是那个民族的精神财富的一部分，我们把它翻译过来就能使我们的读者也享有了这种财富。不记得哪位学者说过“优秀的文学是全人类的”，当然因为有语言障碍，就需要把它翻译过来。因此可以说文学翻译是一项既重要又光荣的事业。几十年来，我国一代代的翻译家、翻译工作者，都是沿着严复、林纾、鲁迅、瞿秋白等先驱者开创的路，以自己的才智和创造性的劳动在文学翻译这片园地上辛劳地耕耘着。

　　我无法说出五十多年来到底有多少文学译著，有多少人翻译过文学作品，但是对那些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那些名著、名译，我们会终生难忘。那些伟大的翻译家(他们确实伟大)的名字我们也会铭记在心。比如，梅益先生翻译的《钢铁是怎样练成的》。这部只有三十余万字的书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从五十年代起，不知有多少青年人都把那段有关生命的名言抄录下来，记在心中，他们正是怀着不虚度年华的人生信念，为保卫祖国奔赴战场；为建设祖国奔赴大西北、北大荒，献出了他们的青春乃至生命。据说这个译本已经印了三百八十余万册，这个数字说明了它的影响，也说明了它受到热爱的程度。

　　回顾五十多年来外国文学的翻译，就不能不想到为我国文化建设作出独特贡献的“三套丛书”，即《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马克思文艺理论丛书》。今天四十岁以上的读者可能还记得那些绿底浅网格封面的名著。这三套书是1958年由中宣部领导提出、社科院负责具体工作的丛书，集中了全国著名的外国文学专家、学者、翻译家、出版家，共同制定计划并实施的一项文化工程。经专家调查研究、集思广益精选出的约200种世界上最优秀、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它几乎涵盖了东西方各民族自古代中世纪至近代，思想艺术均臻完美的史诗、诗歌、戏剧和小说中的杰作，规模宏大、系统完整，基本上能反映出截至当时世界文学的发展演变及其丰富多彩、多样化的历史进程，为后来外国文学的译介工作打下了基础。参加翻译工作的均为我国一流的翻译家。由于他们的学识渊博，中外文功底深厚，加之他们孜孜不倦、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使译文既忠实了原著又保持了原作风格，堪称译作精品。(例如，《堂吉诃德》的译者杨绛先生精通英、法文，没学过西班牙文，为译好这本书，她自学了西班牙文。)这些书中的绝大多数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受到一代代读者的欢迎。这三套书的问世确实开阔了我国读者的视野，提高了他们的文化修养，对于我国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的深入开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对于从事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研究的人也提供了可以借鉴的世界文化遗产。

　　由于当时的世界政治环境，在五六十年代，我国对欧美当代作品鲜有介绍，不过作为供文艺界内部参考，曾经出过一批“黄皮书”，而这些书是当时十分敬业的外国文学出版工作者通过对西方当代文学的跟踪调研，经与外国文学专家研究选出了当时西方有代表性作者的代表作翻译过来，因封面为简单的黄色故称为“黄皮书”，这之中就有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凯鲁亚克的《在路上》、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以及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等。其中一些书在八九十年代均获正式出版。

　　“文革”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外国文学的翻译出版工作迎来了新的春天。因“文革”停下的“三套丛书”工程重新启动，许多“名著”的翻译工作继续进行，同时翻译界又开始填补外国文学介绍中的空白(如东方文学的介绍)，过去一些转译的作品由专家们从原文重译。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西方一些有代表性或有认识价值的当代畅销书也开始翻译介绍过来，并受到读者的欢迎。例如《战争风云》，就一版再版。八十年代中期，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名作开始被有计划地翻译介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了二十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大的优秀作品，以小说为主，兼及其他。使读者通过作品了解一些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的继承与发展。劳伦斯、毛姆、康拉德、德莱塞、海明威、福克纳、托马斯?曼、加缪、莫拉维亚等等二十世纪名家的佳作陆续问世。从八十年代中期，尤其到了九十年代，更多的现当代外国名著和现代主义各流派如象征主义、“意识流”、存在主义、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以及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等中的代表作也先后译介过来。读者们也逐渐熟悉了萨特、辛格、贝娄、契弗、莫瑞森、纳博科夫、马尔科斯、杜拉斯、昆德拉、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博尔赫斯等各国名作家。现当代优秀作品和有代表性作品的译介确实使中国读者进一步开阔了眼界、更广泛地认识了世界，对西方现代主义也有了了解，当代外国作家的艺术风格对中国作家也有可借鉴之处。也是在九十年代初，两部被称为西方二十世纪初文学经典巨作的《追忆似水年华》和《尤利西斯》相继给翻介过来(其中《尤利西斯》有两个译本，一个译本译者是研究乔伊斯的著名学者金教授，一个译本译者是著名作家、翻译家萧乾、文洁若夫妇)，在中国文坛引起了极大关注，在海外有些媒体也刊登了相关报道。

　　到了二十一世纪，外国文学工作者们对外国当代作品的跟踪研究更加系统，外国优秀作品的译介更及时，而选题的确定、版权的购买、翻译组稿、编辑加工以及出版，都更强调时效性，这就要求学者、译者、编者之间协调配合。可喜的是，在上述人员共同努力下，从本世纪初面世的那套“二十一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是一个比较成功的范例。

　　除了作品的译介，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起，文艺理论著作的译介工作也受到重视。应着重提及的是陈朵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欧美文论丛书”。这套书精选了当代欧美各国“有代表性、有影响、有学术价值的各流派论著”，译者多是外国文艺理论研究方面的学者，且许多是年轻专家。这套书的翻译对我国文艺界、理论界和教育界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

　　总之，几十年来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成就有目共睹，老一辈翻译家开创的事业，后继有人，且今天译者队伍空前壮大。更令人欣慰的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确实涌现出一批非常优秀的年轻译者，他们是今天中国文学翻译队伍的中坚力量。我们相信，他们的奉献会使中国的文学翻译事业更加辉煌。当然，今天的文学翻译工作中仍有令人担心之处。近几年，许多老专家们也不无忧虑，那就是一些书的翻译质量差，名著复译太多，甚至还有滥竽充数者。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恐怕要评论家、读者、出版社共同努力，做好文学翻译的评论工作，给读者以指导。出版社编辑要有责任心，把好质量关。读者购书时应选择可信的译本。作者：任吉生，本文来自《世界文化 》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