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刘少奇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刘少奇是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为寻求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对学习、利用资本主义以建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许多当时具有创造性的见解。这些创造性思想不仅对当时的经济建设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对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也具有珍贵的理论价值。

　　一、站在实现国家工业化和改善民生的战略高度，阐明了利用资本主义的必要性与长期性

　　首先，中国经济的落后状况决定了资本主义在中国有广泛，的发展空间。刘少奇说：“中国经济有百分之九十是落后的小农经济和小手工业经济，只有百分之十是进步的工业。其中一部分是国营的，一部分是资本家的。因为有了这百分之十的工业才产生了无产阶级，所以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的发展有其进步性。”刘少奇清楚地认识到，中国还是一个小生产占极大优势的国家，还是一个农业国，客观上还要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来发展经济，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有鉴于此，刘少奇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在年青时代，正是发挥它的历史作用、积极作用和建立功劳的时候，应赶紧努力，不要错过。1949年6月至8月间，刘少奇在秘密访问苏联期间，在致斯大林的书面报告中指出：那种认为“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或者说在实行土地改革之后，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便立即成为主要矛盾，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便立即成为主要斗争的说法‘是不正确的’，这在目前的中国实行起来，将是一种危险的冒险主义的政策。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劳资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并将逐渐加紧起来，因此，工人阶级要向资产阶级进行必要的和适当的斗争，才能保护工人阶级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利益；但同时，还要和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必要的和适当的妥协与联合，以便集中力量去对付外部敌人和克服中国的落后现象。”资本本义经济的广大发展，有助于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

　　其次，在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天津为例，天津解放后，由于没有处理好公私、劳资等关系，加上其它因素的影响，直接导致生产恢复缓慢。据统计，当时天津的私营企业开工率不足30％。由于许多工厂不开工，天津有上百万人口生活没着落，问题极为严重。刘少奇对此非常重视，他亲自前去了解情况，向广大干部、群众和私营工商业主阐明党的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并就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做了较为系统的论述。他明确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下，在劳资两利的条件下，还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这样做，对工人阶级的好处多，坏处少。”

　　二、刘少奇利用资本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

　　刘少奇利用资本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第一，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1956年初，刘少奇在听取中央各经济部门负责人汇报工作时强调指出，资本主义有许多长处值得我们学习，从人类历史的进程来看，他们是我们的先生、前辈，要把资产阶级的长处吸收过来。他说，把人家最新的科学技术学会以后，自己再搞就有基础了。他特别强调，要敏感地注意世界上最新的东西，横直是学技术，资本主义要钱，我们就给他们钱，学他们的本事。刘少奇研究了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管理的经验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工业管理的情况，认为应该学习其他国家先进的管理经验，改变这种落后的管理体制和方法。他是我们党内较早认识了以行政命令为主要手段的经济管理体制弊端的人，提出按照经济的客观规律，用托拉斯这种经济组织来代替行政组织管理经济。1964年8月，党中央和国务院根据刘少奇的意见批准在全国烟草、盐业、汽车、橡胶、医药等12个行业试办托拉斯。他指出：试办托拉斯的目的，就是要把整个国民经济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就可以搞专业化、标准化、系列化，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样，对国家有利，对地方有利，对整个社会都有利。”办托拉斯曾为我国的工业企业带来了生机和活力，12个试点行业十分明显地提高了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可惜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而未能普遍推广，很快就夭折了，但积累了经验。今天，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化，我们把许多生产同类产品和与产品经营有密切关系的企业合并组建成大型集团和总公司，可以说，就是对六十年代办托拉斯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第二，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经济灵活多样的长处，搞活社会经济，实行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比较符合中国的实际，刘少奇在五十年代曾作过一些有益的探索。例如，他提出了学习资本主义的长处，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某些设想。1957年上半年，他在多次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各行各业，多种多样的，只搞计划性，没有灵活性、多样性是不行的。计划只能计划那么几大类，而实际社会经济生活是几千种、几万种、几十万种，如果只强调计划性，就会把灵活多样挤掉，搞得简单、呆板。他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特点是比较灵活多样，我们一定要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多样、灵活性超过资本主义，使我们人民的经济生活丰富多彩，更方便、更灵活。怎样才能使社会主义经济既有计划性，又有多样性和灵活性呢？这就要利用自由市场。1957年春，他在听取中共广东省委汇报时深刻地指出，自由市场可以暴露我们的缺点，补充国家市场的不足，方便人民，凡是我们计划不到的，自由市场就可以钻空子。这虽然不很痛快，但对国民经济有好处。我们不能用计划指挥生产的东西，就让自由市场的价值法则来指挥生产。

　　虽然刘少奇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设想是初步的，而且在经历了反右斗争的风暴后被否定了。但党的十四大最终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这其中无疑包括了刘少奇五十年代探索中的积极成果。

　　第三，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中的一些合理的成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整个体系是落后的，但在其一些具体制度中也不乏一些合理的成分或因素，可供社会主义借鉴，这应该是吸取资本主义优秀成果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方面，刘少奇在五十年代也曾进行过一些有益的探索，他在1956年11月10日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提出了实际上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设想。他举华盛顿做了八年总统又退为平民、马歇尔当了国务卿又去当红十字会长的例子，说这样的办法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参考一下，也可以退为平民。他说：“我们不一定完全照那样办，但恐怕有些东西，资产阶级有些制度也可以参考。”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使我国缺乏民主制度的基础，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借鉴吸取某些具体的民主形式，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有益的。摒弃领导干部终身制，实行领导干部任期制，使干部真正做到能上能下，能官能民，破除人们头脑中的官本位思想，采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一些具体做法，也是有益的，刘少奇提出的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设想虽未能在当时的实际工作中得到实行，这是历史的局限。但令人欣慰的是，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党经过拨乱反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了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刘少奇当年的设想，在全新的历史高度上得到了发扬光大。

　　三、刘少奇利用资本主义思想的当代价值

　　第一，必须正确认识我国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刘少奇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要进行较长时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过早地、过多地、没有准备地去采取社会主义步骤是要不得的。但是，20世纪50年代末以后，由于党对我国社会所处阶段的认识发生失误，急于求成，导致严重后果。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继续进行探索，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邓小平明确指出，这是一个至少需要上百年的历史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搞清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第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早在1949年6月的一份党内报告提纲中，刘少奇就富有预见性地指出，在由五种经济成分构成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中，“除开那些投机操纵的经营及有害于新民主主义的国计民生的经营外，都应加以鼓励，使其发展。”在刘少奇鼓励发展的各种经济成分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不可或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认真总结了以往在所有制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明确指出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显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在被鼓励发展的非公有制的范围之内。

　　第三，在鼓励和发挥私人资本主义积极作用的同时，还要注意限制其消极影响。针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刘少奇曾指出，我们对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和进步性是允许的，但“对它的消极性和反动性是要加以限制的，如果放任自由发展，那对于国家和人民是不利的”。这一观点同样适用我国现阶段的政策导向。在党和国家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推动下，私营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对发展经济、扩大就业做出了积极贡献，我们应该充分肯定。但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唯利是图是私人资本的本性，如果不加以正确的规范和引导，也必然会产生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影响。因此，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必须在鼓励其发展的同时，加强对其管理和监督，引导或强制私营企业主遵守国家的政策法规，遵守市场规范与秩序，合法经营，诚实守信，照章纳税，努力消除其消极影响和负面作用。

　　作者：汪杰

　　第2篇：论列宁利用资本主义思想的当代价值

　　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利用资本主义建设和发展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及正在进行的改革，是对列宁利用资本主义迂回过渡思想的继承、运用和发展，与列宁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一脉相承。深入研究并吸收、借鉴列宁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对于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特别是对于我们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理论定位：列宁利用资本主义思想研究的首要问题

　　列宁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是特指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落后国家，通过利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迂回过渡的思想。这个思想，作为他的迂回过渡理论的核心和精髓，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对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落后国家具有普遍意义。

　　列宁所谓的向社会主义迂回过渡，既不是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过渡，也不是向只消灭了剥削阶级但还有阶级差别的社会过渡，而是向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过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把未来社会称为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革命转变时期称为过渡时期。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首次把共产主义划分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列宁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把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称为共产主义。从列宁的整个思想体系来看，虽然他并未严格遵循对共产主义社会两阶段的称谓，但他所说的向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过渡，是指向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过渡。

　　一般认为，马克思的过渡时期理论中不包含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但马克思的过渡时期理论至少在逻辑上不排斥落后国家在过渡的一定阶段上利用资本主义的问题。列宁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是与马克思一致的，列宁发展的是马克思的过渡时期理论。

　　列宁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适用于迂回过渡的一定阶段。不能认为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之前的整个时期都要利用资本主义。在利用资本主义从而为进入未来社会奠定物质基础之后，还要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才能进入共产主义第一阶段。

　　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未完成消灭阶级任务的情况下进入社会主义的，实际上是生产力水平较低的“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必然存在商品生产，存在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这既是生产力状况使然，也遵循唯物史观这一历史发展规律。利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迂回过渡，实际上就是落后国家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发展本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在当代中国，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利用资本主义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

　　二、利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几个关键问题

　　一是利用资本主义与坚持和完善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落后国家不利用资本主义是错误的，那是一条老路，是一条死路，会扼杀社会主义。在利用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放弃无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优势地位，那是一条斜路，是一条不归路，也会葬送社会主义。前者犯的是“左”的错误，后者犯的是右的错误。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落后国家，由于生产力水平低，必须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允许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同时，应时刻注意保持公有经济占主体的地位不动摇。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是社会主义得以正确利用资本主义的经济前提和关键所在，是现实社会主义得以健康向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过渡的最后防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是利用资本主义的政治保证。它的坚强有力，也客观要求必须以牢固的公有制经济作为支撑。因此，对我国来说，必须按照党的十七大的要求，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

　　二是利用资本主义与巩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利用资本主义建设和发展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落后国家一项前无古人的、富有开创性的伟业，开不得半点玩笑，疏忽不得，马虎不得。这需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来武装头脑，需要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略和策略，特别需要自觉地以唯物史观作为利用资本主义的指南。在当代中国，尤其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指导利用资本主义的实践。既要反对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东教条”，又要反对主张全盘西化的“西教条”。在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时，如果削弱马克思主义(应该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在继承中发展和创新，在发展和创新中继承)的指导地位，就好像盲人骑瞎马，何年何月才能抵达无阶级社会的自由王国？又如同一尾瞎鱼，何日何时才能游到共产主义的彼岸？在当代中国，就是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一句话，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就是真正高举社会主义旗帜。

　　三是利用资本主义与加强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是执政党，是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力量。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和领导能力、执政水平是关系到这个党能否始终不渝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能否正确有效地利用资本主义，是否改变党和国家颜色的大事。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过渡，关键在党，关键在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在我国，要按照党的十七大要求，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切实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四是利用资本主义与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在探索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充分认识到列宁利用资本主义迂回过渡思想所蕴涵的宝贵价值。他曾说过一段很重要的、能反映他的思路的话。他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在邓小平看来，列宁当年搞新经济政策，利用资本主义迂回过渡，就是在“搞”社会主义，就是在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建设和发展(具有苏联特色的)社会主义。

　　我国现在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中国最大的国情，最大的实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上尚处于马克思未完成消灭阶级任务的过渡时期，离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尚远。从一定意义上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利用资本主义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恰恰是对列宁利用资本主义迂回过渡思想的继承、运用、发展和升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体现。这条道路，既不是“老”路，也不是“邪”路，而是一条给中国人民带来福祉的“新”路。我们要从战略高度来审视列宁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及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作者：蔡亚志

　　第3篇：毛泽东邓小平认识与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异同

　　一、二者相同点

　　1、为了发展生产力，利用资本主义

　　近代中国农业经济长期以来居于统治地位，工业基础薄弱，小农经济和小手工业生产占主要地位，毛泽东对此深有认识。要想打赢革命战争，改善生活，他认为“我们要尽可能地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1]在他看来，中国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尤其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允许其存在和发展。除了民主革命时期有存在的必要性之外，在社会主义建立之时，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丰富市场和方便人民；又可以与国营经济适当竞争，刺激国营经济发展，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所以毛泽东认为这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阶段。

　　邓小平对国情的认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面对初级阶段的实际，他指出：“社会主义必须要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4]发展生产力，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吸收资本主义中的一些有用方法来发展生产力。”[4]在邓小平看来，利用资本主义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方法。只有生产力上去了，综合国力才能强劲，才能显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的优势。所以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法，包括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他认为都要采用。

　　2、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维护国家权益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可以拿资本主义的优秀文明成果发展自己，但社会主义方向决不可背离。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告诫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对外来的东西消极影响，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不但“不要全盘西化，”[2]而且“要坚决抵制和批判。”[2]可见毛泽东时刻都注重坚持社会主义的大方向，防微杜渐。针对有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让我们党放弃走社会主义道路，他愤然指出，不能指望我们付出这样的代价，我们并非必须要别的国家的支持，我们能够挺立着像自由的人们一样靠自己的双脚行走，充分说明了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坚定信心。

　　邓小平历来注重利用资本主义。但他强调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下开展”[4]，必须维护社会主义国家权益。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优秀文明成果虽然没有阶级性，但从根本上讲这只能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手段和途径，只能是对社会主义的一个补充。利用资本主义毕竟是和资产阶级打交道，不可避免会受到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和思想影响。因此“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4]鉴于此，邓小平作出了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示，要我们“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二、二者不同之处

　　1、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上二者认识不同

　　毛泽东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从少年毛泽东喜欢读中国古代的造反故事和小说到青年毛泽东积极投身革命，致力于打碎旧世界建设新秩序，可以看出他受中国传统文化中“生生不息，斗争不止”的辩证法影响极深。在战争岁月里，由于对内对外都要进行殊死抗争，因此他形成了“斗争性”的思维定式。当他用这种思维方式来考虑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问题时，很自然就会过多强调二者之间对立的一面，再加之毛泽东长期在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的农村生活，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不免就是间接而有片面性的，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认识是随着其他主客观因素的改变而改变的。如在民主革命时期，他积极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和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范围内实施保护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产阶级的政策，成功地实现了对私人经济的领导，极大推进了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由于国内国际形势的骤然改变，使得他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就是斗争到底的关系，社会主义从政治制度、经济基础、意识形态等方方面面就必须与资本主义相反。这样，原先的是“一分为二”变成了机械地对立。

　　邓小平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他在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问题上，更侧重于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善于找到矛盾统一的基点或结合点。针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本质上的区别，邓小平看到了矛盾的斗争性是问题的本质所在，他讲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5]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其他腐朽思想的侵蚀。但另一方面，他又指出既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一对矛盾体能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那么矛盾的双方也可以通过结合、统一的途径来达到对问题的解决。

　　在这种辩证思维的指导下，邓小平提出了许多解决二者问题的新思路、新方法。在不同意识形态的社会制度国家和地区相处时，他主张通过“国家利益”把这些国家统一起来，提倡用和平对话和谈判方式进行沟通交流。当他把这一思维方式应用于解决台湾、香港和澳门问题时，就形成了他独具中国特色的“一国两制”理论。在处理困扰我们党多年的非公有制经济问题时，邓小平大胆地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母体”中取出“市场机制”，成功地解决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共同存在、发展的问题。

　　2、二者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认识不同

　　经过二十八年民主革命的英勇斗争，毛泽东深刻意识到必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人民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全面发展新民主主义社会，为过渡到社会主义作准备。建国以后，毛泽东根据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现状指出：“说我们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进入是进入了，但尚未完成，不要说已经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2]这种认识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进而在此基础上制定实施的路线政策都达到了预定的效果。但不久由于国际国内局势的突变，在1958年中共中央便宣布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准确把握出现了重大偏差。毛泽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郑州会议纠“左”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的论断。再后来，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又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思想，这可以说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大门的叩击，但而后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和“左”的思想影响，这些孕育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火花没能在实践中坚持下去，我们党对资本主义过早地关了门，结果使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了挫折。

　　邓小平在深刻反思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之上在党的十三大提出并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这一论断深刻说明了初级阶段的性质是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同时对中国在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历史方位有了明晰的表述——“不发达的阶段。”不发达的社会主义，说明中国没能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虽然建国以后我们发展了二十多，但由于种种原因，生产力水平距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很低下。因此，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它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4]“必须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4]实践证明，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大胆利用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来建设社会主义，实现了中国社会的跨越发展。

　　3、二者利用资本主义的范围和方式不同

　　毛泽东一向主张“向外国学习”。[2]他指出，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由此可见，毛泽东学习、借鉴资本主义不是就某一国、一地进行的，而是全方位的。但是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毛泽东的这些光辉思想无法全面的执行与实施。

　　就利用资本主义的范围来讲，邓小平提出对外开放是对世界上所有国家和所有类型国家的开放。通过兴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港口城市、设立经济开发区等，全方位、宽角度、多领域的立体利用格局得以形成。就利用的方式内容而言，他更注重深度。利用外资，他认为无论是港资、台资和侨资还是发达、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只要能用，一概全部拿来搞建设。发展对外贸易，邓小平把大经贸作为我们的发展方向，把科技兴贸和市场多元化作为“以质取胜”战略的突破口，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从而在整体上提升经济效益和质量，使得利用资本主义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

　　三、启示和现实意义

　　学习利用资本主义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它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方法论指导。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国情相结合，为后人继续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邓小平在实践中不断创新，提出了一系列利用资本主义的新观点、新方法、新形式，创造性地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建设道路，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进程。实践证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符合自己中国国情的革命与建设道路，才能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成长。

　　作者：宋明

　　第4篇：略论毛泽东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思想

　　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和地位以及我们党对资本主义应当采取的方针政策，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科学理论，为中国人民留下了一笔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也为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本文试图探讨毛泽东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思想形成的原因。

　　一、毛泽东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思想形成的原因

　　１．毛泽东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和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曾对资本主义制度作过深刻的批判，但他们并没有对资本主义作简单的否定。马克思在论及落后俄国的社会发展时曾明确指出：俄国可以越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但必须吸收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１]。列宁在领导苏维埃政权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践中也认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充分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和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２]。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的“新经济政策”，在实践上取得了成效。毛泽东关于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一正是在借鉴俄国十月革命后“新经济政策”的成功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毛泽东在“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说：“我国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个社会经济的百分之五十。”他还批评党内急于消灭资本主义的错误倾向，指出：“人家社会主义胜利了，还要经过新经济政策时期，又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集体农庄发展了，粮食已主要不由富农出了，才提出消灭富农，我们的同志在这方面是太急了。”[３]１９５６年毛泽东仍然认为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时间太仓促，他说：“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太早了，只搞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足。”[４]

　　毛泽东还吸收了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中的“节制资本”的思想，提出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的政策。１９４０年，他说：“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５]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充分肯定了新民主主义政权下资本主义的作用，强调这是“符合于孙先生的原则的”，并且说：“我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肯定的，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义”；“孙中山讲过的‘操纵国民之生计’的特殊的资产阶级，则不在其内。将来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在大城市里也要没收操纵国民生计的财产，没收汉奸的财产。”[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说：“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口号，我们依然必须用和用得着。”如果“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７]

　　２．毛泽东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吸取党的历史上对待资本主义的经验教训而得出的结论。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３４年，王明在革命根据地推行了一系列打击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左”倾经济政策。如规定了八小时工作制，过高的福利待遇，提高税率等，这样导致苏区工厂、商店倒闭，工人失业，军民生活十分困难。毛泽东等领导人努力纠正这些错误政策。１９３４年１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保护私人经济使之与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同时并进的政策。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恢复并发展了党的保护私营工商业的政策。在１９４７年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在阐述“保护民族工商业”这一政策时，他指出，对于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经济成分采取过“左”的错误的政策，如像我们党在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３４年期间所犯的错误的那样，是绝对不许重复的。针对某些地方侵犯私营工商业的现象，毛泽东重申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是政治上争取，经济上保护，现阶段中国革命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针对实践中出现的“消灭资本主义”的“左”倾思想予以严厉批评，在１９４８年４月１日曾指出：“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８]毛泽东批判的这种思想就是一种破坏工商业，建立在小农业生产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思想。１９４８年４月，毛泽东在薄一波给中央的关于接管城市中种种过“左”的行为损害工商业发展的报告上写了一条重要批示：“在城市或乡镇破坏工商业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其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必须坚决反对。”后来他还指出，城市接收工作对民族工商业要“原封原样，原封不动。”[１０]１９５０年６月，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又宣布：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是节制资本而不是挤走资本。在党发动“五反”打退不法资本家的猖狂进攻时，为不使运动走样，毛泽东明确指出：“这不是对资产阶级的政策的改变，目前还是搞新民主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是削弱资产阶级而不是消灭资产阶级。”[１１]

　　二、毛泽东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思想的基本内容

　　１．要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必须以资本主义的发达生产力为物质基础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强调，社会主义“问题的本质”是：“无产阶级解放所必需的物质条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过程中自发地产生的”，把科学社会主义同空想社会主义区别开来的东西“正是这个物质基础。”[１２]在《资本论》篇首，他指出：“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１３]

　　毛泽东深知近代中国的生产力结构中小生产占有绝对优势，生产关系结构中封建的生产关系占主导地位，缺乏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物质基础。因此，他坚持中国决不能从这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他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说得十分明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１４]近代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决定了私人资本主义应有一个较充分的发展，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物质基础。旧中国，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只占１０％，落后的农业和手工业占９０％，这是中国革命时期内和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毛泽东认为，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的发展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像中国这样大的落后国家，“不可能一跃而进入社会主义”，我们“必须经历漫长的、民主管理的私人企业时期”，那种侈谈立即进入社会主义是‘反革命的思想’，因为它不现实，而想实行它总会自招失败”。[１５]资本主义的发展，将改变中国的落后的面貌，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仍然是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总之，是“一穷二白”。如何在经济技术文化相对落后的条件下，迅速发展起来，尽快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使中国不被开除球籍，使中国人民在世界上真正站起来，成为毛泽东艰辛探索的历史课题。建国初期，毛泽东主张利用资本主义发展中国的经济，改变中国落后面貌，因而他提出了既限制又利用资本主义的真知灼见，其结果是国民经济得到了全面恢复和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毛泽东认识到让资本主义经济存在有好处，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国营、合资企业的不足，丰富市场需求，方便人民生活；又可作为国营经济的对立面，通过适当竞争，刺激国营经济发展，以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此，毛泽东提出了“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毛泽东认为资本主义的东西可以为社会主义所利用，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适当发展一些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并引进华侨投资，在国家经济体制中，引进一定的竞争机制，对社会主义经济是一个促进和推动。通过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来巩固、壮大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

　　２．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是由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决定的。毛泽东深知中国没有经历一个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而要立即消灭它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的。毛泽东认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决定了中国革命胜利后既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也不能立即进入社会主义。正是在此路走不通、彼路不能走的情况下，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下保护民族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新构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取代封建社会的是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其结果是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其结果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在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胜利后的中国既不能因为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就立即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也不能因为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科学构想。中国革命既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又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那么，这个革命的性质既不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革命，也不是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那么革命结果也就既不能建立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只能建立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在这样一个社会制度里，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但要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并不没收一般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义发展。[１６]１９４４年，他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说：“我们坚信，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私人资本，在战后的中国都应该给予充分发展的机会，因为中国需要发展工业。”[１７]１９４５年他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社会的向前发展。”“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１８]

　　３．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利用本国和外国资本发展经济是中国社会发展所必需的正常的必然的经济行为。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不是孤立也不能孤立，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事实，也是我们的立脚点，而且必须成为我们的立脚点。我们不是也不能是闭关主义者，中国早已不能闭关。”[１９]毛泽东在这里提出了中国和世界密不可分，必须对外往来的思想。他积极主张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利用本国和外国资本发展经济。在革命战争年代，他指出：“应该积极发展工业、农业和商品流通，应该吸引愿来的外地资本家到我抗日根据地开办实业，应该奖励民营企业”，“应该避免对任何有益企业的破坏。”[２０]他在同斯诺、谢伟思、福尔曼等外国友人谈话中多次谈到：“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２１]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但“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这只有通过自由企业和外资的援助才能做到。”[２２]我们将欢迎外国人及外国资本流进来，去做那些好多我们不能做的事[２３]。所以，“战争结束后，恰当地对待资本是一件互利的事情，这不但适用于中国资本，而且也适用于外国资本。”[２４]１９４６年６月３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的中共中央《关于解放区外交方针的指示》曾明确指出：“允许外国人来经商、开矿及建立工厂、发展交通或与中国人合作来经营工矿。”[２５]１９４９年６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我们要在平等、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我们也要和外国，包括英、美这些国家在互利的条件下做生意。[２６]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张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要敢于使用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他在１９５６年《论十大关系》中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方针着眼，郑重地提出向外国学习的问题。他针对建国初期只学习苏联建设经验的偏向，阐明了向外国学习的对象和学习内容。他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技、文艺等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和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他针对当时一些人不敢借鉴资本主义的思想状况，明确指出：“现在有些同志，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并说明：对借鉴资本主义的范畴“不要怕，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２７]。

　　４．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毛泽东认为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符合国家利益。他指出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发展一部分资本主义，“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有益的”[２８]。“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２９]通过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不仅能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专政，而且能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壮大无产阶级队伍，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较为坚实的条件。１９４５年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他说：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３０]在１９４７年《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毛泽东说：“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３１]１９４９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３２]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新民主主义社会也为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一定的大工业基础和国民经济基础。它的发展方向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不同形式，经过改造过渡到社会主义。

　　毛泽东认为，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也符合人民的利益。１９５０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今天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对社会是需要的”，“因为适应了人民的需要，改善了工人的生活”[３３]。他深知不保护工商业，不发展资本主义，不仅人民的日常生活用品的供给会受到影响，工人会受到失业威胁，而且社会秩序会发生混乱。１９５６年我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有些地方又出现了少数地下工厂和地下商店，这说明公有制还不能包揽社会所需。因为社会上有资本，有劳动力，有社会需要，因此，它的出现是一种客观需要。毛泽东提出了“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思想，[３４]在他看来，允许一部分私人资本主义再搞，让它存在和发展，仍有积极的和进步的作用。它可以满足人民的部分生活需要，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

　　作者：李益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