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圈外的刑法学人，注意到我国刑法学界存在着一种现象：《刑法学》独著着寥寥无几、主编着车载斗量；反观德国、日本等国，则是独著着不计其数、主编着屈指可数。这难道是我国刑法学相对落后、国外刑法学发达的一个表征或者原因？我们的刑法学者很少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刑法学专著。这里讲的刑法学专著，是指在内容上包括刑法总论、刑法各论的著作，从体系上包括犯罪论、刑罚论、各论，简单说就是刑法学教材。我们见到的更多的是主编的刑法学著作，可以称之为拼接式著作。

　　在刑法学界，拼接式刑法学著作已经司空见惯了，甚至是刑法学著作的常态，这是很不正常的学科现象。这类著作总论是人云亦云、基本无理论，分论是对刑法条文的照搬照抄，相当无深度。这类著作由于是众人所为，没有理论体系、前后矛盾也并不稀奇、章节论述水平参差不齐也不足为怪。这类著作没有真正的责任人，参与者只为字数，无视质量，只为挂名、忽视思想。就是这样的情况，拼接式刑法学著作非但没有受到学者们的抵制，反而大行其道、充斥于书市、流行于校园，也可谓当今刑法学界之怪现象。原因是对于刑法学人来讲一来可以加快成书步伐，造就硕果累累之象；二来可以用于评级晋升，毕竟攀附于名家之衔；三来可以促进结盟，非兄非弟怎能入围。与此同时，该著作由于名气大、编者众、关系广、时效快，在书市上也位列前茅，招摇无限。可见，这类拼接式著作对于参与人员可谓名副其实的名利双收，且不止于双赢，可能是三赢、四赢……在这些参与者为小投入大回报而欢欣鼓舞之时，竟忘却刑法学者真正使命：为学界添理论、为实务指路径。不苦思冥想、不殚精竭虑则难成一家之言，不成一家之言，何以学者身份自立。时光易逝、韶华难留，当繁华落尽，梳理人生之际，可有底气出示该类著作于晋谒之后生，谈论惊世之贡献。

　　休者休矣，老者老也。时至今日，法学大昌，刑法学也有了突飞猛进。现在刑法学正处于转型期，青年刑法学人一定要抓住机遇、担当使命，努力撰写真正属于自己的刑法学专著。青年刑法学人(虽然我也是青年，但还算自知，配不上学人称号，我是瞎子在给别人指路)应当认识到刑法学专著(通论)的价值。它是有成就的刑法人的必备之作，是证明之作。

　　当然，撰写专著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非经长年累月地苦心经营很难成功。国外很多刑法学者是过了知天命之年方才下笔，前期积累长达数年、数十年。正因为这样艰难，才能全面的体现一个人的学术能力与努力。可以少做些课题、少参编些著作，多写些论文、多读些司法案例，用心积累，一旦推出，定有益于学界，无愧于内心。

　　在写作过程中，必然会注意到诸多问题，观点可能会不成熟，但会促使著者本人做全面的准备与思考，必定使著者本人受益，他获得了与刑法诸问题接触的机会。很多名家之所以没有专著只有拼接式著作，除了上面提到的原因，可能还是缺乏全面驾驭刑法的能力和勇气。只要是专著，哪怕浅显，也不可怕。它毕竟代表了著者的思考，是著者的理论园田，是著者学术精华的体现。通过专著，自己的观点见解集中的表达出来了，学人很容易知道作者的主张。人们在自己的一方田地里耕耘者自己的知识，彼此之间会发生争论，争论促进了学问的交流，也使学者们去多角度的思考问题。专著写作的过程，就是学派之争的过程、就是学说争鸣的过程，也是刑法学整体提升的过程。张明楷教授一直呼吁在我国刑法学领域展开学派之争，但应之者寥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国能够真正写出刑法学专著的人屈指可数。只有对刑法进行了整体、细致的研究的人，才可能对别人的主张提出严谨的辩驳。连别人在说什么都不能全面理解的人怎么能开展争论。学派之争以有一群优秀的刑法学人为根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教授的学派之争一时还难以展开。通过争鸣、思索，先前的主张可能会发生变化、或者生活现实自身发生了变化，刑法学著作也要修改，也就有了二版、三版乃至N版。德国刑法学大师李斯特的专著《德国刑法学教科书》出了26版(当然第25、26是在李死后其高徒施密特所为)，韩国金日秀、徐辅鹤的《韩国刑法总论》已修订到了十一版，张明楷教授的《刑法学》也已经出到了第三版。经营专著实际上是自己走向学术殿堂的过程，通过不断地修改专著，著者的认识不断深化、心态更加从容、学说越发严谨。

　　刑法学专著是刑法学种种思想展示的平台，也是砥砺学说主张的沙场。青年刑法学人还有足够的时间去准备，努力写出让自己骄傲、让别人认可的刑法学专著。到那时，才会真正无愧于自己的学者职业。

　　来源：法制与社会 2010年27期

　　作者：晋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