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和梁启超都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他们都曾引领时代的学术与思想发展。因此，对他们的思想观念加以比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代中国知识界在面对危机、寻求出路时的心路历程、经验教训。

　　一

　　从成长的时代与环境来看，蔡元培其实是与梁启超、王国维处于同一时代的人物。在面对西学东渐的大潮时，他们都注意到，对于西学的引进、吸收，不能只停留于表面，而应真正深入到学理的层面，从文化的高度来加以把握。这使得他们都注意到科学、美育的重要性，但是各自的态度又有微妙的差别。

　　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曾经总结了中国向西方学习所经历的三个阶段的变化：从器物到制度到文化。这种转变与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的认识逐步走向深入有密切的关系。梁启超认为，在接触西方之初，中国知识界只是见识到了西方的船坚炮利，翻译了一些科学书籍，思想上没有什么震动;到后来见识到了西方政治制度的先进，于是强调中学与西学的互补，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主要是经由日本而接触到西学的，是“不懂外国话的西学家”;直到社会变革屡遭失败，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介绍西方文化，中国在引进西学时才真正延伸到了文化的层面。因此，梁启超在介绍西学时，对西方的科学是极为关注的，同时又注重对西方思想文化的研究，力图以一种科学的精神来贯穿。

　　蔡元培也作过类似的分析，在他看来，中国的欧化历程是十分曲折的：“我国输入欧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继而练军，继而变法，最后乃始知教育之必要。其言教育也，始而专门技术，继而普通学校，最后乃始知纯粹科学之必要。”赋予了教育一种形而上的性质，使教育不至于沦为政治的工具，赋予教育独立的品格，使民主时代的教育与专制时代的教育划清界限。这也是教育观念上的重大变革。蔡元培认为中国在吸收西方文化上经历了如此坎坷的历程，与中国人的实用主义传统相关。

　　梁启超与蔡元培之间的共同点在于，因为他们出生与成长的年代，正是中国面临深重的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的时代，他们从小都接受了严格的旧式教育，儒家思想对他们影响很深。因此，在美学、文艺问题上，尽管梁启超是从政治的需要出发，抱着直接的功利主义观念，而蔡元培则强调学术的独立性，要求尊重美术自身的规律，但是在最终的归宿上，他们都是希望文艺能够发挥变革人心的功效以改变中国的社会现实。这是因为，中国自古就没有纯审美的传统，儒家的实用主义、现世主义把审美与道德修养密切地联系了起来。在危机深重的时代，中国知识分子也不可能像康德那样完全走向纯审美的境界，出于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与良知，他们必须对现实危机提出自己的方案。看似注重纯审美、纯学术的王国维，在政治上其实也是极为敏感，而他提出的以体育、智育、德育、美育造就完全人物，以宗教和美术治疗国民精神疾病的方案，都是他关心现实的表现。在传统与现实的双重压力下，梁启超、蔡元培都是注重审美的功效的，这也就可以理解蔡元培在提倡美育时为什么会从美育的功效入手。而且在他们那里，审美也不是最终的目的，是为道德服务，最终是为了造就具有新道德的国民。

　　当然，在具体的设想上他们存在明显的区别：梁启超是工具论，强调致用，文艺和美育在他那里没有独立的地位;蔡元培则是主张无用之用，有学者把这种观念归纳为“审美功利主义”，以便与梁启超的“政治功利主义”或者说是“道德功利主义”相区别，这是很有道理的。

　　二

　　在引进西学时，新旧文化阵营都注意到了科学的重要性，面对急剧变化的时局，蔡元培与梁启超都认为，这是一个“教育万能、科学万能”的时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五四”时代是高扬民主与科学的时代，在摧毁旧文化的征途中，科学成为现代知识分子手中的有力武器。同时，实业兴起，也有赖于科学。蔡元培从他的教育救国理想出发，认为教育为改良社会的根本，其途径就是培养人才，美学的地位就显得十分重要。推广开来，蔡元培认为科学对于人生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因而在教育上，科学也占有重要地位。因此，蔡元培强调“吾国之患，固在政府之腐败与政客军人之捣乱，而其根本，则在于大多数之人皆汲汲于近功近利，而毫无高尚之思想，惟提倡美育足以药之。我自民国元年以来，常举以告人。惟提倡美育，必须先输入欧洲之美学及美术史”。美育要真正为国人接受，还必须借助于学术研究。因而在这一时期，他非常重视对美学和美术史的研究。

　　但是，一战的爆发，却让中国的知识界对西方深感失望，由此也带来对科学的反思。梁启超原本也是对科学推崇备至。在一战结束不久，梁启超前往欧洲，他发现“科学昌明之后，第一个致命伤的就是宗教。……哲学家简直是投降到科学家的旗下了”，于是唯物论者建立了“纯物质的纯机械的人生观”，否定自由意志，以致道德问题都受到了怀疑。梁启超虽然表示“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但是西方战后的现实以及部分西方学者对东方文化的推崇使梁启超深信作为西方专利品的科学不能担负起拯救人类的重任，所以中国人对世界文明也担负着责任。因此，梁启超认为，只有中国的传统文化，才能最终拯救世界。

　　梁启超在审美观念上的政治功利主义态度使他把文艺直接当作了政治宣传的工具，因而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他才会把小说当作新民的最有力的工具。但是蔡元培在接受西方的哲学、美学思想后，思想观念发生了转变，与王国维更为接近了。他强调“精神之快乐”的重要性，于是科学、美术应运而生，“自初等小学始，以至中学，即可注重实业、美术，其中可包括文学等”，美术“似无用，非无用”，因而与人生密切相关。

　　在这一问题上，蔡元培与梁启超不一样，他有自己的见解。他固然对“科学万能”产生深深的怀疑，但并没有完全否定科学。蔡元培发现“现在的世界，一天天望科学路上跑，盲目地崇尚物质，似乎人活在世上的意义只为了吃面包，以致增进食欲的劣性，从竞争而变成抢夺，我们竟可以说大战的酿成，完全是物质的罪恶”。在蔡元培看来，一战是人盲目地追求物质的结果，因而科学反而变成了帮凶。要真正制止战争，还是要从人性那里找原因：“根本办法仍在于人类的本身。要知科学与宗教是根本绝对相反的两件东西。科学崇尚的是物质，宗教注重的是情感。”

　　三

　　蔡元培是把教育当成一项系统工程来加以研究和推行的。1913年冬，蔡元培到法国，与汪精卫、李石曾等人商议创办《学风》杂志。在《学风》发刊词中，蔡元培提出要以世界之一分子的地位，与他人“通力合作以增进世界之文化”，而其中合于世界主义的，就是科学与美术。在《哲学大纲》中，蔡元培进一步明确了哲学、科学、美学之间的关系，从价值论的角度探讨了美学，提到“科学在乎探究，故论理学之判断，所以别真伪;道德在乎执行，故伦理学之判断，所以别善恶;美感在乎赏鉴，故美学之判断，所以别美丑，是吾人意识发展之各方面也”。在《简易哲学纲要》中，蔡元培进一步认为“以伦理为中坚，而以论理与美学为两翼，这才是最中正哲学”。蔡元培由此建立起了意志—知识—情感、伦理学—论理学—美学、道德—科学—美术、真—善—美等相互联系而又内在对应的框架结构。落实到教育上，就是德育—智育—美育的体系架构。

　　梁启超也曾提出过趣味教育、情育等观念，显然也是对艺术教育的重视，同蔡元培一样，他的艺术教育思想也是立足于人生，力图找到人生的趣味，使人的情感世界丰富完满，这样的人生才是有意味的人生。

　　从人的精神、心理层面入手探讨人格问题，依据知、情、意的划分提出智育、美育、德育，其根据显然来自西方哲学、美学。康德认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席勒则认为“只有各种精神力均衡地混合在一起才能造就出幸福而又完善的人”。在通过思想文化的变革以实现社会的变革这一点上，作为中国现代启蒙思想家的一员，蔡元培与梁启超都吸收了他们的观念与主张。但与西方启蒙思想家不同的是，蔡元培又受到了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古代思想家就很关注自我人格完善问题，他们把自我修养作为达到人格完善的重要途径，在这一点上儒家表现得尤其明显。儒家重视修养，强调自省，他们所要达到的，是高尚的道德境界。

　　总之，蔡元培与梁启超是在其所处的时代提出各自的教育观念，他们能根据实际的需要，推进中国现代美育和艺术教育事业，从而能为教育事业做出自己独到的贡献，只是在实现各自教育理想的具体方法与途径上他们存在着一定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