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现代中国新闻事业的不断发展，我国新闻传播事业也在不断的进步。中国新闻传播的历史源远流长，特别是近现代以来，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新闻人用如椽之笔谱写了一曲曲壮美诗篇。下面是学术参考网小编整理的关于中国新闻传播史论文范例，欢迎大家阅读欣赏。

　　第1篇：中国新闻传播史现代化手段教学漫议

　　一、中国新闻传播史运用现代化手段教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必要性

　　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开始于唐代，而人类的传播活动几乎是与人类同时出现的。

　　人类早期的传播方式之一——岩画，距今已有几万年。岩画是什么样子？都传播了什么信息？世界上最早的报纸（唐代的进奏院状）是什么样子？它为什么被认为是报纸？由外国传教士创办的近代第一份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又是什么样子？《大公报》——中国唯一超过百年的报纸，它的创刊号是什么样子？所有这些问题，如果采用传统的教学手段，很难讲解清楚。而采用多媒体课件，把相关的图片一一播放出来，就可以一目了然，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中国近现代历史风云激荡，既是一部屈辱史，也是一部抗争史。其中，新闻人的呐喊弥足珍贵。从清末的沈荩、康有为、梁启超，到“五四”时期的陈独秀、李大钊、邵飘萍、林白水，再到抗日战争时期的朱惺公，无数新闻人前赴后继，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奔走呼号，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新闻人的职业使命。采用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再配以视频资料，展示他们的照片和他们所办的报刊、播放他们从事报刊活动和生平事迹的视频，要比传统的教学方法更直观、更生动，也更容易为学生接受并留下深刻印象。

　　（二）可行性

　　首先，可以利用数码相机随时随地拍摄文献、报纸、纪念地外景等照片，不放过任何机会。比如，外出学习、参观旅游，都可以拍到有用的照片。笔者在中国人民大学访学期间，就拍了近万张照片。其中，有报纸的创刊号、号外，重大事件的报道，特别是一些著名报纸的原件。如《大公报》，一般看的都是影印件，比原件要小。在中国人民大学期刊室，通过工作人员的努力，找到了一本合订本，笔者如获至宝，拍了很多照片。用这些照片制作幻灯片，要比影印件效果好得多。2005年，笔者去延安，在新闻纪念馆拍了很多珍贵照片。特别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女播音员的蜡像（按真人1：1的比例制作而成），在窑洞里播音，一切都按原貌复原，是那么逼真，拍出的照片也极具时代感，放到幻灯片里，视觉冲击力极强。

　　其次，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大量积累视频资料，巧妙穿插于幻灯片中，使课堂教学更为丰富多彩。中国新闻传播史上的著名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邵飘萍、陈独秀、李大钊、邹韬奋、范长江、埃德加·斯诺等，都可以在网上博物馆、网上纪念馆上找到相关的视频资料。另外，有关电视节目也可以截取下来使用。例如：2007年中央电视台推出3集大型历史文献片《纪录中国》，全面系统地回顾总结了近百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新闻事业蓬勃发展的伟大历程，不仅有许多宝贵的文字和图像资料，还发掘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新闻背后的故事，立意高远，大气磅礴。下载后在课堂上播放，学生看后深受启发。

　　最后，积累影像资料，就是与中国新闻传播史有关的DVD、VCD及录像带等。DVD、VCD可以购买，也可以复制。电视台播放的与中国新闻传播史有关的节目可以随时录下来。学生在校期间不常看电视，这些内容是课堂教学的延伸，可以根据授课内容随时播放（很多都是在课间播放），让学生了解教材之外的更多的信息，大大开阔了学生的视野。

　　二、精心制作幻灯片，使课堂教学立体化、形象化

　　（一）根据教学大纲，精心编辑幻灯片文字信息

　　制作幻灯片的第一步工作是编辑文字信息，然后根据文字信息精心选择图片。

　　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丰富，但幻灯片上的文字信息却不宜过多，必须根据教学大纲进行精心编辑，通过系统地归纳、总结、提炼，做到言简意赅、提纲挈领、条理清楚、重点突出。既要充分反映教学大纲的要求，又要为课堂教学留下阐释的空间，同时还要让学生不论是课上还是课下都能够得其要领，一目了然。另外，还要考虑哪里用图片、用什么样的图片以及课堂提问、师生互动等。笔者就是根据这样的理念认真梳理文字信息的。几年的教学实践证明，这样的文字信息收到了预期效果。每讲完一章，笔者都把讲过的内容整理后通过邮箱发给学生，很多考研的学生复习时都以此做参考，对他们的考试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文字信息整理好后，只是做了前期准备工作，文字的处理非常关键，应注意三个问题。第一，从心理学角度看，学生不喜欢一次出现大段的文字，而喜欢逐句地呈现，以顺应人的认知习惯和教师的授课节奏。传统的教学法中，教师一般是按顺序讲到哪儿写到哪儿，但课件制作时需要非常细心和耐心。选择一些重点条目逐条呈现是很有必要的。第二，文字出现时对文字配以声音效果或动画效果，可以提高学生的注意力和听讲兴趣，但不能用得太多，否则容易引起学生的视觉和听觉疲劳，效果适得其反。第三，每个屏幕上的文字信息不宜太多。

　　（二）根据文字信息，精心选择图片

　　1．著名人物照片——展现人物丰富的精神世界

　　中国新闻传播史上著名人物众多。网上可以收集到很多照片，不可能都用到幻灯片里，必须精心选择。所选照片要有一定的观赏价值和视觉震撼，要能够充分展现人物丰富的精神世界。如梁启超，除了采用他中年时期透着沉稳、睿智的照片，还可以展示他的墨宝——“爱国如家”的条幅，以及他故居简陋的房舍，再配以精彩的视频，一个立体的、丰碑式的梁启超就立在学生面前。再如邵飘萍，“五四”时期的照片英俊潇洒、踌躇满志，他的墨宝“铁肩辣手”更表明他是一个嫉恶如仇的铁血男儿。这样的照片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能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再如毛泽东、周恩来年轻时期从事报刊活动的照片以及他们的墨宝、他们创办的报刊等，让学生领略伟人年轻时的风采以及对新闻传播事业的贡献，可以增强学生的职业自豪感。

　　2．老报纸实物照片——感受历史的厚重

　　中国新闻传播史上最早的报纸、著名报纸的创刊号、著名报纸有关重大历史事件的报道、著名报纸的号外等，尽可能地多收集。介绍著名报纸时，配以创刊号以及不同时期改版的照片，让学生对著名报刊有一个感性的认识。以《大公报》为例，从“五四”时期、“新记”时期、抗战时期，一直到创刊100年，从创刊时的单面印刷书册式到成为真正的报纸，其间几次改版，把有关《大公报》发展的照片放到幻灯片里一一展示，再结合观看《大公报》百年DVD，学生对这张百年老报的发展脉络就有了一个立体的、全面的认识。又如，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发生后，《新华日报》发表了周恩来的两个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笔者曾专门找到这张报纸，拍下照片放到幻灯片里，字里行间的愤慨、字体的凝重，可以让学生感受新闻人坚持真理、不畏强权、为正义呐喊的大无畏英雄气概。

　　3．新闻史涉及的文物照片——再现灿烂的古代文明

　　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开始于唐代，但是，人类早期的简单信息传播活动却是从远古时代起就已经开始了。要讲清楚人类早期的信息传播活动，就要讲文字的起源，讲最早的文字传播载体，从岩石、钟鼎、甲骨、竹简、帛，一直到纸张，而造纸术的发明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像石刻、碑刻、钟鼎文、甲骨文、竹简、帛书等图片，以及汉代造纸工艺流程图等，都可以在网上找到。用这些文物图片制作成幻灯片，不仅可感，而且能够拓展学生的知识面。

　　三、认真设计互动环节，调动学生的参与意识

　　（一）让学生走进历史

　　学习新闻传播史，必须了解历史。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笔者让学生讲历史：本周历史上发生的大事，每次上课前有三四个学生讲，每个人讲两三件事。对于这个活动，学生们积极性很高。他们课下认真查找资料，互相启发、互相学习，也暗中较劲儿，都想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很多学生把讲的内容制作成幻灯片，有的做得还非常好。比如，“南京大屠杀”“一二·九”运动都被做成了视频，课堂效果相当好。所有幻灯片笔者都保存下来，作为学生的平时成绩记录在案，并作为期终考试成绩的参考。这个活动既调动了学生的参与意识，又培养了他们的动手能力、收集整理资料能力，更重要的是扩大了学生的知识面，锻炼了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

　　（二）启发式教学，引导学生思考问题，随时解疑释惑

　　幻灯片教学基本代替了板书（不能完全取代）。背对学生的时间减少了，面对学生和讨论的时间增加了。在编辑文字信息、制作幻灯片时，就要把课堂提问充分考虑进去。每次课都要有一两个问题，引导启发学生思考，让学生参与其中，带着问题学，学有所思，学有所得。在课堂上，笔者还曾针对近代报刊政论家王韬100多年前提出的中国人要办外文报纸的话题让学生展开讨论。学生们谈古论今，引经据典，谈到对外宣传问题、国家形象问题，特别是结合实际案例——2008年的“拉萨事件”和汶川大地震，大家踊跃发言，以“准新闻人”的理念，结合以后的职业理想，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三）朗诵新闻名篇，活跃课堂气氛，感受时代气息

　　中国新闻传播史上著名新闻人物的名篇佳作不胜枚举，像王韬的《变法》、梁启超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孙中山的《民报发刊词》、邹容的《革命军》、黄远生的《外交部之厨子》、邵飘萍的《飘萍启事》、陈独秀的《敬告青年》、毛泽东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等，讲解这些经典篇目时，就把重点段落播放出来，或者请一名学生朗读，或者集体朗诵，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能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特别是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影响了几代人，笔者在课堂上播放了电视连续剧《恰同学少年》里毛泽东和他的同学背诵该文的视频，最后让全班学生也像毛泽东和他的同学那样一起朗诵。听着同学们充满激情的朗诵，笔者感觉到他们完全被感动了。

　　综上所述，运用多媒体课件进行中国新闻传播史教学，可以跨越时空，还原历史。它的视觉化效果可以大大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和参与意识，师生互动，教学相长，深受同学们的欢迎。

　　作者：韩爱平   张英

　　第2篇：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的集大成之作

　　随着中国新闻事业的不断发展，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迈上了新的台阶。而白润生教授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更是填补了中国新闻史的空白，对于当代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媒体的发展和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工作，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启迪意义。这部著作对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报刊、广播、电视、网络、新闻教育与研究、队伍建设)的兴起、发展、繁荣的历史，进行了全景式的记录，并试图深入浅出、全面系统地挖掘和阐发其中的新闻传播规律。客观平实的观点，珍贵翔实的史料和浓郁的民族风情是该书的鲜明特色。

　　近日，我仔细地研读了白润生教授的著作《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以下简称《通史》)，在里面发现了很多关于民族新闻传播史的新理论、新观点和新视角，很值得我去细细地体会和思考。

　　一、选题重大，意义深远

　　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新闻传播学是中国历史新闻传播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分支。一直以来，少数民族历史新闻传播学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界、民族学界以及文化学界关注和重视的一个课题。

　　主编白润生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少数民族新闻学研究学者。他披阅坟典、钩沉索隐，孜孜不倦、勤于探索，为我国民族新闻学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1994年，白润生教授著《中国少数民族报刊文字报刊史纲》是民族历史新闻学的奠基之作，对各时期代表性的少数民族报刊，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的活动和新闻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为当前少数民族地区的新闻改革，特别是如何在少数民族地区办好带有民族和地区特色、为读者所喜闻乐见的少数民族文字报刊，提供了借鉴。《通史》就是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的基础上完善、编订而成的。迄今为止，他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民族报刊研究文集》、《中国新闻通史纲要》等著作，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他在中国新闻史学界独辟蹊径，筚路蓝缕地披荆斩棘，厚积薄发，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新闻传播学的奠基人。著名新闻史学家、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方汉奇教授曾评价他道：“在中国新闻史学界独辟蹊径，成为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史的‘大家’。”

　　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事业兴起于20世纪初叶，至今已有百年的历史。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空前繁荣，形成了较为系统、多语(文)种、多层次、多渠道的特色鲜明的新闻传播体系。随着我国民族史学研究的不断发展，我国少数民族历史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也由“冷门变热点”。但是，系统论述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历史，跨越百年少数民族新闻事业发展历程，内容涵盖少数民族报刊、广播电视和网络发展历史，深入分析少数民族新闻教育与新闻单位的经营管理，以及全面记录各个时期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的历史贡献的专著，《通史》乃是第一部。它以我国少数民族的新闻传播事业为著史视角，将民族新闻和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作为研究对象，全面描述了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史实、民族新闻机构及其业务活动，填补了我国新闻传播史学研究的空白点。

　　这部《通史》的出版可谓选题重大，意义深远。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而言，《通史》取得了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学研究的一次突破性发展；从促进民族文化繁荣的角度而言，该著作丰富和完善了少数民族文化研究的内涵，对于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和指导作用，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

　　二、分期科学，结构独特

　　《通史》分上下册，除序、跋和附录外，分为四编12章共71节，约计100万字。可谓是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发展史的集大成之作，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通史。白润生教授从历史分期上寻找创新点。根据白润生教授的介绍，目前出版不同版本的历史新闻传播学著作的历史分期，大致分为三类：一是以报刊历史的宏观发展为标准；二是以中国通史的传统分期为标准；三是以著名新闻工作者的活动和新闻史上的里程碑事件为分期标志。他参照三种分期法，对其进行再创新。他提出，“以新闻为本位，按照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活动发生发展所呈现出来的独特阶段性划分。从而较为准确地摹写出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演进的各个分期、各个阶段的各种新闻现象和传播活动的本来面目。”基于此，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的历史分期如下：第一编蹒跚学步(远古—20世纪20年代)，包括报刊产生前的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少数民族的办报活动；我国早期的少数民族文字报刊等三章。第二编峥嵘岁月(20世纪20年代—40年代末)，包括少数民族现代报刊萌芽与雏形；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初步发展阶段等两章。第三编火红年代(20世纪40年代末—20世纪70年代中叶)，包括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深入发展阶段(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中叶)和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特殊发展时期(20世纪60年代中叶—70年代中叶)两章。第四编满园春色(20世纪70年代中叶—20世纪末)，包括以党报为核心的多层次、多种类、多文字的民族报刊体系；多语种、多层次、多渠道，较为系统的新闻传播体系的形成；少数民族新闻教育的兴起与发展；少数民族新闻研究的初创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等5章。这种分期方式本身，既打破了传统历史分期法的理论格局，又借以向我们再现了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的自身的内在规律，具有理论创新意义。

　　三、深入浅出，图文并茂

　　毋庸置疑，少数民族新闻史是立足于少数民族新闻事业发展基础上的。55个少数民族中，除了壮族、朝鲜族、回族、满族等部分少数民族以外，大多数读者对其他少数民族还是缺乏认知的，因此，读者在理解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困难。而《通史》正是这样一部深入浅出的著作，为读者排除一定的困难。

　　首先，作者在介绍各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活动时，适当地加入了对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化等大背景进行论述，更通俗易懂。比如，专著中在介绍彝族报刊发展之前，先对我国彝族的基本发展状况进行了必要的阐述和说明。这样有利于读者从根源和基础上掌握彝族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情况。

　　其次，对一些古代文献的翻译，作者煞费苦心，则尽量地避免拗口晦涩。这不仅是一部可供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专家研究的文献，也是学问尚显单薄的学子们可以通读领悟的著作。

　　再次，语言形式多样，图文并茂，不枯燥，不繁琐冗长。《通史》为一些新闻事实配发了照片，展示早期民族文字报刊的样子，让读者对报纸的印象更为直观。可谓图文并茂，把一个更客观、更真实的面貌展示在读者眼前。书中也没有史料的重复与堆砌，在材料的选择上详略得当，详细介绍的历史报刊、新闻人物都是在民族新闻传播历史上有过重大影响，做出过突出贡献的。

　　四、史论结合，占领前瞻

　　学术和文献价值兼备的《通史》回顾、研究了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100多年来，兴起、发展、繁荣的历程，寻绎其轨迹，总结其规律，尤其对新时期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的新发展进行了提炼。内容涉及到少数民族报刊产生前的传播活动，首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的问世，与此同时，附录中收录了两篇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办报经验与发展战略的会议纪要，为当今的少数民族报业提供了借鉴；另外还收录了25篇少数民族报刊发刊词(代发刊词)，为史学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附录的参考文献部分：附有书目近百种，辞书工具书9种，期刊与报纸31种，网站13个；全书另有论文与文章索引400余篇。该书还配有70多幅图片。参与写作的50多名作者来自汉族、蒙古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黎族、布依族、朝鲜族、满族等10多个民族，堪称是多民族作者集体劳动的结晶。为了搜集资料，他们的足迹踏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东部沿海和西部边陲的22个省、市、自治区，深入民族地区采风，挖掘有价值的史料。《通史》内容涵盖地域之广、民族之众、新闻传媒之多，都远远超过了此前已出版的同类著作，填补了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空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

　　然而《通史》绝非简单地陈述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历程和现状，而是改变了过去新闻史研究中“述多论少”的一贯做法，着力探讨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通史》将翔实的史料和缜密的论述相结合，将历史发展和时代意义相交融，可谓是史论结合的经典范本。

　　翻开《通论》目录不难发现每章的最后一节都是关于该章的总结和论述。如第四、五、七、八章的结尾分别总结了《现代民族报业兴起的历史根源》、《现代民族新闻传播的鲜明特征》、《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的反思》、《少数民族报业发展的改革之路》。这些都是白润生教授在秉笔直书还原历史的同时，对于新闻事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发出他的生发于心、振聋发聩的警醒。而十二章“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中也着重从“懂新闻、懂民族”的角度分析了《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的基本素质》，并以萧乾、萨空了和穆青等三位少数民族新闻大家为例进行《著名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专题研究》。由此可以看出这些都是白润生教授在研究现象的基础上总结规律、深入调查、认真分析后的思想结晶。白润生教授不仅重视少数民族新闻事业发展变化的社会情境和社会动因，并且力图从当时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变革的大情境中解释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的走向，强调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媒介产生、发展和演进的原因，以期为现阶段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宝贵经验，为建设多元、和谐的民族文化提供具有前瞻性的指导思想。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第四编“满园春色”第十一章“少数民族新闻研究初创时期”，白润生教授着重探讨了《少数民族新闻研究领域中几个争论的问题》，指出了该领域值得探讨的热点、难点、空白点。总结和陈述了当今关于民族新闻的内涵和外延、关于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的界定及其特殊素质的探讨、关于《婴报》历史地位的探讨。《通史》中都尽力做了界定和论证，基本廓清了本学科的学术边界，诊释了本学科的基本概念，探讨了本学科的基本规律，解答了围绕本学科的纷争。对于一些现阶段很难产生定论的问题，也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提出来，留待未来智慧的学者来回答。

　　《通史》可以说是应时而生，目前少数民族的发展问题在全球范围内都得到普遍关注，多样性和多元文化几乎成为任何人难以否定的共同价值观。《通史》的问世，表明我国对于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读毕《通史》，更觉得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有太多值得我们继续研究和探讨的问题，而除此之外，这本书更见证了白润生教授在民族新闻史上探索创新的艰辛历程。可以说，《通史》是目前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历史中内容最为全面、资料最为详尽的一部优秀专著。

　　[作者简介]张玉洁吕彩燕

　　第3篇：新闻传播史体系的三维空间

　　五年前，我曾在《世界新闻通史体系刍议》中提出[1]，世界新闻史体系应该涉及到新闻事业、新闻制度和新闻观念三个层次。以往的新闻历史研究，主要停留在新闻事业的层面，以探索各种新闻传播媒介，如报纸、广播、电视、通讯社演进的历史为主旨。至于新闻传播置身于其中的社会政治制度，及新闻传播本身的制度框架和结构模式，则在很大的程度上被忽略了。而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传播媒介的社会功能和活动空间。此外，任何一个国家、地区的新闻传播，都是在一定的传播理论、专业意识的指导下进行的。理念决定行为。要全面地揭示并且正确地阐释新闻传播演进的历史，就应该把新闻事业、新闻制度和新闻观念有机地综合起来，建构包容事业、制度、意识的整体的三维空间，变单维的新闻史为多维的新闻史，变平面的新闻史为立体的新闻史。

　　一、整体的新闻传播史体系

　　所谓历史，在广义上讲是一切事物以往的运动发展过程。按照事物的不同性质，可以将其划分为自然发展史和人类社会发展史。我们通常意义上使用的历史概念，主要是指的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历史，即与自然界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人类社会以往的运动发展过程。人类社会及其纵向的发展史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结构，即由一系列复杂因素组成的协调一致的有机整体。历史学者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历史学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一文中对这种系统结构，做了精彩的解读：“所谓结构，社会观察家们认为是现实与社会大众之间存在的一种组织、一种紧密联系及一系列相当固定的关系。而我们的史学家则认为，一个结构也许是一种组合，一个建筑体，但更是一种现实，时间对这种现实的磨损很小，对它的推动也非常缓慢。某些长期生存的结构成为世代相传的稳定因素：这些结构在历史中到处可见，它们阻碍着历史因而也支配着历史的进程。”[2]这种系统结构的整体性特征，决定了系统中只要有一个因素或子系统发生了变化，或迟或早必将导致整个系统结构的变化。

　　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系统结构看似混沌，实则是一个有序的整体。我们可以把人类社会历史看成大洋上漂浮的一座冰山。展现在我们面前、能够为我们所直接感知的只是冰山的山顶部分，其水线下的主体部分还有多层结构——至少还有山腰、山麓部分，远比我们能够看见的山顶要大得多，如果不潜入水下，实难窥见其真实面目。所以，仅仅只是看到了山尖部分，决不等于了解全部。客观历史如此，作为社会历史反映的历史著作自然也不例外。波兰历史学家托波尔斯基曾就历史叙事做过深刻的分析。他认为历史叙事与历史实在相适应，也呈现出三层结构。“以陈述序列明确表述的清晰表面层（事实层A）；表述不明确，但间接地（经常是省略三段论式地）包含在表述清晰的层次内的表面层（事实层B）；通常以暗含的方式含在1与2中的更深层次（理论层）”。所谓清晰表面层，是那种读者与之有直接联系，并且其中通常运用真实性的古典标准资料。但它只是一个有着非常深广基础的结构的最高的和可以看见的部分，犹如冰山的山尖。一个叙事的潜在因素采取了层次2和层次3的形式。一般而言，层次2通常是层次1的简单扩充，它并没有改变后者的结构、得出结论的趋向以及解释的途径。层次1因而是层次2的一种独特的简化方式，换句话说，层次2就像层次1的某种不太清晰的注释序列。只有当我们考虑了层次3，新的分析视角才展现出来。“层次3是一个理论层次。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历史学家都明确地提出一种确定的普遍理论，但每一个历史学家，即使他声称要简洁地表述而不承担评价的责任，他都涉及一种确定的有关人与世界的看法”。[3]

　　新闻传播史是人类社会整体历史的一部分，它也是一个由一系列复杂因素或层次组成的有序的系统结构。所以，新闻传播史研究不能满足于“考证确定零零粹粹的事实为毕乃能事；必须进一步，不把人事看作片片段段的东西；要把人事看作一个整个的互为因果，互有连锁的东西去考察他”。[4]借用托波尔斯基的话来说，新闻传播史也呈现出三个密切相关的层次，即新闻传播事业、新闻传播制度、新闻传播观念，三者彼此依赖，相辅相成，共同建构了完整的新闻传播史体系。其中新闻传播事业属于漂浮于水面的冰山的山尖，而新闻传播制度则是水线下的主体部分，新闻传播观念则是一个理论层次，是对于前面两个事实层的深度注解。但是，传统的新闻传播史研究，从总体上讲陷入了神秘的整体性经验，仅仅关注了新闻传播史本身的整体性，看到了各种要素的相互纠缠，但是没有尝试着对整体进行解析，而且试图将整体的历史归结为新闻传播事业的历史。[5]所以这种研究看起来很完整，但是，对于业内人士或其他明白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它漏掉了许多重要的东西。而这被漏掉的东西，对于完整地解释新闻传播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要将新闻传播的历史研究推向深入，或者将其提升到更高的境界，就必须对这种混沌的整体进行深入的剖析。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者阿诺德?汤因比所说的：“如果不在思想上对宇宙加以条分缕析，我们就无法表达，无法思考和行动。如果我们重新陷入这种整体性的神秘经验，我们就无法继续思考和行动。因此，我们必须分解和歪曲地呈现现实，这样才能在我们所发现的真理的指引下行动与生活。”很显然，这种解析并不是终极目的，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在更高的意义上再现整体。所以汤因比说，“思想只要一启动，就会把现实打粹，但马上又会把现实加以组合”。[6]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同样也面临着这一重要的课题，需要使用解析的办法，分解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混沌的整体，那怕这样做会破坏我们凭直觉感受到的神圣的统一，不然的话，我们的研究将难以突破现实的瓶颈，而进入科学的境界。

　　二、新闻传播史体系的三维空间

　　面对以混沌形式呈现的整体的新闻传播史，如果我们不想使自己的研究流于形式、肤浅，就必须将它分解成若干孤立的片段，这样才有可能深刻地理解历史。但是这种分解或者分类无疑会在一定的程度上扭曲地呈现历史的状貌，或者割裂各个片段之间本来就存在的不能分解的联系，这是历史学向深度进军的不可避免的后果。笔者以为，对新闻传播史整体的简单易行的分解是三分法：即将新闻传播史分解为新闻传播事业、新闻传播制度、新闻传播观念三个层次（子系统或组成部分），它们彼此依赖，相辅相成。循此而观察新闻传播史，给予我们的将是全然不同于分解之前的感觉。

　　首先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的冰山一角，就是新闻传播事业。我们置身于信息社会，被媒介化环境所包围，媒介信息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任何人都摆脱不了新闻媒介的纠缠。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说的，能够离开城邦的人，非神即兽。即便是枯坐守定的高僧，也难御信息于“庙门”之外。不管我们是否乐意，媒介及其传播的信息总会融入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意识和行为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新闻传播活动、新闻传播事业是我们生产、生活中无法回避的认识对象。由于我们的认识规律是由浅入深，由表及里，从近到远，我们对人类新闻传播史的研究，自然也会从简单的易于把握的新闻传播事业着手。新闻传播事业的历史演进成为新闻史学者最早的也是基本的研究领域，是有其客观的历史必然性的。

　　新闻传播事业本身又是一个完整的子系统。其组成要素包括新闻传播媒介、新闻传播技术、新闻事件等。新闻传播媒介有传统的报纸、期刊、广播电视、通讯社以及新兴的网络、手机媒体等，这些媒体产生、发展、沿革的历史，是新闻传播事业史的主体。与此相关的还有，媒介传播业务的变迁，如编辑业务、采访报道业务、发行广告业务、经营管理业务的变化，这些内容共同汇集成了新闻传播媒介的历史。新闻传播技术是新闻传播事业发展中最吸引人的要素。技术的进步不仅决定信息传播的广度、深度，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制约着信息传播的速度、清晰度，甚至深刻地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方式。从口头传播时代到手抄传播时代，进而到印刷传播时代、电子传播时代，乃至今天的网络传播时代，传播技术本身就是划分历史发展阶段的关键节点。在新闻传播历史的长河中，由新闻传播媒介及其从业者主演的新闻事件，始终是引发后人思古幽情的主要兴奋点。英国报人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特别是争取自由报道国会新闻的斗争，美国独立战争前殖民地时期的“曾格案件”，欧洲大革命时期革命派报纸与保皇派报刊的激烈论战，几乎是所有新闻史专家大书特书的内容。所有这些，是新闻传播史的实体部分，抽去这些内容，新闻传播史就无法站立起来。

　　但是，新闻传播事业在整个新闻传播史体系中，毕竟只是冰山一角。其高度、广度及其内涵，主要是由水线下的基础部分决定的。一个国家或地区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水平，报纸、广播电视的普及率，新闻媒体在社会政治生活、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新闻媒体政治参与程度的高低，新闻媒介社会功能的发挥，新闻从业人员的活动空间的大小等，在很大的程度上，与所在国家的制度安排是直接相关的。不同国家新闻传播媒介的法律地位、新闻媒介与权力系统的相互关系、新闻媒介的所有制差异及各种政治文化禁忌等，都会在相当的程度上决定其新闻传播事业及新闻传播活动的状貌。所以，要解读一个国家或地区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历史，揭示其内在的客观规律，必须透过表层现象，进入到水线下面，深入到制度的层面。从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等不同的视角，解读各种制度因素对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

　　考察新闻传播制度的历史演变，可以从特定社会政治体系的宪政安排、经济上的所有制结构、法律上的保护宣示和禁区设置、道德上的规范准则和自律机制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探讨。但是，研究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史的人都知道，在不同时期、不同的政治实体中，同样的制度形式下可能会包含着绝然不同的实质内容。梁启超曾感概地说：“政治组织上的形式，其实无论如何，和实际运用都不能相同。比如中华民国约法，现在似乎仍旧有效。但具文的约法和实际的政治，表面和骨子，相差不知几千万里。若从《政府公报》看，中央政府似乎很强有力，吴佩孚、张作霖亦得禀命中央。如打破了南口，许多威字将军都是由吴、张上呈文，由内阁发表。事实上，骨子里何尝如此？一切大权都不在内阁，吴、张上呈文亦等于一纸命令”。[7]反映在新闻传播方面也是如此。在当今世界近两百个国家中，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宪法中承诺保障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但实质上能够做到的仅是其中极少的一部分；几乎所有国家的新闻媒体都有监督政府的职能，但是其发挥的程度有天壤之别。另方面，不同时期、不同历史阶段的制度安排，尽管有本质与形式上的差异，但是绝对不能否认其历史的继承性。正如孔子所说的，“殷因于周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8]制度安排确定了新闻传播历史展演的舞台空间，规范着新闻传播工作者的职业行为，没有制度的支持，新闻传播事业就失去了立身之基。

　　同时，我们还须注意，不管是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社会的主体都是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9]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人们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却不管这种历史的结局如何，而这种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10]作为历史主体的人，都处于特定的社会地位，有着特定的利益诉求，具有特定的思想、意识、情感。正是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成了社会历史的基本内容。他们创造历史的活动，不是无意识的梦游者般的行为，而是基于特定立场和利益的自主的有意识的行动。梁启超曾经作过如此的表述，“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而人类心力之动因极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数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则其所产生之历史自亦与之同一性质”。[11]对此，恩格斯做过更精辟的解读，“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由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12]各个人的意志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从而对历史产生一定的影响。

　　新闻传播史也是新闻从业者及相关者自我意志的产物。虽然不是每个新闻从业者或相关者都能如愿，在个体意义上，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一定社会一定时期的新闻传播思潮，新闻工作者的专业意识，相关者对新闻媒介的角色期待，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等，在相互交错、冲突、融合中形成合力，会在无形中划定新闻传播进化的轨迹，推动着新闻传播事业、新闻传播制度的演进。因为，如何建构适应社会需求的新闻传播制度，设定新闻传媒及从业者的活动空间，划清公共权力系统与新闻传媒系统彼此领域的界限，规制新闻传播工作者的职业行为等，都是在一定的新闻传播观念的影响下实现的。新闻传播观念的历史是一个“边界不定的研究领域，它需要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宗教史等等为它营构一个叙述的背景，也需要研究者在种种有文字的无文字的实物、文献、遗迹中，细心地体验思想所在的历史语境”。[13]当然，一定时期的新闻传播观念，归根到底是一定时期新闻传播实践的产物，是新闻传播从业者及新闻传播相关者对新闻传播活动的能动的反映。而且这种观念未必总是以完全理性化、系统化的形式展现，在许多场合甚至以具有浪漫情调的幻想出现。但它对于解读那个时代的新闻传播历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历史学家赫伊津主张：“文明史应当像重视人口、税收数字和经济史一样，重视对美的梦幻和浪漫的幻想。”他又说：“当代人生活于其中的幻想具有一种真理的价值”。[14]这种幻想连同系统化、理性化的思考，总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新闻传播活动的展开和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因此，完全意义上的新闻传播史研究，应该透过新闻传播的表象，穿越新闻传播事业、新闻传播制度的屏障，潜入到水线下冰山的更深层的观念部分，这样才能科学地解读、全面地展现新闻传播发展、进化的完整脉络。

　　三、历史进程中三大空间的交织和互动

　　新闻传播事业、新闻传播制度及新闻传播观念的交融，形成了多维的一体化的新闻传播史。研究新闻传播史，必须首先正视历史发展演进的整体性，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子系统的相互依赖、密不可分，另方面则是整体对部分的制约，即多维整体的新闻传播史对新闻传播事业、新闻传播制度、新闻传播观念的影响。单一的子系统的发展进化，不能离开整体的背景，更不能忽略子系统之间的互动。也就是说，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变化，难以从其自身得到圆满的解释，新闻传播制度、新闻传播观念亦然。只有在相关子系统的互动和彼此制约中，才能全面地揭示其进化的动因及其规律。

　　但是，研究者同时也要注意到新闻传播史各个子系统的相对独立性，因为在低一级的层次上，子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结构。所以，从整体上看，每个子系统，包括新闻传播事业、新闻传播制度及新闻传播观念等，都有其特定的发展进化规律，都在“按其特定的节奏演进着”。[15]就观念的发展进化而言，其决定性因素乃在于社会的物质生活方式变革。“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6]但观念有时也会超前于客观现实，领先于、并且指导着后续物质生活方式的变革。特别是在王朝末期症状出现之后，新的观念会成为引发革命或改革的关键因素。美国传播史学者在研究独立战争的历史时认为，“如果把思想观点作为衡量标准的话，可以说革命到1775年就完成了。这样的话，战争只不过是保护新思想的手段而已，其目的是捍卫这些新思想，抵御那些不能接受新思想的人”。[17]新闻传播观念也是如此，它虽然在根本上来源于新闻传播现实，是对当前新闻制度和传播实践的能动反映，但新闻传播观念有时也会先于现实，引领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指导着新闻传播制度的设计。17世纪初期，英国诗人、政论家约翰?密尔顿的出版自由观念，美国独立战争前夕托马斯?杰斐逊关于报纸与政府关系的论述，都是作为现实新闻传播制度的对立物出现的，但由于代表着历史进步的潮流，最终为社会所接纳，成为建构自由主义社会新闻传播制度的指南。

　　一般而言，一个社会的制度安排通常与该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的水平是一致的；新闻传播制度的设计，也受到当地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水平，及新闻传播观念的影响。在一个新闻传播事业极不发达的国家，或者在新闻观念落后的国家，不可能有先进的制度安排。当然，如果国家掌握在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政党手中，还是有可能确立先进的制度安排的。这种制度安排能够促进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为新闻观念的发展提供更大的想象空间；反之，落后的新闻传播制度不仅会成为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桎梏，还会限制新闻传播观念的发展。17世纪初期，英国实行的出版检查制度、特许出版制度，不仅成为英国报业发展的最大障碍，而且成为限制新思想、新思潮传播的决定性因素，密尔顿就是因为出版了未经许可的小册子而受到国会的质询，这才有了《论出版自由》这篇影响深远的历史名篇。反之，独立战争后的美国政府，特别是在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统治下，其保护言论出版自由的宪政安排，确保了报刊独立的政治法律地位，从而拉开了美国报业发展黄金时代的序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在美国占领军领导下进行的新闻改革，清除了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的影响，建立了适应和平宪法的民主的传播体制，从而保证了战后60年日本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

　　新闻传播事业史虽然不等于新闻传播史，但它绝对是新闻传播史的主体部分。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除受到社会经济、文化因素的制约外，还受到新闻传播观念、新闻传播制度的影响。尤其是先进的新闻传播观念，能够激发出新闻生产力的深厚潜力。19世纪美国大众化报纸的兴起，与当时报人的报纸产业化理念是分不开的。上个世纪末中国内地都市报崛起，与报业集团化的进程，也可从中国报人及党政领袖的新闻观念的转变中得到解释。而报业、广播电视业、网络新媒体的发展，不仅会促成新闻管理制度的变化，也会促进新闻传播思想的升华。此类例证，实在是举不胜举。

　　在新闻传播史体系中，新闻传播事业始终是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因为，新闻传播事业作为新闻传播史的实体部分，它总是与生产力直接相连。在工业时代，新闻传播事业不仅是一种产业，更是成为公众的意见论坛和政治斗争的工具，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动荡时期，无论是经济繁荣还是社会凋敝，总是在持续地积累着能量，默默地拓展着自己的生存空间。新闻传播制度则相对地比较滞后，一旦新的制度建立起来，就会具有一定的持久性、适应性和稳定性。说到底，新闻传播制度属于建立于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先进的制度安排能够促进新闻生产力的发展，落后的制度设施则会成为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障碍。制度设施的相对稳定性不等于一成不变，更不能说它是不能与时俱进的僵死的东西。一般而言，新闻传播制度总是随着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而不断地做出新的调适，随着新闻传播观念的变革而改革。甚至不能排除，由于先进的政治理论和传播观念的指导，新闻传播制度会领先于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为新闻事业的发展预留空间。新闻传播观念虽然最终是由新闻传播实践所决定的，是主体对于新闻传播实践的能动的反映，但是科学的观念一旦形成，就能够转化成物质的力量，成为新闻传播实践、新闻传播制度设计的指南。

　　所以，审视人类新闻传播的历史，我们能看到的，有如一场沸腾的马拉松赛，各个运动员在看客狂热的呼喊中，彼此交叉领先，又相互影响，一路向前。每个运动员都有各自内在的动力和逻辑，似乎彼此都主宰着自己的命运，其实，在历史这个竞技场上，他们虽然人各有志，却几乎都是身不由己。在直观上，有时新闻传播事业先于观念、制度的发展，有时新闻传播观念先于新闻传播事业、新闻传播制度的进化，有时观念和制度一起超前于事业、成为促进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动态的发展进化中，这三个子系统唇齿相依，彼此交叉、融会、相互咬合，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在这种情况下，要理清新闻传播发展进化的基本脉络，使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必须建构起新闻传播事业、新闻传播制度和新闻传播观念交融的统一的三维空间。在这种三维空间中，解析各个子系统的互动关系，梳理新闻传播事业、新闻传播制度、新闻传播观念进化的脉络。只有这样才能“解构披着历史外衣的政治和社会神话，”而还原新闻传播历史本来的面目。

　　作者：张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