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鲁克.范.兰根霍夫

　　欧洲可以被视为社会科学的摇篮。尽管社会科学的起源可以被追溯至欧洲发展过程中的许多事件和阶段，如法国大革命、资本主义的兴起以及现代主权国家的出现，“社会科学”这个概念却是在18世纪90年代首次出现于法语之中。

　　不过，是在美国，各种社会科学才得到全面的规范化，并具有了现在为我们所熟悉的形式和内容。也大致是在此过程中，社会科学全面脱离了哲学。

　　如今，西方学界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全球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在1998至2007这10年间，被收入《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SciencesCitationIndex)的所有社会科学论文中，超过一半都产自北美学界；欧洲位列第二，发表论文数约占全世界社会科学已发表论文总数的40％。大多数社会科学期刊也都是用英文编辑的。

　　但正如《2010年世界社会科学报告》所指出的，如今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世界上其他地区学界对世界论文的贡献在逐渐增加。如果以被收入一些国际数据库的论文来计算，1995至2007年间，中国学界论文生产总量的增长速度位居世界第一。

　　这是一个令人高兴的变化一社会科学摆脱“西方偏见”变得真正具有全球性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当下世界面临许多全球性挑战，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金融危机、能源安全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涉及人和社会的因素，不可能仅仅通过技术性方法得到解决。社会科学可能会有助于应对这些全球性问题，但前提是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我们在世界范围内需要更多社会科学研究者；

　　我们需要更多的全球性社会科学理论；

　　我们需要更多旨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

　　我相信，中国社会科学能够对上述三点的实现做出重大贡献。

　　中国政府表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等重要”

　　与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人力和财政资源的全球流动仍然非常有限。与在自然科学上的花费相比，世界各地的政府在社会科学上的花费少得可怜。

　　今后一些年，西方社会不大可能有能力增加它们的社会科学投入，因此我们只能希望从金砖四国(BRICS)获取新的资源来提高全球的社会科学产量。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自然会把目光投向中国。

　　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可能也必须得到进一步发展。这将使中国拥有更多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生和学者。从1981年至今，中国高校教师人数剧增，高校的资金来源和制度支持也有了巨大改善，社会科学方面亦是如此。

　　例如，中国教育部正在大力加强社会科学研究能力，自1999年以来，已经创建了100多个被称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研究机构。这是个令人鼓舞的趋势，既可以促进社会科学研究者之间的内部竞争和争论，也可以促使社会科学研究者、决策者和市民社会三者之间进行竞争和争论。

　　后者尤为重要，因为中国正在发生的许多变化都需要得到社会科学界的深入研究。我们能想到的很多问题――高速城市化与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移民、养老金体制改革、法治问题、多元社会中的和谐秩序，以及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依赖程度日益增加等等，都需要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全面关注。

　　因此，难怪中国政府近来表示，对于教育下一代而言，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等重要。

　　为了理解当下这个全球化了的世界，我们不仅需要更多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还需要更有抱负的研究纲领和更多的努力。社会科学研究者需要在全球层面上提出理论、发表洞见。

　　我们需要一种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方法，它应该超越国家，从全球视角看待问题。

　　西方学术体制里似乎已经没有什么空间可供发展全球性社会理论，于是这里的问题是：中国新兴的社会科学体制是否将有能力为应对这些挑战做出贡献？

　　近年来中国向西方社会科学持一种开放态度，这很重要

　　最后一个日益迫切的需要就是，更好地整合那些跨学科和超越旧的东西和南北之分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科学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这意味着，现在或许有更多空间以创新的方式发展社会科学。这种创新的发展方式不会受到学科界限的阻碍，而后者恰恰是西方社会科学目前的特征。

　　我们看到，近年来中国向西方社会科学持一种开放态度，这个态度很重要。中国向国外派遣大批学生和学者，也邀请西方学者来中国。这是个好的发展，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应该把西方社会科学的体制和方法论复制到中国。

　　中国的挑战是，去建立更适合处理当下全球性问题的新体制、新理论和方法论。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社会科学能够扮演一个重要的全球性角色，由此也能够真正帮助西方社会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我在其他地方也一直主张，社会科学需要宏大的理论，而这又反过来需要一个更加哲学性的进路。我认为，正是在这一点上，西方社会科学研究者与当代中国哲学之间有进一步对话的空间。

　　孔子的著作是许多中国学者的灵感源泉，但不幸的是，孔子在很大程度上不为西方学者所知或被其忽视。新儒学家冯友兰的著作应该得到西方学界更多的关注；比较中西方关于思想与社会思维方式的研究应该得到绝对支持。

　　综上理由。我认为，在经过多年沉寂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将可以再次繁荣。

　　中国已经做了一些向西方社会科学开放的重大努力，现在轮到西方社会科学共同体向中国社会科学保持同等开放了。如何一起为如何理解和改变我们这个全球化世界做出贡献，这是摆在全世界社会科学研究者面前的一项重任。本文来自《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