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各级国民党政府在其统治区域实行了严格的邮政检查，其目的主要有：防止己方情报泄密，窃取政敌各方面有价值的情报;查禁各种危害其政权的印刷品，实行愚民政策和精神统治，防止人民产生反政府思想;对敌人和潜在敌人，进行物资和经济情报的封锁，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

　　一、引言

　　中国近代，邮电检查在清朝末年和北洋政府时期就开始实行了，最早记载实行邮电经济的时间是1903年，不过在1903—1928年这25年间，无论是清政府还是北洋政府，邮电检查的规模都比较小，次数不是很频繁，执行机构是邮政部门内部的某个职能科室。国民党统治时期，对邮电检查逐渐变得严格与频繁，并且不再由邮政部门执行，而是设有专门的特务部门——如军委会特检处及其下辖的邮电检查所。目前学术界对民国邮电检查的专著和学术论文比较少，只有几篇论文涉及此问题，它们是：王剑智的《论民国时期的邮政检查(1911—1949)》、《一致抗日，继续内争》、《抗战胜利后对日本官兵及日侨的邮件检查》、《抗战时期敌伪政权邮政检查》、王德宁的《新疆邮政检查》、任尔勤的《也谈“检查封条”》、廖发堂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邮件检查制度论述——以湖南为中心的考察》。王德宁和任尔勤的文章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只是邮票学方面的一些漫谈;王剑智的论文基本上只是罗列了民国时期各种政治势力进行邮政检查的基本事实，没有展开论述;廖发堂的论文谈了三个问题：第一是抗战时期邮件检查机构的设置，第二是战时邮件检查的实施办法，第三是抗战时期邮件检查制度的利弊及邮件检查制度的撤废，但是对国民党实行邮电检查的目的没有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论证——当然上述三篇论文给本文提供了起点和思路，笔者希望对此问题进行一些探讨，以便求教于方家。

　　二、国民党实听邮行检查的目的

　　(一)防止己方情报泄密，窃取敌方军政情报

　　在各种政治势力犬牙交错的中国近现代，国民党面对形形色色的各种政敌，为了防止自己的军政秘密外泄，同时最大限度地窃取敌人的情报和了解各种社会思想动态，从而消灭各种政敌于萌芽之中，巩固、发展己方的政治势力，维护其核心政治利益，国民党实行了邮电检查。

　　国民党通过邮电检查，对付北洋军阀，保护己方军事、政治秘密，获取敌人的军政情报。1924年2月29日，广东革命政府——大本营军政部部长程潜给孙中山先生写了一份名为《大本营军政部请令军事机关和地方官接办邮电检查并拨付所欠经费呈稿暨大元帅指令》的报告，报告中说：“窃查邮电信件，关系军事，至为重要，而报纸当军事进行时期，每刺探军事秘密行动，揭诸于报端，殊于军事进行有碍。以故当去岁北江战事开始时，职部即派员专司邮政、电信及报纸检查员之责。除三水邮局检查员，当北江战事终止后，即行撤销外，其广州市范围内，每日邮件多在二十万件以上，殊非少数人员所能办到。计任有检查主任一名，检查员十余名，电报检查主任一名，检查员一名，报纸检查员四名。各员每日服务或自晚至早，或自早至晚，较他员特为辛苦，因每员每日特给津贴五毫。而北江战事开始，以至于现今，军事进行迄未停止，殆无日不在军事紧急之中。已是未能将各检查事项停办。计自开办以来，截至本月二十九日止，应支付三水局检查员薪水津贴、广州市检查主任及检查员薪水津贴洋共二万四千五百四十七五元五角。”孙中山在此报告上亲批示：“着核实以后，每月多少，一并要财政委员会酌拔。”程潜又在孙中山指令稿上添加了相关文字“现在军事尚未结束，所有检查邮电、报纸事宜，未便停止，应仍由该部赓续办理，以一事权，而重军情”[1]。可见早在护法战争期间，国民党就开始进行邮电检查了。为了保护己方军政情报，最大限度地获取北洋军阀的军政情报，国民党政府设立了针对邮政、电信、报纸的专职检查员，仅广州市的邮电报纸检查员就有二十多名，不分昼夜地对广州每天的二十多万份邮件进行严密的检查。

　　国民党通过邮电检查，对付中国共产党。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国民党屠杀了31万革命群众——其中包括2.6万共产党员。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到，而是开始酝酿新的革命，通过红区、白区两条战线，对国民党的统治发动进攻。在北方，中国共产党人利用国民党的白色邮政——中华邮政作掩护，建立了党内最早的地下交通站，以传递情报和党内机密文件。为了镇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国民党开始注重邮电通讯检查。1928年6月，北洋政府垮台，南京国民党政府下令裁撤北京邮政总局，南北邮政统一，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王伯群急忙命令曾经担任贵州、安徽邮务长的南京政府邮政总局局长的刘书蕃重新制定邮电通信检查制度。新出台的国民党邮检制度，不仅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而且检查更加严密，手续更加繁琐，次数也更加频繁。最初的邮政检查由国民党派特务进驻邮电部门有组织地进行，以后根据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及交通部的要求，在全国大中城市的邮电部门设立新闻及邮电检查所，检查所有的报刊、信件和电报，一旦发现进步的书报及信件，立即扣留[2]118119。原国民党军统大特务沈醉承认：“邮电检查所对军统在重庆的特务活动，的确作用很大，从他们每天送到军统局去的材料当中，曾找出过不少线索。当时军统局交给重庆等地公开特务机关去进行复查和侦察的案件中，不少是根据这些材料来的。稽查处逮捕的政治犯，尽管在搜捕时没有找到任何证据，可是解到军统后，便拿出这些材料来作为审讯的资料。”[3]1935年7月19日，贵阳发生了血腥镇压共产党人的“七一九事件”，国民党的情报来源于邮检特务分子程剑声，他在贵阳邮局邮检时，截获了中共贵州地下党人林青化名为“矛戈”从遵义寄往贵阳信件中的内容。特务室根据这一情报线索，于7月19日，先后逮捕了李中量、刘茂隆、汤幼新、陈克勤、吴绍勋、林青、何冠群等19人，并在9月残忍地杀害了林青等一批共产党人，使初建的贵州地下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4]。

　　国民党通过邮电检查，严密监控知识分子、学生和工人。国民党认为，工厂、学校和文化团体是革命活动的主要场所;工人、学生和文化人的思想比较进步，容易接受共产主义，富有革命斗志，因此对工厂、学校和文化团体的往来邮电，特别注意加强检查[5]。

　　国民党通过邮电检查，严密监控民主党派和党内异己分子，对他们进行镇压、迫害。国民党是一党专政，它的口号是“一个政党(国民党)、一个领袖(蒋介石)、一个主义(三民主义)”。将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视为非法组织，都在其公开打击和阴谋破坏之列。因此，邮电检查的对象主要是共产党，其次是各民主党派和国民党内部的异己分子。对各民主党派人士的邮电也一律检查。国民党在世界各地安插特务，特别是在留学生比较多的日本安插了许多特务，对留学生中的政治反对派通过包括邮政检查的各种方式进行严密监控。

　　国民党通过邮电检查，监控日伪。马鸿逵统治宁夏时期，其邮电检查所的一个工作就是窃抄包头绥院日伪占领区的情报。“包绥被日军占领后，傅作义尚控制着绥西、陕坝一带，国民党驻扎在那里的党政军及特务机关，经常向中央汇报日伪情况，遇有这些信件，也均查扣窃抄。”[6]

　　国民党特务就是通过邮电检查，获取中国共产党地下党、革命群众、政治反对派的机密情报，镇压革命和内外政治反对派，打击异己，维护其统治。

　　(二)查禁各种“有害”印刷品，实行愚民政策，统治人民思想

　　国民党对于印刷品的检查也是严格的。印刷品一般包括书籍、报刊及宣传品，凡经邮局收发的出版物，都要检查。当时各地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三友书局、生活书局、读新书店所经销的各种书刊，一般都由邮局寄来，也作邮件检查处理。抗战期间，进步思想不断由外地传入，接受新思想的人日益增多，北京、天津、上海报刊经常通过邮递渠道传入全国各地，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书刊，时有发现。生活书店、读新书店经销书刊的95%以上，在邮局就被查扣了。有时整车书刊被查扣后焚毁，若是重要著作，除焚毁外，还留一部分送给党政部门主要负责人作为“内部读物”保存。期刊杂志如《新华日报》、《解放》、《群众》、《生活周刊》、《抗战》、《世界知识》以及救亡歌曲等，根本不允许邮局发交收件人，一律扣留不发。

　　关于出版品的审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命令各地党政机关，必须经严密的检查后，才能发行。在各省成立了“省出版品审查委员会”，由省、市有关单位派员组成，会址设立在省党部内，有委员八人，审查员七人，另有专任秘书一人。委员会每周开会一次，每月由一个委员轮流主持，负责处理重大问题及担任例会主席。根据该会办事细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禁止出版和销售：(1)违背三民主义，宣传共产主义的;(2)破坏抗战建国纲领，实行地方割据的;(3)破坏军令政令统一的;(4)破坏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5)破坏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6)破坏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7)破坏力量集中、意志集中的;(8)有伤同盟国友好和邦交的;(9)破坏国家总动员法令的;(10)其它违反政府法令政策的。凡发现有与上诉各项规定不符合的，一律查扣、禁印、禁售，并视其情节轻重分别处理。各书店、报摊，出售的书刊杂志，一律送会审查，经发给许可证后，方能付印、发售，否则一经查出，以违反非常时期动员法令议处。

　　国民党通过邮政检查，取缔中国共产党发行的各种进步书报杂志。1929年8月29日，中华民国交通部邮政总局通令全国各地邮务管理局和一等邮局：严禁进步书刊、读本通过邮局寄送，认为“若不严行查禁，流弊何堪设想”[7]。责令各省加大邮检力度，并将中央查禁的100多种“反动”刊物名册抄送各地邮务管理局。这些所谓的“反动”刊物，实际上都是宣传革命的进步刊物，如《共产党宣言》、《列宁青年》、《先锋》、《黎明》、《革命半月刊》、《血潮》、《青春》、《红旗》、《大陆周报》、《工人之路》、《欧美通讯》等[2]120121。1933年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订定的《剿匪区内邮电检查暂行办法》规定扣留下列邮电：关于赤匪或其它反革命之函电及其印刷物宣传品;关于挑拨离间，企图破坏本党，及造谣惑众希图扰乱治安之函电或印刷宣传品。其通则第一条规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以下简称行营)为遏制匪区内反动宣传，断绝赤匪通讯起见，特依据封锁匪区办法第三项之规定订定本办法[7]。在宁夏邮电检查所，凡是共产党发行的报纸书刊，不论落地(投寄当地)或途经宁夏的邮件，一律查扣。当时延安的《解放日报》、《群众日报》、重庆的《新华日报》等，都给宁夏省各厅、局赠阅，并直寄马鸿逵一份。宁夏邮电检查所所查扣的报刊书籍，除了剪贴重要材料外，其余全部焚毁。在贵州邮电检查所，抗战时期，贵阳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友书店、生活书店、世界书店和读新书店等，都经销有从北平、天津和上海邮递到贵阳的进步书刊及其他宣传品，但是这些印刷品往往被邮检人员查扣或焚烧。至于《新华日报》、《生活周刊》、《抗战》、《解放》、《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等革命书报，几乎难以通过邮局发送到收件人手中[8]。

　　国民党通过邮政检查，查禁地方军阀的书报杂志。1930年，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发布《查禁反动刊物之经过》：“查检反动刊物，系由党政军合组之邮件检查所负责办理，即每日讲查获之反动刊物列表分别报告。本月该所呈报之反动刊物，种类繁多，经先后审查，凡已查禁者不计外，其他初次发现于本市者，即呈请行政院通令查禁，或咨当地政府机关查禁。”[9]查禁的刊物有桂系军阀、西北军阀、四川军阀的报刊，如《南宁民国日报》、《陕西日报》、《南口日报》、《国民晚报》和《新川报》。

　　国民党通过邮政检查，查禁民主党派的报刊杂志。1930年2月8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公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为葛覃请查禁国家主义派刊物复中央训练部公函·第267号》云：“准函据中央派遣留日党员葛覃呈称：近来国家主义派在东大肆活动并附呈反动刊物《留东评论》等多种，嘱为制止等由到部。查国家主义派反动刊物《国家主义浅说》、《留东评论》、《醒狮》、《青年党公开党名宣言》、《反俄特刊》，均经本部分别密饬查禁有案。兹据最近调查改派反动书籍有二十七种，定期刊物有十八种之多，葛同志所报均在其内，而其总经售处系在上海爱文书局，已由本部密令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宣传部会商当地政府，按照葛同志及本部调查所得之地址查究，并抄发改派反动刊物目录，密令各省市党部宣传部一体严密查禁，暨各地邮件检查所一体检查扣留。其在日本方面出版发行者，自应遵照中央通过之防止消弭及取缔在日反动分子办法，切实执行，亦已密函驻日总支部查照办理矣。准函前由，相应函请查照为荷。”

　　(三)对敌人和潜在敌人，进行物质和经济情报的封锁

　　国民党为了从经济上打败中国共产党，通过邮政检查对解放区进行物质封锁。1933年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订定的《剿匪区内邮电检查暂行办法》规定扣留下列邮电：关于一切药物书信需扣留审核化验后，再行分别处理;关于一切违禁物品及可疑之大宗汇款，应立时呈报核办[7]。

　　宁夏邮电检查所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封锁商情消息。当时国民党发行的纸币由于一再贬值，引起物价飞涨。因此，宁夏各大商号驻扎外地的办事人员或与之有关系的外地商号，经常用电信互通商情信息。邮电检查所截获查扣这类电信之后积压十多天，在失去时效之后才给予发出。封锁商情的目的，是防止物价暴涨[5]。

　　三、结语

　　总之，国民党为了反对内外政敌，维护其统治地位，实行了邮政检查。其目的主要有：防止己方军事、政治、经济等情报泄密，获取政敌军政情报;查禁对其不利的印刷品;对政敌进行物质封锁;对商人进行商情封锁。对国民党邮电检查的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应该一分为二地进行分析：国民党针对日伪的邮政检查是必要的、正义的，针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邮政检查则是反动的，针对地方军阀和党内异己分子的邮政检查则是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

　　作者：赖晨 来源：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