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的印象里，哲学家似乎距离公众过于遥远，但正是他们的思想曾经或正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生活，我们习以为常的“权利”、“契约”、“责任”和“义务”等等这些概念的形成与流布都与哲学家们的努力分不开。回眸二十世纪，处于剧变之中的中国曾经数次迎来西洋一流哲学家造访，他们不仅承担了交流思想、传播文化的任务，也为我们留下了他们观察中国的方式。这桢照片就拍摄于1955年法国哲学家夫妇让·保罗·萨特与西蒙·波伏瓦对中国首次访问的45天之中，这次访问使对中国抱着好奇态度的西方国家直接看到了这个新生的共和国的生命力。
 
　　萨特携夫人的来访正值中国国庆，他们受到了新中国人民政府国宾级的礼遇，并且将参加国庆日的庆祝活动。1955年9月29日，时任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特意在新落成的北京饭店宴会厅宴请了包括萨特一行在内的外国友人，其中就有当时甚为知名的苏联英雄卓娅的母亲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萨特的夫人波伏瓦对周恩来的印象很深，她回忆说：“周从这桌走到那桌，不停地与客人们碰杯，交换微笑……他特地给卓娅的母亲鞠了个躬。卓娅是每个中国青少年知晓的苏联英雄。”
 
　　1955年10月1日，萨特与波伏娃等作为贵宾走上了天安门广场观礼台。对于毛泽东，波伏娃是这样描述的：“毛泽东就站在他的画像下。他像平常一样，身着灰中带绿的上装，戴着一顶帽子，这顶帽子他不时取下，向欢呼的人群挥舞。”在长达4个小时的庆祝活动中，游行的队伍展示了新中国各个领域的建设成就，游行的彩车上是火车模型、发电机、联合收割机，甚至还有水果和小麦等。队伍中的人们看起来非常快乐——他们或微笑，或放声大笑。在中国呆过很久的新西兰记者艾黎问波伏娃：“你能说这一切都是装出来的吗?”波伏娃据自己的观察认为，这是装不出来的。人们在欢庆节日，因为他们想要欢庆。作为哲学家的波伏娃说：“在这些脸庞上，你看不到奴性，在他们眼里，你也看不到空洞的注视，你看到的是情感。”
 
　　庆祝人群中发自内心的欢乐，也感染了观礼台上的外国友人，不过他们表现得很克制。他们一边观看活动，一边偷瞥其他外国人。在场的波兰物理学家因菲尔德说：“当你看到这些，你再也不想做一个愤世嫉俗的人了。”这话给波伏娃很大震动，她认为：“新鲜就是进步中的中国的显著特点。这种新鲜不时给予人类生活雨后晴空的亮泽。”当天晚上，萨特与波伏娃被邀请到天安门观看焰火。他们与茅盾夫妇被安排在同一桌。除去彼此间交谈外，他们都注意到正在向大家问候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毛泽东也是一样地问候每桌的朋友，他信步从容。中国领导人最迷人之处，就是他们毫不做作。”
 
　　当然，萨特和波伏娃也看到了中国人的一些毛病，不过他们更愿意以另一种角度来解释它：“中国几千年来都有吐痰的习惯，他们觉得在公共场合吐痰很正常，即使在十分正式的谈话中，就像我们经常拧鼻子一样。如果我非得挑一件我在北京最常见的典型物件带回家，我会选择痰盂和热水瓶。”当时中国较少对外交流，中国人在与外国人交往中，表现出很多文化上的差异。这在许多受过较高教育的文化人身上也很明显。有一次，波伏娃与女作家丁玲共同进餐。当波伏娃看到丁玲工作台上有支画笔，便问她是否在作画，但丁玲只笑笑，什么也不回答。其实，这在中国非常正常，也体现了中国人的含蓄，但波伏娃不太理解，因为在她看来不够礼貌。几位受到外国友人直率性格感染的中国人说：“我们有时不知道怎样表达内心的情感。人们常说我们中国人就像热水瓶，外面冷，里面热。”这一点，萨特和波伏娃也有体会。波伏娃认为：“中国人平易近人，能与我们建立牢固的关系。”在北京期间，萨特和波伏瓦还走上长安街头，观察中国普通民众的生活。
 
　　1955年11月2日，《人民日报》刊发了萨特《我对新中国的观感》一文。在这篇文章里，萨特这样来表达他看到的中国发展速度：“这个伟大的国家正不断地在转变。当我到达这里的时候，我那些从中国回到法国的朋友所讲的情况已经不再完全正确。”让萨特感到惊异的，是对旧中国改造任务的巨大：“人们在巴黎读了你们的书籍，看了你们的报告，也还是可以想象的。可要真正掌握这个伟大性的尺度，那却非得要亲自来你们这里……在同一天，看到了鞍山的高炉和附近土墙茅舍的乡村，农民们有的还在徒手耕作。每一天，每看一眼，必定要同时看到古老的中国和未来的中国，才能够懂得你们当前的情况正是这个了不起的和生动的矛盾所构成的。”
 
　　波伏娃回国之后，收集了大量资料，并结合自己的观感，写出一部长达500余页描述中国的著作《长征》。这部书详细介绍了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该书在西方出版后，引起了极大反响，对当时西方世界了解新中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