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学技术即是意识形态”并非哈贝马斯的独创。关于发达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见解，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等人都有过论述。但是，对这一理论做系统且深刻表述的却非哈贝马斯莫属。在哈贝马斯“科学技术即是意识形态”的论断中，反映出他对科技统治论思考的独特视域，从而拓展了早期法兰克福学派观点。

　　关键词：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劳动；交往行为

　　中图分类号：B08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731(2011)04-0030-06

　　如果说尤尔根?哈贝马斯(JargenHabermas)思想的丰富性会让这个时代的人钦佩不已，应该是毫不夸张的说法。因为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中人们所关注和探讨的许多问题都与哈贝马斯的思想密切相关。其中，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即是意识形态”论断更是独树一帜。这一论断，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哈贝马斯在法兰克福学派中的独特地位；与此同时也体现了他非凡的理论勇气及其对人文精神的深切关怀，对学术界、理论界关注现实社会和重视人文精神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

　　一、“科学技术即是意识形态”的理论源脉

　　20世纪的人类面临十分矛盾的处境。一方面，科学技术以及建立在科学技术之上的技术理性主义文化信念，在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推动人类社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生存的面貌。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在为人类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正在悄悄地走向自律，走向异化，并开始成为独立的制约人类的统治力量。显而易见，技术理性孕育着内在的、深刻的文化危机。面对技术世界中人的生存困境，西方哲学界兴起了声势浩大的技术理性批判思潮。M?韦伯(MaxWeber)关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分析、席美尔(GeorgSimmel)关于合理化与物化的批判、胡塞尔(EdmundHusserl)对实证主义的科学世界的批判以及存在主义关于技术世界中人的文化困境的剖析等等，构成了技术理性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技术理性的剖析和批判更为系统、深刻，更具代表性。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都是在否定的、批判的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概念的，抑或可以说，尽管法兰克福学派的几代学者对意识形态分析和批判的视域不尽相同，但是，把意识形态看作是贬义的，是用来欺骗和控制大众的手段，却是他们的共同点。

　　霍克海默(kheimer)和阿多诺(The-odorWiesengrundAdomo)的《启蒙的辩证法》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之一，在20世纪西方文化批判理论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正是在《启蒙的辩证法》中霍克海默系统地奠定了技术理性批判的基本范式。在霍克海默看来，在技术理性统治的世界中，科学技术的发展并没有像启蒙精神所承诺的那样：是人可以自由选择的中性的工具；它可以增强人的本质力量，实现人的普遍自由；是注定要为人类造福的善的力量。相反，科学技术成为自律的、总体性的统治力量，这是一种比传统的政治统治力量更为强大的力量，甚至成为扼杀人的自由和个性的异化力量。他断言：“今天，技术上的合理性，就是统治上的合理性本身。它具有自身异化的社会的强制性质。汽车、炸弹和电影，除非它们之中所含的因素表现出非法的力量，否则它们都会联结为一个整体。”不难看出，霍克海默认为启蒙精神的演化历程无疑是一种悲剧性的辩证法，用他的话来讲就是“从进步思想作广泛的意义来看，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但是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着巨大的不幸。”显然，霍克海默用“启蒙的辩证法”这一范畴对现代社会中技术理性对人的统治及其所导致的后果进行了非常激进的批判。与此同时，他还通过对“文化工业”这一重要概念的分析，深刻地揭示出大众文化作为一种异己力量的消极功能。他指出，文化工业是凭借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和大众传媒技术大规模地复制传播商品化了的、非创造性的文化产品的娱乐工业体系。这种娱乐工业借助科学技术手段，以独特的大众传播媒介，操纵物化的、虚假的文化，成为束缚意识的工具，并以较之以前更为巧妙有效的方法，即通过娱乐来欺骗大众、奴役和统治人。至此，科学技术以大众文化为载体，履行了意识形态的职能，霍克海默指出，“不仅形而上学；而且还有它所批评的科学，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后者之所以也复如是，是因为它保留着一种阻碍它发现社会危机真正原因的形式。说它是意识形态的，并不是说它的参与者们不关心纯粹真理。任何一种掩盖社会真实本质的人类行为方式，即便是建立在相互争执的基础上，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毫无疑问，霍克海默的技术理性批判和大众文化批判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以及20世纪的文化理论的批判思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当属马尔库塞(HerbertMareuse)最为尖锐。20世纪60年代，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描述了在技术理性统治和技术异化的世界中现代人异化的生存境遇和状况。“单向度的人”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性批判的又一重要表述，与霍克海默的“启蒙的辩证法”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的理论中揭示和分析了科学技术发展的两重性。他指出，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呈现出两面的性质：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使社会财富不断增长；另一方面，科学技术不仅保护了统治合法性，而且本身变成了统治工具，即技术理性的统治。20世纪70年代初，马尔库塞又在《反革命与造反》一书中，用极简练而又极清晰的著名公式表述了技术发展的两重性：“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寓于这样一个公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即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扩展。”马尔库塞鞭辟入里地指出，发达工业社会的技术理性控制是一种比传统“政治暴力”控制更具欺骗性和威力的统治，因为，技术合理性使发达工业社会在行使其统治职能时不再运用强权和暴力，而是借助技术统治的合理性外观――通过不断满足人的物质需求以及大众文化提供的娱乐消遣，由此消解人的否定性和对社会的反抗，使人们心甘情愿地纳入到现存社会秩序中去。所以，科学技术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物质生存条件，而且也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机制。

　　马尔库塞关于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批判更是振聋发聩。在他看来，不仅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人和自然的统治，“技术的逻各斯已经变成统治的逻各斯，技术合理性变成政治合理性。”技术本身作为意识形态，它保护而非消解统治的合法性。他指出，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不是中性的。科学技术在高效开发自然资源和精神资源的过程中，使人工具化，技术的解放力量成为自由解放的桎梏。在技术帷幕背后，呈现出人的尊严的丧失。马尔库塞认为，某种技术共同体把劳动中的个人“整合”或“一体化”到现存的社会体制中，成为劳动机器，不再是社会的反抗力量。换言之，科学技术成为现代工业社会的一种新的统治形式，人作为自由的创造性的实践存在所具有的否定性和批判性被技术理性逐渐消解了，人成为失去批判维度的“单向度的人”，社会失去否定的向度，成为“单向度的社会”。劳动者丧失了人之为人的基本维度，即否定和批判的维度，在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极大的物质满足状况中，“单向度的人”的“幸福意识已经占了上风”。对此，马尔库塞尖锐地指出，“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地位提高了的奴隶，但仍然是奴隶。”技术理性批判是马尔库塞最具特色和最具影响力的理论，这一理论对哈贝马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此，哈贝马斯毫不讳言：“正像我所认为的那样，马尔库塞的基本论点――技术和科学今天也具有统治的合法性功能――为分析改变了的格局提供了钥匙。”

　　二、哈贝马斯对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观点的扬弃

　　可以肯定地说，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从总体上是受到了以往许多思想家相关理论的影响，例如卡尔?马克思(KarlMarx)、M?韦伯、乔治-卢卡奇(GeorgLukacs)等。作为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的领军人物，毋庸置疑，哈贝马斯深受老一辈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马尔库塞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哈贝马斯许多反思科学技术的思想是直接从马尔库塞那里继承而来的。比如，哈贝马斯关于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基础的观点，不言而喻，就是马尔库塞的科学技术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的思想的演变。但是，尽管哈贝马斯秉承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基本传统，却没有沿袭前辈们的研究思路，而是广泛吸收当代各种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使其理论体系和立足点与前辈产生很大的差异，突出表现在对核心概念的解读上存在极大的分歧。可以说这一分歧是哈贝马斯扬弃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观点的关键之所在，从而使其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更为客观中肯和深刻。

　　(一)对于“理性”概念的解读不同

　　立足于工具理性批判的维度探讨科学技术问题是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为代表的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共同特征，他们通过剖析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社会不断合理化的历史进程，深入批判工具理性给西方现代社会带来的种种矛盾和异化现象。霍克海默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和物化意识就是资本主义思想文化传统中所体现的的工具理性在西方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结果，换言之，工具理性就是物化的基础，工具理性合理化的结果导致启蒙运动的理性精神走向自己的反面。理性失去了自身的批判性和否定性，成为维护现存统治制度的工具。基于工具理性批判这一基本理论框架，霍克海默等人，把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等同于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认为科学技术起着掩饰社会问题、维护社会现有统治和导致社会堕落的意识形态功能。

　　尽管哈贝马斯也强调理性，但是他的“理性”已决然不是黑格尔式的纯粹思辨的理性，而是经由语言学的转型、由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范式的转变后，存在并体现人的认识、言说和行为中的“交往理性”。因此，哈贝马斯批评指出，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的工具理性批判否定启蒙的历史意义和思想价值，仍然局限于意识哲学的思想框架之中，抑或说对科学技术仅仅作一种局限于抽象理性框架进行哲学思考是极不恰当的。同样，基于“交往理性”，哈贝马斯对于把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等同于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的观点，持反对意见。正如他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里所说的写这篇文章是为了同马尔库塞的“技术的解放力量――物的工具化――变成解放的桎梏，成了人的工具化”的观点进行辩论的。哈贝马斯指出，在晚期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其结果是社会财富的快速发展、生活水平极大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阶级差异和对抗的消失，而并非如马尔库塞所言，科学技术成为统治人和扼杀人的自由的极权性的社会力量。

　　(二)对于“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不同

　　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是在继承马克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对于马克思后期思想理论的发展，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却不予关注，认定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就是指“虚假的意识”。除此之外，他们把意识形态的内涵作了泛化处理，由此认为不仅晚期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而且科学技术本身就是意识形态。对此，哈贝马斯有其独到的看法，他指出，科学技术作为新的合法性形式，已经丧失了意识形态的旧有形式，而成了一种以科学为偶像的新型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意义上，不能一般地把技术与科学等同于意识形态。具体而言，同以往的传统政治意识形态相比，这种新的意识形态不再具有“虚假的意识形态”的要素，摆脱了由阶级利益制造的骗局、政治空想等。哈贝马斯进而指出，技术统治这种新型的意识形态的辩护标准已经非政治化了，因为它同劳动系统联系在一起，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补偿政策来为自己辩护，因而，它所涉及的范围更加广泛，更加难以抗拒。

　　(三)对待科学进步所持态度不同

　　在马尔库塞看来，发达工业社会的问题和人的困境不是经济钳制和政治暴力的结果，而是技术理性的奴役所致。马尔库塞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带给人们的不是自由和解放，不是主体性和自觉意识的增强，而是人的自由自觉意识的丧失和整个社会的灾难。哈贝马斯对此客观地分析到，尽管技术扩张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实践后果：不仅破坏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导致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民主政治的缺失；而且，科学技术带的丰厚的的物质财富，成为阻止人们反思社会问题的屏障。但是，哈贝马斯并没有像一些悲观主义者那样，彻底否定科学技术，而是持一种理性化的、相对乐观的态度，试图把技术纳入到话语民主之中，把技术知识和社会生活世界的实践意识统一起来。哈贝马斯以非凡的理论勇气设想：既要依靠技术理性，但又不能被其所控制和奴役；只要通过不断地反思和生活世界的民主实践，就会达到整合文化价值传统，建立合法的社会规范秩序和人的个性充分发展的目标。

　　三、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即是意识形态”的独特论述

　　如前所述，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主要传人，哈贝马斯从一开始就与法兰克福学派老一辈的尖锐人物，如霍克海默、阿多诺等有着诸多的思想分歧与冲突，他没有简单地复述前辈的“社会批判理论”或承袭他们的研究范式，而是另辟蹊径，在“晚期资本主义”的视域里使其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有了独到之处。

　　(一)晚期资本主义阶段，国家干预为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

　　哈贝马斯强调，科学技术只是到了晚期资本主义才履行意识形态职能，并不是从来就是意识形态。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最主要的特征是出现了“两种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第一，国家干预活动增加了，国家的这种干预活动必须保障[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第二，[科学]研究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密切；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使得科学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这两种趋势，从根本上破坏了资本主义原有的制度结构。换言之，以科学技术和工具的合理性为中介而建立起来的政治权威和社会制度取代了以交换关系为中介而建立起来的政治权威和制度结构，这是促成科学技术转化为意识形态的关键之所在，表明科学技术已经被用来为政治统治的合法化服务，科学技术已然转身为意识形态了。

　　哈贝马斯之所以考察发达工业社会国家干预活动的增加，用意指向他所批判的核心，即技术官僚的统治。他指出，国家干预的资本主义社会，破坏了资本主义“制度框架的合理性”与社会劳动系统之间原有的联系，改变了原有形式上的自由劳动关系，以公平交换为核心的传统意识形态彻底瓦解了，资本主义统治逐渐陷入了合法性危机之中。众所周知，一个社会政治秩序的合法性，需要有一种意识形态对其加以论证。正如哈贝马斯所言：“在公平交换的意识形态瓦解以后，政治统治就要求一种新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不再可能返回去求助于前资产阶级的(vorbuerglich)合法性形式来兑现”。国家干预则为现代资本主义统治提供了新的合法性论证。首先，国家通过“补偿纲领”把资产阶级的功绩意识形态(按劳付酬的意识形态)的要素同最低的福利保障联系起来，以维护整个社会制度的稳定。与此同时，通过大力发展科技，促进社会财富增长，进而通过财富增长来补偿工人自由劳动权力的丧失，最后达到缩小生活水平差距，消解社会不良情绪，缓和阶级冲突。国家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自由交换失调引发的社会混乱，重建社会成员对国家的信任。于是，科学技术逐渐取代了以往政治、艺术、哲学、宗教的统治地位，成为社会的主要参照系。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断言，传统的意识形态已经过时，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已经悄然萌生。

　　(二)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的重要条件

　　哈贝马斯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技术已经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一般生产力”上升为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化”“科学研究与技术之间相互依赖”是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重要标志。“自19世纪末叶以来，标志着晚期资本主义特点的另一种发展趋势，即技术的科学化(dieVerwissenschaftlichungderTechnik)趋势日益明显……随着大规模的工业研究，科学、技术及其运用结成了一个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工业研究是同国家委托的研究任务联系在一起的，而国家委托的任务首先促进了军事领域的科技的进步。科学情报资料从军事领域流回到民用商品生产部门。于是，技术和科学便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哈贝马斯进一步指出，国家经济借助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社会财富快速增长，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要，同时也俗化并侵蚀了人们的灵魂。“科技就是力量”已深入人心。科学技术在改变人类的生活状况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价值准则。那么，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又是如何履行其意识形态职能的呢？哈贝马斯指出，由于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劳动”越来越符合科学技术的要求，表现为工具行为的“合理化”。劳动的“合理化”意味着生产力的提高、技术控制能力的扩大和人的自我物化的加深。对此，哈贝马斯没有像卢卡奇、霍克海默等人那样谴责和批判，而是客观地承认这是人类生活所必需的。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科学技术在推动劳动的“合理化”过程中，脱离了主体间交往的基础，削弱了主体间合理的“交往行为”，人的“交往行为”越来越“不合理”。因为，人之间的关系已经降为物的关系，最终导致人的全面物化或异化。哈贝马斯进一步指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按照技术的手段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政府则用“补偿”的方法来弥补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用技术的合理性论证统治的正当性。这样，科学技术就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提供了意识形态论证，达到了为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统治辩护的目的。因而，晚期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即是意识形态了。

　　(三)“技术统治论”是“科学技术即是意识形态”理论的核心

　　在哈贝马斯看来，技术理性的统治和传统意识形态的统治是存在差异的。传统的统治是“政治的统治”，在论证其合法性上借助某种信仰或理论，譬如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依靠自由、平等交换原则等。与传统意识形态相比，科学技术是作为非政治的隐形意识形态而起作用的。这种隐性意识形态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能使社会的自我理解与以符号为中介的交往行为相分离，成功地使政治统治“非政治化”。由于科学技术延伸到社会所有领域，并以其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之势态操纵一切，决定一切，呈现出一种以技术万能为主旨的“唯科学主义”“技术至上主义”，科学技术被神化、被泛化，意识形态性被弱化，但是较之于旧的意识形态更加难以抗拒，科学技术变成了偶像。

　　事实上，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国家干预的加强，科学技术力量的渗透，传统的理论体系以及价值观逐渐式微，传统意识形态面临着认同危机，即“合法性”危机。危机的具体表征是，国家不能为其统治制度提供合理性论证，不能为其统治措施提供有效性证明，不能取得民众的信任与支持等等。因而，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便以科学技术的客观合理性来摆脱“合法性”危机，阐释政治权力、论证政治秩序和维护政治统治。为保证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稳定，政府高度重视从技术的角度考虑并解决政治问题。在政治活动中采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在政治运作过程中利用科学技术的程序和规则，并将原来由公众讨论的国家政治问题交付于专家组使用技术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技术化”。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的：“国家的活动通过这些起预防作用的行为导向，被限制在可以用行政手段解决的技术问题上，以至于[国家]似乎可以不管实践问题，实践的内容被排除在它的活动之外。”民众不再关心政治问题而只关心技术问题；不再需要因正确才被认可的合法理由；不再需要被说服、教育甚至强制，就会趋同于社会；反抗性被消解，否定性被弱化，从而在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潜移默化中自觉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使其政治统治合法化，“国家干预主义(dersta-atlicheIntei39;ventionismus)的新政策，要求的是广大居民的非政治化。”除此之外，公众舆论的“非政治化”也是促使“大众非政治化”的重要因素。公众舆论本来是政治斗争的场所和晴雨表，民众通过参与政府的决策和管理开展政治活动。然而，晚期资本主义阶段，公众舆论处于政治的边缘化，“它不管实践问题，……随着实践问题的排除，政治舆论也就失去了作用。”在此基础上，国家借助自己控制的现代化大众传媒让大众深信：科技是理解和解决一切的关键，一切开始服从于技术统治。

　　应该说，关于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异化为一种新的统治力量的分析，体现了哈贝马斯同马尔库塞等其他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共同点。但是，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哈贝马斯明确表示自己在技术统治的原因问题上与马尔库塞有着一定的分歧。马尔库塞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之所以成为一种统治形式，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组织社会劳动的方式有问题，因此，通过价值和艺术整合到科学合理性之中，就有可能消除科学技术的消极作用。哈贝马斯认为，马尔库塞在科学技术之外寻找其消极原因，是没有意义的。在哈贝马斯看来，科学技术本身是“理解一切问题的关键”。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新的非政治的“技术统治”，内在地具有一种合法性论证的力量。在大众文化的背景下，社会和个人生活的各方面乃至社会组织都越来越多地服从于目的理性活动的结构，劳动的工具理性结构明显压倒了交往的价值理性结构，最终，科学和技术取得了某种“独立性”或自律性，成为统治的基础和内在逻辑。对此，哈贝马斯指出，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统治论，表现为“独立的变数”，社会经济的增长、政治的稳定等等均取决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系统的发展似乎由科技进步的逻辑来决定。科技进步的内在规律性，似乎产生了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性(diesa-chzwaenge)……技术统治论的命题作为隐形意识形态(alsHintergrundideologie)，甚至可以渗透到非政治化的广大居民的意识中，并且可以使合法性的力量得到发展”。

　　不可否认，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理论，以独特的视角揭示了技术统治论的实质，开拓了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新思路。针对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所造成的种种弊端，他并没有像法兰克福学派其他成员那样停留在一般的批判和谴责的层面上，不是一般地断言技术与科学的意识形态性质，而是细致地作了一定的限定，从而使其理论表述更为客观、中肯和深刻，体现了其非凡的理论勇气和对现实世界的人文关怀，尽管有一定的“乌托邦”意味。本文来自《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