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取论争中参与度与影响力突出的《文学界》《光明》《夜莺》《现实文学》《文学丛报》《质文》等文学期刊，结合“两个口号”论争的走向和文学期刊的编辑重心，从此类文学期刊介入论争的方式、动机、意见等内容入手，分析了被划入双方阵营的文学期刊所承载的理论话语与编辑倾向。
第一章 捍卫“国防文学”统战性的群体情绪
第一节 学习苏联与“国防文学”的共识
作为舶来品，“国防文学”口号最初由周扬从苏联的“国防文学”引进，后又通过周立波、梅雨、何家槐等人的补充阐释，并响应当时共产国际所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号召，成为文艺界建立统一战线的创作口号。“国防文学”口号的广泛传播，既得益于周扬、夏衍等人所拥有的组织优势，同时又离不开《每周文学》《生活知识》的紧密性出版宣传。本节主要对“国防文学”口号在中国的阐释演变展开叙述，并以早期“国防文学”口号的集中传播载体——《生活知识》为案例，以此呈现“国防文学”主张者对该口号所采取的组织化传播方式。
在阐释了“国防文学”的内涵与任务后，周扬又以描写日俄战争的作品《对马》和《战争》为例，希望作家们描写中国的各大战役和反抗斗争，以此创作中国的“国防文学”，为宣扬扩大民族战争的正义性塑造舆论基础。与1936年的“国防文学”论文相比，周扬此文对苏联“国防文学”的介绍，还仅限于“国防文学”的性质和参照作品层面，并未对创作的方式、题材、理论等展开深入说明，同时，也未对苏联的社会现实与中国的现实之间的差异进行阐释。因此，周扬此时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由于“‘九一八’和‘一二八’的炮火和血腥的气味已经遥远，而更深的民族危机，也还在潜伏状态中，国防的任务，很容易被常态的日常生活所遮盖”②，并未引起广泛关注。不过，该文却奠定了中国的“国防文学”在向中国文艺界扩展时以苏联“国防文学”为模仿对象的基础。1935年底，周立波、梅雨等人就延续了这一参照依据。
第二章 文学话语权争夺与《现实文学》的立场转变
第一节 “国防文学”口号引发的争议
在周立波、周扬、任白戈等人的文章中，都强调了“国防文学”与民族主义文学的对立，这种话语倾向一方面是为了强化“国防文学”所表达的民族意识与民族主义文学者的不同，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国防文学”口号在左翼文艺队伍内部所引起的争议。在“两个口号”论争发生前，“国防文学”论者与徐行等关于联合战线、全民族的文学的辩论，以及与《文学》杂志关于“非常时期的文学”和“中国文艺的前途”等论战对该口号的发展与完善有着重要作用，是“国防文学”推介过程中的重要过渡，并对新口号的提出与论争产生影响。本节就“国防文学”论者与徐行、《文学》之间围绕“国防文学”在阶级性、文学性方面的争议展开分析，并以此作为论证“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提出的背景材料，揭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提出的必然性。
一、与徐行展开的论辩
部分研究者将徐行划入“托派”阵营，认为徐行反对“国防文学”与陈仲山写信给鲁迅都反映了“两个口号”论争并非“周扬派”与“鲁迅派”的论战，还有“托派”的加入①。不过据资料显示，徐行并非“托派”，反而与左翼运动关系密切。徐行原名徐褐夫，江西修水县人，1923年曾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地方团委书记，1936年由党组织选派到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其后在该校留任，并加入联共，1930年底回国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33年与中共党组织失去联系，未及时转接组织关系②（又有一说法是“回国后因不服从组织分配而未能转为中共党员”③）。徐行于1934年陆续在《礼拜六》《生存月刊》《木屑文丛》《动向》《海燕》等由左翼作家编辑的刊物上发表文章，主要进行政治经济与文艺评论，但他“不是托派，他不是作家，也不是 什么‘鸳鸯蝴蝶派’”④。这些资料来源于与徐行有交往的吴奚如以及其任教的学校同事，具有可信度。徐行既不是“托派”，又与左翼作家有交往，那他反对“国防文学”就不能如周扬所说的“现在托派（指徐行）跳出来攻击‘国防文学’了，这说明我们的口号是正确的”⑤。因此，从他与周立波、何家槐、周扬等人的论辩中，可以揭示“国防文学”论者的理论偏向，在一定意义上，也能呈现“国防文学”论者的阐释变化。
第三章 《光明》杂志对“两个口号”论争的反思
第一节 反对另立名目的口号与组织
《光明》半月刊作为20世纪30年代的代表性进步文艺期刊，早已有研究者对该刊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光明》半月刊的“集体创作”与戏剧理论、作品是主要的研究关注点。尽管何建立、司晓磊两人的硕士论文中对该刊参与“两个口号”论争有过论述，但由于两人的研究着重于刊物的整体呈现和戏剧出版研究为主，故只对“两个口号”论争作了时间线的梳理，未深入讨论《光明》在“两个口号”论争中的立场的发展脉络和实践的方向。细读《光明》半月刊的相关文字，该刊自创刊起便是“国防文学”的支持阵地，发表了周扬、徐懋庸、陈北鸥等人反驳“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文章，并推出了“文艺家协会一日”特辑，主张广大文艺家联合起来，积极响应“国防文学”口号号召。本节侧重于分析《光明》在“两个口号”论争中的立场及理论倾向。
一、维护和阐释“国防文学”理论
与《文学界》一样，《光明》的创办也与中国文艺家协会的成立有关，都是该协会 “计划出版定期刊物及丛书等事宜”中的实践成果。《光明》半月刊创办于1936年6月10日，由沈起予、洪深主编，生活书店出版，1937年8月10日出版到第3卷第5期停刊，后又改由北雁出版社出版，编者不变，出版模式改为周刊，共出版7期。尽管《光明》存活时间仅有一年，但创办期间坚持“救亡与救穷”的出版宗旨，并在民族形势严峻的背景下发挥了文艺号召救亡的作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随着全面抗战呼声的高涨，《光明》与众多进步期刊一起支持抗战，宣示“在这迫不可待的形势下，凡我文艺界同人，都应有‘投笔从戎’的决心和准备，而在军令未下之前，亦应把笔尖对准着敌人，编辑集中到前线。”①之后又以“战时号外”的形式投入救亡工作，成为抗战时期重要的文学期刊之一。
第二节 编者、读者、作者对“国防文学”创作的纠偏
在“两个口号”论争期间，参与讨论的文章占据了文艺界大量的出版资源，对进步文艺事业有一定的分化影响。不过，在论争中，不少文艺家对创作题材、形式、主题的关注，也极大地推动了报告文学、速写、通讯等新文体作品的创造。作为“国防文学”的实践平台，《光明》出版了不少优秀的集体创作、报告文学、小说等作品，一方面使得“国防文学”由理论转入实践，另一方面也及时地通过作品反映了理论与实践的差距。本节主要讨论《光明》通过编者、作者、读者的互动来更新与纠正“国防文学”存在的部分偏差的创作主张，为扩大“国防文学”的包容性贡献了理论支撑。
一、形成开放的“国防文学”创作共识
随着“国防文学”传播范围的扩大，论者们开始从苏联的“国防文学”作品参照转移到树立国内的“国防文学”标本，《赛金花》《没有祖国的孩子》《生死场》《八月的乡村》等都是被“国防文学”论者反复颂扬的代表作品。同时，为推动创作成果实践，“国防文学”论者不仅在《水浒传》中寻找踪迹，更是要求理论家、批评家“不管它们意识上和技巧上的缺点，应当以主题的意义而得到较高的评价”①，放低了创作标准。更突出的，是“两个口号”都将《生死场》《八月的乡村》作为各自的代表，这充分地反映了“两个口号”在创作层面的一致性，都将抗日救亡的主题作为创作核心。但是，由于“国防文学”论者对“创作自由”的否定，以及力图以“国防文学”统一所有主题的阐释姿态，也导致了“国防文学”创作的同质化趋向，忽视了创作家的个性发展。因此，当论争步入尾声后，《光明》面对读者、作者以及批评家对“国防文学”创作的质疑时，便不得不对“国防文学”的理论阐释进一步补充和纠偏，以促进创作的有效发展与落实。
结语
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发端于“革命文学”论争，在“两个口号”论争中逐渐走向共识。这样一种“自论争始，以论争终”的特殊发展模式体现出左翼文艺运动发展过程中的斗争性，由此带来的相关问题一直受到学界重视。“两个口号”论争因持续的时间长、涉及的范围广、政治的影响大等原因，曾经被划为“两条路线”的斗争，这种以政治风向附加在文学上的评价，对论争中的双方当事人带来了生命、人格以及文学追求上严重的冲击。正因为评价机制的失衡，论争中的人、文以及出版物等被分隔地划入不同的归属阵营里，从而忽视了相互交叉、融合的历史现场。尽管这场论争距离今天已经过去八十多年的光景，参与论争的人也陆续离世，许多历史的回忆也因时间、战乱、个人等因素显得片面、遗缺，还原历史现场的追求仿佛是遥不可及的。所幸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兴盛为这段历史留下了部分可查询的现场材料，在文字、图片的述说中还原一个较为真实的历史语境，为触及文学发生现场提供了重要依据。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文史材料被挖掘与共享，“两个口号”论争中各方的文字史料和期刊原貌得以系统呈现，这为研究与评价此次论争提供了史料支撑。要更为客观地接触历史，承载历史的原始书籍、报刊就成为研究者的关注重心。就中国现代文学的进程而言，报刊在其发展过程中充当了尤为重要的角色，有学者指出“当报纸和杂志成为日常文学批评的工具和文学批评活动的组织者时，报刊媒介就成了文学公共领域最主要的构成部分和支配性力量”①，这为笔者将“两个口号”论争的研究视角立足于《文学界》《光明》《现实文学》《夜莺》《文学丛报》《质文》等文学期刊提供了研究前提。
本文选取论争中参与度与影响力突出的《文学界》《光明》《夜莺》《现实文学》《文学丛报》《质文》等文学期刊，结合“两个口号”论争的走向和文学期刊的编辑重心，从此类文学期刊介入论争的方式、动机、意见等内容入手，分析了被划入双方阵营的文学期刊所承载的理论话语与编辑倾向。
参考文献（略）
（本文摘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