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经济学与语言经济学比较研究
一、引言
从20世纪初开始，伴随着近代工业革命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各学科的思想家对自己研究领域的问题的思考不断推向深入，人们开始觉察论文联盟http://到语言的束缚以及所用语言的困惑，因而自然而然地从各个学科和各个领域的不同研究视角同时发现了语言问题。最早开启“语言转向”的是在哲学领域和语言学领域，例如奥地利哲学家弗雷格，他从研究逻辑和数学中开始关注并思考语言问题；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从对世界的本体论的逻辑思考逐步转向到了对日常语言的反思；语言哲学家奥斯汀等进一步推进语言转向并使其成了当代哲学中最蓬勃兴盛的一维“研究向量”；哲学家海德格尔从自己的哲学思考视角把对语言的反思回归到了哲学的本体论诠释。于是在近代和当代诞生了诸如索绪尔、布龙菲尔德、萨丕尔、乔姆斯基和韩礼德等国际语言学界的思想大师。然而，在经济学领域里，经济学家却似乎很少注重经济学分析中的语言问题，直到20世纪末，博弈论经济学大师鲁宾斯坦才提出了语言的经济学分析和博弈论经济学的语言问题。后来，在经济学研究领域，人们把“语言转向”看成是经济学作为分析人类经济和社会行为及其后果的一门学问之本质的自然延伸以及其理论向深层推进的一个自然结果，同时，这也为语言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哲学和社会科学背景和哲学方法论支撑。
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引领各学科进行深层次研究。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围绕着语言研究，一方面是语言学研究出现了一些分支，另一方面是应用语言学也出现了很多分支，这两项研究在不断取得新的学术成果的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尤其是后者。因为，如果说语言学研究仅仅依靠其内部因素就能够使得以研究自身并取得一定成果的话，那么应用语言学研究则需要借助其外部因素，借助其他学科才能够得以存在并得以研究其自身。因此，应用语言学的研究涉足了很多其他学科或领域，然而却没有涉足经济学科，也没有一个分支直接或间接地涉足经济领域。不论是语言学还是应用语言学，它们给人们的感觉都是语言研究、语言学研究和应用语言学研究，统统与经济以及经济学毫不相关。直到20世纪60年代，在“语言转向”的哲学和社会科学背景下和在哲学方法论支撑下，世界上才开始有学者提出并研究语言与其他学科相互交叉的学问。
提起“语言经济学”，无论是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还是从事语言学研究的学者都有所关注乃至有所研究；而“外语经济学”则鲜为人知，更有甚者把“外语经济学”看成是“语言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出现这样一种看法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原因：一是“语言经济学”已经早已成为国内外专家学者一直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并且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二是“外语经济学”几年前才提出来，是土生土长的，国外几乎没有关注并研究，自然对国内没有产生影响；三是外语与语言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人们自然会把外语纳入语言的范畴。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讲，人们经常提及的“语言”通常是索绪尔的“语言”。他认为，在各种具体的语言之上，还存在着一个人类的具有普遍性的“语言”，这就是“普通语言”。上述有关语言的定义都是“普通语言”的定义，也可以说是抽象语言的定义。语言学研究，作为一种有关语言理论的系统研究，是建立在普通语言或抽象语言的基础之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群体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语言，索绪尔从学术上称为“具体语言”。对一个民族而言，“具体语言”也可以称之为“母语”。而“外语”则正是相对于“母语”的语言。所以，索绪尔所指的“语言”不是我们所说的“外语”，我们所指的“外语”也不完全是索绪尔所提出的“具体语言”。
上述可以归纳出一个结论： “外语经济学”不是“语言经济学”，它们彼此具有相关性，但又是互不隶属的两个交叉学科。
二、外语经济学及其研究范式
（一）外语经济学研究现状
外语经济学的提出及其研究起步很晚，始于21世纪初，而在我国尚未引起语言学界和经济学界的关注。
为什么或基于什么提出外语经济学？庞加莱早就说过：“人们不能互相理解，因为他们不讲同一种语言，并且还有人们不懂的语言（benacerraf ﹠ putman，1983，中译本，102）”。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的一切活动都与人们的语言密切相关，都需要有语言，而且对于人类的个体或群体都需要讲同一种语言才能共同开展交流与交易。我们假设在个体与个体之间或在群体与群体之间或在个体与群体之间建立在不同的语言基础之上，那么，对于某个个体或某个群体而言就需要解决另一门语言问题，即外语问题。然而，人类自从开始研究经济以来，没有哪个国家经济学专家或学者把其母语作为经济理论模型中的变量，更没有把外语作为经济理论模型中的变量。中国也是如此。在今天，中国国民经济对涉外经济的依存度很高，没有外语，涉外经济就无法进行。经济学界会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即“经济现象总是发生在活生生的现实中，由于发展阶段、文化传统、社会制度不同，在西方重要的、必需保留在理论模型中的变量在中国不见的重要；在西方无足轻重、可以舍掉的变量，在中国不见得就不重要”。中国由于其自身经济发展特点和语言特殊性使其经济构成要素与西方发达国家有所不同，外语是中国涉外经济活动中一种不可或缺的特殊因素，但外语从来不是西方国家经济构成要素。外语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无形的社会资源和有形的经济资源，可是长期以来，无论是经济学界还是语言学界几乎始终把外语看作单纯语言而没有把它看作是经济因素予以关注和研究，甚至把外语直接等同于母语，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国内学者较早地提出了“外语经济”和“外语经济学”的概念并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张德富，2004；2005；2009；2010），初步分析了外语经济学形成的背景和研究了与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特别是与语言经济学等等的关系与区别，进而较为明确提出了外语经济学的学术概念、研究意义、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前景。其主要观点：“我们假定把外语看成是经济因素，那么外语经济学便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这里所说的外语既不是语言学研究定义的‘普通语言’，也不是其‘具体语言’，而是由外语+外语人+外语人语言行为三者构成的有机整体。它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不是外加的，而是固有的。在涉外经济框架下，外语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它的本质不是语言的，而是经济的，存在于内而非游离之外的因素，贯穿于涉外经济的始终，也贯穿于具体的对外贸易的始终。由外语+外语人+外语人语言行为构成了一个严密的、封闭的和独立的系统，在其内部消除语言固有差异、避免新生差异、优化价值取向、合理配置资源，保证涉外经济的良好运行和发展；而在其外部，有自然接口或界面，与语言环境、社会环境、政策环境、业务环境、人员环境相连接，同时也与外语教育、母语地位密切相关。”对外语经济学内涵的界定不仅从分析、研究层面上提出了一个较为准确和科学的学术概念，而且为全面、系统研究外语经济学奠定了基础。
（二）外语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
从上面的定义使我们能够知道，“外语+外语人+外语人语言行为”是涉外经济活动中外语因素的总和。外语是两个不讲同一种语言的个体之间或民族之间乃至国家之间交流或交易的桥梁，如同在一条江河之上架起一座桥梁使得两岸居民能够进行交往一样，使得他们具备彼此间进行交流或交易的基本条件。没有这个基本条件，两个不讲同一种语言的个体之间或民族之间乃至国家之间的交流或交易则无法进行。外语在涉外经济活动中作为一个因素更像是汽车的发动机、飞机的引擎，汽车没有发动机不可能行驶，飞机没有引擎不可能飞行，涉外经济没有外语就无法运行和发展；而保证外语这个“发动机”或“引擎”在涉外经济活动中的运行速度和质量，一方面是外语人的本质，另一方面是外语人的言语行为。外语是涉外经济活动中的自利经济行为者，它有能力和理性对效益和价值形成理性的最佳化预期。事实上，一方面外语人的言语行为一直受到无形的内在制约，另一方面人类的任何个体或任何民族由于受人类本能行为的反制和受自己民族种种约束的内在制约，人类因此不能也缺乏完全理性。正因如此，表面上的语言问题导致实质上的经济问题。这样，我们围绕外语经济学研究，暂且将其分析研究初步假设为以下四大命题：
1.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是一种劳动。在涉外事务及活动中始终存在并活跃着一支预先经过专门学习或训练掌握并使用某一门或某几门外国语言的外语人（不管是专职的，还是兼职的），通过他们口头的语言互换或书面的语言互换使个体与个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得以进行交往、交易。所以，语言与语言之间的互换是一种劳动，也是一个过程。这种劳动的目的在于为双方架起一座能够共同认可和共同理解的语言桥梁。没有这种劳动及其过程涉外经济活动就无法进行。然而，问题是这种劳动必然会使交易一方或双方要付出代价：一是增加外语人的福利待遇，二是提高交易费用，三是加大交易成本，四是交易时间也会增加一倍甚至更多。人们之所以宁愿付出代价，是因为在这个劳动过程中交易的任何一方都有语言与语言之间互换实现与母语等值或接近等值的预期，以此来进行并实现交易。可事实上，由于以下两个基本原因，人们很难实现语言与语言之间互换实现与母语等值或接近等值的预期：第一个原因，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都以自己的形式而存在，任何一门外语与母语相比之间无疑在词汇、语言特征以及语法结构等形式上有所不同，这说明语言与语言之间存在先天性差异；第二个原因，任何一门语言都是伴随着一个民族的起源、进化和发展而产生、演变和发展的，一个民族的语言始终是适应自己民族的发展和需求。一个民族的语言在人类社会中生成、存在并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其历史原因、所处地理位置、客观条件、人口数量、周边环境以及内部秩序机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除了承载着人类共同的“东西”之外，同时承载着在各种社会活动和市场交易中会产生并逐步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道德的、法律的、信仰的规范和制度的、组织的、习俗的社会机制以及市场秩序的、商业惯例的、制度规则的经济制序以及不同的理性、思维、人生观、道德、公平、正义和价值取向等约束（以下简称约束）。这些约束都蕴含在自己民族语言之中并且通过言语活动为其存在和进化，反过来又借助其语言进行各自界定，进行各自表述，进行各自约束。一个民族的语言已经成为自己民族生存、交易和发展的特有媒介和主要维度。但是，这些都蕴含在自己民族语言之中并且通过言语行为为其存在和进化的约束往往都是非透明的和无形的。对自己民族的语言是这样，对另一个以及对其他所有民族的语言也是如此。因此，在涉外经济运行过程中，对于语言与语言之间的互换，处理了论文联盟http://形式和体系问题只是总体问题当中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处理相关民族语言中蕴含的与自己民族语言所不同的约束。因为“在任何语言中，人们交谈时所用的词语的语义都非常灵活且有时会超出说出的话的字面或话语意义，甚至意义完全相反”，貌似相等的形式存在的差异，实质导致在讨论、研究、描述以及理论再现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生活方式的形成、类型、结构、演化和变迁以及社会生活秩序机制等内涵方面更存在着巨大差异。这两个基本原因将导致我们自然需要研究外语，即研究语言本身。但是，这种研究是一种从就语言为语言而研究语言的语言学研究思路中剥离出来的语言研究，既包括外语在涉外经济领域里的应用特点及其规律研究，更包括外语与母语各自不同的语言构成形式和语言构成体系之间的先天差异。同时，这种研究还在于如何避免外语与母语在互换过程中或然出现的新生差异。
由于客观上存在母语与外语之间的先天性差异以及母语与外语之间互换抑或出现的新生差异，导致在涉外活动中会经常发生有形或无形的碰撞和冲突，进而不是间接地而是直接地影响涉外活动。所以，这种劳动表面上是一种语言互换，实质上是消除先天差异和避免新生差异，从而使语言与语言接近或尽可能实现等值或接论文联盟http://近等值。
4.外语资源配置直接影响外语因素的经济特性。长期以来，人们始终把对语言的认识停留在索绪尔的“语言”和“具体语言”的概念上面，外语一直受语言概念的影响和人为扭曲。所以，外语在涉外活动中，一方面被看成是单纯的语言；另一方面被充分涵盖在整个涉外活动过程中，其重要性和价值就自然被冲淡或回避掉了。当我们站在经济学研究的角度，把外语从就语言为语言而研究语言的语言学中剥离出来，放在涉外经济活动中重新观察时，我们看到外语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这样，也就出现了资源及其配置问题。对于资源配置，并不是因为稀缺才有资源配置问题，即便丰富也同样存在资源配置问题。外语资源配置本身的意义在于使其经济特性更具科学合理，在于其经济效益最大化。
三、语言经济学及其研究范式
（一）语言经济学的研究现状
“语言经济学是一门以跨语言学、经济学为主，同时涉及多种学科门类的新兴边缘交叉学科。它把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到存在语言变量的研究中，同时也研究语言与传统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等”（刘国辉、张卫国,2010）。经济学家grin francois 给语言经济学下过这样的定义：“语言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的范式，它把经济学通常的概念和手段应用到研究存在语言变量的关系上，尤其（但不是仅仅）对那些经济变量传统上也起作用的关系感兴趣”。后来，他在1996年又指出：“下此定义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则，即经济学的特点不在于它研究的话题，而在于研究那些话题采用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把经济学的论证推理方法应用到语言问题上就成为语言经济学的一部分”。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学家、信息经济学开拓者jacob marschak在1965年在behavioral 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语言的经济学》的论文，他在对信息经济学进行研究时揭示了语言的经济学性质，他认为语言作为人类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并且具有与其他资源一样的经济特性，即价值、效用、费用和收益，因此他认定经济学与探究语言方面的优化具有密切关系。他只是提出了语言经济特性的概念，没有深入系统地研究语言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为语言经济学的形成和后来的研究起到了先驱作用。（jacob marschak, economics of language (j) behavioral science）在1996年，经济学家grin francois发表了一篇关于语言经济学的综述文章，提出了语言经济学一直沿用的概念并界定了其研究主题，对语言经济学的研究起到了实质性的推动作用，他认为语言经济学主要是把语言作为一种变量来测度其对经济的作用，并在研究的过程中采取经济学的方法和工具，揭开了语言经济学研究的序幕，标志着语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真正形成。此后，一方面是加拿大和瑞士等国的学者围绕人力资本和教育经济学开展了语言政策的经济性、双语或多语言对收入的影响以及语言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一系列分析研究。另一方面是以色列博弈论经济大师鲁宾斯坦不仅对经济学的语言进行了反思，而且尝试“通过给出‘经济学式的分析’来讨论语言问题，以揭示经济思想与语言研究之间的相关性”。他在2004年出版的 《经济学与语言》一书中，站在“语言的经济学”和“经济学的语言”两个角度，利用经济学的方法和工具对语言本身进行探讨，把语言本身视为一个函数，而非变量，系统地论述了经济学与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从而使该书成为语言经济学的纲领性著作，是语言学发展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
在国内，对语言经济学的关注和研究相对较晚，目前对此进行并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是提出了语言经济学的三大命题，即语言是一种人力资本、语言是一种公共产品、语言是一种制度，比较全面地揭示了语言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
（二）语言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
山东大学张卫国博士从人力资本、公共产品和制度的角度分析论证了语言的经济性质，提出了语言经济学的三个命题，可以作为国内有代表性的语言经济学分析框架。
1.语言是一种人力资本，即体现在人身上的技能和生产知识的存量，是资本的一种形态。界定人力资本投资的范围和内容，关键要看该投资是否能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进而给个人、企业或社会带来收益。在一定意义上讲，语言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人力资本。因为语言知识基本上是知识资本的积累，学习一种或多种语言所花费的费用以及时间是对人力资本特殊形式的投资。
2.语言是公共产品。从消费的角度看，语言同样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在一个语言群体中，特别是一个语言异质性的国家或地区，语言的使用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对公共产品的消费，因为语言传播而产生的收益主要来源之一是语言群体边界的溢出收益。这表现在：语言的传播可以增强贸易往来、知识共享以及推动大多数经济与社会相关活动的组织、协调及管理，尤其能降低不同语言群体相邻或交界地区的信息处理与交流、劳动力流动的成本以及不同语言人群中共享的成本。就像天气预报和大众传媒一样，双语或多语的潜在收益一旦遇到合适的条件，就会被国家或地区其他人群所分享，并且每一个消费者的消费都不影响其他消费者的消费数量和质量，也不能排除其他消费者的消费。因此，一个国家或区域内，语言是一种公共产品。
3.语言是一种制度。人类表达思维的方式总是按一定规则来进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规则就是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语言本身是一种制度，更是一种“社会制度”，因为它具有规范人们言说表达的功能，但它又不同于其他的社会制度。语言是一种基础的社会制度，一切人类制度基本上是通过语言文字所记载或通过言说所表达的，可以说，语言既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又是人类其他制度的信息承载物。有了语言这种制度作为基础，人类社会中其他的习俗、惯例、规范和法律等制度才有可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语言是一种“元”制度，或者说，语言是制度中的制度。语言作为制度并不是指语言的立法制度，而是把语言本身同其他制度同等对待，分两种情况：一是指不同语言作为不同的制度，其效率是不同的；二是指同一种语言在发生（制度）变迁的前后，效率也是不同的。
虽然这个基本分析框架在学术上还没有一个一致的认同，但至少把分析框架提出来了，为我们进一步进行更深层面的分析研究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分析平台。
（三）语言经济学研究的局限性
语言经济学研究起步较晚，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直到目前，有关这一研究基本上比较零散，多半属于描述性的研究而没有上升到系统的理论研究，可以说其研究尚未成型，还没有形成一个被学者们公认的定义，其研究的严谨性、科学性、系统性都有待于进一步商榷。从研究的脉络及其成果来看，学论文联盟http://者们始终是围绕着语言而展开研究的，这些研究基本上还是泛泛的抽象研究，他们把语言经济学中的“语言”要么看成是索绪尔的超凡“语言”、要么看成是索绪尔的“具体语言”，基本上没有落实在某一具体的经济领域。鲁宾斯坦在《经济学与语言》一书中，围绕语言与经济或经济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分析研究了“经济学与语言”，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经济学，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语言，从而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形成了两个学术概念：“语言经济学”和“经济语言学”。但就其总体而言，所有研究都是从语言本身、基于语言本身、为语言本身，即便是人力资本理论和教育经济学结合起来研究也还是没有脱离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这部“圣经”，这也是语言经济学和经济语言学两项分析研究至今在国内外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重要原因或直接原因。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