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全国政治经济学教材与课程改革研讨会暨中国政治经济学教育科研网成立五周年纪念座谈会”于2009年4月11日在安徽大学召开，会议由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秘书处、安徽大学经济学院、《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和安徽人民出版社主办，来自全国40多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就数学在政治经济学及其教材中的应用、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以及政治经济学教材建设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现就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综述如下。
一、关于数学在政治经济学及其教材中的应用
四川大学张衔教授认为，从古典经济学开始，政治经济学就有运用数学的传统，马克思则将其推进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但我们对《资本论》中的数学应用至今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也没有加以充分挖掘。他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数学模型，既要符合数学形式化规范，更要满足政治经济学体系的要求，数学逻辑应该服从而不是代替经济学逻辑。他反对新古典经济学依据牛顿机械均衡思想阐述各方面达到最佳和谐从而回避相互之间利益冲突的数学运用路径，主张我们在运用数学模型过程中，既要对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国经济进行研究，也要客观地揭示其现实矛盾。他指出，经济学不是数学，特别是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很多经济关系还很不稳定，这就限制了数学的使用，因此，对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社会主义部分，要注意运用数学的条件。
中国政法大学侯廷智教授认为，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有不少模型，但他在许多地方尽可能简化其数学形式，甚至放弃了数学运用。他指出，数学模型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也不必都用数学模型来解决问题，有些理论也无法用数学模型来表达，还有一些不用数学模型比使用数学模型更能把问题说清楚。他强调，即使可以而且需要运用数学模型，也要适度使用，不能过度过滥，否则，就有可能脱离实际，陷入形式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余斌副研究员认为：第一，政治经济学跟西方经济学相比，不仅要在道理上胜过，在形式上也不能输，因此，政治经济学借鉴西方经济学使用数学化模型是必要的；第二，从近年来运用数学化模型的体会来看，它只是表达问题的一种方式，本身并不能证明什么，其最大功能是计算，但不同人使用不同的数学模型和不同的计算方法，其结果差异也会很大，要让它去证明什么东西难度是比较大的；第三，数学模型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它只是我们不能不做的一件工作，因此，应该对现实研究保持关注，不要过分沉溺于数学模型之中。
安徽工业大学洪功翔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不在于其数学化模型，反过来，目前出现过分重视其模型数学化的倾向，正表现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信心不足，也容易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引入歧途。他强调，通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而不是数学化来增强其生命力，关注现实问题，克服主观教条，联系市场经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实际，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
二、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
中央民族大学杨思远教授认为，政治经济学在中国走过了60年，可以分为前30年和后30年两个阶段，在此期间，国内发生了两件大事：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国际上也发生了两件大事：苏联解体和当前全球经济危机，这四件事情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学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新中国的成立及当时内外环境注定要引入苏联版政治经济学，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及当时内外环境也必然要求引入西方经济学。引入苏联版政治经济学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对于巩固这个政治制度应当说起到了积极作用，引入西方经济学对于改革开放后开阔国人的视野，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但实践证明照搬照抄也是不行的，特别是苏联解体和当前全球经济危机，说明它们存在明显的缺陷，我们也始终没有超越我们的老师，其根源是没有创立我们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建立中国政治经济学，其目的是研究中国的特殊问题。官民矛盾就是这样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实际问题，苏联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而是要通过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经济管理思想，促进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长春税务学院丁堡俊教授认为，尽管他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就致力于转形问题的数学模型化，但对于数学化模型的政治经济学创新方向还是持谨慎态度，特别是对劳动价值论的研究中使用数学模型，要防止出现庸俗化的倾向。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目前确实处于困境，但中国实践不仅没有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反而为其进一步创新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点，但我们都没有抓住，缺乏对实际问题的关注；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要依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中国化，并在对中国实践经验的总结中得到创新发展。他强调，应把理论放到历史里，不仅放到古代史、近代史，而且要放到活生生的现代史中去；现代主流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始终处于各种思想的批判、继承和借鉴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更加丰富，才能不断出现新成果。
南开大学柳欣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对现实经济问题给出与新古典经济学不同的结论，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明显暴露了其逻辑错误；西方经济学根本没有解释货币，微观经济学关于资源配置的理论没有货币，宏观经济学把货币等于价格水平，这个货币与我们实际中所感觉到的货币是根本不一样的，等于没有货币；政治经济学就是要能够逻辑一致地有效地解释经济问题，马克思价值理论不是相对价格的基础，而是货币理论的基础，是这些总量的货币理论的基础，相关统计变量关系体现的是分配和竞争格局，而我们不少人却理解成技术和生产函数，这是受到西方经济学影响的错误认识；要把价值理解成货币，创造价值才是生产型劳动，企业得用货币计量价值创造，国民收入即GDP则是其加总，马克思再生产公式就是用国民收入核算体系来理解经济波动，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个危机在新古典理论里面是不可能得出的。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董小麟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在经济学说史各个流派之间的比较和借鉴中得到发展，在及时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践经验中得到提升；马克思主义也不能包罗万象，这样才能集中力量研究基本问题，从而不断深化并不断拓展其应用领域，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加深刻和生动，并在深度和广度上促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
三、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改革
南开大学何自力教授认为，政治经济学课程首先要把握其与西方经济学所具有的不同特点：第一，在哲学方法论基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思维具有辩证性和历史感；西方经济学则崇尚个体主义和主观主义，其思维体现的是直线性和静止性。第二，在价值取向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它的历史形态属性和批判功能，主张不断地创新现实和制度变革，《资本论》在这一点上是最典型的；而西方经济学给我们最深刻的感受就是刻意掩饰它的阶级性，尽管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很鲜明，但它却刻意掩饰了这些东西。第三，在服务对象定位上，它服务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社会主义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产物；西方经济学尽管在中国的讲台上非常盛行，但这个学说能不能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起到指导作用，我们认为是值得怀疑的。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卢现祥教授认为，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一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进行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但不能刻板，要容忍多元化价值观的存在，要考虑到我们学生的特点、兴趣和需要，否则就很难达到教学目的；二是要正视社会经济发展对政治经济学体系、范式和方法的挑战，采取开放态度，把政治经济学最新研究成果能够带到课堂中，并吸收社会学、心理学甚至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益成分，来丰富我们的教学内容；三是要坚守政治经济学自己特有的领域，不能东拉西扯，而是主要集中于生产关系和制度层面，注重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演化过程，把经济运行中一些问题活生生地告诉学生，使他们能够观察到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的优势、问题以及改革趋势和变化，只有这样，政治经济学课程才能对学生具有吸引力。
清华大学赵准副教授介绍了清华大学“中级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开设背景、教学目标、教材以及该课程所传授的有价值的思想。就开设背景而言，国际上新政治经济学的探索方兴未艾，仅著名学术著作出版社Routledge自2004年开始出版的“新政治经济学丛书(NewPoliticalEconomy，ARoutledgeSeries)”，到2009年3月就已经出到第13本，同时，国内外不少大学对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层次和结构进行了探索，而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经济学所则本着与经济管理学院学科共建、优势互补的方针，把理论经济学尤其是政治经济学作为学科发展的重点方向，故从2006年起就开始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了“中级政治经济学”；就教材和该课程的有价值思想而言，清华大学选择了巴里·克拉克(BarryClark)撰写的PoliticalEconomy：AComparativeApproach(政治经济学——比较的观点)英文原版教材进行双语教学，主要向学生传授了以下重要思想：(1)超越新古典经济学的所谓主流地位，把政治经济学流派按照对个人主义和共同体，以及对平等和等级制的看法划分为古典自由主义、激进学派、保守主义和现代自由主义，对之进行对比研究和平等对话，倡导一种多元、包容的政治经济学学科视野；(2)归纳了9个政治经济学的当代议题：政府和市场、通货膨胀与失业、贫困与不平等、劳动与产业、少数民族与歧视、性别的政治经济学、教育与文化、污染与环境和国际贸易与发展等，以4个派别各不相同的视角对这些问题争论的根源、实质以及解决问题的对策进行了比较研究，展示出政治经济学在所有重大的基础理论问题上都存在争议，这是一门未完成的、期待着焕发生机与活力的常新学科；(3)明确提出政治经济学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和价值相关性。针对新古典经济学源远流长、坚持不懈和日趋强化的摆脱价值判断(valuefree)、去意识形态和数学化的努力和取向，教材一一剖析了新古典经济学所提出的所谓“客观科学”的重要论断，发现它们全部是规范性的价值判断，其实质就是意识形态。
安徽大学马怀礼教授认为，学习政治经济学要坚持几个基本指导思想，一是要面对实际问题，认清经济背后的理论；二是要把经济形态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既不能阻止，也不能跳过；三是要承认劳动资料是起点，如果认为物质生产是起点，那还没有认识到位。他指出，只要起点、方法和进程正确了，那么它的自然延伸就是正确的，不能加入自己的主观意识。他因此强调，在教学过程中，第一，要牢记经济发展是一种自然过程，我们必须尊重它的发展阶段，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不可逾越的阶段；第二，要密切联系实际，要关注两头，重视中间，一头是生产力，也即劳动资料的革命，特别是工具和系统的革命，一头是制度创新，中间是生产方式，资源合理配置要求与它相适应的分工协作关系；第三，逻辑上要打通通道，生产方式发展的规律在所有制关系这个平台约束下继续延伸，生产方式是一般，所有制关系的约束是特殊。
四、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教材建设
安徽大学荣兆梓教授评论了现有大多数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体系结构，认为所谓两部分模式(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是为突出两种经济制度的本质区别而设计的，不适合讨论二者的共性特征，与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最新认识已经不相符合。而一些人主张的三部分模式(市场经济一般＋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则容易导致太多重复。他主张按照程恩富教授较早使用的“一贯到底”模式编写教材，即将马克思阐述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逻辑拓展到市场经济一般，以市场经济共性特征的分析为主线，穿插分析两种经济制度的个性。无论是讲商品、货币还是资本，每一章节在讲完了共性之后，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对照，从理论经济学角度展开比较分析。他强调，这种结构有三个优点，第一是有利于充分讨论市场经济的共性；第二是在两种经济制度差异的讨论中，可以比较灵活地安排内容，更加准确地把握要点；第三是可把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贯穿始终，不仅贯穿于资本主义部分，同时也贯穿于社会主义部分。他介绍了自己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新编教程》(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的框架结构，指出这一教材对“一贯到底”模式有三点贡献：一是通过“公有资本”范畴的理论探索，更加明确了模式的主线；二是对市场经济共性特征进行了更加完整的表述，使学生更容易理解两种经济制度的个性差异；三是在完整把握市场经济共性特征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与历史地位进行重新表述，指出社会主义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一种形式，一条发展路径，它的历史地位应当重新认识。
西北大学任保平教授介绍了其参与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的分析思路，就是回归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劳动价值论，然后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共七大块，第一篇是生产方式和基本经济制度，第二篇是生产理论，第三篇是交换理论，第四篇是分配理论，第五篇是消费理论，第六篇是宏观经济理论，第七篇是经济全球化理论。每一篇里都是从一般到具体。比如生产方式理论部分，先讲形成生产方式的一般理论，再讲资本主义生产理论，紧接着讨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其中先是讲经典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然后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理论。
中国人民大学孟捷教授介绍了他们翻译的美国学者鲍尔斯等人撰写的教科书《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的基本特点。第一，书中提出，政治经济学倡导三维经济学的方法，即同时研究经济中的水平维度(市场交换)、垂直维度(企业内部以及其他社会结构中自上而下统制关系)和时间维度(技术创新和制度演化)，而新古典经济学只强调了水平维度；第二，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全方位批判，特别是推翻了“经济人”假设、完全契约假设和规模报酬递减假设，他们认为新古典经济学这三个假设是牛顿式的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第三，体现了从古典经济学到马克思的一个传统，就是剩余的分析，有剩余产品的概念，同时保留了阶级概念，分析了生产过程的阶级性，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个有可能被超越的、暂时的生产方式；第四，强调了政治经济学的跨学科性质，认为其研究领域覆盖了当今社会科学的大多数领域，不仅包括经济学，还包括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等，而新古典仅从其他人类政治文化之中抽象出一个领域。
[责任编辑陈翔云]
来源：教学与研究 2009年7期
作者：张治栋 华德亚